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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曼菱看来，给西南联大做口述史算是生平一大快事，甚至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这段生涯反而激发了我的生命力，采访到的那些老学长在学风、人格、人品、境界上都使我得到了提升。我觉得我很幸运，同时也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宁。”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园泪。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在做西南联大口述史的时候，张曼菱已不止一次看到老校友神情肃穆地唱起这首歌。
今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校友会给张曼菱发来了一封邀请函，邀请她出席11月1日在北大举行的“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张曼菱并不是西南联大校友，但近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料的抢救与整理、传播，并著有影视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和书籍《西南联大行思录》。
张曼菱出生于云南昆明，自幼就听着父母讲西南联大的故事。自1938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八年时间里，正值张曼菱父母的青春时期。
当时，昆明的好几个大礼堂经常有西南联大的老师上台演讲，闻一多講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愤。“昆明市民都去听演讲。我父亲那时候在昆明富滇银行工作，他也去听，他算是西南联大的旁听生。”当年，张曼菱的母亲还在市女中读书，联大的学生就是她们的代课老师。“我妈跟我说，她们的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底和鞋帮都是分开的，用麻绳绑在一起。老师给她们讲东三省的沦陷，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后来，她们还参加了‘一二一’游行，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前面。”
1947年1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周末摄影社举行彩展，庆祝西南联大10周年校庆。
“像这些东西给我的父母的激励都是一生的，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还有就是非常刚毅、非常有气节，另外就是民主的学风。”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张曼菱，也受此感染。此前，父亲给她说过，闻一多先生为了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后来，当时“很牛也很傲”的张曼菱也把这句话贴在自己宿舍门口，“我父亲就叫我赶紧撕下来，说那个是说给特务的，说我是乱来。”说到这里，张曼菱哈哈大笑。
1978年，张曼菱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也因此，“与那一代经历过‘五四’启蒙的老先生们幸运相遇了。”
从北大毕业后，张曼菱进入天津作协，后来又自创公司，到海南投身影视业。1998年，张曼菱回到故乡，并就职于云南省委宣传部影视中心。“当时我觉得我常年在外，还没回家乡做过事，我应该回来了，也觉得自己比较成熟了。”上任后，张曼菱向云南省申报了关于西南联大的项目，随后，立项成功，财政厅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当时，项目的要求是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启示录》。
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散居各地，联系并采访到他们并非易事。为此，张曼菱北上回到母校北大寻求援助。当时正好赶上季羡林先生米寿。早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张曼菱和季羡林就已经是“忘年之交”。得知张曼菱要做西南联大史料整理的事情，季羡林十分支持，“他说，你是北大人又是云南人，你可以做。”与此同此，北大老领导也对张曼菱予以支持。很快，北大宣传部就着手给张曼菱下文件、定协议。随即，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也加入进来，三校关于西南联大史料抢救工作的合作平台就此搭成。
“作为北大学子和昆明籍人，我与西南联大有着虽是细枝末节，却不可逾越的缘分。”凭借着这缘分，张曼菱走进了这段历史，走进了这个人群。
“他们见到了我就像见到了昆明，见到了他们的青春一样，都是穿得漂漂亮亮，打扮得好好的，想跟我再现他们青年时候的模样。”张曼菱的来访受到了老校友们的欢迎。
“采访朱光亚（原子能专家）的时候，他是国家保密人物，一般不让随便来访的。进门的时候，他的秘书问‘不是说是欧美同学会的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不敢说话。”当时，张曼菱以为是老先生弄错了，没想到一进门，客厅的茶几上已摆好了西南联大的史料、册子。朱光亚笑着迎接他们，还顽皮地一吐舌头。张曼菱这才明白，原来老先生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是秘书和门卫被哄了。这段经历让张曼菱很是感动。
到南屏大剧院看戏、在周家大院吃“雷稀饭”、泡茶馆念书、联大学生盖房子、联大学生谈恋爱、教授指导社团……回忆起少年时光，老校友们如数家珍。在台北采访老校友刘长兰时，一开口，老人就是一句诗：“记得少年春衫薄”。八九十岁的高龄还能保持童心，这让张曼菱很受震撼，“使我想起什么叫‘不信青春唤不回’。”
“那些老校友真的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话讲给你听。”有人愿意记录西南联大那一段历史，已到耄耋之年的老校友们自然很高兴，相比平时，话特别多。
老校友们认真配合，自然是好事，但当时他们的“健谈”也一度让张曼菱矛盾不已。做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早期，设备落后，录像用的还是磁带。“当时设备要充电，电量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约好采访两位校友，那我的摄像组准备好两块电池，准备好磁带。如果第一个人讲太久，就等于把另一个人的电量用了。那时候的摄像器材都很笨重，不像现在是数码的，磁带也是有限的。” 沉浸在回忆中的老人对着镜头讲个不停，同行的同事把张曼菱拉到一旁，提醒她叫老人尽快结束。“当时很矛盾啊，因为作为纪录片他们的话确实足够了，一个人有三五分钟都用不完。”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张曼菱又感觉，登门一次也是很难的，她一离开可能就再也不会重新来了，“并且也是八九十岁的人，能感觉到他们讲的非常珍贵”。
思量过后，张曼菱觉得还是要尽可能地挖掘，尽量地让老人多讲。“然后我就安排人去买磁带，他们也无可奈何，我就说‘让他讲，让他讲’。” 即便是这样，纪录片完成后，很多老人看到最后播出的纪录片里自己只有几句话，便“质问”张曼菱：“我说了几个小时的话都去哪了，怎么片子上只剩几句话？”每当这时，张曼菱只好哭笑不得地跟他们解释：“老爷子，片子上不能给你讲几小时哦。其他的话，以后给你做成访谈录、写成书。”在那以后，张曼菱决定，纪录片里装不下的，要写成书，记录下来，“这肯定是一笔财富”。
2003年，经历前后五年的拍摄、采访和史料收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终于完成，并先后在云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片子播出前，张曼菱及其团队赶往北京与央视进行工作对接。当时正值“非典”时期，“那时在北京就是一会看见抬出一个人，一会又一个。在中央台门口就看见救护车往那经过。反正是很紧张。我们摄制组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他妈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就是叫他儿子赶快回来。”即便如此，张曼菱还是坚持到最后一个。“我当时就想，不管了，反正只要能把这个片子能播出去，我就算是被染了非典那也就算了。”
从北京回来后，张曼菱不得不被隔离了二十天。“当时去机场接我的同事还跟我说，叫我回去打出租车可千万不要说从北京回来，要不然打不着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曼菱忍不住笑起来。张曼菱被隔离期间，《西南联大启示录》正在央视第十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我那时就在家看片子，自己看得也挺高兴，津津乐道的哈哈哈。”
史料收集期间，张曼菱还曾经把一部分老校友请到昆明来，但是当时父亲已病重，这令张曼菱很为难，“老人们都已经八九十岁了，我必须得陪着，出什么事可不得了，我都不敢离开一步。但父亲让我去陪他们，因为父母对他们有感情。”回忆起这段经历，张曼菱形容自己“没有做成家里的孝子，却做了西南联大的孝子”。
繁重的史料收集工作，使得张曼菱的眼睛感到日渐疲惫，2004年到2008年期间几近双目失明。“所幸北大同乡校友安排医治，又重见光明。”
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见政治局势有所变化，张曼菱趁此机会马上申报西南联大的台湾项目。“岛上有300多名校友，现在能够找到并且能跟我说话的就9位了。” 时任国台办新闻发言人的李维一是张曼菱在北大的同学，在李维一的帮助下，张曼菱顺利采访到了冯钟豫、刘长兰、柴之棣、孔令晟等定居台江的联大老校友。
根据张曼菱原来的打算，台湾的采访也要做成纪录片，叫《西南联大台湾行》。但基于种种困难，她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转而把台湾部分也写进书中。“从台湾回来之后，就结合之前纪录片的内容，整理出书。然后又补充了南迁这一部分内容。”
长期居住台湾的老校友们对这段历史更是格外关心。“冯钟豫先生的女儿跟我说，她爸爸临走前问，‘张曼菱的那些东西有整理出来了吗？’我听着真的很难受。他们就是把这个片子、把我的采访当成一种回归。”听到这里，张曼菱更是不敢懈怠，只好抓紧时间准备出书。“一想起那些跟我挥手的，还有半瘫痪的老爷子老太太，我要是不把它弄出来，我死都不敢死啊，要不然怎么见他们。”2013年，《西南联大行思录》终于在三联书店出版，拿到书后，张曼菱“赶紧烧了三炷香，就是和老人们说‘对不起’，这书总算是有了”。
西南联大建于1938年，张曼菱的史料抢救工作开始于1998年，刚好过去整整六十年。在张曼菱找到他们时，很多早期入学的老校友已是耄耋老者。
“老多老人，像董树屏老爷子，我采访他的时候精神很好，采访完他我还没有离开北京，才过了一个礼拜，他就过世了，把我大吃一惊。”在那一星期之前，老人还对张曼菱谈起他的出身、求学、参与当年清华物资转移等经历，还说起要用新买的电脑写回忆录，但电脑还没打开，老人便离开了。“后来他们说：‘他碰见你，他放心了’，在我这里讲完了可能是心一松就走掉了，好几个都是讲完以后就走掉了。”张曼菱说。
在台北采访一位姚姓学长，离开的时候，张曼菱已走到楼梯，摄影师忽然说：“张老师，她在向你招手呢！”张曼菱回头一看，老学长自己拄着拐杖，走到了家门口，推开防盗门的铁栏，向他们招手、目送。“那一刹那，我感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是一个人在看着她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正在离去的目光。”
“郝学长”、“姚学长”、“易学长”……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张曼菱保留了“学长”这个称呼。“我所采访的联大人都称我为‘学妹’，正如我在北大被下面年纪的同学们称为‘师姐’一样，这是校园的氛围，有一种血脉的认同。我是在内心里把他们当作‘学长’，也是如此称呼的。”
在《西南联大行思录》的附录里，收录有任继愈老先生写的一篇关于《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观后感。除却肯定，老先生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和遗憾：“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陈岱孙、周培源等老一辈先生先后谢世。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的第二代。这个损失已无法弥补。”这对于张曼菱来说，同样是一大遗憾。
“纪录片和书里面都是著名校友居多，普通校友似乎没怎么记录到？”面对记者的疑问，张曼菱承认，这又是一大遗憾。“之前有一个叫李忠的校友跟我说，我知道你先得做这些著名校友，把那些成就最大、名声最大的那些人做出来先，要不然怎么说这个学校大呢，但是做完之后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中等一点的人也做进去？”张曼菱不得不承认，老校友的话十分在理，“普通学子们在生活中也在实践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也在遵循着校训，也在做了很多贡献。实质上他们的东西才最具有代表性，就是他們作为一种默默无闻的人，也随着中国社会在这种变化里边沉沉浮浮，他们对西南联大的记忆可能更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且他们那种人情味会更重。”
但现实是，当时的张曼菱并没有一支可以分头行动的队伍。“做完这些有名的人，我再回头去找这些普通的校友，但他们也老了，讲不动了。所以这真的是抢救啊，你不能说你再等我几年，我再回来找你，就像我现在我又有资金了，又有摄像机了，我跑去找他们，他们的记忆和精力已经不行了。”
在张曼菱看来，给西南联大做口述史算是生平一大快事，甚至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这段生涯反而激发了我的生命力，采访到的那些老学长在学风、人格、人品、境界上都使我得到了提升。我觉得我很幸运，同时也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宁。”
当年，张曼菱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便发表了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并被改编成电影《青春祭》，毕业后也从事小说创作。改做口述史后，有人问她怎么还不写小说。但她觉得，“这个事情比我的才气还重要，它是时不再来的，那些老人是不能再等的。”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园泪。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在做西南联大口述史的时候，张曼菱已不止一次看到老校友神情肃穆地唱起这首歌。
今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校友会给张曼菱发来了一封邀请函，邀请她出席11月1日在北大举行的“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张曼菱并不是西南联大校友，但近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料的抢救与整理、传播，并著有影视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和书籍《西南联大行思录》。
“我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旁听生”
张曼菱出生于云南昆明，自幼就听着父母讲西南联大的故事。自1938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八年时间里，正值张曼菱父母的青春时期。
当时，昆明的好几个大礼堂经常有西南联大的老师上台演讲，闻一多講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愤。“昆明市民都去听演讲。我父亲那时候在昆明富滇银行工作，他也去听，他算是西南联大的旁听生。”当年，张曼菱的母亲还在市女中读书，联大的学生就是她们的代课老师。“我妈跟我说，她们的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底和鞋帮都是分开的，用麻绳绑在一起。老师给她们讲东三省的沦陷，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后来，她们还参加了‘一二一’游行，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前面。”
“像这些东西给我的父母的激励都是一生的，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还有就是非常刚毅、非常有气节，另外就是民主的学风。”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张曼菱，也受此感染。此前，父亲给她说过，闻一多先生为了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后来，当时“很牛也很傲”的张曼菱也把这句话贴在自己宿舍门口，“我父亲就叫我赶紧撕下来，说那个是说给特务的，说我是乱来。”说到这里，张曼菱哈哈大笑。
“你是北大的，又是云南人，你可以做”
1978年，张曼菱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也因此，“与那一代经历过‘五四’启蒙的老先生们幸运相遇了。”
从北大毕业后，张曼菱进入天津作协，后来又自创公司，到海南投身影视业。1998年，张曼菱回到故乡，并就职于云南省委宣传部影视中心。“当时我觉得我常年在外，还没回家乡做过事，我应该回来了，也觉得自己比较成熟了。”上任后，张曼菱向云南省申报了关于西南联大的项目，随后，立项成功，财政厅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当时，项目的要求是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启示录》。
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散居各地，联系并采访到他们并非易事。为此，张曼菱北上回到母校北大寻求援助。当时正好赶上季羡林先生米寿。早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张曼菱和季羡林就已经是“忘年之交”。得知张曼菱要做西南联大史料整理的事情，季羡林十分支持，“他说，你是北大人又是云南人，你可以做。”与此同此，北大老领导也对张曼菱予以支持。很快，北大宣传部就着手给张曼菱下文件、定协议。随即，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也加入进来，三校关于西南联大史料抢救工作的合作平台就此搭成。
“作为北大学子和昆明籍人，我与西南联大有着虽是细枝末节，却不可逾越的缘分。”凭借着这缘分，张曼菱走进了这段历史，走进了这个人群。
“记得少年春衫薄”
“他们见到了我就像见到了昆明，见到了他们的青春一样，都是穿得漂漂亮亮，打扮得好好的，想跟我再现他们青年时候的模样。”张曼菱的来访受到了老校友们的欢迎。
“采访朱光亚（原子能专家）的时候，他是国家保密人物，一般不让随便来访的。进门的时候，他的秘书问‘不是说是欧美同学会的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不敢说话。”当时，张曼菱以为是老先生弄错了，没想到一进门，客厅的茶几上已摆好了西南联大的史料、册子。朱光亚笑着迎接他们，还顽皮地一吐舌头。张曼菱这才明白，原来老先生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是秘书和门卫被哄了。这段经历让张曼菱很是感动。
到南屏大剧院看戏、在周家大院吃“雷稀饭”、泡茶馆念书、联大学生盖房子、联大学生谈恋爱、教授指导社团……回忆起少年时光，老校友们如数家珍。在台北采访老校友刘长兰时，一开口，老人就是一句诗：“记得少年春衫薄”。八九十岁的高龄还能保持童心，这让张曼菱很受震撼，“使我想起什么叫‘不信青春唤不回’。”
“健谈”的老校友——“让他们讲”
“那些老校友真的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话讲给你听。”有人愿意记录西南联大那一段历史，已到耄耋之年的老校友们自然很高兴，相比平时，话特别多。
老校友们认真配合，自然是好事，但当时他们的“健谈”也一度让张曼菱矛盾不已。做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早期，设备落后，录像用的还是磁带。“当时设备要充电，电量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约好采访两位校友，那我的摄像组准备好两块电池，准备好磁带。如果第一个人讲太久，就等于把另一个人的电量用了。那时候的摄像器材都很笨重，不像现在是数码的，磁带也是有限的。” 沉浸在回忆中的老人对着镜头讲个不停，同行的同事把张曼菱拉到一旁，提醒她叫老人尽快结束。“当时很矛盾啊，因为作为纪录片他们的话确实足够了，一个人有三五分钟都用不完。”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张曼菱又感觉，登门一次也是很难的，她一离开可能就再也不会重新来了，“并且也是八九十岁的人，能感觉到他们讲的非常珍贵”。
思量过后，张曼菱觉得还是要尽可能地挖掘，尽量地让老人多讲。“然后我就安排人去买磁带，他们也无可奈何，我就说‘让他讲，让他讲’。” 即便是这样，纪录片完成后，很多老人看到最后播出的纪录片里自己只有几句话，便“质问”张曼菱：“我说了几个小时的话都去哪了，怎么片子上只剩几句话？”每当这时，张曼菱只好哭笑不得地跟他们解释：“老爷子，片子上不能给你讲几小时哦。其他的话，以后给你做成访谈录、写成书。”在那以后，张曼菱决定，纪录片里装不下的，要写成书，记录下来，“这肯定是一笔财富”。
“要是不把它弄出来，我死都不敢死啊”
2003年，经历前后五年的拍摄、采访和史料收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终于完成，并先后在云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片子播出前，张曼菱及其团队赶往北京与央视进行工作对接。当时正值“非典”时期，“那时在北京就是一会看见抬出一个人，一会又一个。在中央台门口就看见救护车往那经过。反正是很紧张。我们摄制组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他妈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就是叫他儿子赶快回来。”即便如此，张曼菱还是坚持到最后一个。“我当时就想，不管了，反正只要能把这个片子能播出去，我就算是被染了非典那也就算了。”
从北京回来后，张曼菱不得不被隔离了二十天。“当时去机场接我的同事还跟我说，叫我回去打出租车可千万不要说从北京回来，要不然打不着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曼菱忍不住笑起来。张曼菱被隔离期间，《西南联大启示录》正在央视第十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我那时就在家看片子，自己看得也挺高兴，津津乐道的哈哈哈。”
史料收集期间，张曼菱还曾经把一部分老校友请到昆明来，但是当时父亲已病重，这令张曼菱很为难，“老人们都已经八九十岁了，我必须得陪着，出什么事可不得了，我都不敢离开一步。但父亲让我去陪他们，因为父母对他们有感情。”回忆起这段经历，张曼菱形容自己“没有做成家里的孝子，却做了西南联大的孝子”。
繁重的史料收集工作，使得张曼菱的眼睛感到日渐疲惫，2004年到2008年期间几近双目失明。“所幸北大同乡校友安排医治，又重见光明。”
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见政治局势有所变化，张曼菱趁此机会马上申报西南联大的台湾项目。“岛上有300多名校友，现在能够找到并且能跟我说话的就9位了。” 时任国台办新闻发言人的李维一是张曼菱在北大的同学，在李维一的帮助下，张曼菱顺利采访到了冯钟豫、刘长兰、柴之棣、孔令晟等定居台江的联大老校友。
根据张曼菱原来的打算，台湾的采访也要做成纪录片，叫《西南联大台湾行》。但基于种种困难，她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转而把台湾部分也写进书中。“从台湾回来之后，就结合之前纪录片的内容，整理出书。然后又补充了南迁这一部分内容。”
长期居住台湾的老校友们对这段历史更是格外关心。“冯钟豫先生的女儿跟我说，她爸爸临走前问，‘张曼菱的那些东西有整理出来了吗？’我听着真的很难受。他们就是把这个片子、把我的采访当成一种回归。”听到这里，张曼菱更是不敢懈怠，只好抓紧时间准备出书。“一想起那些跟我挥手的，还有半瘫痪的老爷子老太太，我要是不把它弄出来，我死都不敢死啊，要不然怎么见他们。”2013年，《西南联大行思录》终于在三联书店出版，拿到书后，张曼菱“赶紧烧了三炷香，就是和老人们说‘对不起’，这书总算是有了”。
每一次的采访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西南联大建于1938年，张曼菱的史料抢救工作开始于1998年，刚好过去整整六十年。在张曼菱找到他们时，很多早期入学的老校友已是耄耋老者。
“老多老人，像董树屏老爷子，我采访他的时候精神很好，采访完他我还没有离开北京，才过了一个礼拜，他就过世了，把我大吃一惊。”在那一星期之前，老人还对张曼菱谈起他的出身、求学、参与当年清华物资转移等经历，还说起要用新买的电脑写回忆录，但电脑还没打开，老人便离开了。“后来他们说：‘他碰见你，他放心了’，在我这里讲完了可能是心一松就走掉了，好几个都是讲完以后就走掉了。”张曼菱说。
在台北采访一位姚姓学长，离开的时候，张曼菱已走到楼梯，摄影师忽然说：“张老师，她在向你招手呢！”张曼菱回头一看，老学长自己拄着拐杖，走到了家门口，推开防盗门的铁栏，向他们招手、目送。“那一刹那，我感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是一个人在看着她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正在离去的目光。”
“郝学长”、“姚学长”、“易学长”……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张曼菱保留了“学长”这个称呼。“我所采访的联大人都称我为‘学妹’，正如我在北大被下面年纪的同学们称为‘师姐’一样，这是校园的氛围，有一种血脉的认同。我是在内心里把他们当作‘学长’，也是如此称呼的。”
在《西南联大行思录》的附录里，收录有任继愈老先生写的一篇关于《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观后感。除却肯定，老先生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和遗憾：“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陈岱孙、周培源等老一辈先生先后谢世。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的第二代。这个损失已无法弥补。”这对于张曼菱来说，同样是一大遗憾。
“纪录片和书里面都是著名校友居多，普通校友似乎没怎么记录到？”面对记者的疑问，张曼菱承认，这又是一大遗憾。“之前有一个叫李忠的校友跟我说，我知道你先得做这些著名校友，把那些成就最大、名声最大的那些人做出来先，要不然怎么说这个学校大呢，但是做完之后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中等一点的人也做进去？”张曼菱不得不承认，老校友的话十分在理，“普通学子们在生活中也在实践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也在遵循着校训，也在做了很多贡献。实质上他们的东西才最具有代表性，就是他們作为一种默默无闻的人，也随着中国社会在这种变化里边沉沉浮浮，他们对西南联大的记忆可能更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且他们那种人情味会更重。”
但现实是，当时的张曼菱并没有一支可以分头行动的队伍。“做完这些有名的人，我再回头去找这些普通的校友，但他们也老了，讲不动了。所以这真的是抢救啊，你不能说你再等我几年，我再回来找你，就像我现在我又有资金了，又有摄像机了，我跑去找他们，他们的记忆和精力已经不行了。”
在张曼菱看来，给西南联大做口述史算是生平一大快事，甚至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这段生涯反而激发了我的生命力，采访到的那些老学长在学风、人格、人品、境界上都使我得到了提升。我觉得我很幸运，同时也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宁。”
当年，张曼菱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便发表了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并被改编成电影《青春祭》，毕业后也从事小说创作。改做口述史后，有人问她怎么还不写小说。但她觉得，“这个事情比我的才气还重要，它是时不再来的，那些老人是不能再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