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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我国城商行群体沉着应对，主动转型、创新突破、强化风控，业务发展态势平稳，主要经营指标数据均好于行业平均水平，为落实监管要求，走差异化发展、特色化经营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截至2014年11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总资产为165.5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9%，增速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总负债为153.4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增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为17.3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4%，增速同比下降4.2个百分点，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为10.5%，占比同比增长0.6个百分点;总负债为16.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增速同比下降2.9个百分点，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0.5%，占比同比增长0.5个百分点。
尽管2014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的资产与负债增速均呈现下降特征，但是，城商行的资产与负债增速仍然遥遥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也保持上升态势。由此可见，2014年城商行保持了良好的业务发展势头。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城商行群体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速同比下降幅度显著大于行业平均水平，经营指标下行压力较大，而且城商行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分化发展的格局。
通过对2012～2014年城商行资产规模的月度对比（见图1），可以明显看出2014年城商行资产增速放缓的趋势，其月度同比增速几乎都低于2012年的水平。其中2013年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该年4～10月城商行资产月度同比增速显著下滑，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的一个明显标志。
从城商行个体发展情况来看，2014年一些城商行实现了较显著的增长。如，北京银行资产规模达到1.5万亿元，成为城商行中当之无愧的“巨无霸”;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的资产规模也超过万亿元;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规模迈过五千亿元大关，资产增速均达到10%以上;此外，徽商银行、青岛银行以及郑州银行等也实现了资产规模的较快增长，多数城商行呈现逆势增长的发展态势。因此，虽然2015年银行业面临的发展压力不容小觑，业务竞争将更加激烈，但城商行的持续向好发展态势依然可期。
风险控制压力显现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换档期和深度调整期，全国不同银行机构的坏账率全部呈现上升趋势（见表1）。相比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不良率水平目前控制良好，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上升的趋势。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86亿元，较上季度增加了106亿元，较2013年同期增加26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1%，较上季度末上升0.12个百分点，较2013年同期上升0.24个百分点。
2014年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增长明显，尤其是第三季度不良贷款快速攀升，不良贷款余额增幅近50%。但是，从银行业整体来看，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766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725亿元，连续12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16%，较上季度末上升0.08个百分点，创近四年新高。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此轮银行不良贷款“双升”是行业调整的正常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产业的结构性调整，银行资产质量必然会下降。而从同业比较来看，目前不良率较高的几家银行分别为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相对而言，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以及南京银行三家A股上市城商行的不良率则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见表2）。
进一步分析城商行风险，我們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行业、政府平台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方面的信用风险。地方政府和城商行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决定了城商行是平台贷的重要持有者，不同地域和不同层级政府在偿还能力方面差异较大，可能出现违约现象。对此，城商行应做好风险预控。二是应对利率市场化和存款偏离度管理方面的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的集中到期会推高存款偏离度。城商行应加强资产负债的预测、监控和管理。三是经济增速换档和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操作风险。面对资金紧张的局面，一些人必然会产生拉拢银行内部员工进行各种违法行为的想法。面对高额回报的诱惑，有些银行员工难免有铤而走险的冲动，城商行必须高度重视操作风险管理，筑牢“三道防线”。
目前，银行业正面临着新的改革与调整，新常态下银行业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发展与竞争压力。但是，作为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有着机制灵活、地域性强等天然优势，只要牢牢把好“风险控制”底线，或许可以成为此轮改革中的亮点。
资本补充多措并举
2014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加之监管资本要求不断提升，商业银行整体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城商行为主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既要满足监管红线的要求，又要适应快速扩张的需要，只能积极寻找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而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上市融资、发行次级债、定向增发和发行优先股成为城商行资本补充的主要手段。
2014年3月31日，哈尔滨银行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通过本次发行，哈尔滨银行向全球发售30.2358亿H股，每股发售价2.9港元，最终成功募集款项净额约77.22亿港元。而在2014年12月29日，同样是来自东北的盛京银行在香港上市共发售13.75亿股，每股最终发售价为7.56港元，募集资金约为103.95亿港元。H股发行成为A股发行受阻之后，众多城商行的另一重要选择。除了H股融资和继续在A股市场IPO排队之外，新三板市场也引起了部分小型城商行的关注和重视，未来不排除城商行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发行上市。截至2014年年末，国内城商行境内外上市情况如表3所示。
在A股上市遇阻和H股需等待时机的情况下，城商行发行次级债的热情重新升温。经历了2013年次级债发行的低潮之后，2014年城商行次级债的发行规模和数量都大幅度增加，且主要集中在12月份，全年累计发行424亿元，其中江苏银行在城商行中融资规模最高，达到120亿元（见表4）。未来一段时期，次级债的发行仍是中小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一个主要选择。 定向增发也成为城商行补充资本的常规动作。宁波银行2014年非公开发行3.66亿股新股，每股价格为8.45元，成功募集资金30.93亿元;南京银行也发布公告，称将向不超过十位股东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亿股，募集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上海银行也推出新一轮定向增发方案，计划定向增发最多7亿股。
除此之外，城商行也探索通过发行优先股来补充一级资本，从而达到一级资本充足率在8.5%之上的监管标准，这项制度的确定对二级资本融资空间不多，而总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如宁波银行拟发行总数不超过0.5亿股的优先股，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北京银行拟发行的优先股总数不超过1.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0亿元。
优先股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可以增强银行抵御各种预期风险冲击的能力。与债券融资比较而言，优先股融资仅需按时支付股息，银行没有还本的压力，因此降低了银行在可能的危机期间的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优先股制度也促使我国资本市场开始迈向复杂资本工具阶段，满足了巴塞尔协议的创新资本工具的要求。在依托外部融资补充资本的同时，也要鼓励城商行通过净利润分配后的内部留存，以及提取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方式进行内源资本补充。
差异经营培育特色
差异化经营是城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城商行就是要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城商行早期的差异化还是比较零散的见缝插针式的发展，那么2014年，城商行的差异化相比以往则体现出服务更专业化、反应更快速化、产品更接地气化、战略更成体系化的特点。
较大规模城商行打造综合化经营体。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有实力的城商行开始主动出击组建综合化经营体（见表5）。这类城商行往往是处在特大城市或者是省级城商行，固守传统业务已经无法应对激烈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年末，共有7家城商行组建了5类12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北京银行最多，5种形式都有。城商行组建综合化经营体主要从三方面考虑，首先，不能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组建的公司应比较容易操作，应与银行业务有较强的互补性，基金公司成为首选;其次，可以选择金融租赁公司;第三，比较复杂的保险业务只有北京银行组建，因为该行在城商行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
抓住国家大战略，“走出去”实现多赢。2014年，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国家制定了“一路一带”、“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战略，在这些战略实施过程中，金融支持无疑是重要保证。那些处在国际化大城市和边境地区的城商行此时充分显现出其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这些城商行虽然立足本地，但是面向的是更广阔的边境国家区位，交流活躍，对国内和边境的情况都熟悉。“走出去”的城商行因地制宜提供服务，为双边贸易和投资提供支持，积极拓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境内外业务联动，提升专业化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既实现了差异化的经营目的，又为国家战略的实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小规模城商行专注区域和行业，打造特色品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居民，其行为和需求特点必然不同，那些没有地域优势的城商行只要抓住所在区域客户的特点就有了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最大资本。如龙江银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丰富农村金融服务渠道，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满足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需求;郑州银行力求通过对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之间的整合，致力于打造供应链金融，为商贸物流的各环节提供全方位、创新性的金融服务，建设独具特色的“商贸物流型银行”。
总之，随着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客户结构和市场分层的逐渐形成，城商行差异化、特色化经营将是其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必然选择。
直销银行主动出击
2014年，国内银行业掀起了一股直销银行热潮。直销银行不设实体网点，具有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特性，可以降低营业成本，因此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些比传统银行更优惠的金融产品。相比大银行而言，城商行明显对直销银行的兴趣更大，已经成为直销银行的又一主力军。截至目前，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重庆银行、包商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和广东南粤银行等城商行的直销银行已经上线运营。
对于城商行而言，直销银行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银行的传统渠道观念，而这一点已经被互联网理财的崛起所证实。当前，中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国人消费观念的转变，成为引入直销银行的重要契机。银行谋求发展必须要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变革，利率市场化也成为这一创新实施的“土壤”。利率市场化下，城商行以高收益理财产品吸引资金的模式将不可持续，而直销银行模式具有低成本的价格优势，显然更加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
但是，目前国内城商行的直销银行业务比较单一，大多围绕存款、基金代销和理财三种服务内容，同质化现象明显。面对眼下直销银行激烈的市场竞争，城商行如何突出重围，是其未来发展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国内一些银行正在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寻找差异化发展路径，如积极融入大数据和信息化发展浪潮，通过信息化银行建设推动经营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通过研究和搭建本行互联网金融总体架构布局，争取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取得重大突破。此外，如何巩固和拓展移动客户端用户，也成为城商行发展直销银行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社区支行谨慎跟进
银监会于2013年年底发布了《关于中小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通知》，首次明确了社区支行的概念，指出社区支行是定位于“服务社区居民的简易型银行网点，属于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这标志着国内社区银行业务正式起步。国内多家银行迅速启动社区银行的布点，进入对社区金融“跑马圈地”的发展阶段。
相较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社区银行领域的大力开拓，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更多是采取一种跟随策略。由于社区支行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能形成规模化运作，在此期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产品资源、推广费用、网点租金等成本。因此，部分城商行的高管认为，社区银行成本太高很难盈利，因此，更倾向于通过等待至股份制银行的社区支行经营模式成功以后，再进行后续推广。现阶段城商行的社区支行建设主要有四个特点。 开设数量相对较少。城商行根据分行所在地的区域定位以及特色来确定是否需要开设社区支行，而不是盲目统一申报。这些先行开设的社区支行，将作为试点进行经验积累。试点如果获得成功，将在未来进行规模扩展。相对而言，即使是从单个城市来看，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的数量也占绝对优势，如民生银行在一个中型城市的社区支行数量就达到将近百家左右，远远超过城商行社区支行的数量。
设备配置相对节约。例如，一些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内采用自助发卡机及远程视频柜员机（VTM机）等方式来完善社区支行功能，而一些城商行社区支行为了避免VTM机的高昂购置成本以及后续系统开发成本，采用了相对节约的平板电脑等移动无线终端配合人工服务的方式来代替，通过人工拍照、无线传输等措施实现开户功能。
开业时间相对较晚，业务功能相对较少。股份制银行的首家社区支行开设时间大多集中在2013年，而城商行社区支行的开设时间则大多集中在2014年。同时，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内配备有VTM等现金设备，可以实现远程开卡、签约等复杂服务。而城商行社区支行的功能则集中在理财、咨询、缴费等基本社区支行业务上。
占地面积区别不大。城商行社区支行面积的大小应当与其战略相关，如果选择低成本扩张战略，则社区支行面积较小，集中在20～40平米左右;如果选择高端战略，那么经营面积可达100平米左右，这点与股份制银行基本一致。
金融同业理性发展
在经历了前几年同业业务的高速发展之后，2014年，由于监管措施的陆续出台，同业业务发展的势头明显放缓。表6和表7可以看出，上市城商行的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三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同业业务开始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从横向对比看，股份制银行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要高于国有大型银行和城商行，同业资产业务成为股份制银行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工具。而从同业负债来看，上市的城商行其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重不仅高于国有大型银行，也高于股份制银行，说明在存款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商行更依赖同业负债业务实现业务增长。
监管部门下发“127号文”和“140号文”旨在对快速发展的同业业务进行梳理和规范。文件明确了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和负债的比重，并且要求银行根据同业基础资产的性质计提相应的资本与拨备;对买入返售等同业业务操作进行了重新划分和规范。从监管措施看，监管机构的目的就是要使同业业务回到统一监管框架下，以实现稳步发展。在银行和监管层的相互博弈中，同业业务的发展很难保持良好态势，因此商业银行应与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全面配合，共同促进同业业务的健康发展。监管机构也应该革新其监管模式，通过监管和规范，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并促进良好合规文化的形成。
对于城商行而言，同业业务的发展是满足利润增长的重要途径。城商行同业业务的持续创新要在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和监管框架内进行，主要是围绕产品创新和对新产品的合理定价来进行。产品的創新围绕非标产品向标准化产品的过渡来进行，为银行自身主动调节资产和负债结构创造工具。同业非标业务流转的最大问题在于形式多样，难以准确把握风险，推进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够有效提高同业业务的透明度，降低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
由于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城商行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针对同业业务的风险控制体系，这使得银行对同业业务的风险管理相对薄弱，缺乏严密的风险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城商行要严格按本行的风险偏好、经营战略及信贷政策来统一规范和管理同业资金的用途投向，要设立专营的同业业务部门和同业业务风险控制委员会;完善同业业务中交易对手准入、交易产品创新、交易模式变化以及业务操作等方面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严格准入标准、健全风险审查审批机制，实现部门、岗位间的有效制衡，形成完整的、高效的同业业务风险管理体系。
合作协同抱团发展
面对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产业转型等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加深合作协同，抱团取暖，合作模式越来越多样化。
合并重组。这种形式对城商行的影响最深，2014年12月河南省通过整合13家城商行成立了新的省级城商行——中原银行，该行承载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股权融合。如北京银行持股廊坊银行接近10%的股份;哈尔滨银行持有广东华兴银行16%的股份;南京银行持有日照银行18%的股份。未来，城商行相互持股，不排除建立集团公司，进行整合以达到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目的。
业务联盟。2014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在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上，向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国内银行推介了总金额约为3266亿元人民币的银团贷款项目;中国银行业协会开发的银团贷款系统在2012年上线以来持续在城商行中进行推广。2012年由民生银行、包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发起成立了“亚洲金融合作联盟”，该联盟的支付清算平台于2014年上线，实现了成员行之间支付清算渠道的互联互通。
后台共享。通过建立松散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对成员提供IT系统运营、产品开发、业务培训之类的后台服务，包括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联席会议、西部联盟、河北城市商业银行合作组织、鄂赣皖湘四省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发展业务合作协议》框架等。
跨界合作。这种合作是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客户资源共享，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2014年北京银行与小米公司签署移动互联网金融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移动支付、便捷信贷、产品定制、渠道拓展等多个方向探讨合作;龙江银行以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产品的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中心，对其上下游中小企业、农户或消费者进行捆绑金融服务;华润银行在2014年重点推动依托华润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如根据华润万家、华润电力、华润水泥等产业的需求，推出“e润通”、保付通、信付通等供应链金融特色产品。通过与非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够促进城商行拓展综合化、网络化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深度。
我们认为，城商行群体探索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新模式，抱团取暖、共谋未来是适应市场竞争的明智选择。城商行只有互相抱团、合作协同，迅速形成一种覆盖更多基础客户群的服务体系，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克服同大中型银行相比既没有先发优势也没有规模优势的不利局面，重新打造竞争优势，实现群体共赢。
结束语
2014年，尽管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城商行在业务规模、产品特色、经营创新等方面依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全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15年城商行将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挑战;同时，改革也会带给城商行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挑战中蕴含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城商行必须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积极创新、主动作为，争做改革先锋，分享改革红利。
本课题组组长：于红春;课题组成员：张雪丽、王昭、王日爽、梁忠辉、张日旭、徐明圣;课题统稿：王昭、徐明圣
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截至2014年11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总资产为165.5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9%，增速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总负债为153.4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增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为17.3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4%，增速同比下降4.2个百分点，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为10.5%，占比同比增长0.6个百分点;总负债为16.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增速同比下降2.9个百分点，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0.5%，占比同比增长0.5个百分点。
尽管2014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的资产与负债增速均呈现下降特征，但是，城商行的资产与负债增速仍然遥遥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也保持上升态势。由此可见，2014年城商行保持了良好的业务发展势头。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城商行群体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速同比下降幅度显著大于行业平均水平，经营指标下行压力较大，而且城商行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分化发展的格局。
通过对2012～2014年城商行资产规模的月度对比（见图1），可以明显看出2014年城商行资产增速放缓的趋势，其月度同比增速几乎都低于2012年的水平。其中2013年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该年4～10月城商行资产月度同比增速显著下滑，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的一个明显标志。
从城商行个体发展情况来看，2014年一些城商行实现了较显著的增长。如，北京银行资产规模达到1.5万亿元，成为城商行中当之无愧的“巨无霸”;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的资产规模也超过万亿元;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规模迈过五千亿元大关，资产增速均达到10%以上;此外，徽商银行、青岛银行以及郑州银行等也实现了资产规模的较快增长，多数城商行呈现逆势增长的发展态势。因此，虽然2015年银行业面临的发展压力不容小觑，业务竞争将更加激烈，但城商行的持续向好发展态势依然可期。
风险控制压力显现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换档期和深度调整期，全国不同银行机构的坏账率全部呈现上升趋势（见表1）。相比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不良率水平目前控制良好，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上升的趋势。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86亿元，较上季度增加了106亿元，较2013年同期增加26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1%，较上季度末上升0.12个百分点，较2013年同期上升0.24个百分点。
2014年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增长明显，尤其是第三季度不良贷款快速攀升，不良贷款余额增幅近50%。但是，从银行业整体来看，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766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725亿元，连续12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16%，较上季度末上升0.08个百分点，创近四年新高。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此轮银行不良贷款“双升”是行业调整的正常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产业的结构性调整，银行资产质量必然会下降。而从同业比较来看，目前不良率较高的几家银行分别为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相对而言，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以及南京银行三家A股上市城商行的不良率则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见表2）。
进一步分析城商行风险，我們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行业、政府平台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方面的信用风险。地方政府和城商行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决定了城商行是平台贷的重要持有者，不同地域和不同层级政府在偿还能力方面差异较大，可能出现违约现象。对此，城商行应做好风险预控。二是应对利率市场化和存款偏离度管理方面的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的集中到期会推高存款偏离度。城商行应加强资产负债的预测、监控和管理。三是经济增速换档和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操作风险。面对资金紧张的局面，一些人必然会产生拉拢银行内部员工进行各种违法行为的想法。面对高额回报的诱惑，有些银行员工难免有铤而走险的冲动，城商行必须高度重视操作风险管理，筑牢“三道防线”。
目前，银行业正面临着新的改革与调整，新常态下银行业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发展与竞争压力。但是，作为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有着机制灵活、地域性强等天然优势，只要牢牢把好“风险控制”底线，或许可以成为此轮改革中的亮点。
资本补充多措并举
2014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加之监管资本要求不断提升，商业银行整体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城商行为主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既要满足监管红线的要求，又要适应快速扩张的需要，只能积极寻找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而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上市融资、发行次级债、定向增发和发行优先股成为城商行资本补充的主要手段。
2014年3月31日，哈尔滨银行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通过本次发行，哈尔滨银行向全球发售30.2358亿H股，每股发售价2.9港元，最终成功募集款项净额约77.22亿港元。而在2014年12月29日，同样是来自东北的盛京银行在香港上市共发售13.75亿股，每股最终发售价为7.56港元，募集资金约为103.95亿港元。H股发行成为A股发行受阻之后，众多城商行的另一重要选择。除了H股融资和继续在A股市场IPO排队之外，新三板市场也引起了部分小型城商行的关注和重视，未来不排除城商行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发行上市。截至2014年年末，国内城商行境内外上市情况如表3所示。
在A股上市遇阻和H股需等待时机的情况下，城商行发行次级债的热情重新升温。经历了2013年次级债发行的低潮之后，2014年城商行次级债的发行规模和数量都大幅度增加，且主要集中在12月份，全年累计发行424亿元，其中江苏银行在城商行中融资规模最高，达到120亿元（见表4）。未来一段时期，次级债的发行仍是中小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一个主要选择。 定向增发也成为城商行补充资本的常规动作。宁波银行2014年非公开发行3.66亿股新股，每股价格为8.45元，成功募集资金30.93亿元;南京银行也发布公告，称将向不超过十位股东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亿股，募集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上海银行也推出新一轮定向增发方案，计划定向增发最多7亿股。
除此之外，城商行也探索通过发行优先股来补充一级资本，从而达到一级资本充足率在8.5%之上的监管标准，这项制度的确定对二级资本融资空间不多，而总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如宁波银行拟发行总数不超过0.5亿股的优先股，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北京银行拟发行的优先股总数不超过1.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0亿元。
优先股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可以增强银行抵御各种预期风险冲击的能力。与债券融资比较而言，优先股融资仅需按时支付股息，银行没有还本的压力，因此降低了银行在可能的危机期间的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优先股制度也促使我国资本市场开始迈向复杂资本工具阶段，满足了巴塞尔协议的创新资本工具的要求。在依托外部融资补充资本的同时，也要鼓励城商行通过净利润分配后的内部留存，以及提取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方式进行内源资本补充。
差异经营培育特色
差异化经营是城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城商行就是要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城商行早期的差异化还是比较零散的见缝插针式的发展，那么2014年，城商行的差异化相比以往则体现出服务更专业化、反应更快速化、产品更接地气化、战略更成体系化的特点。
较大规模城商行打造综合化经营体。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有实力的城商行开始主动出击组建综合化经营体（见表5）。这类城商行往往是处在特大城市或者是省级城商行，固守传统业务已经无法应对激烈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年末，共有7家城商行组建了5类12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北京银行最多，5种形式都有。城商行组建综合化经营体主要从三方面考虑，首先，不能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组建的公司应比较容易操作，应与银行业务有较强的互补性，基金公司成为首选;其次，可以选择金融租赁公司;第三，比较复杂的保险业务只有北京银行组建，因为该行在城商行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
抓住国家大战略，“走出去”实现多赢。2014年，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国家制定了“一路一带”、“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战略，在这些战略实施过程中，金融支持无疑是重要保证。那些处在国际化大城市和边境地区的城商行此时充分显现出其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这些城商行虽然立足本地，但是面向的是更广阔的边境国家区位，交流活躍，对国内和边境的情况都熟悉。“走出去”的城商行因地制宜提供服务，为双边贸易和投资提供支持，积极拓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境内外业务联动，提升专业化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既实现了差异化的经营目的，又为国家战略的实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小规模城商行专注区域和行业，打造特色品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居民，其行为和需求特点必然不同，那些没有地域优势的城商行只要抓住所在区域客户的特点就有了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最大资本。如龙江银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丰富农村金融服务渠道，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满足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需求;郑州银行力求通过对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之间的整合，致力于打造供应链金融，为商贸物流的各环节提供全方位、创新性的金融服务，建设独具特色的“商贸物流型银行”。
总之，随着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客户结构和市场分层的逐渐形成，城商行差异化、特色化经营将是其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必然选择。
直销银行主动出击
2014年，国内银行业掀起了一股直销银行热潮。直销银行不设实体网点，具有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特性，可以降低营业成本，因此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些比传统银行更优惠的金融产品。相比大银行而言，城商行明显对直销银行的兴趣更大，已经成为直销银行的又一主力军。截至目前，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重庆银行、包商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和广东南粤银行等城商行的直销银行已经上线运营。
对于城商行而言，直销银行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银行的传统渠道观念，而这一点已经被互联网理财的崛起所证实。当前，中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国人消费观念的转变，成为引入直销银行的重要契机。银行谋求发展必须要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变革，利率市场化也成为这一创新实施的“土壤”。利率市场化下，城商行以高收益理财产品吸引资金的模式将不可持续，而直销银行模式具有低成本的价格优势，显然更加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
但是，目前国内城商行的直销银行业务比较单一，大多围绕存款、基金代销和理财三种服务内容，同质化现象明显。面对眼下直销银行激烈的市场竞争，城商行如何突出重围，是其未来发展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国内一些银行正在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寻找差异化发展路径，如积极融入大数据和信息化发展浪潮，通过信息化银行建设推动经营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通过研究和搭建本行互联网金融总体架构布局，争取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取得重大突破。此外，如何巩固和拓展移动客户端用户，也成为城商行发展直销银行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社区支行谨慎跟进
银监会于2013年年底发布了《关于中小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通知》，首次明确了社区支行的概念，指出社区支行是定位于“服务社区居民的简易型银行网点，属于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这标志着国内社区银行业务正式起步。国内多家银行迅速启动社区银行的布点，进入对社区金融“跑马圈地”的发展阶段。
相较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社区银行领域的大力开拓，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更多是采取一种跟随策略。由于社区支行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能形成规模化运作，在此期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产品资源、推广费用、网点租金等成本。因此，部分城商行的高管认为，社区银行成本太高很难盈利，因此，更倾向于通过等待至股份制银行的社区支行经营模式成功以后，再进行后续推广。现阶段城商行的社区支行建设主要有四个特点。 开设数量相对较少。城商行根据分行所在地的区域定位以及特色来确定是否需要开设社区支行，而不是盲目统一申报。这些先行开设的社区支行，将作为试点进行经验积累。试点如果获得成功，将在未来进行规模扩展。相对而言，即使是从单个城市来看，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的数量也占绝对优势，如民生银行在一个中型城市的社区支行数量就达到将近百家左右，远远超过城商行社区支行的数量。
设备配置相对节约。例如，一些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内采用自助发卡机及远程视频柜员机（VTM机）等方式来完善社区支行功能，而一些城商行社区支行为了避免VTM机的高昂购置成本以及后续系统开发成本，采用了相对节约的平板电脑等移动无线终端配合人工服务的方式来代替，通过人工拍照、无线传输等措施实现开户功能。
开业时间相对较晚，业务功能相对较少。股份制银行的首家社区支行开设时间大多集中在2013年，而城商行社区支行的开设时间则大多集中在2014年。同时，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内配备有VTM等现金设备，可以实现远程开卡、签约等复杂服务。而城商行社区支行的功能则集中在理财、咨询、缴费等基本社区支行业务上。
占地面积区别不大。城商行社区支行面积的大小应当与其战略相关，如果选择低成本扩张战略，则社区支行面积较小，集中在20～40平米左右;如果选择高端战略，那么经营面积可达100平米左右，这点与股份制银行基本一致。
金融同业理性发展
在经历了前几年同业业务的高速发展之后，2014年，由于监管措施的陆续出台，同业业务发展的势头明显放缓。表6和表7可以看出，上市城商行的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三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同业业务开始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从横向对比看，股份制银行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要高于国有大型银行和城商行，同业资产业务成为股份制银行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工具。而从同业负债来看，上市的城商行其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重不仅高于国有大型银行，也高于股份制银行，说明在存款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商行更依赖同业负债业务实现业务增长。
监管部门下发“127号文”和“140号文”旨在对快速发展的同业业务进行梳理和规范。文件明确了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和负债的比重，并且要求银行根据同业基础资产的性质计提相应的资本与拨备;对买入返售等同业业务操作进行了重新划分和规范。从监管措施看，监管机构的目的就是要使同业业务回到统一监管框架下，以实现稳步发展。在银行和监管层的相互博弈中，同业业务的发展很难保持良好态势，因此商业银行应与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全面配合，共同促进同业业务的健康发展。监管机构也应该革新其监管模式，通过监管和规范，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并促进良好合规文化的形成。
对于城商行而言，同业业务的发展是满足利润增长的重要途径。城商行同业业务的持续创新要在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和监管框架内进行，主要是围绕产品创新和对新产品的合理定价来进行。产品的創新围绕非标产品向标准化产品的过渡来进行，为银行自身主动调节资产和负债结构创造工具。同业非标业务流转的最大问题在于形式多样，难以准确把握风险，推进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够有效提高同业业务的透明度，降低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
由于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城商行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针对同业业务的风险控制体系，这使得银行对同业业务的风险管理相对薄弱，缺乏严密的风险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城商行要严格按本行的风险偏好、经营战略及信贷政策来统一规范和管理同业资金的用途投向，要设立专营的同业业务部门和同业业务风险控制委员会;完善同业业务中交易对手准入、交易产品创新、交易模式变化以及业务操作等方面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严格准入标准、健全风险审查审批机制，实现部门、岗位间的有效制衡，形成完整的、高效的同业业务风险管理体系。
合作协同抱团发展
面对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产业转型等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加深合作协同，抱团取暖，合作模式越来越多样化。
合并重组。这种形式对城商行的影响最深，2014年12月河南省通过整合13家城商行成立了新的省级城商行——中原银行，该行承载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股权融合。如北京银行持股廊坊银行接近10%的股份;哈尔滨银行持有广东华兴银行16%的股份;南京银行持有日照银行18%的股份。未来，城商行相互持股，不排除建立集团公司，进行整合以达到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目的。
业务联盟。2014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在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上，向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国内银行推介了总金额约为3266亿元人民币的银团贷款项目;中国银行业协会开发的银团贷款系统在2012年上线以来持续在城商行中进行推广。2012年由民生银行、包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发起成立了“亚洲金融合作联盟”，该联盟的支付清算平台于2014年上线，实现了成员行之间支付清算渠道的互联互通。
后台共享。通过建立松散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对成员提供IT系统运营、产品开发、业务培训之类的后台服务，包括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联席会议、西部联盟、河北城市商业银行合作组织、鄂赣皖湘四省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发展业务合作协议》框架等。
跨界合作。这种合作是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客户资源共享，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2014年北京银行与小米公司签署移动互联网金融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移动支付、便捷信贷、产品定制、渠道拓展等多个方向探讨合作;龙江银行以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产品的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中心，对其上下游中小企业、农户或消费者进行捆绑金融服务;华润银行在2014年重点推动依托华润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如根据华润万家、华润电力、华润水泥等产业的需求，推出“e润通”、保付通、信付通等供应链金融特色产品。通过与非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够促进城商行拓展综合化、网络化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深度。
我们认为，城商行群体探索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新模式，抱团取暖、共谋未来是适应市场竞争的明智选择。城商行只有互相抱团、合作协同，迅速形成一种覆盖更多基础客户群的服务体系，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克服同大中型银行相比既没有先发优势也没有规模优势的不利局面，重新打造竞争优势，实现群体共赢。
结束语
2014年，尽管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城商行在业务规模、产品特色、经营创新等方面依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全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15年城商行将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挑战;同时，改革也会带给城商行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挑战中蕴含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城商行必须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积极创新、主动作为，争做改革先锋，分享改革红利。
本课题组组长：于红春;课题组成员：张雪丽、王昭、王日爽、梁忠辉、张日旭、徐明圣;课题统稿：王昭、徐明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