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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到清朝乾隆时出台的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中华法系已历经两千多年。目前已有学者对我国古代司法行政体制进行了研究，但关于司法在实际运作中的情况考察相对较少，特别是以个别案例为研究路径。文章以同治年间的刺马案为例，对当时的司法运作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晚清；司法运作；刺马案
1 刺马案之梗概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1870年7月25日，结束检阅箭道任务的马新贻在返程途中被刺客刺伤，凶手张汶祥被当场擒获。次日，马新贻死亡。
案发后，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江宁将军魁玉等人提讯张汶祥。8月23日，魁玉向朝廷汇报案情。奏折表明刺客言语颠倒，仅交代姓名及籍贯，拒绝说出作案理由。9月1日，魁玉再次上奏表态对张汶祥的审讯并无多大进展，但已抓获收留张犯的朱定斋、周广彩二人，以及向马新贻跪道求助的王咸镇和指引者刘学。除此之外，魁玉加强了安保力度，昼夜巡防，添加兵勇，保护教堂[1]。朝廷在接到下属的奏折后，认为此案骇人听闻，必须要严惩凶犯，并连发三道谕旨，令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安徽巡抚英翰加强地方治安及长江防范，魁玉研讯确情，严惩凶犯[2]。随后，任命江苏巡抚张之万会同问案，但审讯工作依旧进展缓慢，被朝廷责令重审。12月12日曾国藩到江宁，张之万、魁玉总算给出一个交代。但是，朝廷对此回应并不满意，令曾国藩会同严讯，并派郑敦谨前往参与审理工作。最后，此案以张汶祥受海盗龙启沄等人鼓动，为报私仇定案。综合张汶祥所犯，情同叛逆，拟判决其凌迟处死，其他相关人犯，一并判处不等刑罚[3]。
2 本案所暴露的司法运作的弊端
作为古代中国留给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中华法系渊源已久。完善的司法制度若不付诸实施，就不会体现其优势，更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不止一处。
2.1 审判中的瑕疵
清代官吏的司法职责很重要，清代官吏在处理日常政务的过程中，司法诉讼的处理占据重要位置。承审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根据诉状和犯人口供来了解案情；其次，通过勘查搜集证据，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
刺马案的案情所述中，如果从常理推断，似乎并无不妥。但其中的“尚属可信”却让人瞠目结舌。作为司法审判官员，对于案犯所交代的供词，没有用证据证实，反而凭己见揣测其真实性；其次，张汶祥在被抓之时，曾有“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之词，据此，此案必有主使之人，但几次审理的结论中，都称并无主使之人；再者，据验伤表明，受伤的地方皮肉缩回，但是没有出血，脖项肿胀，十指呈现青色。这些症状表明，马新贻之死，出自毒药。但在结案中写道“刀锋白亮，量视血阴，计投入三寸五分，暂无毒药”[4]。这些作为案件的可疑之处，承审官员在调查取证之时，并未对其进行佐证，以案犯“语言颠倒”“坚不吐实”的供词带过。这是对案情中取证环节的践踏，倘若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基础，很有可能出现误判、错判的情况。例如“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因地方官吏懒于去核实案情的细节，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确定了凶手，在结案过程中发现存在疑点，不但没有急切地寻求真相，仅忙着收集证据，将案件定案。后来在《申报》的追踪报道下，以及朝廷意欲打击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这个铁案才获得平反。回顾当时的历史，类似的案件多如牛毛。可见，承审官员在办理诉讼案件时，要着重取证，做到公正合理，避免冤案、错案的出现。
与此同时，这时因积案造成的“讼累”和判官的“鱼肉百姓”为特征的司法制度的衰落，早已不能适应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如1851年颁布施行的“就地正法”制度，虽使得锈死的国家机器得以重新运转，但要想使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复，恐难以实现，更不可能达到民安国治的效果，反而激发了百姓的反抗。由此可见，这时期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在实际运作中都遭到了严重的毁害。
2.2 承审官员的双重身份及皇权政治的干预
在我国，以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清朝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之后，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司法的行政体制也发展到成熟时期。
司法审判的结果最终要由皇帝批准。即使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皇帝也会通过庭审、朝审等方式参与其中，甚至于直接参与审判。如此以来，承审官员在行使自己司法审判权利时，很难做到公正合理。
刺马案的发生，因受害人身份异于黎庶，所以朝廷格外关注。仅在接到奏折后，就连下四道上谕，向承审官员施加压力，望其尽快研讯确情，严惩凶犯。可见朝廷上层对此案的重视。审理过程中，朝廷多次要求承审官员汇报案件进展，并作出指示。最终在拟判后，还需请旨批准，方可结案。
在此案件中，皇帝对本案的特殊关注体现在对案件审判结果的干涉。这种皇权控制司法的做法，最初可能源于预防司法徇私舞弊，但在实际运作中卻妨碍了司法的独立审判，使得公正的法治逐渐变成了人治。立法由皇帝指派若干大臣或者六部编写，《大清律例》由刑部整理例文并重修。六部之刑部，作为司法行政执行的机构，都察院负责监督，与大理寺协调。由此看来，司法运作貌似独立。但是，这些部门都对皇帝负责，它只能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一部分的独立。司法审判只有不受政治、人伦、舆论、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一个有效的司法行政运作，必须要有完善的运行模式，否则必然漏洞百出。
2.3 司法审判中的维护儒家伦理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的法律自诞生之日，就充当着族姓统治的合法武力，其功能也就表现为统治者的镇压工具，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刑。这种刑罚制度流于后世，便成为了古代法的根本特征之一。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单纯的刑罚毫无意义，必须和一定的行为规则相匹配，而这种规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因此，中国古代的法经常与伦理道德结合，从而维护儒家伦理和封建等级制度。
刺马案中，受害者马新贻为朝廷命官，作为晚清政坛上颇有才能的重要人物之一，被一介平民所刺死，实属骇闻。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员来说，这是对其统治的挑衅，他们认为张汶祥的行为实属叛逆，必须严惩，凌迟处死，以此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企图维护现实的社会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
除此之外，春阿氏案因涉及“人伦”，最后判处春阿氏监禁。继续详细访查，可据实定断等，这些案件的审理均表明，所谓的“孝道”“人伦”“君臣父子伦理观念”无不引导着案件的审判。
由此可见，晚清时的司法审判并不完全是法律公平正义的体现。司法的行政体制实际运作的过程，伴随着维护儒家伦理规范和封建等级制度，如此以来，对成文的法典的规定则会出现违背的情况，并且案件的处理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现不公平现象。
3 结语
司法审判官员作为定案的负责人，倘若一旦心理失衡，就会产生无法估量和难以预计的后果，“出格”的判决会使国家的司法审判和社会公德缺乏公信力。中国古代司法审判时，地方乃至中央官吏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他们在处理刑事或者民事案件时，调查取证是其重要环节。沈衍庆指出“钱债之案必以券约为凭”[5]。但是晚清时由于司法制度的破坏，导致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凭空想象、罗织罪名以定案的情况。刺马案中的“尚属可信”等实例，都在说明作为审判的司法人员缺乏公正力，对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了毁坏。
近年来，人们对于司法机关的案件的审判过程以及结果的关注越来越多，公正合理的司法秩序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2][3][4]高尚举.马新贻文案集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杨一凡.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晚清；司法运作；刺马案
1 刺马案之梗概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1870年7月25日，结束检阅箭道任务的马新贻在返程途中被刺客刺伤，凶手张汶祥被当场擒获。次日，马新贻死亡。
案发后，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江宁将军魁玉等人提讯张汶祥。8月23日，魁玉向朝廷汇报案情。奏折表明刺客言语颠倒，仅交代姓名及籍贯，拒绝说出作案理由。9月1日，魁玉再次上奏表态对张汶祥的审讯并无多大进展，但已抓获收留张犯的朱定斋、周广彩二人，以及向马新贻跪道求助的王咸镇和指引者刘学。除此之外，魁玉加强了安保力度，昼夜巡防，添加兵勇，保护教堂[1]。朝廷在接到下属的奏折后，认为此案骇人听闻，必须要严惩凶犯，并连发三道谕旨，令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安徽巡抚英翰加强地方治安及长江防范，魁玉研讯确情，严惩凶犯[2]。随后，任命江苏巡抚张之万会同问案，但审讯工作依旧进展缓慢，被朝廷责令重审。12月12日曾国藩到江宁，张之万、魁玉总算给出一个交代。但是，朝廷对此回应并不满意，令曾国藩会同严讯，并派郑敦谨前往参与审理工作。最后，此案以张汶祥受海盗龙启沄等人鼓动，为报私仇定案。综合张汶祥所犯，情同叛逆，拟判决其凌迟处死，其他相关人犯，一并判处不等刑罚[3]。
2 本案所暴露的司法运作的弊端
作为古代中国留给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中华法系渊源已久。完善的司法制度若不付诸实施，就不会体现其优势，更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不止一处。
2.1 审判中的瑕疵
清代官吏的司法职责很重要，清代官吏在处理日常政务的过程中，司法诉讼的处理占据重要位置。承审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根据诉状和犯人口供来了解案情；其次，通过勘查搜集证据，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
刺马案的案情所述中，如果从常理推断，似乎并无不妥。但其中的“尚属可信”却让人瞠目结舌。作为司法审判官员，对于案犯所交代的供词，没有用证据证实，反而凭己见揣测其真实性；其次，张汶祥在被抓之时，曾有“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之词，据此，此案必有主使之人，但几次审理的结论中，都称并无主使之人；再者，据验伤表明，受伤的地方皮肉缩回，但是没有出血，脖项肿胀，十指呈现青色。这些症状表明，马新贻之死，出自毒药。但在结案中写道“刀锋白亮，量视血阴，计投入三寸五分，暂无毒药”[4]。这些作为案件的可疑之处，承审官员在调查取证之时，并未对其进行佐证，以案犯“语言颠倒”“坚不吐实”的供词带过。这是对案情中取证环节的践踏，倘若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基础，很有可能出现误判、错判的情况。例如“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因地方官吏懒于去核实案情的细节，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确定了凶手，在结案过程中发现存在疑点，不但没有急切地寻求真相，仅忙着收集证据，将案件定案。后来在《申报》的追踪报道下，以及朝廷意欲打击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这个铁案才获得平反。回顾当时的历史，类似的案件多如牛毛。可见，承审官员在办理诉讼案件时，要着重取证，做到公正合理，避免冤案、错案的出现。
与此同时，这时因积案造成的“讼累”和判官的“鱼肉百姓”为特征的司法制度的衰落，早已不能适应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如1851年颁布施行的“就地正法”制度，虽使得锈死的国家机器得以重新运转，但要想使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复，恐难以实现，更不可能达到民安国治的效果，反而激发了百姓的反抗。由此可见，这时期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在实际运作中都遭到了严重的毁害。
2.2 承审官员的双重身份及皇权政治的干预
在我国，以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清朝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之后，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司法的行政体制也发展到成熟时期。
司法审判的结果最终要由皇帝批准。即使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皇帝也会通过庭审、朝审等方式参与其中，甚至于直接参与审判。如此以来，承审官员在行使自己司法审判权利时，很难做到公正合理。
刺马案的发生，因受害人身份异于黎庶，所以朝廷格外关注。仅在接到奏折后，就连下四道上谕，向承审官员施加压力，望其尽快研讯确情，严惩凶犯。可见朝廷上层对此案的重视。审理过程中，朝廷多次要求承审官员汇报案件进展，并作出指示。最终在拟判后，还需请旨批准，方可结案。
在此案件中，皇帝对本案的特殊关注体现在对案件审判结果的干涉。这种皇权控制司法的做法，最初可能源于预防司法徇私舞弊，但在实际运作中卻妨碍了司法的独立审判，使得公正的法治逐渐变成了人治。立法由皇帝指派若干大臣或者六部编写，《大清律例》由刑部整理例文并重修。六部之刑部，作为司法行政执行的机构，都察院负责监督，与大理寺协调。由此看来，司法运作貌似独立。但是，这些部门都对皇帝负责，它只能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一部分的独立。司法审判只有不受政治、人伦、舆论、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一个有效的司法行政运作，必须要有完善的运行模式，否则必然漏洞百出。
2.3 司法审判中的维护儒家伦理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的法律自诞生之日，就充当着族姓统治的合法武力，其功能也就表现为统治者的镇压工具，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刑。这种刑罚制度流于后世，便成为了古代法的根本特征之一。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单纯的刑罚毫无意义，必须和一定的行为规则相匹配，而这种规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因此，中国古代的法经常与伦理道德结合，从而维护儒家伦理和封建等级制度。
刺马案中，受害者马新贻为朝廷命官，作为晚清政坛上颇有才能的重要人物之一，被一介平民所刺死，实属骇闻。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员来说，这是对其统治的挑衅，他们认为张汶祥的行为实属叛逆，必须严惩，凌迟处死，以此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企图维护现实的社会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
除此之外，春阿氏案因涉及“人伦”，最后判处春阿氏监禁。继续详细访查，可据实定断等，这些案件的审理均表明，所谓的“孝道”“人伦”“君臣父子伦理观念”无不引导着案件的审判。
由此可见，晚清时的司法审判并不完全是法律公平正义的体现。司法的行政体制实际运作的过程，伴随着维护儒家伦理规范和封建等级制度，如此以来，对成文的法典的规定则会出现违背的情况，并且案件的处理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现不公平现象。
3 结语
司法审判官员作为定案的负责人，倘若一旦心理失衡，就会产生无法估量和难以预计的后果，“出格”的判决会使国家的司法审判和社会公德缺乏公信力。中国古代司法审判时，地方乃至中央官吏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他们在处理刑事或者民事案件时，调查取证是其重要环节。沈衍庆指出“钱债之案必以券约为凭”[5]。但是晚清时由于司法制度的破坏，导致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凭空想象、罗织罪名以定案的情况。刺马案中的“尚属可信”等实例，都在说明作为审判的司法人员缺乏公正力，对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了毁坏。
近年来，人们对于司法机关的案件的审判过程以及结果的关注越来越多，公正合理的司法秩序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2][3][4]高尚举.马新贻文案集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杨一凡.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