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间，这里有一个传说。
　　在尖沙咀工作的人告诉他的朋友，朋友再告诉朋友的朋友：美国人——如果美国还承认他的话——斯诺登出现在重庆大厦，买了一张电话卡。
　　他们关注他，因为他手握世上最强国家的机密，更因为他们与他分享着相同的身份——避难者。
　　没人能百分百肯定，那个神秘人确实出现在重庆大厦，但有关斯诺登的传说还是从这个极度底层又极度国际化的建筑物里，传到土瓜湾，传到深水埗，传到元朗，传到新界，传到避难者不足10平米的铁皮屋。
　　在传说里，他们与斯诺登还分享着抵达这方的理由。他们来到机场，看到最快能离开自己母地的航班，是飞往中国的香港。或者，他们听说这里自由、宽容、国际化，来到这里或许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随机，闪念，或者是未经证实的盲聽盲信，人生的偶然决定了他们这趟旅行的目的地。当然，他们在故土遭遇的不幸，使他们的逃亡是个必然。比如身为穆斯林，却爱上基督徒；比如一个有性别的人，做了手术，变得没有性别；比如躲债；比如战乱。他们遭家人追杀，被宗教宣判，为政府所不容，枪炮在他们身后隆隆作响。2013年，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约有四千名政治难民在等待申请留港的裁决。同年，香港自由党向传媒提供的消息称，香港约有五千多名南亚和非洲裔申请了酷刑声请的政治难民。长期关注避难者题材的香港摄影师郭浩忠认为，避难者的数字，大概在六千上下。
　　这是一个未经预谋的目的地。他们对这里一无所知，不会讲粤语或者英文，能讲英文的则带着浓重的口音，港人听不懂。他们之中，有的得到了难民身份的确认，一小部分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寻到临时的工作。大多数人没有难民身份，即使有也无法谋生糊口。
　　但是，香港没有加入联合国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在1967年修订的关于难民身份的《难民议定书》，无法从法律上接收他们。他们每个月领取不足以独立支付房租的住房津贴，日子只能搭伙过。他们每周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地点领取港府派发的食物——以南亚食物为主，有鸡蛋、牛奶、面条、苹果等。有人会将这些食物分作7份，按日取食，吃着吃着，食物开始变质，他们还是会吃下去，直至吃完。周周循环往复。有人吃不惯派发的食物，宁愿花五块十块去买一盆洗衣粉状的粉末，煮出家乡“年糕”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