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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张似旭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饶平县隆都白水湖乡（今属汕头市澄海区），早年毕业于汕头市华英学校，随后留学美国，获宾夕法尼亚州哈佛福德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及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妻子是犹他州盐湖城的名门闺秀。1924年回国，在天津英文《华北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任记者、编辑。后出任东吴大学任教授。1927年，任外交公署驻沪办事处特派员一等秘书。旋任上海民国新闻社总编辑。
1940年7月1日，张似旭受到汪精卫政府通缉。1940年7月19日下午，张似旭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德商起士林餐厅二楼喝咖啡时被极司非尔路76号特务从背后开枪打死。7月23日，在贝当路（今衡山路）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有中外人士600余人参加，安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旧中国的保险业“布道者”
1932年9月，张似旭倡议发起组建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得到华安合群保寿、中国、友邦、泰山、四海、宁绍人寿、先施人寿等经营寿险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支持。在成立大会上，七家创始成员的保险公司代表一致推举张似旭担任社长。聘用郭佩弦、陈克勤、欧阳婉、沈雷春为编辑。
在他的主持下，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在保险学术和保险实务研究及宣传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创性地组织了一系列有益于发展寿险事业的活动。
主要有：举办寿险演讲会。如组织专家分赴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院校讲台讲演寿险学理，以激发大学生研究寿险的兴趣，引领消费时尚；配合大学增设寿险科目，如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都开设寿险课程，由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派员担任教授；创办函授学校。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附设有人寿保险函授科，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由专门学者编写寿险讲义，分送给学员进行自修，遇到疑难问题不能解决时，通过函询讨论解答，鼓励有志于保险事业者自学寿险知识，藉以培养寿险专门人才；译著新书，并组织印刷保险学术出版物。
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定期出版《寿险季刊》、《寿险界》等刊物，编辑出版发行了《人寿保险社会学》、《人寿保险经济学》、《人寿保险招徕学》、《人寿保险推广方法》、《人寿保险概论》、《寿险嘉言集》等６本专著，协助太平保险公司出版发行《保险界》，协助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出版发行《人寿》等刊物。还在当时各大报刊上开辟定期保险专栏，如：《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新闻夜报》的《保险周刊》，《晨报》的《寿险特刊》，《大美晚报》的《寿险专刊》等。
为普及保险的相关知识，传播保险文化，张似旭相继在《时事新报》、《中华日报》、《寿险季刊》、《寿险界》、《银行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散见于其中的就有《人寿保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人寿保险与慈善事业》、《节俭与国家前途》强调寿险与储蓄的关系、《生命的经济价值》、《人寿保险与家庭之稳固》、《人寿保险与国家的财源》、《投保人应有的认识》、《人寿保险与人类生命的价值》、《外商在华经营人寿保险事业之概况》等十余篇。他主张要“多设寿险公司，发展寿险事业，聚集全国人民的零星游资，奖励国民的节俭，蔚为国家的富源，国家的宝藏。还以用之于国家的事业，谋人民的福利。”
在张似旭及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国人的寿险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观，渐渐深入人心，一度扭转了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保险学术研究不够重视，保险专业书刊不多，以及社会民众漠视保险的状况。
1938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上级的指示，仿照“银联”的形式，秘密发起筹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团结保险职工开展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得到张似旭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由于张似旭在保险业界的崇高声望，“保联”成立时被聘为理事会的名誉理事，在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活动中，他还担任了征求会员委员会的名誉总队长。
首倡中国保险年鉴
解放前造成中国保险业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保险业界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调查统计工作，各保险公司的历年营业状况，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可资借鉴，因而保险公司各自为政，在业务上盲目竞争，业务水平停滞不前，其结果是大多数民族保险公司朝兴夕废，很难长久。张似旭认为，不建立保险统计工作不足以振兴民族保险业，不依靠科学管理不能够与外商保险公司相抗衡而挽回利权。有鉴于此，张似旭乃有搜集保险业务材料编制年鉴的创议，得到业界有识之士的赞成附和。1934年7月，张似旭以“阐扬保险学理与蒐集业务材料”为宗旨，指定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年轻编辑沈雷春主持编辑年鉴事宜，并在各方面鼎力支持，勤于指导，初稿出来后为之作序勉励，促成壮举。
经半年的艰辛努力，1935年3月，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险年鉴在1935年《保险年鉴》问世，由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出版发行，开创了中国保险发展史的先河。张似旭在序言中客观评价云：“虽不能尽善尽美，然在我国保险业中，尚属不可多得之参考材料。盖保险与国民之关系已日益深切，保险年鉴之披露，实足以增进国民对于保险业之了解与信赖。”
1935年《保险年鉴》全书共分四篇，上篇为保险概论，中篇介绍了世界各国保险概况，下篇为中国保险业概况，附篇刊载保险法规条款、保险契约、保险同业公会章程、保险公司章程以及保险书刊论著等内容。全书较完备地汇辑了中外保险公司的业务纪实，对全国中外保险公司的设立、注册年月、年限、资本、董事、监察、总分公司所在地及职员姓名，代理处所在地及代理人姓名，资产负债、损益状况等，均有详实记载。这种规模宏大的系统史籍，概览了当时中外保险业的全貌，不仅在当时被誉为“保险界的向导、被保险人的顾问和研究保险学者的津梁”，而且为业界后继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编制出版保险年鉴的创举，既可系统总结行业成败经验，为业界管理者经营决策提供科学借鉴，是必需的历史文献资料工具书，同时也可着眼于未来，为社会各界了解保险提供一面“窗口”，可以借机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重塑良好行业形象，是赢得公众信赖与支持所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正如上海保险同业公会主席胡咏骐所指出的那样：“保险事业在国内之历史，既尚肤浅，一般经验自属缺乏，以致不知不觉间，难免有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憾！惟商战无异兵战，我人营业如欲驾乎洋商而上之，则须熟练保险业务之状况，取人之长，弃己之短，所谓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是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厥惟编制各种统计及设计之工作。”“今日之研究保险事业者，辄以难得正确之材料及统计数字为苦。故欲保险事业之发达，而不以搜集材料编制统计为务，实等于缘木求鱼耳。” 在沈雷春、曹鹏等人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保险年鉴》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出版4册。这是中国保险史上值得浓墨重笔大书特书的一笔。
抗日救国不分战场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接管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上海沦为“孤岛”。《大美晚报》是美商在华创办的报纸，同时出中英文两种版本。因为注册在美国，成为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两家中文报纸之一，实际上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论坛。张似旭作为中文版发行人和出版公司经理，为了扩大受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抗日，同年12月1日，《大美日报》社又发刊中文《大美晚报晨刊》，一日两刊，“迅捷敏快”地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积极报道抗日救亡活动，给予民众以抗日的信心和勇气（《大美晚报》登载的关于日军杀人比赛的报道至今还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1938年，为扩大影响，他又创办《大美画报》，邀请原《良友画报》创办人伍联德和赵家璧担任主编，图文并茂，直观报道抗日战争，宣传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使日军、汉奸如芒刺在背，怀忿于心。
1939年夏，汪精卫到上海后开展了所谓“和平运动”，他的卖国投敌的活动，受到上海舆论界的一致谴责，其中以《大美晚报》尤为突出。像正在展播的红色谍战剧《旗袍》剧情一样，“76号”奉日本主子之命，先派人去疏通收买，报纸却骂得更凶。丁默邨与李士群一看软的不行，改用硬的，便令吴世宝派人去打砸《大美晚报》报馆，企图“杀”一儆百，压制舆论。偏偏又错打了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的《中美日报》馆，而《大美晚报》则骂之依然。“76号”特务曾先后两次冲砸《大美晚报》馆，炸毁报馆排字房及打死打伤排字工人各1人。为了防备日伪特务的武装袭击，报馆加强了防卫措施。大门装上铁门，门首堆了沙袋，在各层楼梯入口处也都装上铁闩，来访客人必先填单，由被访者同意后，才引入会客室会晤。
经此磨难，张似旭仍坚持真理，不改初衷，在《大美晚报》上更加严厉地揭露谴责日伪丑行，“76号”于是把对付报馆的办法，改为对人，先后寄子弹两粒给张似旭相威胁，但张似旭并未在恐吓下退缩，而是义正辞严地在报上正面答复，断然拒绝。
1940年7月1日，汪精卫傀儡政府发布对上海83名抗日爱国人士的通缉令，张似旭名列“通缉令”之中，亲友和同事们一再劝他迅速离沪暂避，他却不以为然，“转惓惓以同人之安危为念，而不欲独善其身”，照常坚守岗位，表现出凛然的爱国正气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知道76号不会轻易放过他，原来喜欢步行上班的他改乘了汽车。每天自己驾驶着小汽车上、下班，又特地向工部局警务处雇请保镖一名以防万一。后来，为万全之计，索性搬到报社去住。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倒也相安无事，他也渐渐放松了戒备。就在他刚刚辞退保镖不久，即于1940年７月19日下午遇刺。当时报刊对遇刺经过作了深入报道：张似旭公毕驱车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2号）起士林咖啡馆，迳上二楼拣了临窗座位悠然小憩，边喝咖啡，边阅《大美晚报》，大约4：30左右，突有暴徒两人急步登楼，一言不发拔出手枪猛射，张似旭身中五弹倒地，血流涓涓默然捐躯殉难，血案传出，震惊“孤岛”。
日伪制造的这一桩桩暗杀新闻界爱国人士的血案，虽一时钳制了舆论，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与汉奸卖国贼更大的义愤和仇恨。著名学者郑振铎悲愤于张似旭以及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被暗杀，在任教的国立暨南大学里议决“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郑振铎也差点遭到暗算，他镇定地结束了“最后一课”，暨南大学随即关闭。这些有骨气的文化名流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1940年7月1日，张似旭受到汪精卫政府通缉。1940年7月19日下午，张似旭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德商起士林餐厅二楼喝咖啡时被极司非尔路76号特务从背后开枪打死。7月23日，在贝当路（今衡山路）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有中外人士600余人参加，安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旧中国的保险业“布道者”
1932年9月，张似旭倡议发起组建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得到华安合群保寿、中国、友邦、泰山、四海、宁绍人寿、先施人寿等经营寿险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支持。在成立大会上，七家创始成员的保险公司代表一致推举张似旭担任社长。聘用郭佩弦、陈克勤、欧阳婉、沈雷春为编辑。
在他的主持下，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在保险学术和保险实务研究及宣传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创性地组织了一系列有益于发展寿险事业的活动。
主要有：举办寿险演讲会。如组织专家分赴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院校讲台讲演寿险学理，以激发大学生研究寿险的兴趣，引领消费时尚；配合大学增设寿险科目，如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都开设寿险课程，由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派员担任教授；创办函授学校。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附设有人寿保险函授科，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由专门学者编写寿险讲义，分送给学员进行自修，遇到疑难问题不能解决时，通过函询讨论解答，鼓励有志于保险事业者自学寿险知识，藉以培养寿险专门人才；译著新书，并组织印刷保险学术出版物。
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定期出版《寿险季刊》、《寿险界》等刊物，编辑出版发行了《人寿保险社会学》、《人寿保险经济学》、《人寿保险招徕学》、《人寿保险推广方法》、《人寿保险概论》、《寿险嘉言集》等６本专著，协助太平保险公司出版发行《保险界》，协助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出版发行《人寿》等刊物。还在当时各大报刊上开辟定期保险专栏，如：《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新闻夜报》的《保险周刊》，《晨报》的《寿险特刊》，《大美晚报》的《寿险专刊》等。
为普及保险的相关知识，传播保险文化，张似旭相继在《时事新报》、《中华日报》、《寿险季刊》、《寿险界》、《银行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散见于其中的就有《人寿保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人寿保险与慈善事业》、《节俭与国家前途》强调寿险与储蓄的关系、《生命的经济价值》、《人寿保险与家庭之稳固》、《人寿保险与国家的财源》、《投保人应有的认识》、《人寿保险与人类生命的价值》、《外商在华经营人寿保险事业之概况》等十余篇。他主张要“多设寿险公司，发展寿险事业，聚集全国人民的零星游资，奖励国民的节俭，蔚为国家的富源，国家的宝藏。还以用之于国家的事业，谋人民的福利。”
在张似旭及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国人的寿险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观，渐渐深入人心，一度扭转了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保险学术研究不够重视，保险专业书刊不多，以及社会民众漠视保险的状况。
1938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上级的指示，仿照“银联”的形式，秘密发起筹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团结保险职工开展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得到张似旭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由于张似旭在保险业界的崇高声望，“保联”成立时被聘为理事会的名誉理事，在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活动中，他还担任了征求会员委员会的名誉总队长。
首倡中国保险年鉴
解放前造成中国保险业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保险业界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调查统计工作，各保险公司的历年营业状况，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可资借鉴，因而保险公司各自为政，在业务上盲目竞争，业务水平停滞不前，其结果是大多数民族保险公司朝兴夕废，很难长久。张似旭认为，不建立保险统计工作不足以振兴民族保险业，不依靠科学管理不能够与外商保险公司相抗衡而挽回利权。有鉴于此，张似旭乃有搜集保险业务材料编制年鉴的创议，得到业界有识之士的赞成附和。1934年7月，张似旭以“阐扬保险学理与蒐集业务材料”为宗旨，指定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年轻编辑沈雷春主持编辑年鉴事宜，并在各方面鼎力支持，勤于指导，初稿出来后为之作序勉励，促成壮举。
经半年的艰辛努力，1935年3月，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险年鉴在1935年《保险年鉴》问世，由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出版发行，开创了中国保险发展史的先河。张似旭在序言中客观评价云：“虽不能尽善尽美，然在我国保险业中，尚属不可多得之参考材料。盖保险与国民之关系已日益深切，保险年鉴之披露，实足以增进国民对于保险业之了解与信赖。”
1935年《保险年鉴》全书共分四篇，上篇为保险概论，中篇介绍了世界各国保险概况，下篇为中国保险业概况，附篇刊载保险法规条款、保险契约、保险同业公会章程、保险公司章程以及保险书刊论著等内容。全书较完备地汇辑了中外保险公司的业务纪实，对全国中外保险公司的设立、注册年月、年限、资本、董事、监察、总分公司所在地及职员姓名，代理处所在地及代理人姓名，资产负债、损益状况等，均有详实记载。这种规模宏大的系统史籍，概览了当时中外保险业的全貌，不仅在当时被誉为“保险界的向导、被保险人的顾问和研究保险学者的津梁”，而且为业界后继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编制出版保险年鉴的创举，既可系统总结行业成败经验，为业界管理者经营决策提供科学借鉴，是必需的历史文献资料工具书，同时也可着眼于未来，为社会各界了解保险提供一面“窗口”，可以借机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重塑良好行业形象，是赢得公众信赖与支持所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正如上海保险同业公会主席胡咏骐所指出的那样：“保险事业在国内之历史，既尚肤浅，一般经验自属缺乏，以致不知不觉间，难免有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憾！惟商战无异兵战，我人营业如欲驾乎洋商而上之，则须熟练保险业务之状况，取人之长，弃己之短，所谓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是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厥惟编制各种统计及设计之工作。”“今日之研究保险事业者，辄以难得正确之材料及统计数字为苦。故欲保险事业之发达，而不以搜集材料编制统计为务，实等于缘木求鱼耳。” 在沈雷春、曹鹏等人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保险年鉴》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出版4册。这是中国保险史上值得浓墨重笔大书特书的一笔。
抗日救国不分战场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接管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上海沦为“孤岛”。《大美晚报》是美商在华创办的报纸，同时出中英文两种版本。因为注册在美国，成为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两家中文报纸之一，实际上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论坛。张似旭作为中文版发行人和出版公司经理，为了扩大受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抗日，同年12月1日，《大美日报》社又发刊中文《大美晚报晨刊》，一日两刊，“迅捷敏快”地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积极报道抗日救亡活动，给予民众以抗日的信心和勇气（《大美晚报》登载的关于日军杀人比赛的报道至今还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1938年，为扩大影响，他又创办《大美画报》，邀请原《良友画报》创办人伍联德和赵家璧担任主编，图文并茂，直观报道抗日战争，宣传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使日军、汉奸如芒刺在背，怀忿于心。
1939年夏，汪精卫到上海后开展了所谓“和平运动”，他的卖国投敌的活动，受到上海舆论界的一致谴责，其中以《大美晚报》尤为突出。像正在展播的红色谍战剧《旗袍》剧情一样，“76号”奉日本主子之命，先派人去疏通收买，报纸却骂得更凶。丁默邨与李士群一看软的不行，改用硬的，便令吴世宝派人去打砸《大美晚报》报馆，企图“杀”一儆百，压制舆论。偏偏又错打了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的《中美日报》馆，而《大美晚报》则骂之依然。“76号”特务曾先后两次冲砸《大美晚报》馆，炸毁报馆排字房及打死打伤排字工人各1人。为了防备日伪特务的武装袭击，报馆加强了防卫措施。大门装上铁门，门首堆了沙袋，在各层楼梯入口处也都装上铁闩，来访客人必先填单，由被访者同意后，才引入会客室会晤。
经此磨难，张似旭仍坚持真理，不改初衷，在《大美晚报》上更加严厉地揭露谴责日伪丑行，“76号”于是把对付报馆的办法，改为对人，先后寄子弹两粒给张似旭相威胁，但张似旭并未在恐吓下退缩，而是义正辞严地在报上正面答复，断然拒绝。
1940年7月1日，汪精卫傀儡政府发布对上海83名抗日爱国人士的通缉令，张似旭名列“通缉令”之中，亲友和同事们一再劝他迅速离沪暂避，他却不以为然，“转惓惓以同人之安危为念，而不欲独善其身”，照常坚守岗位，表现出凛然的爱国正气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知道76号不会轻易放过他，原来喜欢步行上班的他改乘了汽车。每天自己驾驶着小汽车上、下班，又特地向工部局警务处雇请保镖一名以防万一。后来，为万全之计，索性搬到报社去住。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倒也相安无事，他也渐渐放松了戒备。就在他刚刚辞退保镖不久，即于1940年７月19日下午遇刺。当时报刊对遇刺经过作了深入报道：张似旭公毕驱车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2号）起士林咖啡馆，迳上二楼拣了临窗座位悠然小憩，边喝咖啡，边阅《大美晚报》，大约4：30左右，突有暴徒两人急步登楼，一言不发拔出手枪猛射，张似旭身中五弹倒地，血流涓涓默然捐躯殉难，血案传出，震惊“孤岛”。
日伪制造的这一桩桩暗杀新闻界爱国人士的血案，虽一时钳制了舆论，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与汉奸卖国贼更大的义愤和仇恨。著名学者郑振铎悲愤于张似旭以及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被暗杀，在任教的国立暨南大学里议决“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郑振铎也差点遭到暗算，他镇定地结束了“最后一课”，暨南大学随即关闭。这些有骨气的文化名流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