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很关注这个人物，他是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最佳表征，也是体制内少有的个性张扬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他是我们在业界的先驱者，如果勉强把他算作媒体人，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前辈。
　　约访的过程如何漫长而曲折暂且不提，那些天通读各种转基因的资料使我痛苦不堪，作为一个文科生，平时都在刻意回避一切牵涉到逻辑、科学技术类的东西，看那些资料每天只能睡着几个小时。多谢热心的同事尤其是科技记者徐卓君，各种建议和讨论。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三个字“少数派”。
　　稿子里面没有提到的是，2004年在央视旧楼见到崔永元的那一次，当他缓慢而坚定地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人群纷纷让出一条道，那种感觉让人想到摩西分开红海的场景。
　　然后，站在黑暗角落的我听到自己喉咙里面不由自主地发出极其低微的：“崔老师好啊。”
　　他竟然停了下来，像汽车缓缓熄了火，很认真地对着黑暗中的一个陌生人回礼：“你好啊！”
　　王小波说过一句话，“人仅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跟崔永元共过事的某位朋友说，他是个特别爱管闲事的人，把公众利益当作自家院里的事情。崔永元这样的人会自己掏钱请农民工吃饭，会毫不考虑经济效益地去做一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以至于他的同事们都未必理解，甚至觉得他有点认不清楚自己了。我倒认为，一定是因为他有个诗意的世界。
　　为什么那个背负着理想主义的人，大家眼中的好人，一个谦逊到随时对陌生人还礼的人，会这么执着地钻进一个陌生领域中，而且走得那么远？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我不要去判断一个超出我认知范围的事情，我只想通过对他的专访，对他周围朋友、同事的采访，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崔永元，那个堂吉诃德·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