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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中，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扣留了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这件事情曾经轰动了全世界，使美方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阴谋彻底暴露出来。
在战俘营里，美军当局一贯利用李承晚、蒋介石特务分子进行恐怖统治，施行法西斯教育，强迫战俘在臂上刺字、在伪造的所谓拒绝遣返的“请愿书”上按血印，非法进行“甄别”（四·八甄别），企图大批扣留战俘为南朝鲜和台湾搜罗炮灰。而美国的谈判代表却在板门店会议桌上，一口咬住“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掩饰真相。被俘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己才用扣留杜德的方法来戳穿美国谈判代表所制造的骗局。
本文故事发生在这一事件之后。讲述者为志愿军战俘，当时担任战俘营与美军谈判的翻译。
“四·八”甄别以后，志愿军被俘人员愿意回国的集中到602集中营。不久，76集中营的朝鲜同志把美军战俘总管社德准将逮进了76集中营，要求双方谈判改善战俘的待遇。谈判时，杜德答应了一些条件，双方形成文件签字后，放了杜德。由于杜德在“76”下了软蛋，敌人撤了他的职，换了波特纳当总管。此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美军上将）的主要参谋人员，现在是美军少将。602的总代表，总翻译也换了人，由魏林（原部队参谋长）担任总代表，我担任总翻译。
有一天，602集中营派去海边倒大粪的同志返回集中营，在大门外，一个美军少尉要强迫搜身，被排头的王化义同志拒绝，这个少尉一枪打死了他。602集中营群情激愤，大家就闹开了，要求惩办凶手，悼念战友。波特纳坐不住了，为了把这件事摆平，派了一个少校副官到602集中营来见总代表、总翻译，告诉我和魏林：“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到战俘管理总部(HQ)和将军谈谈。”
魏林是工农干部，他感到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什么经验，跟敌人搞政治斗争心里没有底。他对我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你觉得需要补充我的意思，我一张嘴，你就按你的意思翻译出去得了。”这就把权利交给我了，他是名义上的代表，用英语跟敌人打交道的实际代表是我。
第二天早饭后，少校坐着吉普车来了。我和魏林到了大门口，少校说：“昨天你们提的基本条件，将军认为可以考虑，具体的操作细节，请你们现在和我一起到总部去和将军谈谈，把它定下来。”我们当即答应，上了他的吉普车。
到了总部，水泥路两边站着两列宪兵，手里拿着卡宾枪对着路中间。这时，少校已经下了车，开车门请我们下车。老魏问我咋办？我说：“咱们就不下车。”少校一看我们不下车，就说：“魏少校，请下车。”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老魏是我们志愿军原团参谋长，按照他们的惯例，相当于少校。这时，老魏随便说了几句什么，我就翻译开了：“今天，你们请我们来谈判，那我们就是被你们请来的客人，缘你们这样，两边武装士兵手持卡宾枪，带刺刀对着路中间，这样来接待你们请来的宾客，似乎太不礼貌了吧！太有失你们美国人的文明身份了吧！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不谈了，我们就回去了。”少校一听，只得去请示波特纳。他还没有走到门口，波特纳从门里出来了，一看我们不下车，又看到了少校的表情，便知道这里面肯定出了问题。还没等少校开口，他就训斥少校：“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少校回头下了个口令、所有的宪兵马上把枪放下来，向后转，背对着水泥路面。这时，少校朝我们跑来，波特纳也跟着往前走。我们一看这情况，就下了车走过去。一到跟前，波特纳把手伸过来，意思是想握手，魏林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不予理会。他也很知趣，把那只伸出来的手随着身子一转，手指向前伸，变成请往里走的姿势。进门后，刚一坐下，美军女服务员端着放有银壶、银碗、蛋糕、点心、刀、叉的大银盘进来，住桌上一放，少校副官就接过银壶忙着给我们往银碗里倒咖啡。这时老魏坐着没开腔，我在下面踢了他一下：“伙计，你得开腔呀，你是代表你不开腔我咋翻译？”于是，老魏就拉长腔调说：”今天……就不要客气啦，还是……谈正事……”我就编了编，翻译出来：“感谢阁下的盛情，如果我们集中营所有的被俘人员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一定要领阁下的情了。”波特纳一笑，只得一招手叫女服务员把桌上的东西如数撤走。
开始进入谈判了，波特纳先发话：“明天我们准备派10部卡车，载着你们的人到墓地去送花圈，每部卡车所载人员不能超过10个，至于你们要拿花圈、抗议标语什么的随便你们拿，我们不限制。”我说：“我们车过的路上，不能让你们的兵拿枪对着我们，不管你上几排兵都只能背对着路面。就像今天这样的规格。到了墓地，我们要献花圈、唱悼歌、致悼词，顺便还要分别到其他被俘人员的坟上，供上悼念的东西。另外，阁下或阁下的代表还得写悼词，悼词事先得给我们看看行不行。”最后的这个要求，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我继续说：“往回的路上我们唱悼歌，你们也不能制止。这件事还不能就这样算了，必须惩办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们提出的条件被特纳都一一应承了。当谈到最后两条时，菲利浦（美联社记者，多次采访志愿军战俘）突然进来了。波特纳以为我们不认识他，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他介绍说：“这位是密斯特曼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真名。菲利浦讲的北京话比我们的还要纯正。当着他的面就不能再编了，老魏说啥我得翻啥。但是，现在要谈的大部分内容都谈过了，我们的基本要求也已经达到了。最后我问：“要不要双方把谈的结果形成一个文字，双方签字？”这是我和老魏事先商量好的，把这个双方签字的文件拿回去也算是个战利品吧！这时，菲利浦插话了：“你们也太不相信人了，今天是将军开口了哟！岂能亲自答应了又马上不认账？”我们想了想，没有必要再提这个要求了。因为写成文字还得要半天，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有多着急呢。再则，菲利浦在场很不方便，我不能跟老魏再旁若无人地商议了，也不能再替他编了。最后，波特纳说：“明天派一部吉普车接魏少校，由我的副官代表我陪同你们到墓地上去致悼词。”
这是我们被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
（摘自《作家文摘》2011.7.26）B⑧
在战俘营里，美军当局一贯利用李承晚、蒋介石特务分子进行恐怖统治，施行法西斯教育，强迫战俘在臂上刺字、在伪造的所谓拒绝遣返的“请愿书”上按血印，非法进行“甄别”（四·八甄别），企图大批扣留战俘为南朝鲜和台湾搜罗炮灰。而美国的谈判代表却在板门店会议桌上，一口咬住“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掩饰真相。被俘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己才用扣留杜德的方法来戳穿美国谈判代表所制造的骗局。
本文故事发生在这一事件之后。讲述者为志愿军战俘，当时担任战俘营与美军谈判的翻译。
“四·八”甄别以后，志愿军被俘人员愿意回国的集中到602集中营。不久，76集中营的朝鲜同志把美军战俘总管社德准将逮进了76集中营，要求双方谈判改善战俘的待遇。谈判时，杜德答应了一些条件，双方形成文件签字后，放了杜德。由于杜德在“76”下了软蛋，敌人撤了他的职，换了波特纳当总管。此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美军上将）的主要参谋人员，现在是美军少将。602的总代表，总翻译也换了人，由魏林（原部队参谋长）担任总代表，我担任总翻译。
有一天，602集中营派去海边倒大粪的同志返回集中营，在大门外，一个美军少尉要强迫搜身，被排头的王化义同志拒绝，这个少尉一枪打死了他。602集中营群情激愤，大家就闹开了，要求惩办凶手，悼念战友。波特纳坐不住了，为了把这件事摆平，派了一个少校副官到602集中营来见总代表、总翻译，告诉我和魏林：“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到战俘管理总部(HQ)和将军谈谈。”
魏林是工农干部，他感到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什么经验，跟敌人搞政治斗争心里没有底。他对我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你觉得需要补充我的意思，我一张嘴，你就按你的意思翻译出去得了。”这就把权利交给我了，他是名义上的代表，用英语跟敌人打交道的实际代表是我。
第二天早饭后，少校坐着吉普车来了。我和魏林到了大门口，少校说：“昨天你们提的基本条件，将军认为可以考虑，具体的操作细节，请你们现在和我一起到总部去和将军谈谈，把它定下来。”我们当即答应，上了他的吉普车。
到了总部，水泥路两边站着两列宪兵，手里拿着卡宾枪对着路中间。这时，少校已经下了车，开车门请我们下车。老魏问我咋办？我说：“咱们就不下车。”少校一看我们不下车，就说：“魏少校，请下车。”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老魏是我们志愿军原团参谋长，按照他们的惯例，相当于少校。这时，老魏随便说了几句什么，我就翻译开了：“今天，你们请我们来谈判，那我们就是被你们请来的客人，缘你们这样，两边武装士兵手持卡宾枪，带刺刀对着路中间，这样来接待你们请来的宾客，似乎太不礼貌了吧！太有失你们美国人的文明身份了吧！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不谈了，我们就回去了。”少校一听，只得去请示波特纳。他还没有走到门口，波特纳从门里出来了，一看我们不下车，又看到了少校的表情，便知道这里面肯定出了问题。还没等少校开口，他就训斥少校：“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少校回头下了个口令、所有的宪兵马上把枪放下来，向后转，背对着水泥路面。这时，少校朝我们跑来，波特纳也跟着往前走。我们一看这情况，就下了车走过去。一到跟前，波特纳把手伸过来，意思是想握手，魏林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不予理会。他也很知趣，把那只伸出来的手随着身子一转，手指向前伸，变成请往里走的姿势。进门后，刚一坐下，美军女服务员端着放有银壶、银碗、蛋糕、点心、刀、叉的大银盘进来，住桌上一放，少校副官就接过银壶忙着给我们往银碗里倒咖啡。这时老魏坐着没开腔，我在下面踢了他一下：“伙计，你得开腔呀，你是代表你不开腔我咋翻译？”于是，老魏就拉长腔调说：”今天……就不要客气啦，还是……谈正事……”我就编了编，翻译出来：“感谢阁下的盛情，如果我们集中营所有的被俘人员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一定要领阁下的情了。”波特纳一笑，只得一招手叫女服务员把桌上的东西如数撤走。
开始进入谈判了，波特纳先发话：“明天我们准备派10部卡车，载着你们的人到墓地去送花圈，每部卡车所载人员不能超过10个，至于你们要拿花圈、抗议标语什么的随便你们拿，我们不限制。”我说：“我们车过的路上，不能让你们的兵拿枪对着我们，不管你上几排兵都只能背对着路面。就像今天这样的规格。到了墓地，我们要献花圈、唱悼歌、致悼词，顺便还要分别到其他被俘人员的坟上，供上悼念的东西。另外，阁下或阁下的代表还得写悼词，悼词事先得给我们看看行不行。”最后的这个要求，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我继续说：“往回的路上我们唱悼歌，你们也不能制止。这件事还不能就这样算了，必须惩办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们提出的条件被特纳都一一应承了。当谈到最后两条时，菲利浦（美联社记者，多次采访志愿军战俘）突然进来了。波特纳以为我们不认识他，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他介绍说：“这位是密斯特曼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真名。菲利浦讲的北京话比我们的还要纯正。当着他的面就不能再编了，老魏说啥我得翻啥。但是，现在要谈的大部分内容都谈过了，我们的基本要求也已经达到了。最后我问：“要不要双方把谈的结果形成一个文字，双方签字？”这是我和老魏事先商量好的，把这个双方签字的文件拿回去也算是个战利品吧！这时，菲利浦插话了：“你们也太不相信人了，今天是将军开口了哟！岂能亲自答应了又马上不认账？”我们想了想，没有必要再提这个要求了。因为写成文字还得要半天，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有多着急呢。再则，菲利浦在场很不方便，我不能跟老魏再旁若无人地商议了，也不能再替他编了。最后，波特纳说：“明天派一部吉普车接魏少校，由我的副官代表我陪同你们到墓地上去致悼词。”
这是我们被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
（摘自《作家文摘》2011.7.26）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