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的发掘和模式的归纳概括是原型批评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文学史上，我们发现很多作家在有意无意的重复前人的创作题材，很大程度上都是“原型”在起作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创作过程包含着对某一原型意向的无意识的激活，以及将该意向精雕细琢的铸造到整个作品中去”。从远古神话到今天的现实主义，“原型”其实一直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发生了置换变形，从神变成了人，人物形象及其活动离神话越来越远，而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近，最后达到形似。原型的置换变形过程中，发展趋向于呈隐晦性和象征性，所以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应当是文化人类学家，是识别以各种各样被置换了的、或以片段形式出现的神话模式的专家”。神话原型批评侧重于对上古神话、宗教仪式及其置换变形的关照，因而是有价值的。本文正是在此意义的基础上，尝试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解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一、生殖崇拜与成人仪式原型
　　读过《尘埃落定》的都会发现，小说中频繁出现“乳房”等明显带有生殖意味的字眼，甚至还有很多赤裸裸的两性关系的场面。为此，有不少评论家对小说进行了批评，认为小说叙写缺少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高尚的道德价值。本文对此观点不敢苟同，笔者恰恰认为这些批评者没有理解作品的真正内涵，没有意识到在这些看似庸俗的字眼背后隐含着一种古老的情感——生殖崇拜。
　　对于生殖崇拜我们并不陌生，它存在于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从原始宗教到原始神话，从原始美术到原始舞蹈到处都能见到生殖崇拜的身影。阿来的《尘埃落定》正是对这一古老情感的继承和延续。
　　小说中的生殖崇拜主要体现在对傻子二少爷“恋乳情怀”的叙述之中。傻子对乳房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女性的乳房在他的眼中几乎成了美的代名词，而且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次性冲动、性幻想都是由他面前的乳房所唤起。从小说的表层来看，傻子之所以恋乳是因为土司太太刚生下他就没有奶水，后来是奶妈丰满的乳房中断了他的哭声，于是对饥饿的恐惧深深的沉积在他的意识之中，对母乳的依恋由此形成。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恋乳情结”则代表了长不大、心智不成熟的充分仪式化的表白。
　　这就涉及到作品所隐含的另一个原型——“成人仪式”。成人仪式是生命仪式的一种，它的本质就是让即将承认的个体在举行仪式期间“死去”一次，然后让他作为成年人再“重生’一次。文本中傻子遵从老土司的决定巡行麦其家的领地、到北方边界防伪堡垒、接受荣贡土司的难题等等都象征性的表现了“死亡”和“再生”的意味。成人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年轻人从母亲世界的脱离，转而进入到父亲的世界。这一脱离过程与故事结构的关系是：故事开端未成年人——故事发展受磨难和困难考验——故事结局成年。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思还指出：“民间故事就是怎样去掉剩余的东西和如何结束缺乏状态这种关系的简单组合，换句话说，丢掉剩余的东西或将某些丢掉了隐藏起来的东西找到。”比如“两兄弟型”、“灰姑娘型”等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父母双亡、生活贫困均属于缺乏状态，而最后获得幸福则是缺乏的终止状态。
　　同理，在《尘埃落定》中也显示了成年仪式中的脱离内涵。小说叙述的主线就是傻子少爷接受考验，并最终脱离“原状态”的过程。小说的开端就直接点明“我”是个傻子，出生几个月还不会笑、13岁第一次驾幸卓玛才开始记忆人事，傻就是不聪明，是一种缺乏状态，随着故事的进展，聪明状态一点点趋向于取代傻子状态，好几次卓玛说错话他都机智的打了圆场，卓玛爱上银匠他也会伤心吃醋，而且还在边界上建市场使麦其家达到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民间故事的地方在于，它并未在结尾达到平衡，二少爷并未完全摆脱傻子的状态，他父亲还是把土司之位传给了大少爷。其本质还是因为他并没有通过脱离母体向成人化转变的仪式，所以只能是一个沉浸在女性怀抱中的无法长大的恋乳者，其最终是缺乏生命力和活力的。生殖崇拜原型的崇高意义在这里被反向置换成了一种反讽。
　　二、循环叙述与命运原型
　　从起点到终点，继而又回到起点再循环发展的叙述模式在神话传说中并不罕见。吴刚砍树，斧子拔出斧痕立即闭合，一边砍一边合，一边合一边砍，永无止境；西西弗死推石上山，石头推到山顶就立即滚下，再推再滚落，无穷无尽。虽然后来没有神话了，但是这种循环叙述模式并没有终结，它在后世的小说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比如《三国演义》展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发展趋势，《围城》中的方鸿渐、《人生》中的高加林都在某一个时段上升，结果却发现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又回到最初。
　　《尘埃落定》也体现了这种循环模式。一方面傻子少爷不断成长，但他最终并没有完全脱离傻的状态；银匠为了卓玛而沦为奴隶，因沦为奴隶而失去卓玛，但又为了夺回卓玛而成为了自由人；傻子因得不到塔娜而悲伤，因悲伤而得到塔娜，因得到塔娜而更加悲伤等等都是一种循环。
　　人们之所以会有循环的观念，这与民众的历史性经验的积淀不无关系。弗雷泽曾在《金枝》中以许多材料，说明古代的神话、祭祀仪式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环变化等自然规律有关，并且指出。初民基于这种体验构拟出来的生死轮回、死而复生等神的意向，表达了人类最深层的生命希冀，即对有限生命的超越：一方面求得灵魂不死，另一方面又契合自然规律，生生不息。但是在《尘埃落定》中，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这种超越，而是另一种极具普遍性的原型——天命难违小尔依命定的行刑人身份、多吉罗布兄弟无法摆脱的复仇义务、两个塔娜殊途同归的悲剧、茸贡家族男丁的缺失，无一不让我们感到命运巨手的操纵。其实，命运并不全是迷信，而是一种规律。“凡一种社会的或文化的人的生存状态，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约定俗成的生活秩序及规范，都不可避免的面临命运的挑战。从发生到消亡，而消亡之后依然会留下文化精神的阴影——作为规律，谁都无法抗拒，这就是命定。”
　　文本的创造与原型的转换，始终存在着一种割不断的互动连接，直到文本以独立的存在形式面世。神话原型的运用使得《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平添了许多涵盖力和升腾力，远古的回声、史前的幻想以及埋在心底的种族记忆被唤醒。正是因为这种人类的“元语言”，《尘埃落定》才体现出了更大的文学价值。用神话原型模式来结构这部小说，可以窥见其他批评方法所不能看到的内涵，也可以洞察作者内心深处的文化意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