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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王力、吕叔湘三位先生都是百年来中国语文学界极有学术造诣和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然而一些著作多提后两位，对黎先生很少提及，这恐怕有失公允。
关于黎先生的学术成就，刘庆俄、胡双宝等先生已经论述，我不再重复。我想突出强调说明的是，黎
先生作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一代宗师，不仅在学术造诣上远远超过一般权威、大师，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唯科学是从。而要做到一生唯科学是从，必须是不重个人名利，公而忘私。因为只有公而忘私，才能做到，在学术上，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只有公而忘私，才能彻底鄙弃学阀作风，不利用权势来排斥、压制、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和学派，敢于支持有颠覆性创新学术观点的学人和学派，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繁荣与发展。
1958年，《人民日报》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同时发表了黎锦熙在前吴玉章在后的共同署名文章。这大概是当时中国语文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能超过黎先生声望的。但是，黎先生并未因此在学术上就故步自封了。根据他多年的亲身实验，他发现音素化拼音，不如双拼的效果好。于是，在《八十岁后工作总汇报和展望——黎锦熙生时预立的遗言（1974年二月二日满84岁）》（油印稿）里，多处强调说明了双拼方案{1}。在这份油印稿的第13页中，黎先生说：
这是重新检讨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拟有《汉语拼音字母声韵表》，提出“求得进一步完善”的初步意见；并在“总说明”中详论“应用和推广方面”的改进办法，主要就是“注音汉字的印刷书刊”。{2}
任何法规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要与时俱进。作为一个唯科学是从的学者，一方面要认真遵守现行法规，一方面要不断进行科研探讨，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建议。有关单位采不采纳，是另一个问题。双拼方案的研究与提出，充分表现了黎先生公而忘私、唯科学是从的学者的高贵品格。
1990年5月16日，袁晓园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1世纪是汉字汉语发挥威力时代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1974年荣获已故周总理邀请回国参加建国25周年大庆，并蒙周总理安排，让我同国内语文学界共同研讨。那一次回国结识了注音字母的创始人黎锦熙老先生。我们交谈十分投契，恨相见晚。不幸黎老已在病中，一日不见就派人来邀。在他临终的前一天，我还在他病榻边絮絮相谈。我的助手徐德江同志就是他老人家介绍的。今年恰是黎老百岁诞辰，我们也是为此，要在这里，以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来纪念这位语文大师，感谢他对中国语文的巨大贡献。{3}
黎先生为袁氏方案的题词原文是：
把古今中外的造字方式综合起来，造成这种《汉字现代化》新的民族形式，是与形声字向着拼音化的发展规律相符合的。我很佩服作者的长期努力。
黎锦熙 1971.11.9{4}
经黎锦熙先生的特荐，1977年10月23日袁晓园先生由广州东方宾馆给我发来了第一封信：
德江同志：
今春到京，在黎锦熙老先生处见到你七七年一月十四日写的“汉字拼音化应采用双拼法”一文，敢于提出独到的意见，甚为钦佩，我钻研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多年，尤其对于毛主席所提民族形式拼音文字，尤为崇拜信任。曾于一九七三年提出“汉字现代化理论与方案（草案）”，曾经敬爱怀念的周总理准予在北大开座谈会并蒙国务院文教组印发简编数百份交有关部门研究，不知你曾见到此简编否？
文字改革问题提出了已近百年，可惜五四运动时代提出的问题，至今似乎原封未动，这是由于过去走的是模仿东洋（替汉字注音假名作用的注音字母以及最近提倡写别字，像日本那样限制认字字数的主张）模仿西洋前有国罗，后有“拉丁化新文字”，但皆不能解决文字问题，简字我赞成，但反对毫无规律，毫不科学化的简化。如果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指示，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文字改革问题是国家一件大事，不是几个人所能提出完善意见，因此集合同志，交换意见，作初步研究，将过去改革经验，作出总结是有意义的，基于这种想法，就写了这封信，冒昧之处，请原谅。
此致
敬礼，并望回信指教 袁晓园 十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的崇高理想就是落实
旬前到京又见黎老，还谈起声韵双拼之优越性，下月初还要去北京。复信请寄黎老转或迳寄东方宾馆
黎老先生住址：朝内北小街46号
信中特别谈到“集合同志，交换意见，作初步研究，将过去改革经验，作出总结是有意义的，基于这种想法，就写了这封信”，这是我见到袁晓园先生后，她告诉我，她与黎锦熙先生、唐兰先生曾商议，考虑成立一个不受任何干扰，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汉字的学术团体的想法。所以，在“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现改名为“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成立后印制的彩色“简介”上，特别刊载了郭绍虞、黎锦熙、唐兰先生的照片和说明。{5}
我第一次见到黎先生是1974年4月28日。当时，黑龙江出版社决定出版我写的有关批判语言学研究中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书。其中第11篇文章的标题是“汉语的‘词无定类’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文章的第一段是：“汉语语法学家黎锦熙先生主张汉语‘词无定类’。后来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彻底否定。现在，我们要来个否定之否定。”显然，这是在为黎先生翻案。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到北师大了解一下，出版这样文章是否合适。于是我到北师大，通过组织联系，认为可以出版，并介绍我到黎先生家。黎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很兴奋，也很激动。不仅赞同我为他翻案的文章，对我提出的关于“语法”的新见解，也非常赞成，当即给刘世儒先生写了便函：
世儒同学：
今介绍徐德江同志走访，请与谈论语言学的急切问题（语法关系）。即盼接洽为幸！
锦熙
1974.4.28
住西单兵马司南玉带胡同8号
复外八里庄北京师院中文系
再：关于“量词”的往来资料，请捡赠徐同志一份。{6}
寥寥数语，足见黎先生极其重视和极其迫切的心情。当时，黎先生约我一定再来晤谈一次。于是，一周后，5月6日上午10时，我第二次见黎先生。黎先生从西屋来到客厅，双手拿着我的文稿（油印本）对我说：“我不是恭维你，像你这样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用这种观点来研究语言学的，在我所接触的人中，还很少。我准备给你写一篇万字的前言。”我当时看到，黎先生在我的文稿中，写了密密麻麻的批语。黎先生留我吃了中饭，并让正在油印材料的秘书，赶印装订出一册《八十岁后工作总汇报和展望——黎锦熙生时预立的遗言（1974年二月二日满84岁）》（油印稿）{7}，亲手交给我说：“这是第一本。”
有人专门写文章{8}，提出种种“根据”断定，黎先生根本没写过、也不可能写“预立的遗言”，当然更不可能亲手交给我。说这是我为了抬高自己，“机关算尽”“编造根据”，欺世盗名。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究竟是谁欺蒙了读者，自有公论。
黎先生是否为我写成万字 “前言”，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出版社提出：我是知识分子，出书不能署名，只能做桥梁，应该由工农兵来写。我只好请下乡的北京和浙江知识青年10余名，办语言学学习班，把我的观点讲给他们，由他们分头写出论文，并将我任组长的“莫旗语言学研究小组”更名为“工农兵语言学研究小组”{9}，崔永华任副组长。我后来虽然也几次到京拜访黎先生和刘先生，并为黎先生油印了一些资料，黎先生还让我从书架上随意选取所需的书籍，后又来信嘱我“如尚需借新的，得便来人清理捡取”{10}，我深入进行语言学研究，主要就是得益于黎先生借给的当时代表性的语言学著作，如高名凯的《语言论》、《语法理论》等。但由于我工作繁忙，便由崔永华代表我，经常回京与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联系。因为我的文章不能出版，所以，也就没有再请黎先生写“前言”。工农兵写的文集，刘世儒先生答应给写序言。粉碎“四人帮”后，出版工农兵写的文集也告停了。断定我编造黎先生预立遗言
的人还说，他曾在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处都看到我给黎先生和刘先生的铅印16开本的文稿，上面根本没有密密麻麻的批语，以此证明我还在骗人。事实是，我1974年4月28日交给黎先生的是油印本，黎先生的批语就写在这种油印本上。后来铅字本印出后，我又送给了黎先生和刘先生。事实胜于雄辩。1979年我见到袁晓园先生，黎先生已去世一年多。我重写了文稿，题目是《语言文字理论新探》，请刘世儒先生审定。刘世儒先生提出请黎先生的早期学生朱星先生先写审定意见更有影响。朱星先生写了之后，刘世儒先生也写了评语。
总之，是黎锦熙先生对我的支持、鼓励和关怀使我信心百倍地顺利地进行语言学研究；是黎先生一再向袁晓园先生特荐，我才能与袁晓园先生见面并同卢遂现先生于1980年共同倡议发起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后改名为“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才有1989年又与安子介先生袁晓园先生共同创办杂志{11}，高举“汉字文化”的大旗，以及现在我与一些语言文字学家共同发起开展“语言文字大论坛”的学术研讨活动。这同一些权威、大师把我们视为“伪科学”，“学术骗子”，对我们开展残酷的“政治斗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学阀行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党的十七大号召我们，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中国语文学界，只有充分发扬黎锦熙先生这种公而忘私、唯科学是从的精神，才能彻底克服百年来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彻底改变“跟着印欧语眼光转”的被动局面，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的文字学、语言学，推动世界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基本教育模式由西方人创建的第一阶段步入由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
黎锦熙先生公而忘私、唯科学是从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
注释
{1}请见彩页三
{2}请见彩页三
{3}《汉字文化》杂志1990年第3期第1页
{4}请见彩页四，刊于《晓园作品选》第240页
{5}请见封三
{6}请见彩页四
{7}请见彩页三
{8}请见《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47、4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9}请见《语言学批判文集（征求意见稿）》，莫旗工农兵语言研究小组编1976年9月（铅印稿）
{10}请见彩页四
{11}请见封底
关于黎先生的学术成就，刘庆俄、胡双宝等先生已经论述，我不再重复。我想突出强调说明的是，黎
先生作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一代宗师，不仅在学术造诣上远远超过一般权威、大师，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唯科学是从。而要做到一生唯科学是从，必须是不重个人名利，公而忘私。因为只有公而忘私，才能做到，在学术上，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只有公而忘私，才能彻底鄙弃学阀作风，不利用权势来排斥、压制、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和学派，敢于支持有颠覆性创新学术观点的学人和学派，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繁荣与发展。
1958年，《人民日报》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同时发表了黎锦熙在前吴玉章在后的共同署名文章。这大概是当时中国语文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能超过黎先生声望的。但是，黎先生并未因此在学术上就故步自封了。根据他多年的亲身实验，他发现音素化拼音，不如双拼的效果好。于是，在《八十岁后工作总汇报和展望——黎锦熙生时预立的遗言（1974年二月二日满84岁）》（油印稿）里，多处强调说明了双拼方案{1}。在这份油印稿的第13页中，黎先生说：
这是重新检讨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拟有《汉语拼音字母声韵表》，提出“求得进一步完善”的初步意见；并在“总说明”中详论“应用和推广方面”的改进办法，主要就是“注音汉字的印刷书刊”。{2}
任何法规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要与时俱进。作为一个唯科学是从的学者，一方面要认真遵守现行法规，一方面要不断进行科研探讨，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建议。有关单位采不采纳，是另一个问题。双拼方案的研究与提出，充分表现了黎先生公而忘私、唯科学是从的学者的高贵品格。
1990年5月16日，袁晓园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1世纪是汉字汉语发挥威力时代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1974年荣获已故周总理邀请回国参加建国25周年大庆，并蒙周总理安排，让我同国内语文学界共同研讨。那一次回国结识了注音字母的创始人黎锦熙老先生。我们交谈十分投契，恨相见晚。不幸黎老已在病中，一日不见就派人来邀。在他临终的前一天，我还在他病榻边絮絮相谈。我的助手徐德江同志就是他老人家介绍的。今年恰是黎老百岁诞辰，我们也是为此，要在这里，以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来纪念这位语文大师，感谢他对中国语文的巨大贡献。{3}
黎先生为袁氏方案的题词原文是：
把古今中外的造字方式综合起来，造成这种《汉字现代化》新的民族形式，是与形声字向着拼音化的发展规律相符合的。我很佩服作者的长期努力。
黎锦熙 1971.11.9{4}
经黎锦熙先生的特荐，1977年10月23日袁晓园先生由广州东方宾馆给我发来了第一封信：
德江同志：
今春到京，在黎锦熙老先生处见到你七七年一月十四日写的“汉字拼音化应采用双拼法”一文，敢于提出独到的意见，甚为钦佩，我钻研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多年，尤其对于毛主席所提民族形式拼音文字，尤为崇拜信任。曾于一九七三年提出“汉字现代化理论与方案（草案）”，曾经敬爱怀念的周总理准予在北大开座谈会并蒙国务院文教组印发简编数百份交有关部门研究，不知你曾见到此简编否？
文字改革问题提出了已近百年，可惜五四运动时代提出的问题，至今似乎原封未动，这是由于过去走的是模仿东洋（替汉字注音假名作用的注音字母以及最近提倡写别字，像日本那样限制认字字数的主张）模仿西洋前有国罗，后有“拉丁化新文字”，但皆不能解决文字问题，简字我赞成，但反对毫无规律，毫不科学化的简化。如果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指示，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文字改革问题是国家一件大事，不是几个人所能提出完善意见，因此集合同志，交换意见，作初步研究，将过去改革经验，作出总结是有意义的，基于这种想法，就写了这封信，冒昧之处，请原谅。
此致
敬礼，并望回信指教 袁晓园 十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的崇高理想就是落实
旬前到京又见黎老，还谈起声韵双拼之优越性，下月初还要去北京。复信请寄黎老转或迳寄东方宾馆
黎老先生住址：朝内北小街46号
信中特别谈到“集合同志，交换意见，作初步研究，将过去改革经验，作出总结是有意义的，基于这种想法，就写了这封信”，这是我见到袁晓园先生后，她告诉我，她与黎锦熙先生、唐兰先生曾商议，考虑成立一个不受任何干扰，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汉字的学术团体的想法。所以，在“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现改名为“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成立后印制的彩色“简介”上，特别刊载了郭绍虞、黎锦熙、唐兰先生的照片和说明。{5}
我第一次见到黎先生是1974年4月28日。当时，黑龙江出版社决定出版我写的有关批判语言学研究中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书。其中第11篇文章的标题是“汉语的‘词无定类’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文章的第一段是：“汉语语法学家黎锦熙先生主张汉语‘词无定类’。后来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彻底否定。现在，我们要来个否定之否定。”显然，这是在为黎先生翻案。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到北师大了解一下，出版这样文章是否合适。于是我到北师大，通过组织联系，认为可以出版，并介绍我到黎先生家。黎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很兴奋，也很激动。不仅赞同我为他翻案的文章，对我提出的关于“语法”的新见解，也非常赞成，当即给刘世儒先生写了便函：
世儒同学：
今介绍徐德江同志走访，请与谈论语言学的急切问题（语法关系）。即盼接洽为幸！
锦熙
1974.4.28
住西单兵马司南玉带胡同8号
复外八里庄北京师院中文系
再：关于“量词”的往来资料，请捡赠徐同志一份。{6}
寥寥数语，足见黎先生极其重视和极其迫切的心情。当时，黎先生约我一定再来晤谈一次。于是，一周后，5月6日上午10时，我第二次见黎先生。黎先生从西屋来到客厅，双手拿着我的文稿（油印本）对我说：“我不是恭维你，像你这样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用这种观点来研究语言学的，在我所接触的人中，还很少。我准备给你写一篇万字的前言。”我当时看到，黎先生在我的文稿中，写了密密麻麻的批语。黎先生留我吃了中饭，并让正在油印材料的秘书，赶印装订出一册《八十岁后工作总汇报和展望——黎锦熙生时预立的遗言（1974年二月二日满84岁）》（油印稿）{7}，亲手交给我说：“这是第一本。”
有人专门写文章{8}，提出种种“根据”断定，黎先生根本没写过、也不可能写“预立的遗言”，当然更不可能亲手交给我。说这是我为了抬高自己，“机关算尽”“编造根据”，欺世盗名。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究竟是谁欺蒙了读者，自有公论。
黎先生是否为我写成万字 “前言”，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出版社提出：我是知识分子，出书不能署名，只能做桥梁，应该由工农兵来写。我只好请下乡的北京和浙江知识青年10余名，办语言学学习班，把我的观点讲给他们，由他们分头写出论文，并将我任组长的“莫旗语言学研究小组”更名为“工农兵语言学研究小组”{9}，崔永华任副组长。我后来虽然也几次到京拜访黎先生和刘先生，并为黎先生油印了一些资料，黎先生还让我从书架上随意选取所需的书籍，后又来信嘱我“如尚需借新的，得便来人清理捡取”{10}，我深入进行语言学研究，主要就是得益于黎先生借给的当时代表性的语言学著作，如高名凯的《语言论》、《语法理论》等。但由于我工作繁忙，便由崔永华代表我，经常回京与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联系。因为我的文章不能出版，所以，也就没有再请黎先生写“前言”。工农兵写的文集，刘世儒先生答应给写序言。粉碎“四人帮”后，出版工农兵写的文集也告停了。断定我编造黎先生预立遗言
的人还说，他曾在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处都看到我给黎先生和刘先生的铅印16开本的文稿，上面根本没有密密麻麻的批语，以此证明我还在骗人。事实是，我1974年4月28日交给黎先生的是油印本，黎先生的批语就写在这种油印本上。后来铅字本印出后，我又送给了黎先生和刘先生。事实胜于雄辩。1979年我见到袁晓园先生，黎先生已去世一年多。我重写了文稿，题目是《语言文字理论新探》，请刘世儒先生审定。刘世儒先生提出请黎先生的早期学生朱星先生先写审定意见更有影响。朱星先生写了之后，刘世儒先生也写了评语。
总之，是黎锦熙先生对我的支持、鼓励和关怀使我信心百倍地顺利地进行语言学研究；是黎先生一再向袁晓园先生特荐，我才能与袁晓园先生见面并同卢遂现先生于1980年共同倡议发起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后改名为“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才有1989年又与安子介先生袁晓园先生共同创办杂志{11}，高举“汉字文化”的大旗，以及现在我与一些语言文字学家共同发起开展“语言文字大论坛”的学术研讨活动。这同一些权威、大师把我们视为“伪科学”，“学术骗子”，对我们开展残酷的“政治斗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学阀行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党的十七大号召我们，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中国语文学界，只有充分发扬黎锦熙先生这种公而忘私、唯科学是从的精神，才能彻底克服百年来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彻底改变“跟着印欧语眼光转”的被动局面，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的文字学、语言学，推动世界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基本教育模式由西方人创建的第一阶段步入由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
黎锦熙先生公而忘私、唯科学是从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
注释
{1}请见彩页三
{2}请见彩页三
{3}《汉字文化》杂志1990年第3期第1页
{4}请见彩页四，刊于《晓园作品选》第240页
{5}请见封三
{6}请见彩页四
{7}请见彩页三
{8}请见《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47、4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9}请见《语言学批判文集（征求意见稿）》，莫旗工农兵语言研究小组编1976年9月（铅印稿）
{10}请见彩页四
{11}请见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