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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起贵校的小课题研究,不仅名扬绍兴市、浙江省,而且在全国教育界也小有名气。关于课题研究这个对不少一线教师来说有些“色变”的话题,在各位老师眼中又是怎样一番“容颜”呢?大家都是语文课题组组长,又兼任班主任,日常教育教学工作那么忙,你们觉得一线教师做课题研究可行吗?
张萍:刚开始接触课题时,我跟大部分老师一样也存在这样的困惑,总觉得课题研究这么“高大上”的活儿是专家的事。但做了几项课题研究后,我觉得在我们学校的课题研究管理机制下,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顾虑。因为我们学校启动“问题收集机制”后,老师们把日常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个积累下来,课题研究主题就在这些问题中产生,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通过探寻一些有效策略、招数来解决教学实际中的问题。选题来自真实的问题,寻招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开展,思索与探讨在教研组集中备课和每学期至少两次的课题集中研磨活动中进行。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带着主题、揣着探究的情怀开展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几年实践下来,我觉得普通一线教师做课题研究完全可行。
周叶萍:的确如张萍老师说的,原来我也总以为课题是“高大上”的,只有课程专家才可以去研究。如今我发现,其实课题研究最接地气,每个老师每天都在研究,只不过没有“课题”这个概念而已。比如,“今天去教什么内容?”“如何教好这块内容?”这些都是研究。大不了课题研究是带着方向的思考,而平时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点状研究罢了。
姚玉芳:我也觉得“问题收集”这项机制挺好,它让我和组员们感受到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教学中遇到的真问题。我们的课题探索就像呼吸一样在常态的教学工作中自然存在着。这些来源于实际工作中的教学问题让我们感觉到一线教师做课题研究不是假、大、空,而是那么的接地气。因为真实,所以喜欢;因为喜欢,所以能勇敢面对探索中的一切艰辛。
记者: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你们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请介绍一种你采用过的最有效的攻克此难点的方法。
周丹萍:作为课题组组长,我感到最难的是在实践中失去方向、没有目标,最难受的就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发现自己所研究的内容似乎没有一点价值。就像前方看不清道路,冲不出层层雾团,使得原本就忐忑的研究脚步更加举步维艰,直到最后所有的动力和热情慢慢地被这种“不確定”给消磨殆尽。面对这些困惑,学校也会请专家给我们课题组来把把脉,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但毕竟这样的机会总是有限。后来,我们发现从学生着手,到学生中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条可行之路。例如,我们在研究课题《小学高段“批注式”阅读教学的行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只是大段大段地画线,泛泛地写几个无关痛痒的词语,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个性化理解凤毛麟角。由于学生原有的认知水平不同,导致他们在自主批注时表现得参差不齐。我们就利用学生个体的差异,让理解能力强的孩子来引导弱一些的孩子,在比较与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明白哪些是真实有效的批注,哪些是真正能帮助自己提高阅读水平的批注。
姚玉芳: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在于选择课题方向。如果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课题,很多老师不愿意来参与;如果是大家想出来的课题,又跟我的课堂不对接,研究的动力也不强。在研究中,我感觉如果是大家共性的问题,都感兴趣,在课堂上是真的可以尝试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团队研究会生发出很多思考,更难得的是会引发更多人参与研究。比如《基于核心目标的课堂改进》这一课题,一开始我们组的傅建科老师由于各种理由不愿意来上课,后来上着上着就主动召集我们述说他的想法。现在,他带着他的思考申报了2016年度的绍兴市教改项目,简直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者:逸夫小学的课题研究是以年级教研组为单位进行的团队研究,作为各课题组的负责人,你们是如何吸引、推动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到研究活动中的?
姚玉芳:作为课题研究负责人,我带着团队在课题之路上摸爬滚打。我很庆幸,一路遇到了那么好的“战友”。作为课题组组长,一车之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有了课题的研究方向,需要“火车头”来带,来统筹,不要在细枝末节上作太多纠缠,不要惧怕前进路上的困难。走着走着,方向就有了;做着做着,整列“火车”就动起来了;学着学着,哪怕照猫画虎也好,慢慢地,虎就像起来了,活起来了。无论于我个人,还是我所在的整个教研团队,就是这样一边行走,一边摸索,一边调整,一边前行……渐渐地,课题之路在我们面前明朗起来;渐渐地,羊肠小路汇成了一条康庄大道。
魏洁:我们组也是这样,每次研究都有明确的分工,谁上场,谁调查统计,谁作课堂实录,谁观察课堂,谁来课后访谈,谁写议课综述……这些任务都一一落实到专人。备课,集中团队的智慧;议课,坚持一课一得,实行一时一议、一事一议。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是捆绑式的团队行动,全组老师都完全融入到了课题研究的热潮中,研讨气氛热烈,既完善了课题招术,又发现了新问题,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周丹萍:我的方法是为团队把握住每次练兵的机会。我们团队先后在学校高效课堂、嵊州市课题研磨、绍兴市科研现场会、浙江省第七届校本研修现场会等活动中崭露头角。一次次的练兵得到了领导、专家的肯定与鼓励,团队成员的课题研究兴趣也在这些时机的催化下越来越高。
周叶萍:是的,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不怕苦的“掸箩底”精神、为组员服务的雷锋精神都要淋漓尽致地发扬光大。心底无私天地宽,在无私中团队合作才能和谐开展。如果只是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组员们就会把课题当作是“我”的事情;如果能无私地协助,无私地讨论,真心地认同,组员们会感觉这是“我们”的课题,科研工作就不会一人扛了。
记者:一般情况下,一线老师们在撰写课题研究报告、评定奖项后,这项课题研究工作基本就宣告完结,你们的课题成果是不是也有这种“落袋为安”的状态?
周叶萍:不是。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主持的这几个课题在传承方面做得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在现实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使再有价值的课题成果,如果以报告的形式存在,一线教师如果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研究,大部分不会去研读报告,所以,就造成了研究成果的休眠状态。这些辛苦研究的内容如何让一线教师能够借鉴呢?我们发现,如果有一本拿来就能用的使用手册,一定能吸引一线教师。比如在关于低年级易错字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形成了《易错字调查手册》,把所有的易错字按照课文的单元进行编排,把易错点和纠错策略进行梳理,一线教师拿到手册,只要随便一查就能够查到某个字的易错点和干预点,方便实用。
张萍:是的,把课题研究成果转化成手册的形式确实能促进成果推广的广度。在我做的三项课题研究中,第一项以结题报告作为成果表述形式,报告限于篇幅,“拿来即可”的实用效度不是很强。后两项研究除了撰写研究报告,我们还将研究过程中记录的每一项研究内容作了整理,形成一本教学手册。比如《基于观察单的中段单元习作探索》的课题手册中就有大部分单元习作的具体指导过程与优秀习作的例子。这本手册如工具书一般,即使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也可以“照猫画虎”,不仅本校教师在使用,兄弟学校的不少教师也来索取。这么多教师愿意分享、尝试应用我们的探索成果,对我们课题组成员来说也是种莫大的鼓励。
记者:听了大家的介绍,感到逸夫小学对于课题研究确实是有想法、有实施、有效果,希望老师们今后能够做出更多的更适合一线教师日常用得上的课题研究。谢谢!
责任编辑 郝 波
张萍:刚开始接触课题时,我跟大部分老师一样也存在这样的困惑,总觉得课题研究这么“高大上”的活儿是专家的事。但做了几项课题研究后,我觉得在我们学校的课题研究管理机制下,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顾虑。因为我们学校启动“问题收集机制”后,老师们把日常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个积累下来,课题研究主题就在这些问题中产生,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通过探寻一些有效策略、招数来解决教学实际中的问题。选题来自真实的问题,寻招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开展,思索与探讨在教研组集中备课和每学期至少两次的课题集中研磨活动中进行。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带着主题、揣着探究的情怀开展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几年实践下来,我觉得普通一线教师做课题研究完全可行。
周叶萍:的确如张萍老师说的,原来我也总以为课题是“高大上”的,只有课程专家才可以去研究。如今我发现,其实课题研究最接地气,每个老师每天都在研究,只不过没有“课题”这个概念而已。比如,“今天去教什么内容?”“如何教好这块内容?”这些都是研究。大不了课题研究是带着方向的思考,而平时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点状研究罢了。
姚玉芳:我也觉得“问题收集”这项机制挺好,它让我和组员们感受到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教学中遇到的真问题。我们的课题探索就像呼吸一样在常态的教学工作中自然存在着。这些来源于实际工作中的教学问题让我们感觉到一线教师做课题研究不是假、大、空,而是那么的接地气。因为真实,所以喜欢;因为喜欢,所以能勇敢面对探索中的一切艰辛。
记者: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你们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请介绍一种你采用过的最有效的攻克此难点的方法。
周丹萍:作为课题组组长,我感到最难的是在实践中失去方向、没有目标,最难受的就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发现自己所研究的内容似乎没有一点价值。就像前方看不清道路,冲不出层层雾团,使得原本就忐忑的研究脚步更加举步维艰,直到最后所有的动力和热情慢慢地被这种“不確定”给消磨殆尽。面对这些困惑,学校也会请专家给我们课题组来把把脉,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但毕竟这样的机会总是有限。后来,我们发现从学生着手,到学生中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条可行之路。例如,我们在研究课题《小学高段“批注式”阅读教学的行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只是大段大段地画线,泛泛地写几个无关痛痒的词语,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个性化理解凤毛麟角。由于学生原有的认知水平不同,导致他们在自主批注时表现得参差不齐。我们就利用学生个体的差异,让理解能力强的孩子来引导弱一些的孩子,在比较与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明白哪些是真实有效的批注,哪些是真正能帮助自己提高阅读水平的批注。
姚玉芳: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在于选择课题方向。如果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课题,很多老师不愿意来参与;如果是大家想出来的课题,又跟我的课堂不对接,研究的动力也不强。在研究中,我感觉如果是大家共性的问题,都感兴趣,在课堂上是真的可以尝试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团队研究会生发出很多思考,更难得的是会引发更多人参与研究。比如《基于核心目标的课堂改进》这一课题,一开始我们组的傅建科老师由于各种理由不愿意来上课,后来上着上着就主动召集我们述说他的想法。现在,他带着他的思考申报了2016年度的绍兴市教改项目,简直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者:逸夫小学的课题研究是以年级教研组为单位进行的团队研究,作为各课题组的负责人,你们是如何吸引、推动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到研究活动中的?
姚玉芳:作为课题研究负责人,我带着团队在课题之路上摸爬滚打。我很庆幸,一路遇到了那么好的“战友”。作为课题组组长,一车之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有了课题的研究方向,需要“火车头”来带,来统筹,不要在细枝末节上作太多纠缠,不要惧怕前进路上的困难。走着走着,方向就有了;做着做着,整列“火车”就动起来了;学着学着,哪怕照猫画虎也好,慢慢地,虎就像起来了,活起来了。无论于我个人,还是我所在的整个教研团队,就是这样一边行走,一边摸索,一边调整,一边前行……渐渐地,课题之路在我们面前明朗起来;渐渐地,羊肠小路汇成了一条康庄大道。
魏洁:我们组也是这样,每次研究都有明确的分工,谁上场,谁调查统计,谁作课堂实录,谁观察课堂,谁来课后访谈,谁写议课综述……这些任务都一一落实到专人。备课,集中团队的智慧;议课,坚持一课一得,实行一时一议、一事一议。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是捆绑式的团队行动,全组老师都完全融入到了课题研究的热潮中,研讨气氛热烈,既完善了课题招术,又发现了新问题,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周丹萍:我的方法是为团队把握住每次练兵的机会。我们团队先后在学校高效课堂、嵊州市课题研磨、绍兴市科研现场会、浙江省第七届校本研修现场会等活动中崭露头角。一次次的练兵得到了领导、专家的肯定与鼓励,团队成员的课题研究兴趣也在这些时机的催化下越来越高。
周叶萍:是的,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不怕苦的“掸箩底”精神、为组员服务的雷锋精神都要淋漓尽致地发扬光大。心底无私天地宽,在无私中团队合作才能和谐开展。如果只是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组员们就会把课题当作是“我”的事情;如果能无私地协助,无私地讨论,真心地认同,组员们会感觉这是“我们”的课题,科研工作就不会一人扛了。
记者:一般情况下,一线老师们在撰写课题研究报告、评定奖项后,这项课题研究工作基本就宣告完结,你们的课题成果是不是也有这种“落袋为安”的状态?
周叶萍:不是。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主持的这几个课题在传承方面做得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在现实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使再有价值的课题成果,如果以报告的形式存在,一线教师如果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研究,大部分不会去研读报告,所以,就造成了研究成果的休眠状态。这些辛苦研究的内容如何让一线教师能够借鉴呢?我们发现,如果有一本拿来就能用的使用手册,一定能吸引一线教师。比如在关于低年级易错字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形成了《易错字调查手册》,把所有的易错字按照课文的单元进行编排,把易错点和纠错策略进行梳理,一线教师拿到手册,只要随便一查就能够查到某个字的易错点和干预点,方便实用。
张萍:是的,把课题研究成果转化成手册的形式确实能促进成果推广的广度。在我做的三项课题研究中,第一项以结题报告作为成果表述形式,报告限于篇幅,“拿来即可”的实用效度不是很强。后两项研究除了撰写研究报告,我们还将研究过程中记录的每一项研究内容作了整理,形成一本教学手册。比如《基于观察单的中段单元习作探索》的课题手册中就有大部分单元习作的具体指导过程与优秀习作的例子。这本手册如工具书一般,即使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也可以“照猫画虎”,不仅本校教师在使用,兄弟学校的不少教师也来索取。这么多教师愿意分享、尝试应用我们的探索成果,对我们课题组成员来说也是种莫大的鼓励。
记者:听了大家的介绍,感到逸夫小学对于课题研究确实是有想法、有实施、有效果,希望老师们今后能够做出更多的更适合一线教师日常用得上的课题研究。谢谢!
责任编辑 郝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