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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段文杰先生在敦煌文化艺术保护、研究、弘扬上重视人才培养的杰出贡献出发，以简要的文字说明七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莫高窟人”，堪称“敦煌守护众神”，有了他们，才能够将“交流互鉴、交融创新”的丝路之魂演化成有强大生命力的、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营养与物质财富。
关键词：敦煌；“守护众神”；段文杰；诞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09-05
The Guardian Patrons of Dunhuang and
the Spirits of the Silk Roa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 Duan Wenjie’s Birth
CHAI Jianh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00073）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made by Mr. Duanwenjie to personnel training for the conservation，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Dunhuang culture and ar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several generations of“Mogao patrons”who have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Dunhuang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who deserve to be regarded as the guardian saints of Dunhuang. It is because of them that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represented by“communication， mutual learning， assimilation， and innovation”has been developed into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enjoy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even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Keywords： Dunhuang； guardian patrons； Duan Wenjie； birth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自1982年夏天第一次观瞻莫高窟始，35年间，我有幸与敦煌研究院结缘，有幸结识院里的众多专家学者，也有幸得到历任院长的殷切指教。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研究所老所长（或称研究院老院长）常书鸿先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第二任所长（建院后第一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我曾在文章中称之为“敦煌圣徒”、敦煌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第二任院长樊锦诗女士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而第三任院长王旭东先生，履新之初，则已经带领院领导集体在继往开来的道路上，为进一步扩大敦煌文化、学术的国际影响迈出了扎扎实实的步伐。
段文杰先生從1946年9月到莫高窟进敦煌艺术研究所至2007年出版《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论文集，坚守敦煌研究六十余年，期间担任所长、院长十六年。他在洞窟保护、壁画临摹、艺术研究、文化普及方面的杰出贡献，学界公认，杜琪、赵声良研究员在《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编选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赵声良还在《莫高窟的守望者》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有精要叙述，我也曾在《论段文杰》《敦煌圣徒，时代功臣》及段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三篇文章中作了评述（请参考拙著《敦煌学人与书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兹不再赘叙。为纪念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我拟就这篇短文，仅就他重视人才培养、领军学术研究方面再做一些补充，并由此述及对“敦煌守护众神”与“丝路之魂”的粗浅认识。
段文杰先生重视培养人才，不仅做到了不拘一格，而且是全方位地积极施行落实。据我所知，80年代初，为填补敦煌文物研究所内文献研究人才的匮乏，段文杰所长力主将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的李正宇、谭蝉雪、汪泛舟等征聘入院，并为这几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大学生提供各种条件，引导他们结合洞窟图像资料开展文献研究，不但使得研究院的敦煌文献研究工作风生水起，成果迭出，而这几位沉寂多年的中年研究者也焕发了青春，迅速成为国际敦煌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学者。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从全国征聘的人员还有郑念祖、梁尉英、杨汉章、赵崇敏、张德明、谭真、林家平、黄家全、朴宽哲等，都各有所长，为敦煌研究作出了贡献。1983年夏，重庆师院历史系罗华庆、四川大学历史系宁强大学毕业后主动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段先生抓住典型，予以鼓励，进行宣传，扩大影响；第二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赵声良、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王惠民、陕西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杨森也进所工作。80年代中后期进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招聘或调入的专业人员还有李崇峰、邰惠莉、庄壮、李聚宝、谢成水、胡同庆、高山、杨雄等人。此外，研究院坚持选拔一些优秀员工送到国内外高校学习、深造，如刘永增、段修业、赵秀荣、卢秀文、杜永卫、吴荣鉴、马强等，为敦煌研究院工作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础（这项培养要才的工作至今仍在持续）。更可喜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院内工作多年（包括60年代初进所工作）的许多老专家，如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孙儒僩、孙纪元、孙修身、贺世哲、施萍婷等亦迎来了他们的“学术之春”，分别在壁画临摹、彩塑复制、石窟保护、学术研究中担当了重任。自那时至今的二三十年间，李最雄、王旭东、张元林、张先堂、娄婕、杨富学、杨秀清、沙武田、侯黎明、王志鹏、陈菊霞、张小刚等一批中青年研究人才纷纷先后进入敦煌研究院，以段文杰为院长的领导班子则特别注意为他们的迅速成长创造各种条件，尤其是让他们陆续读研及出国进修培养，到一些文物遗址进行学术考察和承担文物保护项目，鼓励他们撰写论文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研讨会，为他们出版学术论著提供必要资助，其显著成效令国内学界钦羡。 上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曾盛传有人在国内高校讲堂上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引发我国敦煌学研究人员都铆足劲头，要改变落后状况。1980年刚担任第一副所长不久的段文杰先生，为了提升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水平，期望研究所能够成为我国敦煌研究的一个中心，不仅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带头撰写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论文，而且组织所内同仁纷纷动笔写文章。从1978年到1982年段先生担任所长前的四年间，他已经在《文物》《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等15篇文章，可见他的写作之勤与成果之丰，为激励和带领研究院同仁开展敦煌学研究作出了榜样。
1982年，他主编的编集所内研究人员13篇论文的《敦煌研究文集》正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段先生的“前言”撰写于1980年8月1日）。12位作者中，既有长期在莫高窟工作的老专家，也有迅速成长的中年研究人员。他又耗费大量心血筹办并于1983年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敦煌学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作为与会代表，我亲身感受到，这次全国性的会议，规模大，规格高，不仅会上的学术交流气氛空前热烈，而且会后还出版了高质量的多分册的分类论文集，对团结与协调敦煌学所涉多学科学者专家的研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83年学术会的前奏，是1982年夏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并组织在兰州举办的全国性的敦煌文学座谈会。会议也得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支持。会后，因交通不便，我们部分代表分散到莫高窟参观。段先生不仅不惮烦劳地多次亲自为大家讲解洞窟艺术，而且仔细了解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具体论题，为第二年全国学术会议邀请文献研究方面的代表摸清情况；第二年全国敦煌学学术会结束后，他又特别邀请与会学者参观莫高窟，并开始着手实施聘请兼职研究人员的计划。到1985年初，敦煌研究院聘请的兼职研究人员已达13人：姜伯勤、项楚、张鸿勋、高国藩、柴剑虹、马世长、肖默、郑汝中、黄瑞云、何鄂、郎绍君、黄文昆、耿昇，涉及文献学、语言文学、石窟考古、古建、艺术、民俗等多个专业方向。其中马世长、肖默、何鄂曾在研究所工作，郑汝中后来与其夫人台建群一起正式调入研究院。
这一借助院外研究力量、团结协作促研究的方针，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出于同样的思路，为提供更好的面向全国与世界的学术平台，段文杰先生自1980年任第一副所长伊始，就着手创造条件筹办《敦煌研究》学术期刊。经过1981、1982年两期试刊，1983年正式创刊，段院长亲任主编，确定了“立足敦煌，面向世界”的办刊宗旨。1984年志愿来研究所的赵声良即被分配到该刊编辑室工作。后来，经段先生提议并和我洽商，声良又于1988年下半年到我负责的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了半年，以积累办刊经验。现在，《敦煌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优秀学术期刊，成为培育敦煌学研究人才的重要园地。据我所知，现在敦煌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都是在《敦煌研究》刊发的。编辑部的团队建设，自然离不开段、樊院长的正确指导，离不开梁尉英、赵声良领导的编辑部同仁的辛勤工作。此中详细情况，我和声良均曾撰文叙及。
1988年，段院长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正式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该学术专著收入他的论文14篇，主要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述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艺术的内容与风格特征，也有他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体会。在该书“自序”的结尾，段先生写道：“今后数年内，我将利用我三十多年临摹工作所获得的感性知识，在敦煌艺术创作方法、表现技法和佛教艺术美学等方面进行探讨，为青年美术工作者学习敦煌艺术遗产、推陈出新作一些铺路的工作。”“铺路”之言，吐露心声，令人感佩，他在进入古稀之年时，念念不忘的仍是对后辈学者成长的殷切期盼。
重视人才培养，一直是段文杰先生关注的工作重心，是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事业得以发展、壮大、巩固的根本保障。根据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所四十年》一文中所提供的资料，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到文革前的1965年，先后到所里工作的人员有（个别人名略有修正，括号内人名则为我根据其他资料所补）：
1944年——常书鸿、史岩、李浴、苏莹辉、董希文、张琳英、邵芳、张明权、周绍淼、乌密凤、潘絜兹、陈芝秀、赵冠洲、龚祥礼、胜其力、罗寄梅等。（辛普德、范华、窦占彪。）
1946年——段文杰、霍熙亮、郭世清、凌春德、范文藻、鐘贻秋、刘漫云、张定南等。（周星祥。）
1947年——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李承仙、肖克俭等。
1948年——史苇湘
1952年——王去非、李其琼。（李复、毕可。）
1953年——孙纪元、关友惠、冯仲年、杨同乐。
1954年——李贞伯、万庚育。
（1956年——李云鹤、何静珍等。）
1959年——刘玉权、何鄂、潘玉闪。
1962年——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刘忠贵、孙修身。（高尔泰。）
1963年——樊锦诗、马世长。（肖默，从新疆调入。）
1964年——李振甫、何山。
1965年——樊兴刚。
这六十余位主要是涉及艺术与历史、考古方面的美术家、研究者，对于从事石窟保护、艺术创作与研究各方面工作的人员来看，肯定还是不完整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年之后，段文杰先生之所以还要在文章中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正说明他内心蕴涵着浓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重视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就是抓住了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学、普及与弘扬敦煌文化的关键与核心——人。
其实，段文杰先生在关切研究院每一位“个人”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建设“团队”的重要性。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这里要特别提及段文杰先生曾十分关注的研究院的三个“团队”：科研处、接待部、敦煌学信息中心。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院学术委员会，由段院长的学术秘书李永宁担任秘书长，负责全院的学术与科研的组织、协调工作，2005年改称科研管理处（兼学委会秘书处）。1994年，张先堂从甘肃省社科院调入敦煌研究院，自1998年起调任学委会副秘书长，多年来与李国等多位处里同仁一起兢兢业业工作，承担了举办各种研讨会、论坛以及联系、接待国内外学者的重任，为研究院的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凡成绩。多年来，随着学者考察、师生临摹，特别是旅游热的兴旺繁荣，院接待部不断发展壮大。李萍主任自1981年春天进入研究所工作就在接待部，36年来她不但亲历了接待部的发展历程，而且认真执行段、樊二位院长制定的方针，下功夫花气力争取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原先不同文化层次的讲解员，从接待部到游客展示中心，到在国内外举办的多场敦煌艺术展览，打造出了一支全国文博系统中人数众多、讲解语种最多、水平最高的接待队伍（目前展示中心150人，接待部约160人），为普及与弘扬敦煌文化艺术打开了异彩纷呈的窗口，也成为连接敦煌与国内外广大参观者的一座宽广的桥梁。和李萍同年进入接待部做英语讲解的杨薇，则在段院长的鼓励与支持下考入高校学习美术史，后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成为美国颇有影响力的亚洲艺术与佛教艺术的高级评估师。她回忆和张艳梅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时，段院长每次来北京，都要抽时间看望她们，关心她们的学习与生活。最近她回国时和郝春文会长及我见面时说，她和许多接待部讲解员都一直感恩段院长对他们的栽培与引导，希望我们能替她转达感谢的心声。院资料中心成立于1984年，是在此前的资料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专家史苇湘先生一直负责资料室及后来资料中心的工作，可以说为资料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扩建为研究院以后，段院长对组建资料中心有个“三步曲”值得一提：开始，根据国内外相关图书、资料室的情况，从研究院经费短缺的实际出发，他指示院资料室要以院里免费得到的交换、获赠图书为基础，以突出国内外艺术类资料为特色；然后，根据全院科研需要，加速扩展资料入藏范围与规模，逐渐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敦煌学信息中心；他退休时，又嘱托将自己收藏使用的全部图书资料2784册悉数捐献给信息中心。张元林研究员1989年进院，曾担任段院长学术秘书，2002年起负责资料中心的工作，十多年间，他和同仁一道苦心孤诣谋求中心健康发展，为提升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 诚然，为敦煌研究院做出各种贡献的还有保护所、文献所、考古所、美术所、陈列中心、摄录部、人事处、保卫处、院办和党办等团队，组成这些团队的每个勤勤恳恳的“莫高窟人”同样都值得我们尊敬。
我之所以要从段院长讲到众人，从个人述及团队，是希望说明：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来，一批接一批奋斗在鸣沙山崖、宕泉河畔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一批又一批“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施萍婷老师语），还有即便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敦煌却始终对莫高窟魂牵梦绕之人，他们堪称“敦煌守护众神”，护卫着“丝路之魂”，凝聚为“莫高之魄”。几位院长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段文杰先生虽然在“反右”、“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历经种种磨难，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不计个人得失，善于团结广大学者同心同德把学术研究搞上去。在他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建立起了一支为国际敦煌学界瞩目、特别过得硬的学术团队。
2015年初，我曾在浙江大学和新疆文物局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新疆”上发言提出：对“丝路文物”的研究离不开对“丝路人物”的新认识。文物的主体还是创造了这些“物”的“人”，这就关系到对体现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核心”的人的理解与分析。后来，我又在《睹物思人——简论丝路人物》一文中强调：“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传播、传承、发展的本体与核心。”“物质文明印記着人类前进的足迹，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也必须靠人去升华、结晶为精神文明。精彩绝伦、内涵丰富的丝路文化，要靠一代代无私奉献的丝路人物去传承弘扬、发展繁荣。”（参见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编《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0—30页。）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莫高窟人”，就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丝路人物。
前面提及“丝路之魂”。去冬今春，在罗华庆副院长精心策划下，由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资助，敦煌研究院与成都博物馆举办了“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并辅以若干讲座，观众、听众踊跃，盛况空前。我在演讲中将“丝路之魂”归纳为八个字：“交流互鉴，交融创新”（此归纳后来获得樊锦诗名誉院长的赞同）。我认为，正是文化的交流互鉴促进了多元文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也正是文化艺术的传承创新使得世界文明能够延续、昌盛，而文明的创造、维护、传承、研究、弘扬者是“人”，没有“人”，就失去了“魂”，散落了“魄”，也无所谓“神”。七十多年来，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到王旭东，到今天仍坚持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的一大批“莫高窟人”，就是守护“丝路之魂”的“众神”。有了他们，才能将“丝路之魂”演化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营养与物质财富。而段文杰先生，则是“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上下而求索”、“导夫先路”（屈原《离骚》中语）的一位杰出的领军人。
习近平主席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见新华网所载2016年5月18日新华社电文）创造、守护、传承文明，延续血脉、弘扬精神、创新发展，其核心和关键即在于人，需要一批又一批像“莫高窟人”这样勇于继往开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想，这也正是今天举办这个以纪念段文杰先生百岁诞辰为主题的学术论坛的意义所在。
本文撰写得到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张先堂两位副院长在资料、文字上的补充与指正，谨致诚挚的谢意。
关键词：敦煌；“守护众神”；段文杰；诞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09-05
The Guardian Patrons of Dunhuang and
the Spirits of the Silk Roa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 Duan Wenjie’s Birth
CHAI Jianh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00073）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made by Mr. Duanwenjie to personnel training for the conservation，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Dunhuang culture and ar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several generations of“Mogao patrons”who have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Dunhuang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who deserve to be regarded as the guardian saints of Dunhuang. It is because of them that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represented by“communication， mutual learning， assimilation， and innovation”has been developed into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enjoy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even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Keywords： Dunhuang； guardian patrons； Duan Wenjie； birth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自1982年夏天第一次观瞻莫高窟始，35年间，我有幸与敦煌研究院结缘，有幸结识院里的众多专家学者，也有幸得到历任院长的殷切指教。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研究所老所长（或称研究院老院长）常书鸿先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第二任所长（建院后第一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我曾在文章中称之为“敦煌圣徒”、敦煌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第二任院长樊锦诗女士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而第三任院长王旭东先生，履新之初，则已经带领院领导集体在继往开来的道路上，为进一步扩大敦煌文化、学术的国际影响迈出了扎扎实实的步伐。
段文杰先生從1946年9月到莫高窟进敦煌艺术研究所至2007年出版《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论文集，坚守敦煌研究六十余年，期间担任所长、院长十六年。他在洞窟保护、壁画临摹、艺术研究、文化普及方面的杰出贡献，学界公认，杜琪、赵声良研究员在《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编选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赵声良还在《莫高窟的守望者》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有精要叙述，我也曾在《论段文杰》《敦煌圣徒，时代功臣》及段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三篇文章中作了评述（请参考拙著《敦煌学人与书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兹不再赘叙。为纪念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我拟就这篇短文，仅就他重视人才培养、领军学术研究方面再做一些补充，并由此述及对“敦煌守护众神”与“丝路之魂”的粗浅认识。
段文杰先生重视培养人才，不仅做到了不拘一格，而且是全方位地积极施行落实。据我所知，80年代初，为填补敦煌文物研究所内文献研究人才的匮乏，段文杰所长力主将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的李正宇、谭蝉雪、汪泛舟等征聘入院，并为这几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大学生提供各种条件，引导他们结合洞窟图像资料开展文献研究，不但使得研究院的敦煌文献研究工作风生水起，成果迭出，而这几位沉寂多年的中年研究者也焕发了青春，迅速成为国际敦煌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学者。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从全国征聘的人员还有郑念祖、梁尉英、杨汉章、赵崇敏、张德明、谭真、林家平、黄家全、朴宽哲等，都各有所长，为敦煌研究作出了贡献。1983年夏，重庆师院历史系罗华庆、四川大学历史系宁强大学毕业后主动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段先生抓住典型，予以鼓励，进行宣传，扩大影响；第二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赵声良、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王惠民、陕西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杨森也进所工作。80年代中后期进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招聘或调入的专业人员还有李崇峰、邰惠莉、庄壮、李聚宝、谢成水、胡同庆、高山、杨雄等人。此外，研究院坚持选拔一些优秀员工送到国内外高校学习、深造，如刘永增、段修业、赵秀荣、卢秀文、杜永卫、吴荣鉴、马强等，为敦煌研究院工作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础（这项培养要才的工作至今仍在持续）。更可喜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院内工作多年（包括60年代初进所工作）的许多老专家，如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孙儒僩、孙纪元、孙修身、贺世哲、施萍婷等亦迎来了他们的“学术之春”，分别在壁画临摹、彩塑复制、石窟保护、学术研究中担当了重任。自那时至今的二三十年间，李最雄、王旭东、张元林、张先堂、娄婕、杨富学、杨秀清、沙武田、侯黎明、王志鹏、陈菊霞、张小刚等一批中青年研究人才纷纷先后进入敦煌研究院，以段文杰为院长的领导班子则特别注意为他们的迅速成长创造各种条件，尤其是让他们陆续读研及出国进修培养，到一些文物遗址进行学术考察和承担文物保护项目，鼓励他们撰写论文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研讨会，为他们出版学术论著提供必要资助，其显著成效令国内学界钦羡。 上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曾盛传有人在国内高校讲堂上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引发我国敦煌学研究人员都铆足劲头，要改变落后状况。1980年刚担任第一副所长不久的段文杰先生，为了提升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水平，期望研究所能够成为我国敦煌研究的一个中心，不仅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带头撰写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论文，而且组织所内同仁纷纷动笔写文章。从1978年到1982年段先生担任所长前的四年间，他已经在《文物》《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等15篇文章，可见他的写作之勤与成果之丰，为激励和带领研究院同仁开展敦煌学研究作出了榜样。
1982年，他主编的编集所内研究人员13篇论文的《敦煌研究文集》正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段先生的“前言”撰写于1980年8月1日）。12位作者中，既有长期在莫高窟工作的老专家，也有迅速成长的中年研究人员。他又耗费大量心血筹办并于1983年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敦煌学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作为与会代表，我亲身感受到，这次全国性的会议，规模大，规格高，不仅会上的学术交流气氛空前热烈，而且会后还出版了高质量的多分册的分类论文集，对团结与协调敦煌学所涉多学科学者专家的研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83年学术会的前奏，是1982年夏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并组织在兰州举办的全国性的敦煌文学座谈会。会议也得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支持。会后，因交通不便，我们部分代表分散到莫高窟参观。段先生不仅不惮烦劳地多次亲自为大家讲解洞窟艺术，而且仔细了解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具体论题，为第二年全国学术会议邀请文献研究方面的代表摸清情况；第二年全国敦煌学学术会结束后，他又特别邀请与会学者参观莫高窟，并开始着手实施聘请兼职研究人员的计划。到1985年初，敦煌研究院聘请的兼职研究人员已达13人：姜伯勤、项楚、张鸿勋、高国藩、柴剑虹、马世长、肖默、郑汝中、黄瑞云、何鄂、郎绍君、黄文昆、耿昇，涉及文献学、语言文学、石窟考古、古建、艺术、民俗等多个专业方向。其中马世长、肖默、何鄂曾在研究所工作，郑汝中后来与其夫人台建群一起正式调入研究院。
这一借助院外研究力量、团结协作促研究的方针，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出于同样的思路，为提供更好的面向全国与世界的学术平台，段文杰先生自1980年任第一副所长伊始，就着手创造条件筹办《敦煌研究》学术期刊。经过1981、1982年两期试刊，1983年正式创刊，段院长亲任主编，确定了“立足敦煌，面向世界”的办刊宗旨。1984年志愿来研究所的赵声良即被分配到该刊编辑室工作。后来，经段先生提议并和我洽商，声良又于1988年下半年到我负责的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了半年，以积累办刊经验。现在，《敦煌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优秀学术期刊，成为培育敦煌学研究人才的重要园地。据我所知，现在敦煌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都是在《敦煌研究》刊发的。编辑部的团队建设，自然离不开段、樊院长的正确指导，离不开梁尉英、赵声良领导的编辑部同仁的辛勤工作。此中详细情况，我和声良均曾撰文叙及。
1988年，段院长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正式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该学术专著收入他的论文14篇，主要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述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艺术的内容与风格特征，也有他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体会。在该书“自序”的结尾，段先生写道：“今后数年内，我将利用我三十多年临摹工作所获得的感性知识，在敦煌艺术创作方法、表现技法和佛教艺术美学等方面进行探讨，为青年美术工作者学习敦煌艺术遗产、推陈出新作一些铺路的工作。”“铺路”之言，吐露心声，令人感佩，他在进入古稀之年时，念念不忘的仍是对后辈学者成长的殷切期盼。
重视人才培养，一直是段文杰先生关注的工作重心，是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事业得以发展、壮大、巩固的根本保障。根据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所四十年》一文中所提供的资料，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到文革前的1965年，先后到所里工作的人员有（个别人名略有修正，括号内人名则为我根据其他资料所补）：
1944年——常书鸿、史岩、李浴、苏莹辉、董希文、张琳英、邵芳、张明权、周绍淼、乌密凤、潘絜兹、陈芝秀、赵冠洲、龚祥礼、胜其力、罗寄梅等。（辛普德、范华、窦占彪。）
1946年——段文杰、霍熙亮、郭世清、凌春德、范文藻、鐘贻秋、刘漫云、张定南等。（周星祥。）
1947年——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李承仙、肖克俭等。
1948年——史苇湘
1952年——王去非、李其琼。（李复、毕可。）
1953年——孙纪元、关友惠、冯仲年、杨同乐。
1954年——李贞伯、万庚育。
（1956年——李云鹤、何静珍等。）
1959年——刘玉权、何鄂、潘玉闪。
1962年——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刘忠贵、孙修身。（高尔泰。）
1963年——樊锦诗、马世长。（肖默，从新疆调入。）
1964年——李振甫、何山。
1965年——樊兴刚。
这六十余位主要是涉及艺术与历史、考古方面的美术家、研究者，对于从事石窟保护、艺术创作与研究各方面工作的人员来看，肯定还是不完整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年之后，段文杰先生之所以还要在文章中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正说明他内心蕴涵着浓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重视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就是抓住了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学、普及与弘扬敦煌文化的关键与核心——人。
其实，段文杰先生在关切研究院每一位“个人”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建设“团队”的重要性。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这里要特别提及段文杰先生曾十分关注的研究院的三个“团队”：科研处、接待部、敦煌学信息中心。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院学术委员会，由段院长的学术秘书李永宁担任秘书长，负责全院的学术与科研的组织、协调工作，2005年改称科研管理处（兼学委会秘书处）。1994年，张先堂从甘肃省社科院调入敦煌研究院，自1998年起调任学委会副秘书长，多年来与李国等多位处里同仁一起兢兢业业工作，承担了举办各种研讨会、论坛以及联系、接待国内外学者的重任，为研究院的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凡成绩。多年来，随着学者考察、师生临摹，特别是旅游热的兴旺繁荣，院接待部不断发展壮大。李萍主任自1981年春天进入研究所工作就在接待部，36年来她不但亲历了接待部的发展历程，而且认真执行段、樊二位院长制定的方针，下功夫花气力争取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原先不同文化层次的讲解员，从接待部到游客展示中心，到在国内外举办的多场敦煌艺术展览，打造出了一支全国文博系统中人数众多、讲解语种最多、水平最高的接待队伍（目前展示中心150人，接待部约160人），为普及与弘扬敦煌文化艺术打开了异彩纷呈的窗口，也成为连接敦煌与国内外广大参观者的一座宽广的桥梁。和李萍同年进入接待部做英语讲解的杨薇，则在段院长的鼓励与支持下考入高校学习美术史，后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成为美国颇有影响力的亚洲艺术与佛教艺术的高级评估师。她回忆和张艳梅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时，段院长每次来北京，都要抽时间看望她们，关心她们的学习与生活。最近她回国时和郝春文会长及我见面时说，她和许多接待部讲解员都一直感恩段院长对他们的栽培与引导，希望我们能替她转达感谢的心声。院资料中心成立于1984年，是在此前的资料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专家史苇湘先生一直负责资料室及后来资料中心的工作，可以说为资料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扩建为研究院以后，段院长对组建资料中心有个“三步曲”值得一提：开始，根据国内外相关图书、资料室的情况，从研究院经费短缺的实际出发，他指示院资料室要以院里免费得到的交换、获赠图书为基础，以突出国内外艺术类资料为特色；然后，根据全院科研需要，加速扩展资料入藏范围与规模，逐渐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敦煌学信息中心；他退休时，又嘱托将自己收藏使用的全部图书资料2784册悉数捐献给信息中心。张元林研究员1989年进院，曾担任段院长学术秘书，2002年起负责资料中心的工作，十多年间，他和同仁一道苦心孤诣谋求中心健康发展，为提升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 诚然，为敦煌研究院做出各种贡献的还有保护所、文献所、考古所、美术所、陈列中心、摄录部、人事处、保卫处、院办和党办等团队，组成这些团队的每个勤勤恳恳的“莫高窟人”同样都值得我们尊敬。
我之所以要从段院长讲到众人，从个人述及团队，是希望说明：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来，一批接一批奋斗在鸣沙山崖、宕泉河畔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一批又一批“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施萍婷老师语），还有即便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敦煌却始终对莫高窟魂牵梦绕之人，他们堪称“敦煌守护众神”，护卫着“丝路之魂”，凝聚为“莫高之魄”。几位院长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段文杰先生虽然在“反右”、“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历经种种磨难，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不计个人得失，善于团结广大学者同心同德把学术研究搞上去。在他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建立起了一支为国际敦煌学界瞩目、特别过得硬的学术团队。
2015年初，我曾在浙江大学和新疆文物局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新疆”上发言提出：对“丝路文物”的研究离不开对“丝路人物”的新认识。文物的主体还是创造了这些“物”的“人”，这就关系到对体现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核心”的人的理解与分析。后来，我又在《睹物思人——简论丝路人物》一文中强调：“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传播、传承、发展的本体与核心。”“物质文明印記着人类前进的足迹，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也必须靠人去升华、结晶为精神文明。精彩绝伦、内涵丰富的丝路文化，要靠一代代无私奉献的丝路人物去传承弘扬、发展繁荣。”（参见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编《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0—30页。）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莫高窟人”，就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丝路人物。
前面提及“丝路之魂”。去冬今春，在罗华庆副院长精心策划下，由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资助，敦煌研究院与成都博物馆举办了“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并辅以若干讲座，观众、听众踊跃，盛况空前。我在演讲中将“丝路之魂”归纳为八个字：“交流互鉴，交融创新”（此归纳后来获得樊锦诗名誉院长的赞同）。我认为，正是文化的交流互鉴促进了多元文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也正是文化艺术的传承创新使得世界文明能够延续、昌盛，而文明的创造、维护、传承、研究、弘扬者是“人”，没有“人”，就失去了“魂”，散落了“魄”，也无所谓“神”。七十多年来，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到王旭东，到今天仍坚持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的一大批“莫高窟人”，就是守护“丝路之魂”的“众神”。有了他们，才能将“丝路之魂”演化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营养与物质财富。而段文杰先生，则是“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上下而求索”、“导夫先路”（屈原《离骚》中语）的一位杰出的领军人。
习近平主席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见新华网所载2016年5月18日新华社电文）创造、守护、传承文明，延续血脉、弘扬精神、创新发展，其核心和关键即在于人，需要一批又一批像“莫高窟人”这样勇于继往开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想，这也正是今天举办这个以纪念段文杰先生百岁诞辰为主题的学术论坛的意义所在。
本文撰写得到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张先堂两位副院长在资料、文字上的补充与指正，谨致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