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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流动就是城市的兴衰，而城市的兴衰又影响到无数年轻人的命运，选择城市甚至比选择大学、行业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读懂中国城市变迁的时代脉动，就变的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形势，结合国家意志、人口流动和产业变迁来分析中国城市发展新时代，并积极、科学的引导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中国城市发展;新时代
一、影响城市变迁的因素分析
（一）顶层变量——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分为抓和放，在抓的地方，顶层设计的思路较为关键;再放的地方，人口产业的趋势较为重要，国家、人口、产业三大因素叠加变化，形成马太效应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中国城市的连锁反应。
首先是国家政策一直在改变，过去两年，国家对大城市的管制态度，经历着从抓到放的180度的大转变。简单来说，2019年以前国家的政策是抓，为了均衡发展，国家压制大城市发展，发展小城市，这个就是俗称的就地城镇化。
然而，限制大城市的征地指标就让住宅用地严重不足，导致房价连年攀升，而限制落户又加剧了阶级的固化，这就不得不催生了严重的大城市病。于是从2019年，国家决定要放，大城市的户籍要放开，要放开，城市的扩张要放开，在这之后，全国的各大城市不就出现了人才资源战略和征地指标扩张战略。于是这就拉开了属于大城市的全新时代。
有的地方会放开政策，自然也就有的地方会抓紧政策，比如重新定位北京就是一件大事，全国大城市都在加大人才资源战略，只有北京在保持人才资源战略，所以意味着北京已经放弃了超级城市的定位，但它更专注于扮演中国首都的角色，未来的北京会更像华盛顿和波士顿的融合体，而不是硅谷和纽约的模仿者。北京只会保留四个中心，分别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和科学创新中心，他不再是金融中心，也不会是商业中心，这意味着北京将彻底退出了上海的竞争，放弃三大经济中心的地位。
雄安则是千年大计，如果说纽约和伦敦是工业时代的旧城市，那么雄安的目标就是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城市，目前雄安的房子只重租不重购，产权半冻结，持有20年才能够卖，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无人驾驶城市、第一个超算大脑城市、第一个物联网城市。在雄安这里，国家正在用超长期的视野和长达十年的耐心，打造一个颠覆西方城市的未来新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是另外一个重点，他的现在和未来也是国家也是一直聚焦的地方，如何让香港融入大陆？如何让深圳继续保持活力？如何让三个不同的制度区域融为一体？这些问题可不只是关注经济发展，更是发展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大湾区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牌面，所以不得不抓，国家一抓一放之下，底层的连锁反应就这么发生了，放的地方国家意志减弱，产业和人口对城市的影响，就会增强。
（二）底层变量——产业变迁
产业迁移，他正在受到几股力量的驱动，分别是科研崛起，国产替代、新基建、陆运崛起和进口大国。
在新基建方面，工业互联网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为4强，这其中深圳和东莞的研发加制造联动，还有杭州在数据产业的先发优势，可能会使得深圳和杭州成为工业互联网的两个超级中心。但是人工智能领域北京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但是在機器人领域，上海和深圳崛起飞快，城际轨道交通的投资大部分长三角和大湾区，国家在这城际轨道交通领域里面8000的投资里面，有4000亿分配到长三角，1100亿分配到大湾区，占全国投资的63%。
而5G方面，比较领先的是深圳和北京两个城市，剩下城市是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苏州、西安、重庆。可以简单来说，新基建领域就是大城市的红利。
不过陆运崛起对城市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在中美脱钩时代，海运行业受到挤压，陆运行业就迎来大爆发了。像欧亚大陆这样的新机遇，也造就了一个由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构成的菱形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刚好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长江经济圈相互打通，这使得整个中西部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蓝海。在
国产替代方面也分为高科技和低科技两个层面，对于高科技的替代北京的创新优势最大，其余还包括武汉、西安、合肥、上海这几个城市都会有很大优势。对于低科技替代方面，国货品牌的不断崛起，于是珠三角长和三角就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个区域集中了中国50%以上的国产消费品牌，成为进口大国，就是中国另外一个大转变，2018年11月，首届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亲自部署推动，那为什么中国的进口变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需要让人民币走向世界，就不得不让别的国家用商品来交换人民币。另外一方面，中国需要产业升级，也需要打开国门，购买更多先进国家的服务，于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上海将成为受益最大的城市。
在科研崛起方面北京有着很大的优势，当然也造就了合肥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在过去的18年间，合肥的GDP增幅达到了2489%，是全中国增长最快的新一线城市，作为全中国第二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政府把自己打造成最大的风险投资人，通过巨额入股，合肥不仅引入京东方、台湾力晶、蔚来汽车等很多公司的总部，还孵化了科大讯飞、科大国创、国仪量子等一众科技公司，借助科研的力量合肥成了城市逆袭的典范。
（三）底层变量——人口流动
国家开发管制产业不断迁移就会激活第三大因素——人口流动。年轻人口流动有四大驱动力，从冷到暖、从穷到富、从旧到新、从丑到美。
从冷到暖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从穷到富是人类的经济本能;从旧到新是年轻人的社会本能，因为新产业里面年轻人更容易出头儿;从丑到美是文明进化的结果，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上海、成都、长沙、厦门这些城市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在从丑到美这方面成都的表现最为明显，都市休闲美学成为成都的门面。成都的优质购物场所，目前的增量是远远拉开北京、广州和深圳，并且无限接近上海，成都这个城市已经成功进化成最时尚的内陆都市，再配合他的低房价，成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是越来越大。 二、中国城市变迁的新格局
（一）南强北弱——南方和北方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到2020年南北对比的数据，从2015年开始，南北的GDP差距就在越来越大，恒大研究院发布的全国人口流动数据上，2016年到2019年人口净流入的都市圈排名前十的有8个在南方，北方只有西安和郑州两个代表，为什么这样呢？从人口的角度，从冷到暖、从穷到富、从旧到新三个内生动力驱动人口南迁;从产业的角度，南方重商民营活跃、北方重镇国营强大，也造就了新经济产业的南迁，那正是这两股底层动力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人力和财力产业一路向南方推进，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在南方的城市群里面，最耀眼的就是大湾区和长三角。
（二）两强时代——长江城市群和珠江城市群
随着北京的定位调整，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三强并立演变成了两强时代，那么长江和珠江这两强城市群有什么差别呢？最大的差别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向外，而长三角则向内，这个大湾区的外向性和竞争力，在这次中美摩擦里面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美国制裁的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大部分流向了深圳。而中国从美国回流的优质上市公司，比如阿里、京东、网易全部都流到了香港资本市场。而出口东南亚和非洲最重要的集散地，广州仍然是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么看来，由于历史原因，大湾区其实机缘凑巧，集合了科技、制造、金融、贸易四大顶配的能力，这种独特的优势，现在又叠加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双重效应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未来五年外循环最重要的驱动力。
而长三角的优势，在于它辐射了中国最有消费力的6亿人口，长三角本地的商业人才是极其充足，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杭州是中国电商中心，这个区域还集结了南京、宁波、无锡、苏州、合肥等综合实力很强的城市，即便长江城市群放到全球，长三角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他的短板也很明显，货币管制让上海不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运营属性，又让杭州电商不可能让深圳的电子产业充分的全球化，而城市功能同质化又导致长三角的互补性远不如大湾区，这一长一短此消彼长，就使得长三角更适合成为驱动内循环的重要引擎，而不是外循环。
既然有差别也有共性。两大都市群都在迈入大融合时代，正如前面所说，新基建里面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的63%都放在了这两个都市群，这意味着，跨城市1小时通勤圈正在这两个地方成为现实，不要小看这个变化。从网络科学的角度来讲，网络价值和节点数之间是成平方关系的，10平方是100，15的平方就是225，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之内这两个区域的经济价值，还有数倍的成长空间。另外这两个区域还有各自的潜力城市，就是深圳和杭州，在北京收缩的时代，杭州正在大量的承接北京溢出的互联网产业和人才，未来几年杭州还能实现二次爆发，而大湾区的融合让深圳有了东莞和惠州这两个大后方，又有了香港科研和金融力量的补充，也将爆发更大的生命力。而更厉害的是，像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停止增长，比如广州和佛山的大融合，就在催生一个全新的亚洲超级大都市。
（三）新一线崛起
当然在中国之大肯定不止长三角和大湾区，在过去五年，其实中国最大的变量是新一线城市的崛起，在两大城市群之外，长沙、成都、重庆、西安、武汉、郑州很多大城市都在迎来新增长。比如长沙，土地供应充足，房价低廉、娱乐业发达，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选择;而成都实现了首屈一指的治理水平，就成为内陆城市的标杆;西安在人才资源战略中展现出惊人的成绩;而郑州在先进制造业上就异军突起，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国家放开大城管制，新一线城市成了最大的赢家，简单来说，中国城市正在步入两强多大的2+N新城市时代。
（四）收缩型城市
有的城市在扩张，就有的城市的收缩，2019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提出“收缩型城市”这个说法，2007-2016年，中国660城就有80个都在收缩，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未来的中国少数城市越来越大，多数城市停滞扩张，这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收缩，并不表示衰败，这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要拼命追求扩张，全都钻研高新产业园，未来收缩城市会成新常态。那么这些城市也会发现，可能发展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和康养产业，比发展低端制造业更有前景，毕竟未来的中国城市可以小，但是不能丑，小而美才是稳定态，这个美不只是环境上的美，也包括精神层面上的安宁，中国千年传承的伟大文化，也许恰恰是收缩型城市最应该挖掘的精神宝库。
三、总结
中国的城市仅仅花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城市300年的道路，他还太年轻，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安抚它身體里那些焦躁的灵魂，对于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安逸的家乡已经回不去，激动的远方却也到不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千年的文明史只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变，就是变化。1914年，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1918年它就变成一段历史;1925年巴黎是欧洲繁华的都市，1940年它就变成了一堆废墟;1965年底特律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1985年它就变成了一座弃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果变化的洪流我们无法改变，那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活在当下，顺势而为，正如曾国藩说过的那样：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大城小镇，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哪里？未来去向何方？也许真正让我们获得安宁的东西并不在身外，而是在内心，正所谓：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
参考文献
[1]王志纲.中国城市大洗牌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J].发展，2002（09）：22-25.
[2]娟子.21世纪中国城市大洗牌[J].青岛画报，2003（01）：40-44.
[3]中国城市发展的“领跑者”——2012领先城市考察报告（二）[J].领导决策信息，2012（28）：20-25.
[4]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4（06）：60-69.
[5]张凯阳.城市格局洗牌，都市圈时代来袭[J].城市开发，2019（06）：58-59.
[6]焦迪.新基建背景下5G网络发展与安全问题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0（11）：100-101.
作者简介：
陈金玲，女， 1989年3月，河南新蔡人，汉族，讲师，硕士研究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余文龙，男，2000年12月、河南信阳人、汉族、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学生在读。
关键词：中国城市发展;新时代
一、影响城市变迁的因素分析
（一）顶层变量——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分为抓和放，在抓的地方，顶层设计的思路较为关键;再放的地方，人口产业的趋势较为重要，国家、人口、产业三大因素叠加变化，形成马太效应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中国城市的连锁反应。
首先是国家政策一直在改变，过去两年，国家对大城市的管制态度，经历着从抓到放的180度的大转变。简单来说，2019年以前国家的政策是抓，为了均衡发展，国家压制大城市发展，发展小城市，这个就是俗称的就地城镇化。
然而，限制大城市的征地指标就让住宅用地严重不足，导致房价连年攀升，而限制落户又加剧了阶级的固化，这就不得不催生了严重的大城市病。于是从2019年，国家决定要放，大城市的户籍要放开，要放开，城市的扩张要放开，在这之后，全国的各大城市不就出现了人才资源战略和征地指标扩张战略。于是这就拉开了属于大城市的全新时代。
有的地方会放开政策，自然也就有的地方会抓紧政策，比如重新定位北京就是一件大事，全国大城市都在加大人才资源战略，只有北京在保持人才资源战略，所以意味着北京已经放弃了超级城市的定位，但它更专注于扮演中国首都的角色，未来的北京会更像华盛顿和波士顿的融合体，而不是硅谷和纽约的模仿者。北京只会保留四个中心，分别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和科学创新中心，他不再是金融中心，也不会是商业中心，这意味着北京将彻底退出了上海的竞争，放弃三大经济中心的地位。
雄安则是千年大计，如果说纽约和伦敦是工业时代的旧城市，那么雄安的目标就是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城市，目前雄安的房子只重租不重购，产权半冻结，持有20年才能够卖，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无人驾驶城市、第一个超算大脑城市、第一个物联网城市。在雄安这里，国家正在用超长期的视野和长达十年的耐心，打造一个颠覆西方城市的未来新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是另外一个重点，他的现在和未来也是国家也是一直聚焦的地方，如何让香港融入大陆？如何让深圳继续保持活力？如何让三个不同的制度区域融为一体？这些问题可不只是关注经济发展，更是发展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大湾区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牌面，所以不得不抓，国家一抓一放之下，底层的连锁反应就这么发生了，放的地方国家意志减弱，产业和人口对城市的影响，就会增强。
（二）底层变量——产业变迁
产业迁移，他正在受到几股力量的驱动，分别是科研崛起，国产替代、新基建、陆运崛起和进口大国。
在新基建方面，工业互联网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为4强，这其中深圳和东莞的研发加制造联动，还有杭州在数据产业的先发优势，可能会使得深圳和杭州成为工业互联网的两个超级中心。但是人工智能领域北京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但是在機器人领域，上海和深圳崛起飞快，城际轨道交通的投资大部分长三角和大湾区，国家在这城际轨道交通领域里面8000的投资里面，有4000亿分配到长三角，1100亿分配到大湾区，占全国投资的63%。
而5G方面，比较领先的是深圳和北京两个城市，剩下城市是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苏州、西安、重庆。可以简单来说，新基建领域就是大城市的红利。
不过陆运崛起对城市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在中美脱钩时代，海运行业受到挤压，陆运行业就迎来大爆发了。像欧亚大陆这样的新机遇，也造就了一个由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构成的菱形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刚好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长江经济圈相互打通，这使得整个中西部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蓝海。在
国产替代方面也分为高科技和低科技两个层面，对于高科技的替代北京的创新优势最大，其余还包括武汉、西安、合肥、上海这几个城市都会有很大优势。对于低科技替代方面，国货品牌的不断崛起，于是珠三角长和三角就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个区域集中了中国50%以上的国产消费品牌，成为进口大国，就是中国另外一个大转变，2018年11月，首届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亲自部署推动，那为什么中国的进口变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需要让人民币走向世界，就不得不让别的国家用商品来交换人民币。另外一方面，中国需要产业升级，也需要打开国门，购买更多先进国家的服务，于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上海将成为受益最大的城市。
在科研崛起方面北京有着很大的优势，当然也造就了合肥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在过去的18年间，合肥的GDP增幅达到了2489%，是全中国增长最快的新一线城市，作为全中国第二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政府把自己打造成最大的风险投资人，通过巨额入股，合肥不仅引入京东方、台湾力晶、蔚来汽车等很多公司的总部，还孵化了科大讯飞、科大国创、国仪量子等一众科技公司，借助科研的力量合肥成了城市逆袭的典范。
（三）底层变量——人口流动
国家开发管制产业不断迁移就会激活第三大因素——人口流动。年轻人口流动有四大驱动力，从冷到暖、从穷到富、从旧到新、从丑到美。
从冷到暖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从穷到富是人类的经济本能;从旧到新是年轻人的社会本能，因为新产业里面年轻人更容易出头儿;从丑到美是文明进化的结果，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上海、成都、长沙、厦门这些城市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在从丑到美这方面成都的表现最为明显，都市休闲美学成为成都的门面。成都的优质购物场所，目前的增量是远远拉开北京、广州和深圳，并且无限接近上海，成都这个城市已经成功进化成最时尚的内陆都市，再配合他的低房价，成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是越来越大。 二、中国城市变迁的新格局
（一）南强北弱——南方和北方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到2020年南北对比的数据，从2015年开始，南北的GDP差距就在越来越大，恒大研究院发布的全国人口流动数据上，2016年到2019年人口净流入的都市圈排名前十的有8个在南方，北方只有西安和郑州两个代表，为什么这样呢？从人口的角度，从冷到暖、从穷到富、从旧到新三个内生动力驱动人口南迁;从产业的角度，南方重商民营活跃、北方重镇国营强大，也造就了新经济产业的南迁，那正是这两股底层动力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人力和财力产业一路向南方推进，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在南方的城市群里面，最耀眼的就是大湾区和长三角。
（二）两强时代——长江城市群和珠江城市群
随着北京的定位调整，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三强并立演变成了两强时代，那么长江和珠江这两强城市群有什么差别呢？最大的差别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向外，而长三角则向内，这个大湾区的外向性和竞争力，在这次中美摩擦里面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美国制裁的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大部分流向了深圳。而中国从美国回流的优质上市公司，比如阿里、京东、网易全部都流到了香港资本市场。而出口东南亚和非洲最重要的集散地，广州仍然是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么看来，由于历史原因，大湾区其实机缘凑巧，集合了科技、制造、金融、贸易四大顶配的能力，这种独特的优势，现在又叠加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双重效应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未来五年外循环最重要的驱动力。
而长三角的优势，在于它辐射了中国最有消费力的6亿人口，长三角本地的商业人才是极其充足，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杭州是中国电商中心，这个区域还集结了南京、宁波、无锡、苏州、合肥等综合实力很强的城市，即便长江城市群放到全球，长三角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他的短板也很明显，货币管制让上海不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运营属性，又让杭州电商不可能让深圳的电子产业充分的全球化，而城市功能同质化又导致长三角的互补性远不如大湾区，这一长一短此消彼长，就使得长三角更适合成为驱动内循环的重要引擎，而不是外循环。
既然有差别也有共性。两大都市群都在迈入大融合时代，正如前面所说，新基建里面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的63%都放在了这两个都市群，这意味着，跨城市1小时通勤圈正在这两个地方成为现实，不要小看这个变化。从网络科学的角度来讲，网络价值和节点数之间是成平方关系的，10平方是100，15的平方就是225，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之内这两个区域的经济价值，还有数倍的成长空间。另外这两个区域还有各自的潜力城市，就是深圳和杭州，在北京收缩的时代，杭州正在大量的承接北京溢出的互联网产业和人才，未来几年杭州还能实现二次爆发，而大湾区的融合让深圳有了东莞和惠州这两个大后方，又有了香港科研和金融力量的补充，也将爆发更大的生命力。而更厉害的是，像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停止增长，比如广州和佛山的大融合，就在催生一个全新的亚洲超级大都市。
（三）新一线崛起
当然在中国之大肯定不止长三角和大湾区，在过去五年，其实中国最大的变量是新一线城市的崛起，在两大城市群之外，长沙、成都、重庆、西安、武汉、郑州很多大城市都在迎来新增长。比如长沙，土地供应充足，房价低廉、娱乐业发达，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选择;而成都实现了首屈一指的治理水平，就成为内陆城市的标杆;西安在人才资源战略中展现出惊人的成绩;而郑州在先进制造业上就异军突起，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国家放开大城管制，新一线城市成了最大的赢家，简单来说，中国城市正在步入两强多大的2+N新城市时代。
（四）收缩型城市
有的城市在扩张，就有的城市的收缩，2019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提出“收缩型城市”这个说法，2007-2016年，中国660城就有80个都在收缩，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未来的中国少数城市越来越大，多数城市停滞扩张，这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收缩，并不表示衰败，这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要拼命追求扩张，全都钻研高新产业园，未来收缩城市会成新常态。那么这些城市也会发现，可能发展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和康养产业，比发展低端制造业更有前景，毕竟未来的中国城市可以小，但是不能丑，小而美才是稳定态，这个美不只是环境上的美，也包括精神层面上的安宁，中国千年传承的伟大文化，也许恰恰是收缩型城市最应该挖掘的精神宝库。
三、总结
中国的城市仅仅花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城市300年的道路，他还太年轻，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安抚它身體里那些焦躁的灵魂，对于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安逸的家乡已经回不去，激动的远方却也到不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千年的文明史只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变，就是变化。1914年，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1918年它就变成一段历史;1925年巴黎是欧洲繁华的都市，1940年它就变成了一堆废墟;1965年底特律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1985年它就变成了一座弃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果变化的洪流我们无法改变，那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活在当下，顺势而为，正如曾国藩说过的那样：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大城小镇，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哪里？未来去向何方？也许真正让我们获得安宁的东西并不在身外，而是在内心，正所谓：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
参考文献
[1]王志纲.中国城市大洗牌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J].发展，2002（09）：22-25.
[2]娟子.21世纪中国城市大洗牌[J].青岛画报，2003（01）：40-44.
[3]中国城市发展的“领跑者”——2012领先城市考察报告（二）[J].领导决策信息，2012（28）：20-25.
[4]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4（06）：60-69.
[5]张凯阳.城市格局洗牌，都市圈时代来袭[J].城市开发，2019（06）：58-59.
[6]焦迪.新基建背景下5G网络发展与安全问题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0（11）：100-101.
作者简介：
陈金玲，女， 1989年3月，河南新蔡人，汉族，讲师，硕士研究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余文龙，男，2000年12月、河南信阳人、汉族、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学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