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同时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隐士。隐士并非一般的隐居者，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以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这些隐士们的道德原则、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也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提供了诸多话题。
　　历史上，隐士有不少头衔：幽人、逸士、逸民、高士、处士。隐士的传说出现得很早，《庄子·让王》中讲述了尧舜时期的隐士许由和巢夫，他们成为隐士的始祖。而受过孔子表扬，司马迁认为其事迹可信的伯夷、叔齐兄弟则被当作可信的隐士代表，写入了《史记·列传》之首。
　　论出身，隐士属于士的阶层。士作为传统“四民”之首，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四有”阶层。特殊的身份使他们能轻易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而隐士则拒绝了这种进身之途，而是选择了与政治疏离和自我流放，选择“隐居以求其志”的生活。最初，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态度选择隐居，然而这种选择逐渐发展成为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过着一种远离人群的体制外的生活。《庄子·让王》篇中，庄子借善卷之口，喊出了“逍遥于天地之间”的口号。这些隐士，或批判主流阶层，或品行高洁独善其身，这样的形象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段霁月光风，严酷历史现实中的旧时月色。
　　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到先秦时期才出现。中国的夏、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知识垄断在贵族手中，还没有“草根”知识分子。从春秋战国开始，私人讲学之风兴起，诸子百家各创新说，讲学、授徒，士的阶层迅速扩张，诸侯、大夫养士之风日盛，知识分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有“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的说法，士人成为强大的力量之源。这一时期，无论孔子还是老庄，都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做着选择。孔子的儒家理论提倡“学而优则仕”，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态度不可谓不积极。但孔子对退隐也有肯定，他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退隐成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态度，是修身的一部分。
　　隐逸思想真正的奠基者是老庄。《史记》中，司马迁赞叹老子为“隐君子”，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不同于孔子把退隐当作一种批判和自我修养，老子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持一种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发现人类在层层累积文明过程中开始被“异化”，并提出退回到“自然”之中来消解这种“异化”。老子的思想在庄子那里得到发展，庄子纵横捭阖的文字和穷极八荒的想象力，为后代的士人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隐逸，在庄子那里是一种疏离，也成为一种趣味。于是，当楚王以丰厚的待遇延请庄子时，庄子告诉使者，自己不愿意被打扮好摆上尊位，他更乐于在污泥中游戏自得，他要“物物而不物于物”，这样才能“以快吾志焉”。如果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知识、智慧和物质的累积，是人类在给自己的文明做加法，那么从老庄开始，隐遁世外的隐士们则是以一种做减法的心态面对世界，减之又减，最后，剩下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所谓的“心隐”。
　　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士人的生存状态大变。汉初，士人们被纳入官僚体系，“独尊儒术”使儒士们皓首穷经，成为“学隐”，养士之风变化，把原本欲有所作为的士人变成食客和弄臣，这些士人只能“避祸于朝廷”，“隐身金马门”，变成“吏隐”。西汉末期，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士人“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后汉书·逸民传》，形成西汉末期的归隐之风。这次风潮既符合逃乱全身的需求，也符合孔子“天下无道则隐”的原则。东汉建立之后，中兴汉室的光武帝为了笼络士人，大谈士人名节，表彰、赞许不与王莽合作而避乱隐逸的士人。天下无道而归隐，变成了士人名节的重要内容，归隐至此成为一种士林风气，传统文化中的隐逸传统，至此开始形成。
　　东汉末期数次“党锢之祸”，士人们大义凛然，慷慨赴死，让后来的读书人为之骄傲。而朝廷数次滥杀士人后，国家气脉已绝，天下重归淆乱之中，残留下来的士人，相当一部分选择归隐。东汉末年的梁鸿、孟光等人携家人归隐山林，“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生活清贫，仅自求其乐，他们少有追求安逸生活的情致，而是忍着清贫甚至冻馁表达“士节”，是一种略带绝望的无奈抗争。东汉末到魏晋六朝，原本作为政治基础的经学渐次瓦解，精神上失去皈依的士人由失望而疏离，名教约束放开，士人们开始纵情任性。战争频仍引起士人对生命无常的慨叹，他们以放诞的方式追求觉醒后的个性解放，把激情投放在玄谈之中，精神自由遨游，心灵无拘无束，独处山林、遗世独立成为士人们的选择，隐逸这种生活态度变成整个时代的特色。当时，无论为官还是在野，无人不歌咏赞叹隐逸的美好，等同于歌咏自由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美好。中国隐逸历史中几乎所有的类型在这一时期都有表现：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酒、隐于官、隐于山林、隐于田园。这其中，陶渊明的隐逸为中国隐逸传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和气象。陶渊明归隐田园，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是一个“欣然忘食”的阅读者，也是一位隐者。他沉浸于自然之中，与造物对话，回到现实中“著文章自娱”，世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尊”，当之无愧。
　　魏晋六朝的隐士在山林中获得精神上的极大解放。他们把自然、山林当作知己，寄意林泉之间，加之老庄哲学中“心斋”的身心修养，让隐士能自由地与自然对话，甚至将感情与自然融合，历史和人生悲情在山林中得以排遣，受伤的心灵获得抚慰，这种生命体验必然造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山水田园诗和山水画的创作者几乎全都是隐逸高士，陶渊明、谢灵运、戴逵、顾恺之等大家都有隐士的身份。
　　隋唐以降，科举功名之路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士人建立功勋的志气高昂，围绕着科举制，干谒、征辟、边关立功都成为进入仕途的方法，其中就有以隐居求名的“终南捷径”，隋唐以前的士人精神，在儒、道之间摇摆。隋唐以来，佛教和道教开始影响士人的精神世界。禅宗的兴起对唐朝隐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维是深受影响的士人之一。王维自幼受家庭影响笃信佛教，自己对佛理颇有心得，而他一生命途多舛，就从佛理中寻求精神慰藉。在后期，王维平静地接受命运安排，平日混迹官场，闲余退隐山林，全身心投入到宁静的自然和佛理之中，以“禅隐”的方式面对人生。这种时官时隐的风气，在唐朝颇为盛行，更重要的是，为官间隙的隐居成为士人们文学创作和文化创造的过程，这个人生间隙对唐代文学的创作颇有影响。 　　功名与隐逸是唐代士人要做的选择题，置身官场，不愿同流合污；躲避山林，生活艰苦不能忍受。要保证衣食无忧又能洁身自好，唐代士人便产生了“中隐”。白居易是典型的中隐，他在诗中解释自己的中隐生活：“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中国传统士人生活最幸福的朝代是宋朝，宋朝士人的文化素养在古代士人文化素养排行中高居首位，而宋朝的隐逸文化也向高雅和审美推进。从唐朝到宋朝，中国儒学从积极入世的外向——外王，转向内倾性格——内圣，士人更关注内心的体会和成长。宋朝统治者重视文治，改良科举制，使大量寒士进入统治阶层，隐士也因为志趣高洁得到尊重。宋朝的隐士多为“盛世之隐”，他们竟可以得到官府制作的冠服，这是中国历史所仅有。
　　宋代隐逸之风因为统治者的优待，一时更甚，各种隐逸现象均有表现——真隐、假隐、朝隐、市隐、学隐、道隐各成气候。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范仲淹、陆游等人亦官亦隐，朱熹、邵雍、张载等人隐居山林聚徒讲学。他们的隐逸，更多寄托着心灵追求、生命感悟和审美追求，隐逸生活从与世隔绝开始变得更加生活化和世俗化。这种社会气氛中，宋代士人很容易在人生的起伏中获得人格的超越与解脱，苏轼正是其中之一。他一生并未退隐，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更深刻、更沉重，在历经仕宦沉浮之后，他表现出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虽然一生未曾归隐，却时时表现出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隐逸之风。
　　文化造极之后是一次低谷，汉人与汉族文化在元朝受到歧视。中国历史上首次因为异族统治出现大批遗民，他们被迫隐逸，这种隐逸更多地充满悲愤之情，他们较少有个人诉求，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气节的表现。元代隐士用隐逸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坚守，他们或在山林，或在市井，精神困苦，却造就了元代绘画和元杂剧的兴盛。元代统治者不接纳士人阶层，士人几乎完全清闲地处于主流社会之外。他们退避社会，闲逸、苦闷、悲凉、委屈的精神状态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在绘画上形成高逸的风格，催生了写意山水画风的形成。元杂剧又因为士人被迫深入民间，产生了一大批反映民间疾苦的经典作品。
　　科举制发展到明清，陷入了八股取士的死胡同，明清士人“念文章，做举业”，很多士人为了中举皓首穷经。虽然朱元璋开国之后也曾有“尊隐”的举动，但太多宵小横行，滥竽充数者多，败坏了尊隐的名声。明代隐士受社会世俗化和思想解放的影响，更多表现出疏狂、放荡之风，加之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子蔑视传统儒学的教条规范，随心所欲、纵情声色、享受生命，形成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和疏放隐士。“吴中四才子”中的唐寅、祝允明才情纵横，不愿受官场约束，最终决绝仕途，凭书画之技，逍遥于市井酒楼之间，纵情欢唱，形成独特的“名士风气”。至此，汉唐宋以来标榜高逸的隐逸之风的衰亡已经可以窥见。
　　大量由明入清的遗民在抗清失败之后，选择隐居著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就是其中代表。他们反思明亡的教训，提出推进实学，学问之精深、思想之深刻，影响了清朝200年的思想与学术。但随着遗民隐士的谢世，新一代士人经历康乾盛世，故国之恨不复存在，又遭逢“文字狱”，清代思想学术从经世引向考据，形成了乾嘉学派，一大批大师级学者推动了中国进入近代之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辉煌。然而，学术辉煌仍然掩盖不了思想被钳制的事实，清代士人几乎整体性进入“学隐”之中。
　　中国传统士人历来“有志于道”，而现实社会往往逼迫他们后退。退出主流社会的隐士，或高逸，或狂放，或绝尘，或遁世。然而，无论他们退居何处，都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从传统文化的身侧推动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执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