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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吐蕃帝国于9世纪中叶结束了对河西及西域的统治之后，藏语文在这些地区继续使用，敦煌出土文献中，属于后吐蕃时代的藏语文献多达57件，时代均在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既有沙州归义军政权与于阒、甘州回鹘间的通信，也有沙州与和周边地区相联系的书札，更有当地人所写的佛教典籍。藏语之所以在河西及西域长期流行，与吐蕃对这里有过数十年的统治密不可分，也与当地固有的多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自8世纪中叶始，藏语便逐渐成为当地居民母语之外的一种共用语。况且藏文字母较易掌握。这些因素促进了藏语文的广泛流行。影响所及，在西夏国境内，古藏文也得以流行，有关文献在黑水城和绿城也有发现。西藏本土缺乏9世纪中叶以后至12世纪以前的藏文文献，这些写本与印本的发现，正好有填补空白之价值，弥足珍贵。
关键词:后吐蕃时代；藏语文；西域；敦煌；西夏；于阗；甘州回鹘
中图分类号:K874；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06(2011)05-0106-09
一序说
1979年，乌瑞(G.Uray)在巴黎发表了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论文，展示了18件出自敦煌的古藏文写卷，均写成于吐蕃对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统治结束之后。在1984年举办的乔玛(csoma de)纪念会上，本人提交了一组格式特殊的书信，亦属吐蕃统治结束以后之物。在二文基础上，乌瑞于1988年再撰文予以总结，列出了25件属于后吐蕃时代的文献。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在吐蕃王朝崩溃并结束对西域、敦煌的统治之后，藏语和藏文继续为当地的非藏族人所使用。
然而，目前还有大量问题尚未解决。比如:藏语何以得到持续使用？历时几何？这些典籍在藏语文献史中要义何在？自乌瑞第二篇大作问世以后，我又有所发现，使总数增至57件，倍增而有余，现列为下表一。通过对文献中特殊标题、特殊书写格式及书法特征的探究，有助于敦煌古藏文文献时代的确认。职是之故，笔者冀求将来能够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献。最近新甄别出的文献有如此之多，笔者觉得该是对上述问题重新进行审视的时候了。
新认定的每一件文献都值得关注，因受版面所限，这里仅能略举数例。先看那些已为人知的文献。
二于阗国王之书信
P.T.44是一本对折后于中间装订的小册子，图1含有现知最古老的述及莲花生(Padmasa-mbhava)法术的内容。封面上(图2)有属于其他文献的两行藏文，且有汉文方形印章的残部。显而易见，该纸曾被重复利用过，用以书写佛教经文，且其中的印章在别的地方也有出现。易言之，经文之书写必晚于文书本身。封面天头之下有大号汉字之残笔，属于字的下部。古藏文写卷中仅此一见，但在于阗文写本中却有类似例证。
图3系于阗王致沙州归义军首领的书信尾部，
编号P.5538，上有一“劫”字，用大号字写成。以之与图2残留笔画相比对，再观其字体大小，可见残笔应为“来力”字右部“力”的下部。在汉字下面有一枚印章和两行于阗文字，可读出的部分为:“君王统治第四年，马年第一个月。”该日期被确认为于阗王尉迟输逻(Visaa’sura)即位的第四年，即970年。
图2所示的两行藏文前部皆残，其中第1行留存部分为:10 gnyis stag-gi lo zla[bcugnyis？]。意为“第二年，虎年[十二月]”。这不符合通常的吐蕃纪年规则，但与上文提到的于阗纪年法很吻合，抑或为于阗语纪年之模仿，可解释为“帝王纪年第二年”。两种文献之相似处还体现在印章均为方形且印文同为朱色汉字这一因素上。故而可推定藏语佛经中的虎年最有可能是978年，亦即于阗王尉迟达磨(visa’Dharma)在位的第一或第二年。尉迟达磨为尉迟输逻的后嗣。
综上所述，封面上的藏文可能是于阗王尉迟达磨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书札的尾部，系于阗尉迟王朝与曹氏归义军间有时代可寻的最后一封信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莲花生的佛教文献时代更晚，迟至980年代以后。
三文献的归类
从上文论述可知，P.T.44应归类为10世纪用于国际交流的藏文文献。后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多写成于这一时期，如表二所示。其中有14件文献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与于阗王、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通信，皆当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参见表三)。表二依据年代所做文献分类表明，在lO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文献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藏文除了被用作不同政权间互相往来之通用文字外，还被河西当地的汉人所使用。在内容分类表中，“城市之间”表示的是沙州(敦煌)汉人与和其他城镇如伊州(哈密，如文献22)、肃州(如文献40)之间的信件，而“沙州当地”表示沙州当地人之间的交流。这里且看圣彼得堡所藏奥登堡收集品(Old-enburg Collection)中之两封未刊信件。
文献5l(编号SI0/141)，这里暂称奥登堡书信一，书信格式和书体风格都很特殊，属于后吐蕃时代(图5)。收件人姓名之后留有大片空白。寄件人姓名写在行中，随后为问候语，格式特殊。字体甚草，属乌梅体(dub-med)，即无冠体早期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四度出现KhongSing-thong之名。Sing-thong，是归义军时期最高僧官职衔“僧统”，Khong应为姓氏。此人很可能是敦煌汉文写本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所见之“孔僧统”。紧随其后的还有其他僧名，另有一位高级别的尼姑，称作mkhan-mo By-i—byi。送信者名A-cong，尚不能准确辨认，很可能为生活在另一城镇的汉族妇女。由于房屋塌圮，她写信请求沙州僧侣上层送归其兄弟。
文献52(sIO／142)是沙州最高僧侣所写的书札，职衔为Sing-thong和hva-shang~。尽管由于纸张损坏而缺少收件人，但是仍可从上下文推测出收件人极有可能是沙州归义军首领。两枚方形印章之痕迹表明应为官方信件。
文献57(浙敦114)藏于杭州，于近期刊布。内容为归义军辖下肃州居民对归义军首领“令公”的效忠宣誓，被考订为10世纪后期(980年代)。
文献6(CH.73.XIII.18)是另一件当地汉人使用藏语的有趣例证。内容为沙州义邑社条，上有汉族社人之印章或押字。
四社会语言学问题
由上文观之，后吐蕃时代藏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不仅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媒介，还用于个人和官方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来往通信。依据当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以蠡测:“藏语在吐蕃统治区不同民族间盛行不衰，以至于在藏族统治末期，当地居民都成为使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人，而且开始取用藏名或藏化名字。”当然，这一社会语言现象的形成，肇基于吐蕃以外居民对藏语的使用。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份10世纪后期的信函(文献37)中，赫然出现有$1,fg人名Cang am-’gra lha-la—skyabs。
关键词:后吐蕃时代；藏语文；西域；敦煌；西夏；于阗；甘州回鹘
中图分类号:K874；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06(2011)05-0106-09
一序说
1979年，乌瑞(G.Uray)在巴黎发表了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论文，展示了18件出自敦煌的古藏文写卷，均写成于吐蕃对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统治结束之后。在1984年举办的乔玛(csoma de)纪念会上，本人提交了一组格式特殊的书信，亦属吐蕃统治结束以后之物。在二文基础上，乌瑞于1988年再撰文予以总结，列出了25件属于后吐蕃时代的文献。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在吐蕃王朝崩溃并结束对西域、敦煌的统治之后，藏语和藏文继续为当地的非藏族人所使用。
然而，目前还有大量问题尚未解决。比如:藏语何以得到持续使用？历时几何？这些典籍在藏语文献史中要义何在？自乌瑞第二篇大作问世以后，我又有所发现，使总数增至57件，倍增而有余，现列为下表一。通过对文献中特殊标题、特殊书写格式及书法特征的探究，有助于敦煌古藏文文献时代的确认。职是之故，笔者冀求将来能够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献。最近新甄别出的文献有如此之多，笔者觉得该是对上述问题重新进行审视的时候了。
新认定的每一件文献都值得关注，因受版面所限，这里仅能略举数例。先看那些已为人知的文献。
二于阗国王之书信
P.T.44是一本对折后于中间装订的小册子，图1含有现知最古老的述及莲花生(Padmasa-mbhava)法术的内容。封面上(图2)有属于其他文献的两行藏文，且有汉文方形印章的残部。显而易见，该纸曾被重复利用过，用以书写佛教经文，且其中的印章在别的地方也有出现。易言之，经文之书写必晚于文书本身。封面天头之下有大号汉字之残笔，属于字的下部。古藏文写卷中仅此一见，但在于阗文写本中却有类似例证。
图3系于阗王致沙州归义军首领的书信尾部，
编号P.5538，上有一“劫”字，用大号字写成。以之与图2残留笔画相比对，再观其字体大小，可见残笔应为“来力”字右部“力”的下部。在汉字下面有一枚印章和两行于阗文字，可读出的部分为:“君王统治第四年，马年第一个月。”该日期被确认为于阗王尉迟输逻(Visaa’sura)即位的第四年，即970年。
图2所示的两行藏文前部皆残，其中第1行留存部分为:10 gnyis stag-gi lo zla[bcugnyis？]。意为“第二年，虎年[十二月]”。这不符合通常的吐蕃纪年规则，但与上文提到的于阗纪年法很吻合，抑或为于阗语纪年之模仿，可解释为“帝王纪年第二年”。两种文献之相似处还体现在印章均为方形且印文同为朱色汉字这一因素上。故而可推定藏语佛经中的虎年最有可能是978年，亦即于阗王尉迟达磨(visa’Dharma)在位的第一或第二年。尉迟达磨为尉迟输逻的后嗣。
综上所述，封面上的藏文可能是于阗王尉迟达磨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书札的尾部，系于阗尉迟王朝与曹氏归义军间有时代可寻的最后一封信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莲花生的佛教文献时代更晚，迟至980年代以后。
三文献的归类
从上文论述可知，P.T.44应归类为10世纪用于国际交流的藏文文献。后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多写成于这一时期，如表二所示。其中有14件文献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与于阗王、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通信，皆当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参见表三)。表二依据年代所做文献分类表明，在lO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文献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藏文除了被用作不同政权间互相往来之通用文字外，还被河西当地的汉人所使用。在内容分类表中，“城市之间”表示的是沙州(敦煌)汉人与和其他城镇如伊州(哈密，如文献22)、肃州(如文献40)之间的信件，而“沙州当地”表示沙州当地人之间的交流。这里且看圣彼得堡所藏奥登堡收集品(Old-enburg Collection)中之两封未刊信件。
文献5l(编号SI0/141)，这里暂称奥登堡书信一，书信格式和书体风格都很特殊，属于后吐蕃时代(图5)。收件人姓名之后留有大片空白。寄件人姓名写在行中，随后为问候语，格式特殊。字体甚草，属乌梅体(dub-med)，即无冠体早期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四度出现KhongSing-thong之名。Sing-thong，是归义军时期最高僧官职衔“僧统”，Khong应为姓氏。此人很可能是敦煌汉文写本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所见之“孔僧统”。紧随其后的还有其他僧名，另有一位高级别的尼姑，称作mkhan-mo By-i—byi。送信者名A-cong，尚不能准确辨认，很可能为生活在另一城镇的汉族妇女。由于房屋塌圮，她写信请求沙州僧侣上层送归其兄弟。
文献52(sIO／142)是沙州最高僧侣所写的书札，职衔为Sing-thong和hva-shang~。尽管由于纸张损坏而缺少收件人，但是仍可从上下文推测出收件人极有可能是沙州归义军首领。两枚方形印章之痕迹表明应为官方信件。
文献57(浙敦114)藏于杭州，于近期刊布。内容为归义军辖下肃州居民对归义军首领“令公”的效忠宣誓，被考订为10世纪后期(980年代)。
文献6(CH.73.XIII.18)是另一件当地汉人使用藏语的有趣例证。内容为沙州义邑社条，上有汉族社人之印章或押字。
四社会语言学问题
由上文观之，后吐蕃时代藏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不仅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媒介，还用于个人和官方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来往通信。依据当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以蠡测:“藏语在吐蕃统治区不同民族间盛行不衰，以至于在藏族统治末期，当地居民都成为使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人，而且开始取用藏名或藏化名字。”当然，这一社会语言现象的形成，肇基于吐蕃以外居民对藏语的使用。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份10世纪后期的信函(文献37)中，赫然出现有$1,fg人名Cang am-’gra lha-la—sky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