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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准备投身农村时，要记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村官
“我觉得我现在跟我们村的村民没啥两样。”被村民亲切称为“葫芦妹”的胡一萍一脸憨厚。
胡一萍是北京农学院国贸系2006届毕业生，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孩子，她放弃了在城里工作的机会，选择京郊延庆县永宁镇西山沟村担任起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初见胡一萍，瘦小但不乏干练稳重，实在是无法让人把她和“葫芦妹”这个称呼联系起来。
“没错，她就是我们村的村官‘葫芦妹’。”身边的老支书宋德富的话打消了《经济》记者的疑虑。
目前，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胡一萍们放弃了在城市就业机会，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知青。
我把青春献给你
2006年7月4日，胡一萍怀揣着“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一份“支援新农村建设”的愿望和决心来到了只有百十来户人的西山沟村。
“起初也迷茫过，也担心村民不接纳我。”胡一萍坦言，但是聪明的她刚来不久就“攀上”了村支书宋德富为干姥爷，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红人。“当时觉得人生地不熟，攀个亲戚心里踏实，这也是一种打开工作局面的一条捷径吧。”她在给记者介绍这段经历时颇为得意。
胡一萍的“村官”生涯是从简单地适应农村生活开始的。
“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村情，当然还要迅速记住村里人的名字，我嘴比较甜，也喜欢聊天，很快地就适应了新环境。”说起这个她一点也不谦虚。
现在，村里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今天这家大爷给她送来几棵菜，明天那家大妈叫她去尝贴饼子。
实际上，刚走出象牙塔就真枪实弹地干，这些村官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交通、购物的不便、信息闭塞等现实困难，还要面对如何与村干部、村民沟通、如何让村民心服口服这些现实问题。胡一萍用她的真诚和智慧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还有了一个“葫芦妹”的称呼。
“我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它不仅蕴涵着村里人对我的喜爱，也是对两年来我在‘村官’岗位所做工作的一种肯定。”
说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有一段小故事。
虽然对农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基本适应了，但是胡一萍的心里还是有点迷茫、有些发虚，“我能做点什么？我该怎么去做？”她经常这样问自己。
为了更快地进入“村官”角色，胡一萍参加镇里的大大小小各类培训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她与村民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小村庄竟然蕴藏着大商机。
胡一萍说，在调查中，她发现西山沟村有四百多年种植葫芦的历史。西山沟人不单种葫芦的技术好，旋葫芦条的技术也堪称一绝。任凭手里的葫芦形状千变万化，西山沟人都能迅速旋出均匀细长的葫芦条来，可谓是“家家会种葫芦，家家种葫芦；人人能旋葫芦，人人旋葫芦”。
虽然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种葫芦，但村民还只是把它当成日常蔬菜来食用。为了搞清楚葫芦的作用，胡一萍专门回学校请教了老师。老师的答案是，葫芦不仅可以吃，最关键的是一剂药，有很好保健和药用价值。
老师的话让她萌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要把葫芦做成产业、推向市场，让葫芦成为西山沟村乃至永宁镇的绿色名片。没想到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她的干姥爷，他担心种出的葫芦如果卖不出去，既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受埋怨。
“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镇领导，镇领导非常支持，并帮我一起做村两委干部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疑虑。同时，还制定了每种植一棵葫芦补贴一元钱的鼓励政策。”胡一萍说。
如今葫芦已经成了西山沟村的一项产业，葫芦也从原来的10钱每斤，变成了现在的20多元每斤，胡一萍也就有了“葫芦妹”这个村民送给她的新名字。
国贸专业毕业的胡一萍的确很有经济头脑，她盘算着，虽然眼下西山沟的葫芦条虽然卖到了25元钱一斤，但作为一项产业来讲这还只是最初的起步阶段。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今年我们就给我们的葫芦申请一个商标，让它真正地走向市场。”她有些兴奋地说着。
记者问她工作满三年以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她不假思索地说：“我还留在我们村，把葫芦产业继续做下去。”
“下乡”进行时
“葫芦妹”只不过是全国几万名村官助理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充分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特长，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默默奉献着。
这支被称为“新知青”的“村官队伍从1995年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一直持续发展并壮大着。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8年春，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用五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至此，我国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转入国家主导的工程建设阶段。“这是对13年来各地大学生村官计划工作的肯定，也是新的、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建设阶段的开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告诉《经济》。
北京今年又从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中选聘3095名大学生“村官”，目前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总数达到8136名，超额完成三年招聘8000名高校毕业生到远郊区县工作的任务，基本实现了“村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今年西藏也将迎来首批300名大学生“村官”，与内地省（区、市）都是采取聘用的方式不同，西藏通过公开考录，被录用的大学生“村官”都是正式公务员身份。
不难看出，这个“新知青”的队伍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南方日报》2008年5月4日一篇名为《高校毕业生争当“村官”说明了什么 》的文章中写道：“今年山西省将继续选聘1万名大学生‘村官’,截至4月30日报名基本结束,全省报名总数突破15万人,报考比例达到1∶15,报名人数之多、热情之高、社会氛围之好,为山西省近年来少有。”
时下流行一句话：“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当越来越多逆“潮流”而动的胡一萍们投身农村成为一个个“村官”的时候，其实，这股“潮流”也在慢慢动摇，因为胡一萍们的到来，让农村真的变了个样。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的张庆玲，在渤海镇苇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她看到从事民俗旅游的村民们在接待外宾时因不懂英语错失了很多商机，就办起了培训班。如今，许多村民已能用简单的英语与外宾进行交流了。
2003年以来平顶山市先后帮助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2600多个，个人带头上项目200多个，与群众联合上项目1290多个，帮助引进资金10多亿元，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胡跃高介绍说，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传播了新的观念，大学生有学识、有见地，他们的到来，为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观念，同时也推广了新技术、新方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进了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德元认为，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不但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也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提升了村官的知识结构，并且“村官”生涯对其自身也是一种锻炼、提升，这将会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村官
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投身农村，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村官”都能像胡一萍一样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当“村官”的工作与理想相去甚远的时候、当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当缺少认同感时候，有少数人无奈地当了“逃兵”。
北京朝阳区农工委宣传科席俊克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朝阳区在聘用的80个大学生“村官”中有2个人辞职，其他区里也有离开的，但不多。
胡跃高认为，造成大学生“村官”不能融入农村的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农村人际关系复杂。各种政治关系、家族关系、帮派关系、经济关系、宗教迷信、传统习惯盘根错节、经年积累，形成了特殊的网络。因此，使任何农村工作都具有琐碎、繁杂、敏感、关联性强、难度大的特点；第二，近代大学生多数是独身子女，高中之前即使是农村孩子也是封闭读书，社会知识，特别是农村社会知识贫乏，然后直接进入大学，所学多为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招聘为大学生“村官”，以“飞鸽牌”身份进入农村，要从事解决农村具体问题，可想而知其难度将有多大。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大学生“村官”课题组的一篇名为《2008年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调查发现，进村第一年的大学生“村官”多数面临工作难以“深入”问题。感到专业不对口、所学东西用不上、村里矛盾很复杂、人际关系难处理、村里人缺乏认同感、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工作无从下手的分别占3.02%、5.17%、3.88%、2.59%、3.88％、1.29%、0.43%、4.31%，合计占24.57%，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占19.83%。两项合计占44.4%。其困扰程度超过了关注收入问题的2倍（21.98%）。还发现，相当比重的大学生“村官”“两张皮”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三年。
张德元建议，在完善政策的同时还要改变思路，不要指望把大学生“村官”永远“留”在乡村，这是不现实的，应对大学生当村官应当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像溪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激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昔日村官在采访结束时对记者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农村，并有所作为的！”这话虽很朴实，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在筹谋大规模大学生“村官”计划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而大学生在自己决定加入大学生“村官”的时候也要问问自己准备好了吗，是否能应付今后工作中层出不穷的各种琐碎问题，这样才可能避免人才的浪费和流失。
“我觉得我现在跟我们村的村民没啥两样。”被村民亲切称为“葫芦妹”的胡一萍一脸憨厚。
胡一萍是北京农学院国贸系2006届毕业生，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孩子，她放弃了在城里工作的机会，选择京郊延庆县永宁镇西山沟村担任起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初见胡一萍，瘦小但不乏干练稳重，实在是无法让人把她和“葫芦妹”这个称呼联系起来。
“没错，她就是我们村的村官‘葫芦妹’。”身边的老支书宋德富的话打消了《经济》记者的疑虑。
目前，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胡一萍们放弃了在城市就业机会，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知青。
我把青春献给你
2006年7月4日，胡一萍怀揣着“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一份“支援新农村建设”的愿望和决心来到了只有百十来户人的西山沟村。
“起初也迷茫过，也担心村民不接纳我。”胡一萍坦言，但是聪明的她刚来不久就“攀上”了村支书宋德富为干姥爷，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红人。“当时觉得人生地不熟，攀个亲戚心里踏实，这也是一种打开工作局面的一条捷径吧。”她在给记者介绍这段经历时颇为得意。
胡一萍的“村官”生涯是从简单地适应农村生活开始的。
“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村情，当然还要迅速记住村里人的名字，我嘴比较甜，也喜欢聊天，很快地就适应了新环境。”说起这个她一点也不谦虚。
现在，村里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今天这家大爷给她送来几棵菜，明天那家大妈叫她去尝贴饼子。
实际上，刚走出象牙塔就真枪实弹地干，这些村官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交通、购物的不便、信息闭塞等现实困难，还要面对如何与村干部、村民沟通、如何让村民心服口服这些现实问题。胡一萍用她的真诚和智慧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还有了一个“葫芦妹”的称呼。
“我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它不仅蕴涵着村里人对我的喜爱，也是对两年来我在‘村官’岗位所做工作的一种肯定。”
说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有一段小故事。
虽然对农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基本适应了，但是胡一萍的心里还是有点迷茫、有些发虚，“我能做点什么？我该怎么去做？”她经常这样问自己。
为了更快地进入“村官”角色，胡一萍参加镇里的大大小小各类培训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她与村民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小村庄竟然蕴藏着大商机。
胡一萍说，在调查中，她发现西山沟村有四百多年种植葫芦的历史。西山沟人不单种葫芦的技术好，旋葫芦条的技术也堪称一绝。任凭手里的葫芦形状千变万化，西山沟人都能迅速旋出均匀细长的葫芦条来，可谓是“家家会种葫芦，家家种葫芦；人人能旋葫芦，人人旋葫芦”。
虽然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种葫芦，但村民还只是把它当成日常蔬菜来食用。为了搞清楚葫芦的作用，胡一萍专门回学校请教了老师。老师的答案是，葫芦不仅可以吃，最关键的是一剂药，有很好保健和药用价值。
老师的话让她萌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要把葫芦做成产业、推向市场，让葫芦成为西山沟村乃至永宁镇的绿色名片。没想到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她的干姥爷，他担心种出的葫芦如果卖不出去，既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受埋怨。
“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镇领导，镇领导非常支持，并帮我一起做村两委干部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疑虑。同时，还制定了每种植一棵葫芦补贴一元钱的鼓励政策。”胡一萍说。
如今葫芦已经成了西山沟村的一项产业，葫芦也从原来的10钱每斤，变成了现在的20多元每斤，胡一萍也就有了“葫芦妹”这个村民送给她的新名字。
国贸专业毕业的胡一萍的确很有经济头脑，她盘算着，虽然眼下西山沟的葫芦条虽然卖到了25元钱一斤，但作为一项产业来讲这还只是最初的起步阶段。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今年我们就给我们的葫芦申请一个商标，让它真正地走向市场。”她有些兴奋地说着。
记者问她工作满三年以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她不假思索地说：“我还留在我们村，把葫芦产业继续做下去。”
“下乡”进行时
“葫芦妹”只不过是全国几万名村官助理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充分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特长，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默默奉献着。
这支被称为“新知青”的“村官队伍从1995年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一直持续发展并壮大着。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8年春，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用五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至此，我国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转入国家主导的工程建设阶段。“这是对13年来各地大学生村官计划工作的肯定，也是新的、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建设阶段的开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告诉《经济》。
北京今年又从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中选聘3095名大学生“村官”，目前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总数达到8136名，超额完成三年招聘8000名高校毕业生到远郊区县工作的任务，基本实现了“村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今年西藏也将迎来首批300名大学生“村官”，与内地省（区、市）都是采取聘用的方式不同，西藏通过公开考录，被录用的大学生“村官”都是正式公务员身份。
不难看出，这个“新知青”的队伍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南方日报》2008年5月4日一篇名为《高校毕业生争当“村官”说明了什么 》的文章中写道：“今年山西省将继续选聘1万名大学生‘村官’,截至4月30日报名基本结束,全省报名总数突破15万人,报考比例达到1∶15,报名人数之多、热情之高、社会氛围之好,为山西省近年来少有。”
时下流行一句话：“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当越来越多逆“潮流”而动的胡一萍们投身农村成为一个个“村官”的时候，其实，这股“潮流”也在慢慢动摇，因为胡一萍们的到来，让农村真的变了个样。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的张庆玲，在渤海镇苇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她看到从事民俗旅游的村民们在接待外宾时因不懂英语错失了很多商机，就办起了培训班。如今，许多村民已能用简单的英语与外宾进行交流了。
2003年以来平顶山市先后帮助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2600多个，个人带头上项目200多个，与群众联合上项目1290多个，帮助引进资金10多亿元，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胡跃高介绍说，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传播了新的观念，大学生有学识、有见地，他们的到来，为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观念，同时也推广了新技术、新方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进了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德元认为，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不但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也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提升了村官的知识结构，并且“村官”生涯对其自身也是一种锻炼、提升，这将会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村官
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投身农村，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村官”都能像胡一萍一样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当“村官”的工作与理想相去甚远的时候、当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当缺少认同感时候，有少数人无奈地当了“逃兵”。
北京朝阳区农工委宣传科席俊克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朝阳区在聘用的80个大学生“村官”中有2个人辞职，其他区里也有离开的，但不多。
胡跃高认为，造成大学生“村官”不能融入农村的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农村人际关系复杂。各种政治关系、家族关系、帮派关系、经济关系、宗教迷信、传统习惯盘根错节、经年积累，形成了特殊的网络。因此，使任何农村工作都具有琐碎、繁杂、敏感、关联性强、难度大的特点；第二，近代大学生多数是独身子女，高中之前即使是农村孩子也是封闭读书，社会知识，特别是农村社会知识贫乏，然后直接进入大学，所学多为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招聘为大学生“村官”，以“飞鸽牌”身份进入农村，要从事解决农村具体问题，可想而知其难度将有多大。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大学生“村官”课题组的一篇名为《2008年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调查发现，进村第一年的大学生“村官”多数面临工作难以“深入”问题。感到专业不对口、所学东西用不上、村里矛盾很复杂、人际关系难处理、村里人缺乏认同感、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工作无从下手的分别占3.02%、5.17%、3.88%、2.59%、3.88％、1.29%、0.43%、4.31%，合计占24.57%，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占19.83%。两项合计占44.4%。其困扰程度超过了关注收入问题的2倍（21.98%）。还发现，相当比重的大学生“村官”“两张皮”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三年。
张德元建议，在完善政策的同时还要改变思路，不要指望把大学生“村官”永远“留”在乡村，这是不现实的，应对大学生当村官应当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像溪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激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昔日村官在采访结束时对记者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农村，并有所作为的！”这话虽很朴实，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在筹谋大规模大学生“村官”计划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而大学生在自己决定加入大学生“村官”的时候也要问问自己准备好了吗，是否能应付今后工作中层出不穷的各种琐碎问题，这样才可能避免人才的浪费和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