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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文辉统治西康的22年间，西康地方的宗教领袖和高僧大德为刘文辉安抚地方，协助军政，处理突发事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以日库活佛较为典型。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民族之间认同感的加深，多民族的交流融合，地方的稳定发展均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刘文辉;日库活佛;西康
刘文辉曾说：“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1]基于他的施政思路，重视和扶持藏传佛教，团结和优崇宗教上层人士，成为其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日库活佛（1885—1956.12.12），是木雅区日库寺（康定县最大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活佛，法名为觉麦秋吉俄日。在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多次帮助其化解危机。本文拟从日库活佛生平事迹和刘文辉对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的具体政策，来揭示和反思他们的关系互动促进民族融合和地方发展，加强国家统一的深远
意义。
一、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及主要措施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刘文辉的政治生涯，可谓几起几落。“二刘之战”以后，刘文辉败退西康，只剩下两个残缺不全的师。要想控制西康单凭武力几乎不可能，刘文辉深知藏传佛教对康人影响的深远和对西康长治久安的关键作用。在总结赵尔丰改土归流经验之后得出其一便是“对于宗教之隔阂”[2]。由于不得人心，激起了康人强烈反抗，以致最终寺庙和土司势力的卷土重来。依据当时刘文辉的政治实力，用藏传佛教来稳定局势便成了其主要施政策略。在对西康分区（康定区、雅安区、西昌区）进行管理、统一军政。对康区主要措施是“加强同藏族中上层人士的联系”[3]，提出“护教”口号，以民族团结为西康省的基本政策。
刘文辉与佛教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驻防泸州的时候，拜号称神仙的刘从云为师，法号“玉猷”。[4]刘文辉接管西康后，接触到藏传佛教，不但在家中设立经堂，还聘有经师[5]，接受了康北极具影响力的炉霍寿灵寺寺主，四世格聪呼图克图格勒郎加活佛的灌顶传经，驻在康定期间，无论家居、外出，手持念珠。并在康定的公馆内，布置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小经堂，除其本人临睡前静坐诵经外常请大德喇嘛为他礼佛诵经。“故刘文辉本人即使不能视为笃信佛教，认为他相当了解佛教并有所信仰，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6]
1938年，本着“沟通汉藏文化，融合康地政教，团结人心，巩固后防”的目的，刘文辉决定于康定成立“五明学院”，又名“西陲佛学院”，也分别在理化、甘孜、德格、得荣、石渠等县设立五明学院。1942年改组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俗间的纠纷”[7]。成员主要为各地高僧大德，佛学院学员由各寺庙选送，不但学员一律免费，还可得部分津贴。通过佛学院这种有代表性的佛教社团，不但研究了宗教佛学，而且顺应了民意，减少了施政的障碍。
自建省前夕到建省后，西康地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均被任以不同的党、政职务。为加强地方稳定，刘文辉将康区划为四个佛教宣化区，委任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人物为“宣化师”、“辅教师”，这些宗教人士不但扩大了刘文辉的影响力，而且为辅助地方军政，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乃强先生曾经说道：“那几个喇嘛替他宣扬出去，说他是真正的护法韦驮转世。……由于地方人民拥护他，他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8]
二.日库活佛其人及对刘文辉施政的主要作用
日库活佛（1885—1956.12.12）出生于康定县炉城镇包家锅庄。五岁时被木雅区日库寺（康定县最大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认定为转世灵童，按照仪轨举行了坐床仪式。法名为觉麦秋吉俄日。1905年赴西藏萨迦寺修习佛法，考取了萨迦派最高的“左然巴”学位。由于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在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势力掀起的“驱汉”活动中被驱逐，被迫中断学佛，回到日库寺主持佛事。并在钻研佛学的同时，研究藏医藏药，为群众治病。正如萨迦五祖八思巴所云：“佛陀曾说教法会有兴衰，众生之幸福由业缘决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引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智者。”[9]
1912年至1927年，木雅地区匪患频发，日库活佛为了保护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号召群众组建民团武装自卫，经过自卫斗争的胜利，彻底消除了匪患。随着清朝覆灭，国内政局动荡，康区渐渐形成了行政权力的真空状态，人民生活动荡，社会治安混乱。西康民众对改良康区政治抱有期待，自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围绕“化边地为腹地，奠定西陲国防”的总方针，在西康地区各个方面进行有效治理。尤其是在宗教上“因势利导，力谋政教协调，僧俗合作，以纳民于轨范”的策略更是与日库活佛的佛家信条和所言所行目的一致。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日库活佛陆续出任第一届西康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积极反映人民疾苦，沟通僧俗各界。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1939年年底，康北重镇甘孜发生了“甘孜事件”，事件的导火索便是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的婚事。刘文辉为了控制地方势力，早在1932年就将女土司认为义女，设法在他的部下里为其择婿。班辕移驻甘孜后，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刘文辉的势力，也积极为班辕联络地方势力，戴季陶到甘孜祭悼期间，认女土司为义女，恰闻女土司与班辕警卫队队长益西多吉互生爱慕，便积极促成婚事。刘文辉清楚这桩婚姻背后的政治势力，对此婚事极力设阻。在婚礼前夜软禁了女土司，随后又撤销其职务，并决定在一年之内禁止其行动自由。这无疑加重了地方与其对立情绪。并直接引发了武装冲突。
在1938年6月戴季陶前往甘孜祭悼来到康定，刘文辉便借口不懂佛事，委托日库活佛陪同前往。[10]日库活佛深知政治斗争必另地方涂炭，人民蒙灾。对刘文辉软禁女土司忧心忡忡，建议刘文辉同意婚事，让女土司到康定结婚并定居。一者可显示刘文辉气度，二者女土司人在康定，必可限制甘孜地方势力。这样即可保全甘孜局势。此办法虽得到刘文辉和女土司的同意，但由于团长、县长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最后没有实施。[11] 刘文辉为“甘孜事变”的善后伤透脑筋，日库活佛从事件伊始就献计献策，唯恐地方蒙灾。当战事爆发，主动劝说刘文辉和平解决争端。刘文辉即委任日库活佛前往甘孜劝说双方停火谈判。到达甘孜后日库活佛看到战事给地方造成巨大创伤，寺院僧人，当地百姓纷纷逃亡，人心惶惶，官兵趁火打劫，社会治安恶化。及时向驻军报告情况，严肃了军纪。另一方面积极走访各寺院和僧俗上层人士，本着佛家慈悲为怀，劝说各方放下怨恨、猜疑，共同善后。协助寺院恢复佛事活动。经过日库活佛艰苦的努力，甘孜地区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消除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
1944年，昌都地区察雅县扎西央恰寺的寻访组在木雅地区的甲安托村，认定了罗桑单增·曲吉坚参（1939—）为罗登协饶活佛[12]的转世灵童。但是康定县沙德区古瓦寺也认定此灵童为古瓦寺转世活佛，由此两寺就寻访认定产生了争端。告到了西康省政府，刘文辉又延请日库活佛出面调解。日库活佛悉心听取两方意见，弄清事情原委，以宗教仪轨、佛法规善和世俗惯例开导规劝，处理意见公平合理。日库活佛再次及时平息了事端，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的稳定。
刘文辉的政治路线，从反蒋而亲共，由亲共走上起义，从彭县起义到西康阻击战的胜利，最终从地方军阀回归人民的阵营。西康阻击战，虽有国民党的造谣惑众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在康区的煽动反共，加之自己队伍里少数不稳分子的倒戈，情况混乱。危机关头，召集西康地方上层人士，说明党的政策和川康解放的胜利形势，稳定了局势，遏制了叛乱，为西康顺利解放铺平了道路。日库活佛一直为西康的和平发展殚精竭力，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康区，红军的言行给日库活佛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解放的洪流涌来，支持刘文辉起义，宣传党的政策，稳定西康局势。1950年4月在雅安见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并作为康定县22个寺庙的僧俗代表向解放军表达了敬意，沟通了思想。在雅安期间，通过学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各项法令，对共产党加深了认识和了解。在雅安期间，即通过信件向僧俗和群众宣传了党。回到康定后，即刻在根子夏地方召开了日库、古瓦两寺僧众及部分头人参加的会议[13]，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宣传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给群众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让一切反动势力在康区的谣言不攻自破。为稳定百姓情绪，维护西康稳定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为刘文辉的弃暗投明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奉献了力量。
三、结语
刘文辉对西康地区22年来的治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与其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和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点的掌握密不可分。刘文辉对宗教的应用和与宗教上层的沟通，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的稳定，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增强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主观上形成了刘文辉重要的民族理念，即“中华民族是一个”[14]并成功应用于刘文辉的民族工作之中。刘文辉与日库活佛的关系便是这一认识的具体体现。日库活佛于1956年12月12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中共康定地委、甘孜州人民委员会、甘孜州政协的联合悼词总结了他的一生：“曾为民族团结、实现区域自治付出辛勤。即将民主改革，推进藏区进步时不幸逝世。”[15]日库活佛与刘文辉的关系对于当今地方保护与发展，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巩固和宗教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对策，都有一定的意义，值得思考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6—27页.
[2] 刘文辉.《西康现状及赵尔丰治康之失得》，《西北问题》1936年第2卷，第1期至第2期.
[3]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6页.
[4] 彭迪先、舒国藩.《刘文辉史话1895—1976》，113页.
[5] 《甘孜州志》，下册，第2125—2126页.
[6] 王川.《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关系述论》，《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
[7]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7页.
[8] 任乃强.《回忆贺老总招谈解放西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6页.
[9] 昂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谱》（藏文版），1986年2月，174页.
[10] 州委统战部档案材料.
[11] 孔萨益多.《甘孜孔萨土司家族史略》，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8辑，206—207页.
[12] 杨武斌.《觉麦秋吉俄日生平事迹片段》[A]甘孜州政协主编《甘孜州文史资料》[C]，第十六辑，1998年，第46页.
[13] 刘文辉.团结与革新——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刘主席出席庆祝民国暨省府成立大会讲演词[A]//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M].康定：康导月刊社，1941.
[14] 州委统战部档案材料.
【关键词】：刘文辉;日库活佛;西康
刘文辉曾说：“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1]基于他的施政思路，重视和扶持藏传佛教，团结和优崇宗教上层人士，成为其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日库活佛（1885—1956.12.12），是木雅区日库寺（康定县最大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活佛，法名为觉麦秋吉俄日。在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多次帮助其化解危机。本文拟从日库活佛生平事迹和刘文辉对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的具体政策，来揭示和反思他们的关系互动促进民族融合和地方发展，加强国家统一的深远
意义。
一、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及主要措施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刘文辉的政治生涯，可谓几起几落。“二刘之战”以后，刘文辉败退西康，只剩下两个残缺不全的师。要想控制西康单凭武力几乎不可能，刘文辉深知藏传佛教对康人影响的深远和对西康长治久安的关键作用。在总结赵尔丰改土归流经验之后得出其一便是“对于宗教之隔阂”[2]。由于不得人心，激起了康人强烈反抗，以致最终寺庙和土司势力的卷土重来。依据当时刘文辉的政治实力，用藏传佛教来稳定局势便成了其主要施政策略。在对西康分区（康定区、雅安区、西昌区）进行管理、统一军政。对康区主要措施是“加强同藏族中上层人士的联系”[3]，提出“护教”口号，以民族团结为西康省的基本政策。
刘文辉与佛教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驻防泸州的时候，拜号称神仙的刘从云为师，法号“玉猷”。[4]刘文辉接管西康后，接触到藏传佛教，不但在家中设立经堂，还聘有经师[5]，接受了康北极具影响力的炉霍寿灵寺寺主，四世格聪呼图克图格勒郎加活佛的灌顶传经，驻在康定期间，无论家居、外出，手持念珠。并在康定的公馆内，布置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小经堂，除其本人临睡前静坐诵经外常请大德喇嘛为他礼佛诵经。“故刘文辉本人即使不能视为笃信佛教，认为他相当了解佛教并有所信仰，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6]
1938年，本着“沟通汉藏文化，融合康地政教，团结人心，巩固后防”的目的，刘文辉决定于康定成立“五明学院”，又名“西陲佛学院”，也分别在理化、甘孜、德格、得荣、石渠等县设立五明学院。1942年改组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俗间的纠纷”[7]。成员主要为各地高僧大德，佛学院学员由各寺庙选送，不但学员一律免费，还可得部分津贴。通过佛学院这种有代表性的佛教社团，不但研究了宗教佛学，而且顺应了民意，减少了施政的障碍。
自建省前夕到建省后，西康地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均被任以不同的党、政职务。为加强地方稳定，刘文辉将康区划为四个佛教宣化区，委任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人物为“宣化师”、“辅教师”，这些宗教人士不但扩大了刘文辉的影响力，而且为辅助地方军政，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乃强先生曾经说道：“那几个喇嘛替他宣扬出去，说他是真正的护法韦驮转世。……由于地方人民拥护他，他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8]
二.日库活佛其人及对刘文辉施政的主要作用
日库活佛（1885—1956.12.12）出生于康定县炉城镇包家锅庄。五岁时被木雅区日库寺（康定县最大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认定为转世灵童，按照仪轨举行了坐床仪式。法名为觉麦秋吉俄日。1905年赴西藏萨迦寺修习佛法，考取了萨迦派最高的“左然巴”学位。由于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在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势力掀起的“驱汉”活动中被驱逐，被迫中断学佛，回到日库寺主持佛事。并在钻研佛学的同时，研究藏医藏药，为群众治病。正如萨迦五祖八思巴所云：“佛陀曾说教法会有兴衰，众生之幸福由业缘决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引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智者。”[9]
1912年至1927年，木雅地区匪患频发，日库活佛为了保护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号召群众组建民团武装自卫，经过自卫斗争的胜利，彻底消除了匪患。随着清朝覆灭，国内政局动荡，康区渐渐形成了行政权力的真空状态，人民生活动荡，社会治安混乱。西康民众对改良康区政治抱有期待，自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围绕“化边地为腹地，奠定西陲国防”的总方针，在西康地区各个方面进行有效治理。尤其是在宗教上“因势利导，力谋政教协调，僧俗合作，以纳民于轨范”的策略更是与日库活佛的佛家信条和所言所行目的一致。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日库活佛陆续出任第一届西康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积极反映人民疾苦，沟通僧俗各界。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1939年年底，康北重镇甘孜发生了“甘孜事件”，事件的导火索便是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的婚事。刘文辉为了控制地方势力，早在1932年就将女土司认为义女，设法在他的部下里为其择婿。班辕移驻甘孜后，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刘文辉的势力，也积极为班辕联络地方势力，戴季陶到甘孜祭悼期间，认女土司为义女，恰闻女土司与班辕警卫队队长益西多吉互生爱慕，便积极促成婚事。刘文辉清楚这桩婚姻背后的政治势力，对此婚事极力设阻。在婚礼前夜软禁了女土司，随后又撤销其职务，并决定在一年之内禁止其行动自由。这无疑加重了地方与其对立情绪。并直接引发了武装冲突。
在1938年6月戴季陶前往甘孜祭悼来到康定，刘文辉便借口不懂佛事，委托日库活佛陪同前往。[10]日库活佛深知政治斗争必另地方涂炭，人民蒙灾。对刘文辉软禁女土司忧心忡忡，建议刘文辉同意婚事，让女土司到康定结婚并定居。一者可显示刘文辉气度，二者女土司人在康定，必可限制甘孜地方势力。这样即可保全甘孜局势。此办法虽得到刘文辉和女土司的同意，但由于团长、县长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最后没有实施。[11] 刘文辉为“甘孜事变”的善后伤透脑筋，日库活佛从事件伊始就献计献策，唯恐地方蒙灾。当战事爆发，主动劝说刘文辉和平解决争端。刘文辉即委任日库活佛前往甘孜劝说双方停火谈判。到达甘孜后日库活佛看到战事给地方造成巨大创伤，寺院僧人，当地百姓纷纷逃亡，人心惶惶，官兵趁火打劫，社会治安恶化。及时向驻军报告情况，严肃了军纪。另一方面积极走访各寺院和僧俗上层人士，本着佛家慈悲为怀，劝说各方放下怨恨、猜疑，共同善后。协助寺院恢复佛事活动。经过日库活佛艰苦的努力，甘孜地区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消除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
1944年，昌都地区察雅县扎西央恰寺的寻访组在木雅地区的甲安托村，认定了罗桑单增·曲吉坚参（1939—）为罗登协饶活佛[12]的转世灵童。但是康定县沙德区古瓦寺也认定此灵童为古瓦寺转世活佛，由此两寺就寻访认定产生了争端。告到了西康省政府，刘文辉又延请日库活佛出面调解。日库活佛悉心听取两方意见，弄清事情原委，以宗教仪轨、佛法规善和世俗惯例开导规劝，处理意见公平合理。日库活佛再次及时平息了事端，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的稳定。
刘文辉的政治路线，从反蒋而亲共，由亲共走上起义，从彭县起义到西康阻击战的胜利，最终从地方军阀回归人民的阵营。西康阻击战，虽有国民党的造谣惑众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在康区的煽动反共，加之自己队伍里少数不稳分子的倒戈，情况混乱。危机关头，召集西康地方上层人士，说明党的政策和川康解放的胜利形势，稳定了局势，遏制了叛乱，为西康顺利解放铺平了道路。日库活佛一直为西康的和平发展殚精竭力，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康区，红军的言行给日库活佛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解放的洪流涌来，支持刘文辉起义，宣传党的政策，稳定西康局势。1950年4月在雅安见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并作为康定县22个寺庙的僧俗代表向解放军表达了敬意，沟通了思想。在雅安期间，通过学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各项法令，对共产党加深了认识和了解。在雅安期间，即通过信件向僧俗和群众宣传了党。回到康定后，即刻在根子夏地方召开了日库、古瓦两寺僧众及部分头人参加的会议[13]，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宣传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给群众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让一切反动势力在康区的谣言不攻自破。为稳定百姓情绪，维护西康稳定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为刘文辉的弃暗投明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奉献了力量。
三、结语
刘文辉对西康地区22年来的治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与其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和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点的掌握密不可分。刘文辉对宗教的应用和与宗教上层的沟通，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的稳定，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增强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主观上形成了刘文辉重要的民族理念，即“中华民族是一个”[14]并成功应用于刘文辉的民族工作之中。刘文辉与日库活佛的关系便是这一认识的具体体现。日库活佛于1956年12月12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中共康定地委、甘孜州人民委员会、甘孜州政协的联合悼词总结了他的一生：“曾为民族团结、实现区域自治付出辛勤。即将民主改革，推进藏区进步时不幸逝世。”[15]日库活佛与刘文辉的关系对于当今地方保护与发展，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巩固和宗教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对策，都有一定的意义，值得思考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6—27页.
[2] 刘文辉.《西康现状及赵尔丰治康之失得》，《西北问题》1936年第2卷，第1期至第2期.
[3]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6页.
[4] 彭迪先、舒国藩.《刘文辉史话1895—1976》，113页.
[5] 《甘孜州志》，下册，第2125—2126页.
[6] 王川.《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关系述论》，《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
[7]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7页.
[8] 任乃强.《回忆贺老总招谈解放西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6页.
[9] 昂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谱》（藏文版），1986年2月，174页.
[10] 州委统战部档案材料.
[11] 孔萨益多.《甘孜孔萨土司家族史略》，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8辑，206—207页.
[12] 杨武斌.《觉麦秋吉俄日生平事迹片段》[A]甘孜州政协主编《甘孜州文史资料》[C]，第十六辑，1998年，第46页.
[13] 刘文辉.团结与革新——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刘主席出席庆祝民国暨省府成立大会讲演词[A]//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M].康定：康导月刊社，1941.
[14] 州委统战部档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