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溯源
　　
　　唐代诗人文秀诗云：“节分端午本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可见在唐代，关于端午的起源，纪念屈原已是居于主流的一种说法。实际在屈原之前，端午的雏形就已经存在，更早时期的节俗自有其另外的渊源。而避疫和纪念，自汉唐以至后世，一直是端午节日并行的两大主题。
　　《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即指兰汤沐浴。这可能是文献中最早将“五月五日”与“兰汤沐浴”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而兰汤和沐浴，也是史料中提到五月五日这个特定时间时，较早出现的两个关键词。蓄兰沐浴以保健身体，同时服从于礼法的规定，恐怕是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的主要原因。东晋人习凿齿《与褚常侍书》云：“想往日与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浴戏，追寻旧约，仿佛玉仪，心实悲矣。”唐代韩鄂辑《四时纂要》亦提到此日沐浴，有令人吉利之说。
　　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节气上处于芒种之后，夏至之前。而夏至在传统中国尤其是汉代以后民众的观念里，是阴气上升、阴气与阳气开始争斗的时节。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谨慎避忌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态，很多地区因此而出现了“躲午”的习俗。夏至和端午，时间上虽有差别，但偏重于天文物候的夏至节气对端午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如《风土记》对此即有“俗重端午与夏至同”的说法。
　　作为季节转换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令，端午在传统中国民众的避疫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人们认为端午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激烈争锋，暑毒盛行，汉朝时就流行着“此日盖屋，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等种种禁忌之说。为达到祭祷消灾的目的，南北朝时期的荆楚之地，人们在端午之日争踏百草，采摘像人形的艾草挂于门户，臂上还系有被称作“百索”或“长命缕”的传说可使人不染瘟疫的五色丝织品。唐时，扇在此日作为相互赠送的物品，也含有避瘟之意。宋人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提到竞渡是一种送瘟的仪式：“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棹鼓者，或为草船泛之。”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端午的种种意象，在古代都被赋予了更多辟瘟、消灾、保健身体的意义。
　　精神层面之外，五月五日在治疗疾病上也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与古人顺应节时的养生理念有关，更多地受到端午本源的影响。端午乃造药治病之吉日的说法，为历代医家所认可。早在东汉崔《四民月令》里，就有“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端午日午时焚其（鹊）窠灸病者，疾立愈。”五月五日的艾草和菖蒲，更是治病保健的良药。
　　于浩瀚的史籍中仔细探寻端午的起源，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文字记录都与屈原有关。《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筒贮米，投水祭之。”其实，与端午这一天相关的人物众多，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传说，苍梧太守陈临，会稽孝女曹娥，还有伍子胥等，都在诠释端午来源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与龙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端午就是古代吴越民族— 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与另外一个岁时—寒食相连的介子推也曾登上端午的舞台，其抱木烧死后，晋文公下令“五月五日不得发火”，成为描述端午习俗的一家之言。与之相反，陆《邺中记》却记载北方地区五月五日有自作饮食以飨神灵的习俗。可见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会对节俗中各种活动和禁忌的起源产生不同的影响。梳理由这些传说构建的文本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之后，经过历史的选择和多重因素的交融汇合，屈原这个人物形象在端午的传说里凸显出来，日益影响着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观念，并愈加被赋予主流的定义。“襄王不用直臣筹，放逐南来泽国秋。”（唐·胡曾：《咏史诗·汨罗》）诗人们用凄美的语言表达出对先哲屈原的无限追思。食粽、龙舟翻腾等节俗也成为纪念屈原的典型活动：粽的原形—以五色丝缠裹的蒲叶，被解释为令蛟龙害怕的利器。至于竞渡，《荆楚岁时记》则认为是“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的遗俗。而对一般百姓而言，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岁时节日仪式和风俗中，传说的支持和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故事性和伦理性极强的民众话语源于历史，又通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历史记忆影响着一个又一个时代。
　　
　　节日里的生命观照
　　
　　传统社会里，端午是给予人及人生命本身观照最多的岁时节日。从沐浴、采药到悬艾、佩戴百索，一系列行为皆以安身保命为中心。就连皇帝，节日来临时也要对官僚进行赏赐。端午之前，中尚署照例备好百索，端午日由皇帝向大臣赏赐，称为“寿索”。宫廷于端午日举行宴会，也渐渐成为定例。端午正值蚕茧始出的时节，妇女们开始忙着练丝染色，在丝织品上绘出“日月、星辰、鸟兽之状”（宗懔：《荆楚岁时记》），精心制作的长命缕成为这一天特有的进奉尊长的礼物。长命缕又称“辟兵缯”，欧阳修《端午帖子·皇帝阁》也有“自然四海归文德，何用灵符号辟兵”之句。辟兵和长命，归于一意，都是对身体健康、生活平安的祈求。南朝之后，长命缕的讲究越来越多。《荆楚岁时记》中描写“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折叠成方胜饰于胸前，这种五彩丝线编织成的工艺品已俨然成为妇女丝织技巧的象征。“结为人像”的长命缕开始出现，在唐代同心结还成为流行的一种结式。“颜似渥丹，对回鸾之十字。手如振素，盘续命之五丝。其五丝也，蕙绿轻重，兰红浅深。皎皎而有莺其领，采采而亦翠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条畅乎数寻。观其发齐万计，花柔四。宛委蛇盘，张皇虹直。植其鹭羽，杂之而夺其鲜；对彼凤毛，久之而寡其色。”（《文苑英华》卷一二○之《五丝续宝命赋》）不足百字读毕，一缕精致的百索便跃然眼前。另外，彩丝也常用来装饰画轴，作为礼品别有风味的点缀，暗含“用禳故气，兼续修龄”之意。几根小小的丝线，不仅盘出了多姿多彩的形象，更系住了人们浓浓的端午情结。因其更深层次关怀生命的象征意义，长命缕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甚至作为一种商品在端午的集市上出售。
　　唐代端午节里的诸多意象，如采药、赠扇、悬艾、系百索、饮菖蒲酒等等，都与生命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先人探讨养生之道的努力从未停止过。有生命就会有疾病和死亡，有疾病和死亡就会有祈求健康和永生的愿望。人们无法抗拒死亡这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因而在重要的岁时都要谨慎避忌，以达到养生续命的目的。五月五日这一天，上到天子，下至普通百姓，都以虔诚的心态，用臂上的长命缕诠释着对生命的精神关照。
　　
　　民俗活动的普及
　　
　　唐代的端午节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幅活动着的画卷，即民间风俗和娱乐形式进入宫廷园林，宫廷与民间的互动性日益加强。
　　受历史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竞渡活动早时盛行于南方，因为南方拥有天然优势—舟船便利，河湖众多。其渊源或许与楚越之地古老的水神祭祀仪式有关，但进入六朝之后已被新的民俗主体所取代。“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宗懔：《荆楚岁时记》）事实上，龙舟竞渡的仪式很可能是早于屈原的，把屈原、竞渡和端午相关联可以说是汉唐以后的文化创造。
　　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传说和内涵，竞渡这一娱乐形式在唐代走向民间，逐渐成为“令节”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开始作为一种正式的娱乐形式在宫廷中出现，这显然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对南方民间节俗进行吸收融合的结果。唐穆宗、敬宗、昭宗等皆有数次在鱼藻宫、新池或西溪观竞渡的经历。皇帝们还对这样一种娱乐活动表现出相当的赞赏和支持。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七月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胡三省注：“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可见唐朝以后，龙舟已成为端午竞渡中的标志性形象。
　　受这一活动要求的客观条件所限，竞渡在北方民众中间不甚流行。因此，竞渡作为端午节庆公共娱乐的一种形式，具有在北方以社会上层为主、而南方民间较为盛行的特点。北方的竞渡多在皇家或富家大户的园林中举行，且具有更多的观赏性，众人作为观者，尽情享受着龙舟翻腾、层波迭起的壮观场面和由此给人带来的快感。水手们在争先恐后“夺标”的同时，更演绎着一幅动与美天然合一的图画。而南方，更多的是以州郡为单位举行的龙舟竞赛。
　　
　　唐朝端午节俗对域外及后世的影响
　　
　　中国的唐代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最活跃的时期。其实早在唐朝以前，日本使者到达南朝的文化中心建康就达八次之多。唐以后，遣唐使们来往于唐都长安与日本之间，亲自参加庄严的宫廷仪式，体验唐人灿烂多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平安时代以后，夏历的传入直接影响了日本年中行事的中国化，元旦、春节、三月三、五月五、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及其习俗由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国内。这些到过中国的使节，回到日本多出任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因此，其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加深着汉文化对日本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至公元8世纪，端午成为日本固定的节日，菖蒲在节庆中颇为流行。“年轻的女官们都插了菖蒲的梳子，竖着‘避忌’的牌子，种种的装饰，穿了唐衣和罩衣，将菖蒲的很长的根，和好玩的别的花枝，用浓色的丝线编成的辫束在一起。”（［日］清少纳言、吉田兼好著，周作人、王以铸译：《日本古代随笔选》）。在日本民间，饮菖蒲酒、用菖蒲沐浴也一度成为不可缺少的仪式。与本国的尚武精神融合，日本至今延续着端午悬挂鲤鱼旗的风俗，这一天又称“子供の日”（男孩节），取自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朝鲜，相传蚩尤是主疫治病之神，于是端午有祭蚩尤以除疫的传统。《宋史·高丽传》还记载“端午有秋千之戏”。
　　吸收古文化因素，又经历了汉唐之际南北文化因子交融汇合的端午节俗，在不断的文化双向交流和互动中，影响着周边各国。在异域社会，我们既看到端午节日防瘟避疫的原始岁时意义，又看到其不断加强的公共娱乐功能。东亚文化圈之内的端午节俗，带着各个国家不同地域的个性色彩，也普遍反映了古代民众保身立命、祈求健康的美好愿望。
　　唐朝是古代社会端午节俗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流传至后世的很多节庆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大唐王朝的历史风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相对稳定的习俗，其演变过程不仅承袭前代，同时也影响后世。
　　五代十国纷乱割据之后，草原民族开始统治中国北方。沿袭前代旧俗，端午这天“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脱脱等：《辽史》卷五十三），另行射柳、击球等戏。骑马射柳来源于马背民族自然崇拜时期绕林而祭祀的古老传统，也是其特有的娱乐形式之一。伴随着端午公共娱乐功能的加强，很多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活动被引入其中，民众成为娱乐的主体。
　　在翻检众多相关史料之后，我们发现长命缕和竞渡几乎是历朝历代端午节里永远不变的主题，而且越来越多地得到来自宫廷和民间的认可。南宋的内司意思局，端午“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长命缕上多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做装饰，成为精巧的节日礼物。清代的泺州，“竞渡由偏凉汀渡口放船，箫鼓争喧，流连至夕”；陕西兴安州“官长率僚属观竞渡，谓之踏石”。江南地区的竞渡仪式更具规模，嘉定赛龙舟时，“男女夹岸，舣舟饮宴，好事者以鹅鸭投水，龙船入号，水手跃出，船入水随鹅鸭出没，争得以为豪”；武进县有夜龙舟之戏，“（白云渡）四面各垂小灯，竞渡如白日，好事者以箫鼓歌声相之，致足乐也”（《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五十一）。明清之后的端午较之前代更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人们在纪念屈原的同时，更多地期待健康平安，享受现世生活。明代京师，“端午日士人相约携酒果游赏天坛竹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内满井，名踏青。妇女如之，比之南京雨花台更盛”（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江南江北的环境不同，但无论身处何地，无论财富家世，每个人都可以在节日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恪守传统、循规蹈矩的话，在端午节日的娱乐中，人们的潜意识里希望寻找的则是身心的自由和放纵，尽管这种自由是如此短暂和如此有限。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历史学家布劳代尔曾强调，将历史置于“长时段”中来考察，从不同的时间角度研究各个群体的活动，侧重历史的延续性，才能更好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及其先后、承继或者因果的关系。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有关岁时节日的传说、习俗和仪式一直年复一年地代代相传，其传承从未因王朝更迭或世事变迁而停止过，而节俗背后则必然隐藏着复杂的民众心态。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心态的变化是悄无声息的，更多时候是滞后的。端午节俗自汉至南北朝，吸收了众多古文化因素，又经历了唐宋变革阶段新的历史创造。端午的多数传统习俗源于民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带有空间和地域范围上的局限性。而岁时本身自古以来也为朝廷所重视，随着国家统一步伐的加快，江山的巩固和治理要求统治者从各个方面掌控和把握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于是，他们开始吸纳并整合民间习俗，正统仪式与民间习俗在互动之下进行着彼此的选择与被选择。在系百索、赛龙舟等习俗中，我们看到民众心态层面所发生的变化—从较早时期单纯的、无比虔诚的避灾禳祸、祈福消灾，到后世逐渐走向一定规模的公共娱乐。人们的目光开始从来生转向现世，渴望追寻节日里的放松和愉悦成为8～11世纪中国社会一个新的气象，而这恰恰是易被传统史家忽略的。因为在官方的历史文本里，我们无法看到更多对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整个社会心态层面的细微描写和记录。然而，从散落在正史、诗文、笔记的相关史料中，得以打开这样一扇窗口，折射出岁时节日里超乎我们想象的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民众心态，或许可以丰富我们对先人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识。在端午的历史记忆里留下痕迹的，除了三闾大夫黯然离去的身影，更多的还有这个节日带给人们的对健康平安的祈求、回荡在桨声里的欢乐和无限的企盼与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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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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