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活跃在各地的地域商帮，纷纷建立起同乡组织—会馆，这种会馆，不但设立在全国各地城镇，而且远及日本的长崎、大阪、神户、横滨，越南的西贡、岘港，南洋的新加坡、泰国，远东的莫斯科等地。会馆在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地形形色色的商人会馆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会馆的创建者和修葺者都反复强调会馆的建立，旨在“联乡谊，祀神”。清初福建人蔡世远说，苏州的漳州会馆之建立，“以事神而洽人，联情笃谊，所系綦重”。上海的绍兴商帮将其浙绍公所的功能解释为“一则以敦乡谊，一则以辑同帮”。“敦乡谊”即是讲求乡谊，联络同乡感情，可谓社会功能；“辑同帮”即是团结辑睦来自同一地域的商人，协调内部，共御外侮，共谋发展，既有社会功能，又兼有促进经营事业的经济功能。
　　联乡谊，祀神，可以说是地域会馆最为常见的活动内容，最易理解的创设动机，最为基本的社会功能。客籍人士要在异乡托足，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扩大了的宗族姻亲势力是最可凭借和依赖的力量。而集结、联合、扩大这种力量，唯有通过叙乡谊、祀神的形式，以同宗同亲、同乡同风、共同的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和感召。会馆这一建筑物本身就是乡情亲情的表征。岁时节令，同乡之人，无论关系亲疏，熟识与否，营业异同，语同音，食同风，拜乡土神，演地方戏，雍雍熙熙乐陶陶的融洽气氛是会感染每一个人的，思亲之情，乡愁之苦，于是也可以得到慰藉。平时的互通信息，互相照应，互相周恤，互相支持，更会使异乡孤客随时随地感受到乡党的可亲可爱。会馆成为联络广大客籍人士的强有力纽带，使同籍人士在客居地组成了一个个小社会。
　　联乡谊与祀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地商帮都崇奉固定的神，如福建、广东这些以航海为主的商帮以及其他沿海商帮都崇奉蹈海救难、屡显灵验的化身天妃，如果不是在当地，天妃宫往往就是这些商帮的会馆所在地；徽商、宁国商人、山陕商人、江浙商人、山东东齐商人等，崇奉忠肝义胆、正义伟力的象征关羽关老爷；山东济宁、江淮的商人崇奉宋末殉节、庇佑河运的生员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各地的大王庙往往为这些商帮所建；江西商帮崇奉曾为旌阳县令的许逊为许真君，有的会馆直接称为旌阳会馆。这些神化了的忠义、力量的化身，经历代渲染，都成了护佑一定地域或行业的功德神，已经超出了乡土神的范围。奉祀这些神，既可以祈求保佑，又可以借以树立各地域商帮特有的形象。
　　


　　正像各地民间普遍供奉诸多神一样，许多会馆也并非以仅供一神为满足。祀奉主神的同时，也配祀、配享一个或数个乡土神或乡先贤。徽州、宁国商人在吴江盛泽镇的徽宁会馆，正殿中供关羽，东供忠烈王，西供东平王，殿东行宫供奉朱文正公朱熹。苏州的潮州会馆，始建仅有天后阁，后增建观音阁，观音阁中还建有昌黎祠，崇祀曾任过潮州刺史的韩愈。光绪八年（1882年）落成的苏州的两广会馆，很有特点，中间三间堂屋，“祀乡先生之官斯土者”，明代为应天巡抚广东人海瑞，清代为江苏巡抚广西人陈宏谋。苏州的钱江会馆，外供关帝，内奉文昌。苏州的江西会馆除主奉许真君外，后殿供奉天后。上海的建汀会馆，中奉天妃，“旁有数楹，或祀土神，或奉先董”，最为特别。“先董”就是以前主持同业事务之人。上海的祝其公所，既奉关帝，又奉天后。上海的潮惠会馆，前堂祀天妃，后堂祀关帝，左右祀财神、双忠。上海的商船会馆创设时仅奉天后，后增祀福山太尉诸大神于北厅，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于南厅。徽商在浙江乌程县眺谷铺还有祀朱熹的朱文正祠，又称新安乡祠。宁绍商人在浙江归安县济川铺则有宁绍三贤祠，又称宁绍乡祠。由此可见，明清会馆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可作为崇祀对象，反映了各地地域商帮的企求是多方面的，相当宽泛和丰富。
　　祀神的重要表现形式是通过演戏酬神。会馆内一般都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苏州的潮州会馆，据说雍正四年（1726年）就建立了楼阁戏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增设戏台灯彩。戏楼坐北朝南，呈歇山顶二层重楼。屋脊嵌彩瓷片双龙夺珠，额枋是雕刻精美的龙头，漆色艳丽。整座戏台没有一根柱子，左右两旁却悬吊两根雕刻精美的半截圆柱。戏台楔部为伞形悬吊式，用几千根变形斗拱构成，按榫子组合成凹凸面，结构奇特，花纹多变，涂金漆绿。光绪五年（1879年）重建于苏州相门内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其两层戏楼，楼上戏台呈凸字形向北伸出，三面临空。台后是宽敞的戏房，至今仍存的衣箱上赫然醒目地写有“姑苏全福班”字样。戏房两翼各延伸出七间看楼，戏台正中高悬“普天同庆”匾额。两边抱柱对联“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妆谁像谁谁妆谁谁就像谁”，与大殿门联“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遥相呼应，充满哲理，令人遐思。始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上海三山会馆，与正殿相对的是一座木构戏台，戏台秀丽挺拔，雕饰精美。台前石柱上镌刻对联：“集古今大观时事虽异，得管弦乐趣情文相生。”春秋良辰，岁时节令，商人在地域会馆的戏台上演家乡戏，祝祷神，畅叙情谊，聊慰乡愁乡思，同时也增加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会馆要有持久的感召力，要使异地异业的众多同籍之人对会馆长久保持向心力，光凭联乡谊与祀神是远远不够的。大多数会馆公开声明将力行善举即社会救济放在重要地位。加入会馆的商人，或按营业额抽厘，或不定期赞助，共同出资为会馆积累资金。如乾隆年间，杭州丝绸商人在苏州成立会馆，其积金办法是“以货之轻重，定输赀之多寡”，按照经营额的多少捐输银两。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苏州的徽州商人创建徽郡会馆，由涝油、蜜枣和皮纸三帮“各输厘头”。杭州的徽商木业公所规定，木业公所的公共开支，由同业按营业额抽捐。规定，山客沙粮捐，每百元捐3钱7分5厘；用于治安巡逻的木捕捐，每百元捐一钱，由各木所扣除代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8家木行代收沙粮捐和木捕捐的山客商号多达335家。同治年间，浙南粗纸箬业商人在苏州成立浙南公所，各商号每号捐钱七千文，并逐年抽提到货厘金作为经费。清代杭州丝线商人在苏州的杭线会馆，不但有月捐，而且按货物抽厘。上海的建汀会馆，道光中初建时议定各就所业抽厘。太平天国后，迁沪之人迅速增多，而经费仅有同乡各业月捐及长生纸、棕等捐，会馆善举相当有限，同人议定，月捐停止，另募龙冈会捐款生息，以扩善举。嘉庆四年（1799年），山陕商帮在开封重修会馆，公议抽取厘头，但“各自斟酌，量本抽除，不拘一例”，没有规定具体比例。蒲州府商人按“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捐款。
　　


　　同治元年（1862年），安徽仕商在福州创办安徽会馆，议定官员按职位高低捐款，商人则“以全年核计生意隆替，于春秋二季公同酌量题捐”。同治十一年，汉口的山陕会馆，议订捐款规条23条，“凡两省字号在汉作贸易者，并及过往之货物，按货平允抽资，共襄善举”，对同籍各业捐款额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晚清时，徽州六县商人在芜湖创立同善堂，公议凡在芜湖之同乡，“无论老幼，逐日捐取厘头钱文，每位各出以一文为始，十文为止，随人自愿”；“六邑之人，约分各行业肆”，查收钱文。其捐款方法是凡在客地之人，无论老幼，均有义务，与徽商在其他地区捐款仅限在有业之人稍有不同。但章程又规定，随人自愿，量力而行，因此捐款当主要来自有业成人。
　　会馆如有余资，通常购置房屋田产以收取利息。所有这些公积金及公产所得租息，除了用于修建会馆建筑本身外，大多用于救济同一会馆范围内的贫病无依者、失业者，以及对同籍人士的生养死葬予以资助，有的会馆还为同籍或同业者诵经超度，祭祀设忏。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在佛山升平街创建山陕会馆。道光元年（1821年）重修会馆，捐款者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元年多达191家商号。道光三十年会馆重修，捐款者自道光十四年至该年，多达212家商号，其中兴隆记捐款最多，为351两。其时会馆各种款银共达18049两，其中新进厘金银4567两，房租银8283两，利息银3130两。房租银和利息银为11413两，接近16年间捐款额的3倍，说明会馆有着庞大的房地产业，成为会馆的主要经费来源。从各地商人的会馆经营来看，到后来，其产业利息所得，成为维持会馆经费的重要来源。
　　


　　在日本的三江公所，因为涵盖地域过于广袤，又因在异国，该公所运送棺柩回国时，则与各地商帮在国内的会馆联络，由后者接纳。光绪九年（1883年），神（户）（大）阪三江公所就曾要求上海的徽宁会馆接纳其发送出的客商棺柩。三江公所首事在公启中称：“窃为奉宪谕运回旅梓以安旅魂而正首丘事。窃照本帮同人，或商或工，在神病故，历厝义庄，诚恐年久暴露，兹特醵资，附搭英商轮船运回上海。除禀叩理事府照会租界会审分府，谕令该柩原籍会馆公所转行运归原籍以安旅魂外，合行给发执照，务祈贵会馆公所按照后开各柩籍贯、姓名验收。至执照者。”上海租界会审官在接到清廷驻神户领事移会后，即示谕上海的徽宁会馆予以接纳。各地商人通过大大小小的会馆及其开展的各类善举活动，构织起精细的商业贸易网。
　　会馆的慈善设施，不少置于会馆建立之后，但也有不少早在会馆创立之前就购置了，甚至很多未设会馆的地方也有这类设施。有的会馆还设有义学，让本地域的贫寒子弟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各地商帮举办这些善举，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同籍内的向心力和对外的竞争力。各地商帮的实力大体上正是与会馆建筑、善后设施相一致的。因此，就其实施内部救助而言，会馆又是力行善举的社会组织。
　　联乡谊、祀神和办善举表面上看起来构成了地域性会馆的全部活动内容，也是创办者公开宣称反复标榜的。那么会馆有无开展商务的经济功能呢？《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卷在介绍了杭州的会馆公所后说，会馆是同乡人的亲睦团体，并不举行商会设立后的商业机关活动，也未闻有相应事业的大设施，不外乎祭神、慈善、亲和等目的的活动。一旦在商业上遇到乡土利益的事件发生，其团结颇巩固，屡屡共同协作行动，也可以看作商业团体。特别是公所，具有同业组合的性质，如违反规约，从公所除名，承受一切贸易方面的制裁，亦不失为商业上的重要机关。现今学者也多只强调会馆的社会功能。
　　实际上会馆的上述活动既是社会意义的，也是经济意义的，而且客商在异地设立会馆，最终还是为了更加讲究经营之道，维持和发展各支商帮自身的实力，以便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康熙后期，佥都御史张德桂为北京的仙城会馆作记，解释会馆“为里人贸迁有事，祀燕集之所也”。又称该地辐辏京师的经营者，无论经营何业，动辄受制，乃至寄居于牙行，何不如外地一样设立会馆？张德桂又根据李兆图和马时伯两位商人的意思，对义利关系发了通议论，谓：“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洽，义洽然后市人之抑塞吾利者去，牙侩之侵剥吾利者除，是以是为利而利得也，以是为义而义得也。”按照张德桂和这两位广州人的说法，会馆是为了在义的形式、义的名义下追求经营的最大利益而设立的。无独有偶，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苏州的胶东商人也是这么认识的，说他们纷投于金玉财宝之乡，“钱贝喧阗，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究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量物候于广众稠集之候，运转于物我两忘之情，相勖以道，相尚以谊，不可也。会馆之设，义亦大矣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苏州《吴阊钱江会馆碑记》比较京师和地方都会会馆的不同性质，解释地方会馆成立的原因时称，“他都会则不然，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说术，无一区托足，则其群涣矣”，而且明确该会馆“为贮货公所”，“为商贾贸易之所”。几年后，当钱江会馆屡屡被仕宦借居引起该地商人不满诉之公堂后，吴县令裁决：“查会馆为商贾贸易之所……查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货存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道光十八年，北京的《颜料行会馆碑记》称：“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论评市价。”直接将商业会馆的功能解释为讨论评定价格。同治时，上海的《创建潮惠会馆碑》称，会馆落成后，“春秋报赛，廛市机宜，众商以时会集楼下，雍雍济济，迓神庥而敦梓好者，又在于是矣”。这就更透露了会馆具有交流商业信息、商讨经营策略的功能。这些当时人作的碑文，都对会馆的功能作出了明确的说明：会馆是讲求经营之道、谋求征贵征贱之策的场所。客籍商人千里跋涉前往经营场所，自然不是为了叙乡情、联乡谊，而是为了牟利致富。会馆这种公共场所正是利用集体的力量，切磋经营之道，商讨经营方针，互通生意信息，采取联合行动的大好场所。有的会馆特别是称作公所的那些地域会馆，直接就是贮存商货的场所。如光绪年间汉口的萍醴公所，“以寓萍醴商客，货船多泊于此”。会馆甚至为同人提供资金。徽商在汉口的会馆资产丰厚，其用途之一就是支持徽人经商所需要的资金。有的徽商在原来经营的行业受到挫折后，要另换招牌转操新业，会馆会在资金方面予以扶助，使其蹶而复振。此外，会馆大多设立在市廛繁华处和交通要道出行方便处，而不是环境幽静的风景胜地，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各地商帮设立会馆正是为了商业事务的有利展开。
　　


　　会馆既是地域商人在客籍地联络大小商人自我管理、谋求发展的社会组织，也就成为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管理、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理的重要辅助力量。道光年间，有人明确提出在江南利用会馆管理都市人口的设想：“省垣五方杂处，易成朋党，易起衅端。此中查访难周，最难安放。窃意各省有各省会馆，各行有各行会馆，各归各帮，尤易弹压。宜于会馆中，择贤董数人，专司劝导，每逢月朔日，各会馆宣讲馆约……三次不到，即摒斥，或资遣回籍，如此……虽五方杂处，亦不足患也。”这种构想具体实行起来恐有难度，是否实行也不得而知，但会馆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依赖对象和有力工具，则是可以肯定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苏州潮州会馆的碑记中也有姚姓“客长”的署名，此“客长”当是外地商人的代表，可以利用来管束客籍商人的。新安典商主张，典铺内部“倘有不肖者出，会馆出场驱逐，俾贤愚勿混，一振规模”。典铺内出了不肖者，居然是由会馆出面驱逐的。会馆通过内部自我管理和约束，为所在地的社会治安发挥了作用。清前期，重庆府巴县县衙，凡有涉及外地商人和客籍人士之事，总是由“八省客长”出面处理，或先听取“八省客长”的意见，遇有纠纷甚至刑事案件，通常责令“八省客长”为犯罪嫌疑人担保等。以陶瓷业著名的景德镇，窑户和工匠人数众多，分为都昌帮、徽州帮和杂帮，三帮均“设立首事，借资稽查弹压”，官府依靠各帮首事加强地方治安。
　　会馆既是社会管理的有效力量，是联络大小商人的乡帮组织，也就成为对付各种社会势力包括官方势力的组织。各地会馆的碑记反映出，无论商人个体还是群体在客居地遇到地方势力滋扰或其利益受到侵害时，总是由会馆出面交涉的。同治十年（1871年），广西贺县官员张联桂就指出，土客之间“遇极小之事，两不相下，在客商以为不如此则处处受欺，将来事业难立”，故“动辄聚集会馆，借讼敛钱”。地域商人通过建立会馆对付地方势力。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的《清国事情》第二辑在论到会馆的性质和其效用时说：会馆是支那商业界的一大机关，他们利用会馆对抗官吏的压抑，或者相救相助，以保全共同利益，如有争讼事件，服从会馆的仲裁和解，仰官衙裁定，恰如商事裁判所。而且作为那些地方新来者的高等旅馆，由其会馆进行安全的商业贸易。据有经验的外商说，支那商业上的大贸易一概依照会馆进行。民国初年，日本驻华领事说，因为得不到政府官僚的保护，那些商民皆养成各自独立自治的风气，同乡者或同业者相一致团结，到处设置会馆公所，以保全各自的名誉利益，相互扶助救济。日本大正四年（1915年），日人织田万叙述会馆公所的性质时说：“要之会馆公所，均为商务保其秩序，维其信望，颇有推进公益、护持公安之效。洵属不可掩之事实也。”
　　总之，会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其实早在清代，就有人对会馆的多方面功能有过述说。嘉、道时徽州人朱在其《津市重修江南会馆碑记》中提到会馆的功能时说，会馆“所以敦乡谊，齐物价，平息争端，制良善”。文字虽然简单，却全面地表述了会馆具有联络同乡、谋划商务和维持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作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吴大在上海《潮惠会馆二次迁建记碑》中对会馆的功能作了全面的表述：“会馆之建，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与乐其乐也；亦以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生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疣。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皆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明神，盟之息壤，俾消衅隙，用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极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说得很清楚，会馆除了联络乡谊、救助同乡同业外，还能谋划商务、排解纠纷，在经济形势变迁的清后期，更有维护乡邦同人利益、与有关部门特别是税务部门交涉的职能，而且会馆处理事务出于同心，事从公论，盟誓于神明，因而最为公正有效，很多争愤可以消弭于萌芽状态，是保全同乡的极为有用的乡邦组织。会馆为谋划商务的场所的这种功能，越到后来越为突出。说到底，会馆是权量物候、商议商务的组织。联谊祀神也好，力行善举也好，对商人来说，多半都是为商业活动打基础，为恢扩经营服务的，而且这些活动本身便可视为商人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商业发展着眼，会馆又是客籍人士广为联络、加强团结、自我保护、自谋发展、增强实力、开拓商务的乡邦团体。
　　综上所述，会馆是祀神的公共建筑，联乡谊的聚会场所，办善举的社会组织，谋商务的地域团体，甚至还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辅助力量，也是商人群体用以应付各种滋扰的有力外在形式。这种会馆，不是行业的组织，没有东伙之别，而是“人各异乡，居各异地”，包括了特定地域的各行各业全体客籍人士的地域组织，它对内并不互相限制、互相排斥，而是在乡邦精神的号召下，“相勖以道，相尚以谊”，以人数众多、实力不断发展为自豪；对外不搞垄断，而是鼓励发展，提倡竞争，讲究经营之道，展开与其他地域商帮的竞争。这样的会馆，是工商业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各地商人展开竞争的产物，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促进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事实表明，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商人会馆就多，商品经济与会馆的发展是同步的。把这样的会馆不加区分，一概说成是对内限制发展、对外排斥竞争的封建行会组织，确实从理论上和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