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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渔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具有原型内涵的典型意象,它有指向隐逸和智者的双重象征意义。渔父、隐逸、智者三者具有独特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学中渔父与隐逸的对应则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心理、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渔父 隐逸 智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渔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具有特殊审美蕴藉的重要意象,文人们不仅在诗作中反复吟咏,甚至在自己的别名雅号中,也大量采用“渔”字,如“七泽渔隐”(宋·任公辅)、“三潭老渔”(清·关键)、“淮海遗渔”(清·胡从中)等。有的还直接取在名字里,如李渔,号笠翁。在仕与隐对立又互补的精神结构中,“渔父”一直是古代士子们颇为青睐的典范形象。“渔父”作为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化现象,展示着文人难尽言表的情感流程及其集中鲜明的价值取向。
一 由隐而仕:沽名钓誉、意在王侯
自从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具有官本位意味的判断价值以后,它便成为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出仕作官成为士人们的正当职业或唯一出路。然而有幸踏上仕途者毕竟有限,那些被挤下去的,以及站在旁边观望的人,便开始另寻其他途径。于是,有人发现,人们有一个舍近求远的习惯心理:距离越近人们越容易忽视他的好;距离远的,即使不了解,也会盲目地认为其好。作为统治者,他看到的多是一心入仕的文人,也就对这种文人的渴求以及他们的才能习以为常了。反而是那些根本不把入仕当回事儿,或故意远离仕途的人,却极大地吸引了统治者的注意。历代也确实有不少人以布衣身份直取卿相。例如殷商时的傅说、三国时的诸葛亮、东晋时的谢安等等,不胜枚举。这种布衣卿相、一步登天的仕进之途,无疑具有传奇色彩又极具诱惑力。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岂不快哉!虽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幸运儿寥若晨星,但对中国士文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早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就说过:“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宋人陈景元在为《庄子·徐无鬼》篇作注时说:“后世山林养浩者,有借岩居之高为化路之捷,遂无真隐矣!”可见,“避世垂纶”的渔父也许并不想终生垂钓,“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杆莫不是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既然隐逸有可能成为官员,那么就会出现“身在江湖,心系魏阙”的隐士。唐代卢藏用可说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隐士,故意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作为隐居之所。到中宗朝以高士名得官,并累居要职,人称“随驾隐士”。他曾指着终南山对当时一位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道:“以我看来,是一条当官的捷径。”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事实上,有些人隐居的确是为了炒名声、捞资本。像卢藏用,他曾考取过进士,但考取后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于是他干脆以退为进,隐居起来,获得清高的名声,受到皇帝召见,再重新为官,却青云直上,累居要职。这些成功者为部分士人建立了一个范式,为一些失意或者充满幻想的士人提供了一种可望而实际上难以企及的期待。于是有些自负甚高的士人,开始谋求以隐出仕。
那么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有大量文人选择在水边以做渔父的方式来隐逸呢?这大概就要追溯到渔隐的始祖姜太公姜子牙了。姜子牙三千六百五十日,一蓑衣,一斗笠,持一直钩,却不设饵,离水三尺,日日垂钓。后果然被周文王访得,拜为丞相,助武王兴兵伐纣,终成兴周大业。很显然,姜太公钓鱼是假,求明主才是真。钓鱼实际是一种等待。其所钓者,钓的就是“机会”或者“机缘”。他本人也成为乘时而起,择木而栖的智者的化身,而直钩垂钓也成为众多隐逸之士企羡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故而张志和明确指出:“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白居易更加坦率,他学做渔父,却是“钓人不钓鱼”。这样临水垂钓就成为文人们内心深处一个难解的情结,一个暗藏的希冀。类似的还有:李白“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见赠钱征群少阳》);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赠张丞相》);高适“归来洛阳无负郎,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别韦参军》)等等。他们都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因而津津乐道姜太公渭水垂钓。
二 由仕而隐: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士人是社会上受教育最多的人群,也正因为如此,士人往往涉世不深,容易沉浸于书中或是个人理想的世界,而对社会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对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更是无法理解和容忍,表现出文人的“呆”与“痴”。他们一旦进入官场,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纯洁:人人勤于政务,人人以天下为己任,人人急苍生之所急,想苍生之所想。而是与之相反,更多的人在不择手段谋求个人利益,在投机钻营,在结党营私。总之,一切的丑恶,在黑暗社会的官场中都可以见到。这是每一位正直的文人都无法容忍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官员大量充斥于官场,使那些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反而难有作为。同时,由于文人的清高,他们往往不愿攀附权贵,奴颜卑膝。因此也就无法受到重用去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宏愿。久而久之,这部分人就会对官场产生极度的鄙视与厌倦,再加上受孔子“贤者避世”(《论语·宪问》)、“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论语·公冶长》)等思想的影响,于是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们中很多人选择了归隐之路。这类隐居者往往都是被迫的,他们不满世俗却无力去改变,不满现状却不敢去批评,不受重用却无法去抗争,这是这一类隐士的典型处境。
功成身退更是古人的一种理想生活模式,也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在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之事是帝王们的大忌。李白曾说:“君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许多功臣被帝王残酷杀戮,就在于这些人功劳太大,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人标榜功成身退,将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精神融合到一块儿,士人精神世界的两大支柱在这里重合。而且还能显示出当官目的的崇高性,即当官建立功业并非贪恋富贵,而是兼善天下。功业完成后,又隐居江湖,岂不高尚的很!古代达官贵人,位居高位之后及时引退者不乏其例,如战国的范雎、汉朝的张良等等。
受上述原则影响而产生的“渔父”意象是反抗的,愤世的。他们钓的是“孤傲”与“抗议”。李商隐曾作“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达其归隐之心。陆游做“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青玉案》)、“独去江边作渔夫”(《鹊桥仙》)、“只将渔钓送年华”(《鹧鸪天》)、“头白伴人书纸尾,只思归去弄烟波”(《自咏》)之词,表现一位志存恢复天下的儒生,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张辑的《月上瓜洲》所写“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明月上瓜洲”,表现了词人报国无门抑郁而又无奈的悲慨。而王沂孙“谩记我,绿蓑冲雪,孤舟寒浪里”,孤独寂寞辛酸痛楚的心境难以名状,当此之时,难有作为,不如隐于江湖以终老。
三 且仕且隐:羁鸟恋林,池鱼思渊
踏上仕途的康庄大道是每一位士子的渴求,一旦此愿望得以实现,上可以光宗耀祖,下可以荫庇后代,中可以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然而官场中并非事事如意,很多为官者不满现状,不受重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其兼济天下的理想。但是若要彻底抛弃官位,安心做平民,这又与他们读书的初衷相违背。而且隐也要有资本,没有官俸,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谋求生存难上加难,生活必然陷入窘境,这又使他们心有不甘。于是这一类人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仕与隐的两条出路之外,又寻到了一条两全其美之路,即食禄而不受染。这类人在朝廷做官,却向往过隐士生活,或以做隐士的方式来对待当官,即古时所谓的“朝隐”。这类隐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隐”,即在朝当官又同时以此作为隐逸手段的人,他们是最了不起的隐士。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东方朔是隐于朝的著名人物,他就将宫廷作为避世全身的理想处所。另一类是“中隐”,源自于白居易的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渲。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中隐”就是到州府去亦官亦隐,不像大隐者那样伴君如伴虎,终日惴惴不安,而是自在一方,行动自由,经济上也比较宽裕,可以营构园林于州府的名山胜水,也可以随意去登临自然山水。这往往是由于士大夫们深感官场险恶、压抑、束缚,而产生的对自由洒脱的隐者生活的向往。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他写作了著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塑造了一位卓立不群、心无旁骛、横江独钓、自得其乐的超凡脱俗的渔父意象,表达了自己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以及对隐逸的企望。杨炎正虽中了进士,任大理司直,却也有“问渔樵,学作老生涯”、“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之感慨,退隐之情委婉又酣畅。辛弃疾“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可仍要“小舟行钓”,说明词人对纷乱的官场感到“意倦”,欲过一种忘情世事的生活。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客夜饮归途,乘醉吟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黄庭坚曾任中书舍人,却作“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锦鳞正在深处”。晚至南社诗人高旭“满地江湖客放浪,明朝持钓弄扁舟”(《元旦》),继续以“渔父”的原型表其对隐逸的向往。
四 无仕无隐:大智若愚,超凡脱俗
孔子有一句著名的彪炳千古的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水的柔弱、不争、至清、守静、足己、随遇而安等特性与智者的特性有其对应之处。因此,智者对水情有独钟,选择在水边做渔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类智者,他们已经熄灭了功名利禄心,心静如水,所钓的只是一片“闲适”。这一类钓者并不谋求“时机”与“机缘”,他们追求的只是生活的平静与心灵的安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类“渔父”意象往往成为纯粹的审美意象而给人更多美的享受。
描绘渔父逍遥自在的生活,在唐宋诗词中比较多见。唐代的张志和是较早以渔父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他有一首著名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诗中那位头戴箬笠,身披蓑衣,斜风细雨中悠然垂钓的渔父形象,堪称千古一绝。对此诗,刘熙载曾有过评价: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
可见,后人所作的渔父词,无论在用词亦或意境上,都基本无法超越张志和的这首“西塞山前”。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张志和《渔父》)。这位穿行于青草湖面风浪水波间的“巴陵渔父”,其快乐赛过神仙。再如“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司空曙《江村即事》),翘首拈须,悠然自得的钓者形象隐约可辨。“昨夜醉眠西浦月,今宵独钓南溪雪”(洪适《渔家傲引》)。一份闲适,一种旷达,堪为叹止。他们表现出的都是一种真正的隐逸生活,即身在尘寰,心于象外的超然心境。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决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的模写,而是具有特殊情韵的一种艺术意象,它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复杂的隐喻功能,既能传达出文人们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又积淀着中华民族某种难以言述的人生体味。正因如此,渔父意象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在他们的诗作中尽展风采!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华夏美学》,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2] 欧阳修等:《隐逸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 鼓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5]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张伟光,女,1977—,吉林白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工作单位:白城师范学院。
关键词:渔父 隐逸 智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渔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具有特殊审美蕴藉的重要意象,文人们不仅在诗作中反复吟咏,甚至在自己的别名雅号中,也大量采用“渔”字,如“七泽渔隐”(宋·任公辅)、“三潭老渔”(清·关键)、“淮海遗渔”(清·胡从中)等。有的还直接取在名字里,如李渔,号笠翁。在仕与隐对立又互补的精神结构中,“渔父”一直是古代士子们颇为青睐的典范形象。“渔父”作为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化现象,展示着文人难尽言表的情感流程及其集中鲜明的价值取向。
一 由隐而仕:沽名钓誉、意在王侯
自从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具有官本位意味的判断价值以后,它便成为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出仕作官成为士人们的正当职业或唯一出路。然而有幸踏上仕途者毕竟有限,那些被挤下去的,以及站在旁边观望的人,便开始另寻其他途径。于是,有人发现,人们有一个舍近求远的习惯心理:距离越近人们越容易忽视他的好;距离远的,即使不了解,也会盲目地认为其好。作为统治者,他看到的多是一心入仕的文人,也就对这种文人的渴求以及他们的才能习以为常了。反而是那些根本不把入仕当回事儿,或故意远离仕途的人,却极大地吸引了统治者的注意。历代也确实有不少人以布衣身份直取卿相。例如殷商时的傅说、三国时的诸葛亮、东晋时的谢安等等,不胜枚举。这种布衣卿相、一步登天的仕进之途,无疑具有传奇色彩又极具诱惑力。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岂不快哉!虽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幸运儿寥若晨星,但对中国士文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早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就说过:“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宋人陈景元在为《庄子·徐无鬼》篇作注时说:“后世山林养浩者,有借岩居之高为化路之捷,遂无真隐矣!”可见,“避世垂纶”的渔父也许并不想终生垂钓,“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杆莫不是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既然隐逸有可能成为官员,那么就会出现“身在江湖,心系魏阙”的隐士。唐代卢藏用可说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隐士,故意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作为隐居之所。到中宗朝以高士名得官,并累居要职,人称“随驾隐士”。他曾指着终南山对当时一位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道:“以我看来,是一条当官的捷径。”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事实上,有些人隐居的确是为了炒名声、捞资本。像卢藏用,他曾考取过进士,但考取后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于是他干脆以退为进,隐居起来,获得清高的名声,受到皇帝召见,再重新为官,却青云直上,累居要职。这些成功者为部分士人建立了一个范式,为一些失意或者充满幻想的士人提供了一种可望而实际上难以企及的期待。于是有些自负甚高的士人,开始谋求以隐出仕。
那么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有大量文人选择在水边以做渔父的方式来隐逸呢?这大概就要追溯到渔隐的始祖姜太公姜子牙了。姜子牙三千六百五十日,一蓑衣,一斗笠,持一直钩,却不设饵,离水三尺,日日垂钓。后果然被周文王访得,拜为丞相,助武王兴兵伐纣,终成兴周大业。很显然,姜太公钓鱼是假,求明主才是真。钓鱼实际是一种等待。其所钓者,钓的就是“机会”或者“机缘”。他本人也成为乘时而起,择木而栖的智者的化身,而直钩垂钓也成为众多隐逸之士企羡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故而张志和明确指出:“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白居易更加坦率,他学做渔父,却是“钓人不钓鱼”。这样临水垂钓就成为文人们内心深处一个难解的情结,一个暗藏的希冀。类似的还有:李白“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见赠钱征群少阳》);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赠张丞相》);高适“归来洛阳无负郎,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别韦参军》)等等。他们都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因而津津乐道姜太公渭水垂钓。
二 由仕而隐: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士人是社会上受教育最多的人群,也正因为如此,士人往往涉世不深,容易沉浸于书中或是个人理想的世界,而对社会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对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更是无法理解和容忍,表现出文人的“呆”与“痴”。他们一旦进入官场,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纯洁:人人勤于政务,人人以天下为己任,人人急苍生之所急,想苍生之所想。而是与之相反,更多的人在不择手段谋求个人利益,在投机钻营,在结党营私。总之,一切的丑恶,在黑暗社会的官场中都可以见到。这是每一位正直的文人都无法容忍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官员大量充斥于官场,使那些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反而难有作为。同时,由于文人的清高,他们往往不愿攀附权贵,奴颜卑膝。因此也就无法受到重用去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宏愿。久而久之,这部分人就会对官场产生极度的鄙视与厌倦,再加上受孔子“贤者避世”(《论语·宪问》)、“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论语·公冶长》)等思想的影响,于是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们中很多人选择了归隐之路。这类隐居者往往都是被迫的,他们不满世俗却无力去改变,不满现状却不敢去批评,不受重用却无法去抗争,这是这一类隐士的典型处境。
功成身退更是古人的一种理想生活模式,也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在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之事是帝王们的大忌。李白曾说:“君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许多功臣被帝王残酷杀戮,就在于这些人功劳太大,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人标榜功成身退,将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精神融合到一块儿,士人精神世界的两大支柱在这里重合。而且还能显示出当官目的的崇高性,即当官建立功业并非贪恋富贵,而是兼善天下。功业完成后,又隐居江湖,岂不高尚的很!古代达官贵人,位居高位之后及时引退者不乏其例,如战国的范雎、汉朝的张良等等。
受上述原则影响而产生的“渔父”意象是反抗的,愤世的。他们钓的是“孤傲”与“抗议”。李商隐曾作“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达其归隐之心。陆游做“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青玉案》)、“独去江边作渔夫”(《鹊桥仙》)、“只将渔钓送年华”(《鹧鸪天》)、“头白伴人书纸尾,只思归去弄烟波”(《自咏》)之词,表现一位志存恢复天下的儒生,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张辑的《月上瓜洲》所写“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明月上瓜洲”,表现了词人报国无门抑郁而又无奈的悲慨。而王沂孙“谩记我,绿蓑冲雪,孤舟寒浪里”,孤独寂寞辛酸痛楚的心境难以名状,当此之时,难有作为,不如隐于江湖以终老。
三 且仕且隐:羁鸟恋林,池鱼思渊
踏上仕途的康庄大道是每一位士子的渴求,一旦此愿望得以实现,上可以光宗耀祖,下可以荫庇后代,中可以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然而官场中并非事事如意,很多为官者不满现状,不受重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其兼济天下的理想。但是若要彻底抛弃官位,安心做平民,这又与他们读书的初衷相违背。而且隐也要有资本,没有官俸,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谋求生存难上加难,生活必然陷入窘境,这又使他们心有不甘。于是这一类人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仕与隐的两条出路之外,又寻到了一条两全其美之路,即食禄而不受染。这类人在朝廷做官,却向往过隐士生活,或以做隐士的方式来对待当官,即古时所谓的“朝隐”。这类隐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隐”,即在朝当官又同时以此作为隐逸手段的人,他们是最了不起的隐士。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东方朔是隐于朝的著名人物,他就将宫廷作为避世全身的理想处所。另一类是“中隐”,源自于白居易的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渲。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中隐”就是到州府去亦官亦隐,不像大隐者那样伴君如伴虎,终日惴惴不安,而是自在一方,行动自由,经济上也比较宽裕,可以营构园林于州府的名山胜水,也可以随意去登临自然山水。这往往是由于士大夫们深感官场险恶、压抑、束缚,而产生的对自由洒脱的隐者生活的向往。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他写作了著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塑造了一位卓立不群、心无旁骛、横江独钓、自得其乐的超凡脱俗的渔父意象,表达了自己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以及对隐逸的企望。杨炎正虽中了进士,任大理司直,却也有“问渔樵,学作老生涯”、“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之感慨,退隐之情委婉又酣畅。辛弃疾“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可仍要“小舟行钓”,说明词人对纷乱的官场感到“意倦”,欲过一种忘情世事的生活。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客夜饮归途,乘醉吟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黄庭坚曾任中书舍人,却作“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锦鳞正在深处”。晚至南社诗人高旭“满地江湖客放浪,明朝持钓弄扁舟”(《元旦》),继续以“渔父”的原型表其对隐逸的向往。
四 无仕无隐:大智若愚,超凡脱俗
孔子有一句著名的彪炳千古的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水的柔弱、不争、至清、守静、足己、随遇而安等特性与智者的特性有其对应之处。因此,智者对水情有独钟,选择在水边做渔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类智者,他们已经熄灭了功名利禄心,心静如水,所钓的只是一片“闲适”。这一类钓者并不谋求“时机”与“机缘”,他们追求的只是生活的平静与心灵的安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类“渔父”意象往往成为纯粹的审美意象而给人更多美的享受。
描绘渔父逍遥自在的生活,在唐宋诗词中比较多见。唐代的张志和是较早以渔父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他有一首著名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诗中那位头戴箬笠,身披蓑衣,斜风细雨中悠然垂钓的渔父形象,堪称千古一绝。对此诗,刘熙载曾有过评价: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
可见,后人所作的渔父词,无论在用词亦或意境上,都基本无法超越张志和的这首“西塞山前”。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张志和《渔父》)。这位穿行于青草湖面风浪水波间的“巴陵渔父”,其快乐赛过神仙。再如“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司空曙《江村即事》),翘首拈须,悠然自得的钓者形象隐约可辨。“昨夜醉眠西浦月,今宵独钓南溪雪”(洪适《渔家傲引》)。一份闲适,一种旷达,堪为叹止。他们表现出的都是一种真正的隐逸生活,即身在尘寰,心于象外的超然心境。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决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的模写,而是具有特殊情韵的一种艺术意象,它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复杂的隐喻功能,既能传达出文人们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又积淀着中华民族某种难以言述的人生体味。正因如此,渔父意象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在他们的诗作中尽展风采!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华夏美学》,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2] 欧阳修等:《隐逸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 鼓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5]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张伟光,女,1977—,吉林白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工作单位:白城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