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12月11日凌晨,墨西哥坎昆,经过近两周的紧张磋商,原定于10日闭幕的第16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抗议、解释、再抗议、再解释,如此循环折腾中,坎昆会议最终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决议。外界较普遍的评价是:虽然成果并不让人满意,但坎昆会议挽救了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令各方得以继续在既定的框架内讨价还价。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矛盾焦点
“整个会期的谈判难点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这也是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从坎昆会议现场归来的中国气象局黄磊博士对《地球》记者说。
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个决议中,对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采用了较为模糊的措辞:“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公约》决议则认为,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带头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负面影响,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可预测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
尽管这份决议并不完美,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可以接受。这份协议在气候资金、技术转让、森林保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显著特点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妥协,保证了协议的最后通过。至少,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还可以继续下去了。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甚至在致词时称,“这是开创历史的一天”。
由于对关键性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问题并未给出落实时间表,显然,明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博弈仍将继续。
黄磊告诉《地球》记者,坎昆会议的重要成果体现在通过维护“双轨制”谈判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资金援助,促进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坎昆会议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的需求,在解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资金来源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设立了“绿色气候基金”,落实发达国家300亿美元快速启动气候融资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需求,并在2020年之前募集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热带雨林,共享洁净能源新技术等。
坎昆博弈回溯
2010年12月1日,坎昆气候大会刚刚开始,日本便以强硬态势发难,宣称“绝对不会”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减排承诺,要求建立新的减排框架协议,并给新兴经济体设定减排目标。这显然违背了气候谈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日本的态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日本谈判代表就试探性地提出“替换《京都议定书》”的方案,当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在此次坎昆气候大会上,日本的态度十分坚决。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企图废止目前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其消极态度遭到各方强烈谴责。
2010年12月9日下午,俄罗斯成为第二个公开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的大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排放国,美国对自身减排目标的承诺也一直“顾左右而言其他”。首先,美国在拒绝提高本国减排目标、置身于《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之外,大肆指责其他国家做得不够,阻碍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其次,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于大会期间在美国中心发表演讲。他以碳在生物圈中的运行轨迹开始,谈到各类新奇的新能源技术,仿佛是给坎昆与会者讲一堂环保课,而对眼下美国采取哪些措施落实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此次大会上表现得比较团结,坚决支持双轨制。
亲历坎昆会议现场的黄磊对当时场景颇有感触,“公约194个缔约方国家的几千名代表,分别在各自的议题上聚在一起进行紧张的谈判,一些各缔约方都比较关注的议题,如资金和技术转让,往往一直磋商到第二天凌晨还是难以达成一致。”而难以达成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减排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上缺乏诚意,试图把对发展中同家提供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或者是获利工具,不愿认真履行公约规定的应尽义务。
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政治”创新
为什么对全球变暖的危害已经心知肚明,坎昆会议各方仍然迟迟难以达成一致?为什么发达国家本身不能完成《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过量的减排任务?减排之争,到底是环保之争,还是利益之争?
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关税”等种种信息表明,气候变化已经超越了环境概念,正在深刻地影响政治经济领域。气候大会表面上的主题是为防止全球气候恶化,本质而言,是美欧发达国家,为控制未来世界经济走向,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政治”创新。
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汤伟教授告诉《地球》记者,“碳的边境调节税(BTA)(简称碳关税)”其核心观点就是要用贸易手段,迫使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义务。“碳的边境调节税”再一次说明,气候变化远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与贸易规则和政策联系起来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当前的“碳改治”利益,基本可以一分为三:欧盟可能是未来“碳政治”的最大得益者,因为“碳政治”将为其领先的低碳技术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并将可能借此主导未来的国际政治;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碳政治”既面临着新产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工业化进程被压制的危险;对美国而言,“碳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将直接瓦解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在石化能源控制基础上的霸权。因为目前,美国控制了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包括生产、流通和交易,实际就是定价权,并以此保证美国对各国工业燃料的操控。但美国也十分愿意看到,借用“碳政治”来控制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可以说,不论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还是对美欧来说,“碳政治”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而谁能够最大程度化解挑战,抓住机遇,谁就会最积极地来继续推动这个“政治”。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矛盾焦点
“整个会期的谈判难点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这也是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从坎昆会议现场归来的中国气象局黄磊博士对《地球》记者说。
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个决议中,对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采用了较为模糊的措辞:“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公约》决议则认为,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带头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负面影响,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可预测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
尽管这份决议并不完美,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可以接受。这份协议在气候资金、技术转让、森林保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显著特点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妥协,保证了协议的最后通过。至少,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还可以继续下去了。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甚至在致词时称,“这是开创历史的一天”。
由于对关键性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问题并未给出落实时间表,显然,明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博弈仍将继续。
黄磊告诉《地球》记者,坎昆会议的重要成果体现在通过维护“双轨制”谈判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资金援助,促进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坎昆会议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的需求,在解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资金来源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设立了“绿色气候基金”,落实发达国家300亿美元快速启动气候融资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需求,并在2020年之前募集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热带雨林,共享洁净能源新技术等。
坎昆博弈回溯
2010年12月1日,坎昆气候大会刚刚开始,日本便以强硬态势发难,宣称“绝对不会”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减排承诺,要求建立新的减排框架协议,并给新兴经济体设定减排目标。这显然违背了气候谈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日本的态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日本谈判代表就试探性地提出“替换《京都议定书》”的方案,当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在此次坎昆气候大会上,日本的态度十分坚决。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企图废止目前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其消极态度遭到各方强烈谴责。
2010年12月9日下午,俄罗斯成为第二个公开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的大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排放国,美国对自身减排目标的承诺也一直“顾左右而言其他”。首先,美国在拒绝提高本国减排目标、置身于《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之外,大肆指责其他国家做得不够,阻碍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其次,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于大会期间在美国中心发表演讲。他以碳在生物圈中的运行轨迹开始,谈到各类新奇的新能源技术,仿佛是给坎昆与会者讲一堂环保课,而对眼下美国采取哪些措施落实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此次大会上表现得比较团结,坚决支持双轨制。
亲历坎昆会议现场的黄磊对当时场景颇有感触,“公约194个缔约方国家的几千名代表,分别在各自的议题上聚在一起进行紧张的谈判,一些各缔约方都比较关注的议题,如资金和技术转让,往往一直磋商到第二天凌晨还是难以达成一致。”而难以达成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减排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上缺乏诚意,试图把对发展中同家提供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或者是获利工具,不愿认真履行公约规定的应尽义务。
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政治”创新
为什么对全球变暖的危害已经心知肚明,坎昆会议各方仍然迟迟难以达成一致?为什么发达国家本身不能完成《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过量的减排任务?减排之争,到底是环保之争,还是利益之争?
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关税”等种种信息表明,气候变化已经超越了环境概念,正在深刻地影响政治经济领域。气候大会表面上的主题是为防止全球气候恶化,本质而言,是美欧发达国家,为控制未来世界经济走向,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政治”创新。
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汤伟教授告诉《地球》记者,“碳的边境调节税(BTA)(简称碳关税)”其核心观点就是要用贸易手段,迫使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义务。“碳的边境调节税”再一次说明,气候变化远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与贸易规则和政策联系起来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当前的“碳改治”利益,基本可以一分为三:欧盟可能是未来“碳政治”的最大得益者,因为“碳政治”将为其领先的低碳技术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并将可能借此主导未来的国际政治;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碳政治”既面临着新产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工业化进程被压制的危险;对美国而言,“碳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将直接瓦解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在石化能源控制基础上的霸权。因为目前,美国控制了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包括生产、流通和交易,实际就是定价权,并以此保证美国对各国工业燃料的操控。但美国也十分愿意看到,借用“碳政治”来控制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可以说,不论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还是对美欧来说,“碳政治”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而谁能够最大程度化解挑战,抓住机遇,谁就会最积极地来继续推动这个“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