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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江西诗派是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受江西诗派影响，后亲历战争生活，因而从江西诗派的诗法中解脱出来，自成一家。在陆游留存至今的9 300余首诗中，示子诗有180余首，占据总数的五十分之一。在面对亲人时，人往往能袒露心迹。从陆游的示子诗创作中便可看出，即使在晚年，他也没有抛弃曾几传授给他的江西诗法，人们应该重新看待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一、灯传江西——陆游诗中受江西诗派影响的痕迹
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学观念有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悟入论”。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注重诗内功夫，讲究篇章结构的经营，句法、字法的刻意锤炼，并提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因此善于揣摩古诗文之用意用语，熟用典故，达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境界。
陆游的诗歌创作，深受江西诗派诗风的熏陶和影响，他的诗歌语言精细考究。在示子诗中，陆游自述“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因此，在示子诗中，他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例如，《示儿》（卷二十四）“字字讲构型，仍要身践履”，其仿效韩愈《题张十八所居》：“端来问其字，为我讲声形”；《雨闷示儿子》（卷三十九）中，“我家本好畤，灞浐可躬耕”一句，典故出自《史记·陆贾传》：“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又仿效韩愈《赠张籍》：“便可耕灞浐”；《示子聿》（卷五十一）“雨暗小窗分夜课，雪迷长镵共朝饥”效仿杜甫《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示儿》（卷五十四）中，“得道如良贾”，典出《老子》：“良贾深藏若虚”；《示子遹》（卷六十一）“本来尧舜身亲见，孰谓丘轲道不传”见韩愈《原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妙理岂求逢掖外，淳风宁在结绳前”一句出自《礼记·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读书示子遹》（卷六十三）“告归幸见听，泊与淡相逢”化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是为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淡与泊相逢，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由此观之，陆游在示子诗中，或化用前人语句，或使用典故，所使用之语典，多采自前人诗文，其中又以唐诗为主，从采择之诗家对象，亦可想见其语典之色彩。江西诗派素有点铁成金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陆游以议论为诗，以用事为诗，对典故加以运用和研究，可见他对江西诗派倡导的诗内功夫从未嫌弃，而是继承之、发扬之。
除“点铁成金”“堕胎换骨”外，江西诗人还力倡“悟入论”，论及江山之助对增长诗思诗艺所起的作用。江西诗派强调悟入论，陆游论诗也强调“悟”，在他写给儿子的诗中，多次谈论到诗歌创作要饱读诗书，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外部环境的感发。在《示儿》（卷二十二）中，他写道：“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六经示儿子》（卷三十八）中有：“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示儿子》（卷四十一）：“道在六经宁有尽，躬耕百亩可无饥。”《书志示子聿》（卷五十三）：“载笔敢言宗汉史，闭门犹得读庄骚”……嘉定元年秋，时陆游84岁，其诗《示子遹》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在此诗中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早年作诗只知道锤炼字句，中年才悟得“诗家三昧”，明白诗歌创作需要大量诗外工夫。陆游如何在中年悟得“诗家三昧”呢？这与他从军南郑、亲历战争生活有关。陆游写过一首《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在这首诗中，陆游描述了打球阅马、琵琶羯鼓、华灯艳舞的军旅生活，自述在这个过程中体悟到诗歌创作的奥妙——外部环境激发诗歌创作。由陆游的《示子遹》与《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两诗所描述可以看出，陆游悟得作诗之道的过程：从军旅生活经历中悟得艺术规律存在于各类生活实践中，悟得诗歌艺术经验与人生经验相通。这实则不脱江西诗派“悟入论”的法门。
从陆游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发现，他与江西诗派的渊源深厚，江西诗派讲求的诗艺，对成就陆游的诗歌功不可没，这种影响贯彻了陆游的一生，生动地表现在陆游的示子诗中。
二、新变与不变——说陆游一生不离江西诗派的缘由
现代人论起江西诗派，多数说他们是形式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论及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人们往往以陆游所作《读近人诗》为依据，认为江西末流的诗作一味生涩拗硬、为人厌弃，而从军南郑的经历让陆游从江西诗法的形式主义中走出来，遂摆脱江西诗风的影响，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事实上，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团体，其诗学思想也不是静止的思想，存在一个变化、发展、进步的过程。
宋人生于唐人之后，想达到甚至说超过唐人的诗歌水平十分不易，可以说宋诗和宋代都处于嬗变的阶段。想要超越唐人，翻新出奇，宋人只能推陈出新，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上大做文章。江西诗派正是在这嬗变中逐渐形成，并且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启于黄庭坚、陈师道。二人提出的“以故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诗歌理论，旨在通过日复一日的学术积累，掌握诗歌创作规则，在此基础上摆脱法度束缚，最终达到自然浑成的境界。传承古学是手段、步骤，有所变化和发展才是目的、极致。陈与义、曾几、吕本中可以看作是江西诗派第二代的骨干。第二代江西诗派传人大都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其诗法更多地继承了第一代黄庭坚的诗学精神，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没有拘泥于句法，追求自成一家。吕本中论诗讲究“误入”“活法”，提倡习得诗法要能灵活运用，把黄庭坚诗论中主张创新、主张自成一家的这一方面予以强调和发挥。曾几在诗歌的创作中，把个人的忧患和国事结合起来，表现出深沉悲愤的爱国忧民之情。第二代诗人成为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大多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陆游早年师从曾几，毫无疑问，陆游是江西嫡传，人们可以将其看作第三代。在他的诗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进尝示诗》中，陆游曾说：“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要求诗歌创作讲究合声律、中规矩，但必须做到妥帖，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功夫深蓄是为了达到游刃有余境界的必经之路，这与吕本中的“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悖背于规矩”可谓一脉相承。陆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记住了学得的“律令”“工夫”，但他的经历和爱国激情使得他领悟到“工夫在诗外”的真谛，可以说陆游在新变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江西诗派的流风余韵。 从军南郑一直被看作是陆游诗风诗学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在南郑的生活经历，使陆游悟到艺术规律存在于各类生活实践中，只有体验现实世界，方可领会诗歌创作的要义，所谓“工夫在诗外”。现代人多认为江西诗派是形式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这实际上颇为以偏概全。实际上，江西诗派也重视江山之助，重视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作诗的灵感。因此可以说，陆游诗歌的进步、诗学思想的发展，得益于他自身经历和思想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又与江西诗派的影响密不可分。
三、不破也立——陆游与江西诗派亲近的新解及影响
通常，人们存在一种思维定势——不破不立，提出一个新观点，有所新变，人们就必须破除旧学，踩在前人肩膀上。但是，历史的事实往往是后起事物在此前旧事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首先有继承，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
学术界认为，陆游从军南郑后诗学诗风发生转变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诗人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作诗实践经验的日趋丰富，诗歌风格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诗风的某些变化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诗学主张。对于陆游而言，他直到晚年也没有抛弃曾几传授其的诗法，在其晚年所作诗歌《夜吟》中，他自叙：“六十余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这首诗歌依然运用江西诗派的换骨法，这足以说明陆游直到晚年，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依然与江西诗派有着稳固的联系，江西诗派对陆游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人们不宜偏激地看待当时江西诗派对陆游的哺育和影响，认为其诗风的转变就是对江西诗派的反拨，因为事实上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团体，其诗学思想也不是静止的，存在一个变化、发展、进步的过程。
陆游是江西诗派嫡传，也是南宋中兴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陆游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在诗书中积累的深厚学养、蓬勃的才思以及从军南郑后得到的丰富经验和在军旅中历练的气魄。换言之，从军南郑的军旅生活和他豪迈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得他的创作避免了江西诗派后学囹于句法、缚于音律的短处，使他能够做到在诗歌创作中不为格律所束缚，在诗歌中游刃有余地表现生活经历，生动灵巧、清新自然，避免了诗歌创作的空疏无学之病。正如前文所述，积累广博的学问、以深厚的学养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正是江西诗派从鼻祖黄庭坚到二代江西传人所提出的江西诗学的法门之一。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积累的各种学问就不能作为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间接来源。陆游在新变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江西诗派的流风余韵。他从江西诗派那里继承来的诗学理论和个人的创作实践都证明陆游与江西诗派关系之密切，绝非可以视而不见或随意抹杀的。
中国文学史家朱东润在《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一文中指出：“在表现手法方面，庭坚是有形式主义倾向的，但是正因为他开出一条新路，宋诗的变化，更推进一步……正因为他加深宋诗的散文化，所以江西诗派到了再传以后，能够出現杨万里、陆游这样的诗人。他们都从江西诗派学习，得到进一步转变，因此成为南宋卓有成就的作家。我们必须认识他们的转变是在庭坚这个基础上转变过去的。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第二步否定了第一步，但也正是第一步的继续。”这种论述极为精当。所以，过去的文学史谈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时，多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学界常常把陆游和江西诗派的关系以一概之，即以从军南郑为转折点，前半期是接受，后半期是反叛。事实上，江西诗派的艺术理论与陆游的诗学实践基本一致，从而证明了陆游与江西诗派关系之密切。笔者认为，陆游一生深受江西诗派诗学理论影响，以此为基础，加上个人经历和思想进步内在驱动的影响，最终自成一家，成为南宋一大宗。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灯传江西——陆游诗中受江西诗派影响的痕迹
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学观念有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悟入论”。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注重诗内功夫，讲究篇章结构的经营，句法、字法的刻意锤炼，并提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因此善于揣摩古诗文之用意用语，熟用典故，达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境界。
陆游的诗歌创作，深受江西诗派诗风的熏陶和影响，他的诗歌语言精细考究。在示子诗中，陆游自述“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因此，在示子诗中，他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例如，《示儿》（卷二十四）“字字讲构型，仍要身践履”，其仿效韩愈《题张十八所居》：“端来问其字，为我讲声形”；《雨闷示儿子》（卷三十九）中，“我家本好畤，灞浐可躬耕”一句，典故出自《史记·陆贾传》：“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又仿效韩愈《赠张籍》：“便可耕灞浐”；《示子聿》（卷五十一）“雨暗小窗分夜课，雪迷长镵共朝饥”效仿杜甫《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示儿》（卷五十四）中，“得道如良贾”，典出《老子》：“良贾深藏若虚”；《示子遹》（卷六十一）“本来尧舜身亲见，孰谓丘轲道不传”见韩愈《原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妙理岂求逢掖外，淳风宁在结绳前”一句出自《礼记·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读书示子遹》（卷六十三）“告归幸见听，泊与淡相逢”化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是为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淡与泊相逢，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由此观之，陆游在示子诗中，或化用前人语句，或使用典故，所使用之语典，多采自前人诗文，其中又以唐诗为主，从采择之诗家对象，亦可想见其语典之色彩。江西诗派素有点铁成金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陆游以议论为诗，以用事为诗，对典故加以运用和研究，可见他对江西诗派倡导的诗内功夫从未嫌弃，而是继承之、发扬之。
除“点铁成金”“堕胎换骨”外，江西诗人还力倡“悟入论”，论及江山之助对增长诗思诗艺所起的作用。江西诗派强调悟入论，陆游论诗也强调“悟”，在他写给儿子的诗中，多次谈论到诗歌创作要饱读诗书，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外部环境的感发。在《示儿》（卷二十二）中，他写道：“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六经示儿子》（卷三十八）中有：“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示儿子》（卷四十一）：“道在六经宁有尽，躬耕百亩可无饥。”《书志示子聿》（卷五十三）：“载笔敢言宗汉史，闭门犹得读庄骚”……嘉定元年秋，时陆游84岁，其诗《示子遹》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在此诗中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早年作诗只知道锤炼字句，中年才悟得“诗家三昧”，明白诗歌创作需要大量诗外工夫。陆游如何在中年悟得“诗家三昧”呢？这与他从军南郑、亲历战争生活有关。陆游写过一首《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在这首诗中，陆游描述了打球阅马、琵琶羯鼓、华灯艳舞的军旅生活，自述在这个过程中体悟到诗歌创作的奥妙——外部环境激发诗歌创作。由陆游的《示子遹》与《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两诗所描述可以看出，陆游悟得作诗之道的过程：从军旅生活经历中悟得艺术规律存在于各类生活实践中，悟得诗歌艺术经验与人生经验相通。这实则不脱江西诗派“悟入论”的法门。
从陆游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发现，他与江西诗派的渊源深厚，江西诗派讲求的诗艺，对成就陆游的诗歌功不可没，这种影响贯彻了陆游的一生，生动地表现在陆游的示子诗中。
二、新变与不变——说陆游一生不离江西诗派的缘由
现代人论起江西诗派，多数说他们是形式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论及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人们往往以陆游所作《读近人诗》为依据，认为江西末流的诗作一味生涩拗硬、为人厌弃，而从军南郑的经历让陆游从江西诗法的形式主义中走出来，遂摆脱江西诗风的影响，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事实上，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团体，其诗学思想也不是静止的思想，存在一个变化、发展、进步的过程。
宋人生于唐人之后，想达到甚至说超过唐人的诗歌水平十分不易，可以说宋诗和宋代都处于嬗变的阶段。想要超越唐人，翻新出奇，宋人只能推陈出新，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上大做文章。江西诗派正是在这嬗变中逐渐形成，并且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启于黄庭坚、陈师道。二人提出的“以故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诗歌理论，旨在通过日复一日的学术积累，掌握诗歌创作规则，在此基础上摆脱法度束缚，最终达到自然浑成的境界。传承古学是手段、步骤，有所变化和发展才是目的、极致。陈与义、曾几、吕本中可以看作是江西诗派第二代的骨干。第二代江西诗派传人大都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其诗法更多地继承了第一代黄庭坚的诗学精神，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没有拘泥于句法，追求自成一家。吕本中论诗讲究“误入”“活法”，提倡习得诗法要能灵活运用，把黄庭坚诗论中主张创新、主张自成一家的这一方面予以强调和发挥。曾几在诗歌的创作中，把个人的忧患和国事结合起来，表现出深沉悲愤的爱国忧民之情。第二代诗人成为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大多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陆游早年师从曾几，毫无疑问，陆游是江西嫡传，人们可以将其看作第三代。在他的诗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进尝示诗》中，陆游曾说：“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要求诗歌创作讲究合声律、中规矩，但必须做到妥帖，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功夫深蓄是为了达到游刃有余境界的必经之路，这与吕本中的“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悖背于规矩”可谓一脉相承。陆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记住了学得的“律令”“工夫”，但他的经历和爱国激情使得他领悟到“工夫在诗外”的真谛，可以说陆游在新变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江西诗派的流风余韵。 从军南郑一直被看作是陆游诗风诗学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在南郑的生活经历，使陆游悟到艺术规律存在于各类生活实践中，只有体验现实世界，方可领会诗歌创作的要义，所谓“工夫在诗外”。现代人多认为江西诗派是形式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这实际上颇为以偏概全。实际上，江西诗派也重视江山之助，重视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作诗的灵感。因此可以说，陆游诗歌的进步、诗学思想的发展，得益于他自身经历和思想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又与江西诗派的影响密不可分。
三、不破也立——陆游与江西诗派亲近的新解及影响
通常，人们存在一种思维定势——不破不立，提出一个新观点，有所新变，人们就必须破除旧学，踩在前人肩膀上。但是，历史的事实往往是后起事物在此前旧事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首先有继承，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
学术界认为，陆游从军南郑后诗学诗风发生转变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诗人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作诗实践经验的日趋丰富，诗歌风格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诗风的某些变化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诗学主张。对于陆游而言，他直到晚年也没有抛弃曾几传授其的诗法，在其晚年所作诗歌《夜吟》中，他自叙：“六十余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这首诗歌依然运用江西诗派的换骨法，这足以说明陆游直到晚年，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依然与江西诗派有着稳固的联系，江西诗派对陆游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人们不宜偏激地看待当时江西诗派对陆游的哺育和影响，认为其诗风的转变就是对江西诗派的反拨，因为事实上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团体，其诗学思想也不是静止的，存在一个变化、发展、进步的过程。
陆游是江西诗派嫡传，也是南宋中兴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陆游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在诗书中积累的深厚学养、蓬勃的才思以及从军南郑后得到的丰富经验和在军旅中历练的气魄。换言之，从军南郑的军旅生活和他豪迈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得他的创作避免了江西诗派后学囹于句法、缚于音律的短处，使他能够做到在诗歌创作中不为格律所束缚，在诗歌中游刃有余地表现生活经历，生动灵巧、清新自然，避免了诗歌创作的空疏无学之病。正如前文所述，积累广博的学问、以深厚的学养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正是江西诗派从鼻祖黄庭坚到二代江西传人所提出的江西诗学的法门之一。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积累的各种学问就不能作为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间接来源。陆游在新变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江西诗派的流风余韵。他从江西诗派那里继承来的诗学理论和个人的创作实践都证明陆游与江西诗派关系之密切，绝非可以视而不见或随意抹杀的。
中国文学史家朱东润在《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一文中指出：“在表现手法方面，庭坚是有形式主义倾向的，但是正因为他开出一条新路，宋诗的变化，更推进一步……正因为他加深宋诗的散文化，所以江西诗派到了再传以后，能够出現杨万里、陆游这样的诗人。他们都从江西诗派学习，得到进一步转变，因此成为南宋卓有成就的作家。我们必须认识他们的转变是在庭坚这个基础上转变过去的。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第二步否定了第一步，但也正是第一步的继续。”这种论述极为精当。所以，过去的文学史谈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时，多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学界常常把陆游和江西诗派的关系以一概之，即以从军南郑为转折点，前半期是接受，后半期是反叛。事实上，江西诗派的艺术理论与陆游的诗学实践基本一致，从而证明了陆游与江西诗派关系之密切。笔者认为，陆游一生深受江西诗派诗学理论影响，以此为基础，加上个人经历和思想进步内在驱动的影响，最终自成一家，成为南宋一大宗。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