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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国内的框架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体系不完善，“框架”概念使用混乱，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一种较为清晰的分类方式，以研究范畴为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文本框架、生产架构以及影响架构，并以此分类方法对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现状作简要分析，提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建议。
【关键词】框架；框架分析；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初来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框架理论仍是一个尚未发展完善的理论，没有形成相应的结构体系，观点和概念的界定相对模糊。尤其在国内学术界，由于语言的差异性等原因而造成概念使用混淆的情况比较明显，这给框架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一、“框架”概念再辨析
（一）框架概述
“框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5年贝特森的《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他认为框架是一个有限定的阐释性的语境。随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框架”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探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是“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1]，而心理学家则认为框架是一种“基模”，即指导人们将外界信息符号化并赋予意义的过程，将感觉变成知觉的心理要素[2]。前者更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建构问题，后者则更倾向于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决策与改变。
20世纪80年代后，框架理论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进而成为传播学者重点关注的理论之一，然而学者对于框架的定义众说纷纭。吉特林将“框架”一词定义为“媒介框架”，认为它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而恩特曼把框架理论作为媒介研究的一种范式，将“框架”定义为“通过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评判，以及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4]。甘姆森则从媒介层次的视角出发，认为“框架是一组有组织性的中心思想，不但能让相关事件产生某种意义，并建议什么才是主要的议题”[5]。潘忠党是从认知角度将“框架”定义为“认知装置”。这些定义延承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框架概念，将之应用于媒介研究领域，并经常以新闻报道为对象探索“框架”概念的内涵与范畴。从本质上看这些定义具有一致性，具有一致的理论来源，但其含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新闻的构建，有的侧重于受众的认知与意义构建。由此不难看出“框架”概念的跨学科、多取向、交叉性的特点。其实在英语语境下，“框架”一词有着名词性与动词性的双重含义，而在国内许多研究中常常以“框架”一言概之，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有定义不明、使用不清的状况。学者潘忠党的划分较为清晰，他以“框架”表示它的名词性含义，以“架构”来辨明它的动词性含义，以“架构分析”来指代框架理论的研究领域。
对于“框架”一词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而论及框架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因其框架定义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甘姆森指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关注在意义协商中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6]。朔依费勒则综合了25年的框架调查研究，将框架的过程分为四部分：框架构建、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7]。De Vreese关注三大部分，即新闻编辑室的框架、新闻框架以及框架影响，并将新闻编辑室的框架到新闻框架的过程称之为框架构建，将新闻框架到框架影响的过程称之为框架设置[8]。潘忠党则将框架分析分为话语、话语的构建、话语的接受三大范畴。学者臧国仁从研究方法不同的层面上将这些国内外学者在框架分析领域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划分归类，主要有“范戴克的‘批判论述’分析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潘忠党与克思基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9]四种。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基本都涉及生产分析、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这三个领域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梳理框架理论的一个依据。
（二）三个层次
从以上众多定义与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框架”概念不一。所以，我们将借鉴学者潘忠党的“框架”与“架构”之词，以研究范畴为分类标准梳理“框架”概念，将其具体分为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和影响架构三个层次。
1.文本框架
在框架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占据比例最大的当数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类别（文字内容分析、图片内容分析）。这部分的资料收集相对容易，研究也最为成熟。多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和质化的文本解读等方法，主要研究媒介产品中所呈现的符码现象及其阐释意义，指向媒介文本的框架，强调框架的名词性含义，我们将它称之为文本框架，在新闻传播领域可指新闻框架。此外，对于广告、小说等文本亦可研究其框架内容，但目前研究者主要是针对新闻框架进行研究。
2.生产架构
一部分框架理论研究文献主要从来源方面探讨文本框架如何形成。以新闻报道为例，从选择新闻素材到刊登新闻稿的过程中，有许多影响其构建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要求（行业规范、政策环境、编辑要求、单位的风格定位等）、内在能力（新闻生产者的素质、操守、能力、经验等）、新闻对象（新闻价值）、受众的态度兴趣取向、社会文化等等。这一部分文献主要考察文本框架如何被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媒介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强调生产过程中文本框架的动态构建，我们将它称之为生产架构。生产架构多采用定性访谈和观察法，也经常通过文本分析考察构建机制，这对于研究新闻生产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框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影响架构
可以说，受众方面是框架分析的一个重点，这一部分文献主要研究影响过程中文本框架的动态设置，我们将它称之为影响架构。影响架构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文本框架对于受众框架的影响过程、因素及程度，包括对个人与群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环境尤其是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受众已有框架对于文本框架形成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受众新框架的形成。在国外的许多研究中，经常采用实验、统计的方法量化受众框架的影响及其程度，以此为基准测定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及影响架构。 二、国外的框架研究
本文将以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影响架构这三个层次对国外学者关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进行简要分析。
（一）对文本框架的研究
在文本框架研究领域，新闻框架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研究对象，使用最多的是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一，对文字的内容分析，如GlennW.Muschert在《校园枪击案的媒介报道中的框架演变》中探讨了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校园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的转变过程，分析认为其报道从最开始关注发生了什么，到逐渐关注国家本身的问题[10]。其二，对图片的内容分析，如Michael Griffin在文章中论述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有关“恐怖主义战争”的美国新闻照片的本质，探讨新闻照片也是一种新闻框架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些照片主要为建立官方话语的叙事主体服务[11]。
在文本框架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何能确定和辨识文本框架，这是研究者不断探讨的问题。以新闻框架为例，Cappella和Jamieson提出新闻框架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可识别的概念和语言特征；可在新闻事件中普遍观察到；与其他框架相区分；有具象有效性[12]。坦克特曾提出一个由11项指标组成的“框架列表”[13]。Chyi和McCombs用一个二维的测量方案，提出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新闻框架[14]，并通过内容分析法研究哥伦比亚拜恩中学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从而确定哪些新闻框架突出新闻事件。更多的学者则是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对文本框架进行了类型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恩特曼1993年提出的四种框架类型，即界定问题、确定问题成因、做出某种道德判断、提出解决方案或改善方案。Shanto Iyengar曾将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分为主题式结构框架与片段式结构框架[15]；De Vreese则认为新闻框架包括特定议题框架与通用框架，特定议题框架意味着不同的议题都有其不同的框架，而后者则意味着不同的议题中存在着共同的框架[16]。
国外对于文本框架的研究十分丰富，角度也各有不同，对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的关注度较高。
（二）对生产架构的研究
在生产架构方面，研究者多采用定性的方式来探索。如De Vreese曾提出过“框架构建”的概念，潘忠党和克思基绘制了新闻话语生产过程的图式，他们都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研究框架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新闻构建机制，如吉特林运用框架理论分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体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时就曾涉及新闻业的运作问题。Shoemaker与Reese（1996）在其文章中指出新闻构建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记者与新闻组织对议题的处理[17]。还有，Cappella与Jamieson（1996）在《新闻框架、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一文中，认为政治制度、媒体制度对新闻框架有重要影响[18]。
生产架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研究者多承接社会学传统，从社会大环境的视角或着重强调文化因素来探讨这一问题。
（三）对影响架构的研究
在研究文本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方面，Price和Tewksbury在《新闻价值与公共舆论：媒介启动和框架的理论阐释》一文中认为，不同的新闻框架会影响受众对政策的支持态度[19]。有学者针对某一特殊群体探讨影响架构的问题，如朔依费勒将记者这一群体单列出来，研究记者对于文本框架信息的循环反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实验法是研究者探讨影响架构的主要方法之一，如Coleman R.和Banning S进行了视觉框架实验，认为社会抗议的消极照片会在受众中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20]。
在受众已有框架对于文本框架形成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受众新框架形成的研究方面，Chong和Druckman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在《竞争优化环境中的框架理论和舆论形成》一文中探讨了个人和环境参数对框架的影响，认为框架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框架的强度和普遍性、框架接收者的知识与动机以及已有框架[21]。Priceetal则认为，宗教、道德、法律以及群体的意识形态构成等方面影响受众个人框架的形成，并且在实验中发现许多受访者在选择时有着可替代性框架[22]。
不难发现，国外的影响架构研究多以政治传播为研究载体，探究媒介框架与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之间的关系。
（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研究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经常将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启动效应理论等相比较，通过深入比较相关的概念来进一步探讨“框架”概念的内涵和测定方法等问题。如Samuel认为这三个理论没有区别，可以等同使用[23]。麦库姆斯则将框架看作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核心属性。Cappella则认为，框架研究关心的是议题如何被处理，议程设置则关注议程被媒体处理的频数。Price和Tewksbury认为启动效应和议程设置属于可接近性效果，框架属于可适应性效果。2007年3月《传播学杂志》专门出了一期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启动效应的理论解释特刊，如Scheufele、Tewksbury的《框架、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三个媒介效应模式的进化》，David H.Weaver的《关于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和启动效应的想法》[24]等。在这期特刊中回顾了三种理论和它们在媒介研究中的根源，比较这三个理论的几个层面，描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环境。
三、国内框架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搜索，以“框架理论”为主题词，学科类别为“新闻与传媒”，时间从1999年1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获得相关文献521篇。其中，1999年至2008年相关文献总共为74篇；2009年至2013年相关文献总共为447篇，可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框架研究的关注增长之快速（见下图）。
（一）对文本框架的研究
文本框架的内容分析研究是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的重点，个案分析研究数量最多，比较分析的研究也不少。一方面，个案分析在521篇研究文献中有近300篇，常以单个媒体对社会热点话题的报道为框架研究对象。如《〈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框架理论分析》是一篇典型的个案分析，以《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报道为样本，结合中、低层次框架理论具体分析其中的报道框架，为媒体报道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提出建议[25]。同时，在这类文献中，以类型新闻报道为对象的研究众多。如《框架理论下地市民生新闻研究》《框架理论视角下户籍改革报道》《框架视野下的食品安全报道》《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在《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这篇文章中还具体提出了三种新闻框架体系，即党报党刊的权威框架、市场化媒体的告知框架、网络媒体的质疑框架[26]。不难看出，类型新闻框架研究的内容更具综合性、类型化特质。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研究中常以跨地区、跨国家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这部分文章分析了媒介使用框架的具体因素，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数据统计的量化比较简单，研究成果影响较小。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网络媒介报道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大型新闻网站的专题性报道，如《网络新闻专题框架分析》《基于金正日逝世报道的网络专题框架分析》。 （二）对生产架构的研究
国内研究中很少对生产架构作专门性研究，并且动态构建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众多，数据较难收集，许多文章是在相关理论基础上进行宏观讨论，提出一定的主观猜想。如在《论框架理论与媒介形象之建构》一文中，作者以“崔英杰案”为例探讨新闻文本中媒介形象、新闻框架、受众框架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对报道框架的内容分析[27]。文章认为在新闻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双重作用之下，媒介形象才能完成意义的传递，这一观点对生产架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学者周翔的《文化维度和中国互联网构形化》对生产架构进行了深度探讨，引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运用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对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在2000年至2004年对中国因特网的新闻报道进行跨文化比较分析，讨论文化维度与新闻报道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这一语境下文化如何影响新闻文本框架的构建[28]。由于国内框架理论不清，并且生产架构与影响架构都受到受众框架的影响，所以在研究中会相互交叉。例如张相涛的《受众：影视文本的定稿人》一文中探讨电视画面编辑中，组织者和受众之间的信息双向交互过程，这三方面都有所涉及[29]。
（三）对影响架构的研究
这一部分国内的研究文献数量也较少，常常掺杂在文本框架研究中。从国外的研究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影响架构研究更加注重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同时，政治话题或者意识形态问题因其在媒介产品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更容易成为研究议题。学者周裕琼在《剖析框架过程：在线公众舆论和媒体报道的交互作用》一文中，对围绕中国社会政治事件的206份网帖和114份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在网络环境下舆论框架和媒体框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讨论政府对框架形成的影响和网民对缓冲框架设置的潜力[30]。还有学者刘丰、田春燕的《以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导向》[31]宏观探讨了媒介受众与新闻媒体的框架如何互相影响，以及记者、媒介、受众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作用。但总体说来，国内这部分研究文章数据使用简单，偏向于概述国外的研究成果，微观变量分析不够深刻与客观。
四、框架研究问题与展望
（一）国内框架研究问题
整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框架研究的关注度比较高，然而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框架理论对相关现象的个案分析。在这些个案分析中，周裕琼、周翔等研究者做了深入探索。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的框架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改善的方面。
其一，框架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侧重于框架理论的应用，而疏于对框架理论本身的探讨。主要是文本框架内容分析研究，而文本框架的含义、类型研究及方法研究都较少涉及；虽然文本框架是研究主体，但仍局限于单一的事件报道框架研究，对于框架动态发展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二，国内研究中鲜有专门性探讨生产架构以及影响架构的文献，两者常与文本框架交叉研究、宏观探讨，并且对于受众框架的研究远远不够。
其三，与其他领域的理论或范式相结合或者相比较的研究较少。
其四，研究对象单一，主要为纸质文本，而以电视或者其他文本为对象的研究较少。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国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在仍处于新闻框架在中国语境下具体应用的初期阶段。
其二，由于框架理论起源于国外，语言、地域、引进误差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
其三，对框架概念的理解偏差以及对框架理论本身研究的不足，很多研究无法深入，只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借鉴。使用的分析方法单一、笼统，不能细致有效地分析框架的发展变化与影响过程。
其四，探索框架分析方法的文章少，缺乏规范化的、有理论深度并且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框架理论的文章，这在国内几乎是空白，需要大力强化这方面的研究。
（二）未来框架研究展望
鉴于上述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框架研究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深化对框架理论本身的理解与研究，对于文本框架要横向扩展研究对象，纵向深化概念方法；更要重视生产过程、影响过程的框架研究，加深受众框架的探索。框架分析涉及多门学科，被认为是“破裂的范式”，对其生产过程和影响过程的宏观探讨与微观实验有助于厘清概念，建立更加完善的结构体系。
其二，增加对框架理论的具体分析与应用，利用科学的数据分析量化研究，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明框架出现的条件和操作方式。借鉴国外的框架分析方法，探索适合国内研究的分析方法。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利于深化框架研究，量化分析与质化解读相结合有助于国内框架分析领域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
其三，随着媒介载体的丰富化，网络媒体、影像媒体的快速发展，框架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文本与载体中，结合社会文化、受众取向、群体特征等，进一步深化框架分析。这些都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研究以及研究经验的不断积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两会”舆论引导的效果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CXW0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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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璀璀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生；蒋忠波为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框架；框架分析；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初来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框架理论仍是一个尚未发展完善的理论，没有形成相应的结构体系，观点和概念的界定相对模糊。尤其在国内学术界，由于语言的差异性等原因而造成概念使用混淆的情况比较明显，这给框架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一、“框架”概念再辨析
（一）框架概述
“框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5年贝特森的《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他认为框架是一个有限定的阐释性的语境。随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框架”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探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是“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1]，而心理学家则认为框架是一种“基模”，即指导人们将外界信息符号化并赋予意义的过程，将感觉变成知觉的心理要素[2]。前者更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建构问题，后者则更倾向于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决策与改变。
20世纪80年代后，框架理论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进而成为传播学者重点关注的理论之一，然而学者对于框架的定义众说纷纭。吉特林将“框架”一词定义为“媒介框架”，认为它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而恩特曼把框架理论作为媒介研究的一种范式，将“框架”定义为“通过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评判，以及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4]。甘姆森则从媒介层次的视角出发，认为“框架是一组有组织性的中心思想，不但能让相关事件产生某种意义，并建议什么才是主要的议题”[5]。潘忠党是从认知角度将“框架”定义为“认知装置”。这些定义延承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框架概念，将之应用于媒介研究领域，并经常以新闻报道为对象探索“框架”概念的内涵与范畴。从本质上看这些定义具有一致性，具有一致的理论来源，但其含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新闻的构建，有的侧重于受众的认知与意义构建。由此不难看出“框架”概念的跨学科、多取向、交叉性的特点。其实在英语语境下，“框架”一词有着名词性与动词性的双重含义，而在国内许多研究中常常以“框架”一言概之，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有定义不明、使用不清的状况。学者潘忠党的划分较为清晰，他以“框架”表示它的名词性含义，以“架构”来辨明它的动词性含义，以“架构分析”来指代框架理论的研究领域。
对于“框架”一词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而论及框架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因其框架定义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甘姆森指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关注在意义协商中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6]。朔依费勒则综合了25年的框架调查研究，将框架的过程分为四部分：框架构建、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7]。De Vreese关注三大部分，即新闻编辑室的框架、新闻框架以及框架影响，并将新闻编辑室的框架到新闻框架的过程称之为框架构建，将新闻框架到框架影响的过程称之为框架设置[8]。潘忠党则将框架分析分为话语、话语的构建、话语的接受三大范畴。学者臧国仁从研究方法不同的层面上将这些国内外学者在框架分析领域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划分归类，主要有“范戴克的‘批判论述’分析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潘忠党与克思基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9]四种。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基本都涉及生产分析、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这三个领域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梳理框架理论的一个依据。
（二）三个层次
从以上众多定义与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框架”概念不一。所以，我们将借鉴学者潘忠党的“框架”与“架构”之词，以研究范畴为分类标准梳理“框架”概念，将其具体分为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和影响架构三个层次。
1.文本框架
在框架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占据比例最大的当数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类别（文字内容分析、图片内容分析）。这部分的资料收集相对容易，研究也最为成熟。多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和质化的文本解读等方法，主要研究媒介产品中所呈现的符码现象及其阐释意义，指向媒介文本的框架，强调框架的名词性含义，我们将它称之为文本框架，在新闻传播领域可指新闻框架。此外，对于广告、小说等文本亦可研究其框架内容，但目前研究者主要是针对新闻框架进行研究。
2.生产架构
一部分框架理论研究文献主要从来源方面探讨文本框架如何形成。以新闻报道为例，从选择新闻素材到刊登新闻稿的过程中，有许多影响其构建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要求（行业规范、政策环境、编辑要求、单位的风格定位等）、内在能力（新闻生产者的素质、操守、能力、经验等）、新闻对象（新闻价值）、受众的态度兴趣取向、社会文化等等。这一部分文献主要考察文本框架如何被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媒介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强调生产过程中文本框架的动态构建，我们将它称之为生产架构。生产架构多采用定性访谈和观察法，也经常通过文本分析考察构建机制，这对于研究新闻生产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框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影响架构
可以说，受众方面是框架分析的一个重点，这一部分文献主要研究影响过程中文本框架的动态设置，我们将它称之为影响架构。影响架构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文本框架对于受众框架的影响过程、因素及程度，包括对个人与群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环境尤其是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受众已有框架对于文本框架形成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受众新框架的形成。在国外的许多研究中，经常采用实验、统计的方法量化受众框架的影响及其程度，以此为基准测定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及影响架构。 二、国外的框架研究
本文将以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影响架构这三个层次对国外学者关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进行简要分析。
（一）对文本框架的研究
在文本框架研究领域，新闻框架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研究对象，使用最多的是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一，对文字的内容分析，如GlennW.Muschert在《校园枪击案的媒介报道中的框架演变》中探讨了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校园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的转变过程，分析认为其报道从最开始关注发生了什么，到逐渐关注国家本身的问题[10]。其二，对图片的内容分析，如Michael Griffin在文章中论述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有关“恐怖主义战争”的美国新闻照片的本质，探讨新闻照片也是一种新闻框架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些照片主要为建立官方话语的叙事主体服务[11]。
在文本框架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何能确定和辨识文本框架，这是研究者不断探讨的问题。以新闻框架为例，Cappella和Jamieson提出新闻框架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可识别的概念和语言特征；可在新闻事件中普遍观察到；与其他框架相区分；有具象有效性[12]。坦克特曾提出一个由11项指标组成的“框架列表”[13]。Chyi和McCombs用一个二维的测量方案，提出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新闻框架[14]，并通过内容分析法研究哥伦比亚拜恩中学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从而确定哪些新闻框架突出新闻事件。更多的学者则是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对文本框架进行了类型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恩特曼1993年提出的四种框架类型，即界定问题、确定问题成因、做出某种道德判断、提出解决方案或改善方案。Shanto Iyengar曾将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分为主题式结构框架与片段式结构框架[15]；De Vreese则认为新闻框架包括特定议题框架与通用框架，特定议题框架意味着不同的议题都有其不同的框架，而后者则意味着不同的议题中存在着共同的框架[16]。
国外对于文本框架的研究十分丰富，角度也各有不同，对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的关注度较高。
（二）对生产架构的研究
在生产架构方面，研究者多采用定性的方式来探索。如De Vreese曾提出过“框架构建”的概念，潘忠党和克思基绘制了新闻话语生产过程的图式，他们都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研究框架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新闻构建机制，如吉特林运用框架理论分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体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时就曾涉及新闻业的运作问题。Shoemaker与Reese（1996）在其文章中指出新闻构建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记者与新闻组织对议题的处理[17]。还有，Cappella与Jamieson（1996）在《新闻框架、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一文中，认为政治制度、媒体制度对新闻框架有重要影响[18]。
生产架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研究者多承接社会学传统，从社会大环境的视角或着重强调文化因素来探讨这一问题。
（三）对影响架构的研究
在研究文本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方面，Price和Tewksbury在《新闻价值与公共舆论：媒介启动和框架的理论阐释》一文中认为，不同的新闻框架会影响受众对政策的支持态度[19]。有学者针对某一特殊群体探讨影响架构的问题，如朔依费勒将记者这一群体单列出来，研究记者对于文本框架信息的循环反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实验法是研究者探讨影响架构的主要方法之一，如Coleman R.和Banning S进行了视觉框架实验，认为社会抗议的消极照片会在受众中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20]。
在受众已有框架对于文本框架形成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受众新框架形成的研究方面，Chong和Druckman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在《竞争优化环境中的框架理论和舆论形成》一文中探讨了个人和环境参数对框架的影响，认为框架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框架的强度和普遍性、框架接收者的知识与动机以及已有框架[21]。Priceetal则认为，宗教、道德、法律以及群体的意识形态构成等方面影响受众个人框架的形成，并且在实验中发现许多受访者在选择时有着可替代性框架[22]。
不难发现，国外的影响架构研究多以政治传播为研究载体，探究媒介框架与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之间的关系。
（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研究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经常将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启动效应理论等相比较，通过深入比较相关的概念来进一步探讨“框架”概念的内涵和测定方法等问题。如Samuel认为这三个理论没有区别，可以等同使用[23]。麦库姆斯则将框架看作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核心属性。Cappella则认为，框架研究关心的是议题如何被处理，议程设置则关注议程被媒体处理的频数。Price和Tewksbury认为启动效应和议程设置属于可接近性效果，框架属于可适应性效果。2007年3月《传播学杂志》专门出了一期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启动效应的理论解释特刊，如Scheufele、Tewksbury的《框架、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三个媒介效应模式的进化》，David H.Weaver的《关于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和启动效应的想法》[24]等。在这期特刊中回顾了三种理论和它们在媒介研究中的根源，比较这三个理论的几个层面，描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环境。
三、国内框架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搜索，以“框架理论”为主题词，学科类别为“新闻与传媒”，时间从1999年1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获得相关文献521篇。其中，1999年至2008年相关文献总共为74篇；2009年至2013年相关文献总共为447篇，可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框架研究的关注增长之快速（见下图）。
（一）对文本框架的研究
文本框架的内容分析研究是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的重点，个案分析研究数量最多，比较分析的研究也不少。一方面，个案分析在521篇研究文献中有近300篇，常以单个媒体对社会热点话题的报道为框架研究对象。如《〈人民日报〉汶川大地震报道框架理论分析》是一篇典型的个案分析，以《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报道为样本，结合中、低层次框架理论具体分析其中的报道框架，为媒体报道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提出建议[25]。同时，在这类文献中，以类型新闻报道为对象的研究众多。如《框架理论下地市民生新闻研究》《框架理论视角下户籍改革报道》《框架视野下的食品安全报道》《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在《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这篇文章中还具体提出了三种新闻框架体系，即党报党刊的权威框架、市场化媒体的告知框架、网络媒体的质疑框架[26]。不难看出，类型新闻框架研究的内容更具综合性、类型化特质。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研究中常以跨地区、跨国家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这部分文章分析了媒介使用框架的具体因素，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数据统计的量化比较简单，研究成果影响较小。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网络媒介报道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大型新闻网站的专题性报道，如《网络新闻专题框架分析》《基于金正日逝世报道的网络专题框架分析》。 （二）对生产架构的研究
国内研究中很少对生产架构作专门性研究，并且动态构建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众多，数据较难收集，许多文章是在相关理论基础上进行宏观讨论，提出一定的主观猜想。如在《论框架理论与媒介形象之建构》一文中，作者以“崔英杰案”为例探讨新闻文本中媒介形象、新闻框架、受众框架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对报道框架的内容分析[27]。文章认为在新闻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双重作用之下，媒介形象才能完成意义的传递，这一观点对生产架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学者周翔的《文化维度和中国互联网构形化》对生产架构进行了深度探讨，引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运用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对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在2000年至2004年对中国因特网的新闻报道进行跨文化比较分析，讨论文化维度与新闻报道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这一语境下文化如何影响新闻文本框架的构建[28]。由于国内框架理论不清，并且生产架构与影响架构都受到受众框架的影响，所以在研究中会相互交叉。例如张相涛的《受众：影视文本的定稿人》一文中探讨电视画面编辑中，组织者和受众之间的信息双向交互过程，这三方面都有所涉及[29]。
（三）对影响架构的研究
这一部分国内的研究文献数量也较少，常常掺杂在文本框架研究中。从国外的研究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影响架构研究更加注重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同时，政治话题或者意识形态问题因其在媒介产品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更容易成为研究议题。学者周裕琼在《剖析框架过程：在线公众舆论和媒体报道的交互作用》一文中，对围绕中国社会政治事件的206份网帖和114份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在网络环境下舆论框架和媒体框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讨论政府对框架形成的影响和网民对缓冲框架设置的潜力[30]。还有学者刘丰、田春燕的《以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导向》[31]宏观探讨了媒介受众与新闻媒体的框架如何互相影响，以及记者、媒介、受众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作用。但总体说来，国内这部分研究文章数据使用简单，偏向于概述国外的研究成果，微观变量分析不够深刻与客观。
四、框架研究问题与展望
（一）国内框架研究问题
整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框架研究的关注度比较高，然而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框架理论对相关现象的个案分析。在这些个案分析中，周裕琼、周翔等研究者做了深入探索。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的框架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改善的方面。
其一，框架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侧重于框架理论的应用，而疏于对框架理论本身的探讨。主要是文本框架内容分析研究，而文本框架的含义、类型研究及方法研究都较少涉及；虽然文本框架是研究主体，但仍局限于单一的事件报道框架研究，对于框架动态发展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二，国内研究中鲜有专门性探讨生产架构以及影响架构的文献，两者常与文本框架交叉研究、宏观探讨，并且对于受众框架的研究远远不够。
其三，与其他领域的理论或范式相结合或者相比较的研究较少。
其四，研究对象单一，主要为纸质文本，而以电视或者其他文本为对象的研究较少。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国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在仍处于新闻框架在中国语境下具体应用的初期阶段。
其二，由于框架理论起源于国外，语言、地域、引进误差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
其三，对框架概念的理解偏差以及对框架理论本身研究的不足，很多研究无法深入，只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借鉴。使用的分析方法单一、笼统，不能细致有效地分析框架的发展变化与影响过程。
其四，探索框架分析方法的文章少，缺乏规范化的、有理论深度并且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框架理论的文章，这在国内几乎是空白，需要大力强化这方面的研究。
（二）未来框架研究展望
鉴于上述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框架研究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深化对框架理论本身的理解与研究，对于文本框架要横向扩展研究对象，纵向深化概念方法；更要重视生产过程、影响过程的框架研究，加深受众框架的探索。框架分析涉及多门学科，被认为是“破裂的范式”，对其生产过程和影响过程的宏观探讨与微观实验有助于厘清概念，建立更加完善的结构体系。
其二，增加对框架理论的具体分析与应用，利用科学的数据分析量化研究，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明框架出现的条件和操作方式。借鉴国外的框架分析方法，探索适合国内研究的分析方法。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利于深化框架研究，量化分析与质化解读相结合有助于国内框架分析领域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
其三，随着媒介载体的丰富化，网络媒体、影像媒体的快速发展，框架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文本与载体中，结合社会文化、受众取向、群体特征等，进一步深化框架分析。这些都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研究以及研究经验的不断积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两会”舆论引导的效果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CXW0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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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璀璀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生；蒋忠波为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