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和广大农民工联系，不久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通过媒体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及QQ号。但是几天之后，她的手机彩铃已变成了她所在的新明珠集团的广告，来电全部转入“中文秘书台”，基本处于关机状态；QQ号根本不予接受添加好友请求。
　　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质疑胡小燕作秀，还有人发帖表示“小燕，你让我很失望”，更有人抨击胡小燕已经变质为其所在公司的商业广告工具。所有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恐怕是质朴本分的胡小燕所始料未及的。刚刚参加完“两会”的高度兴奋，可能使她疏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既然公布了联系方式，就等于是向社会宣布自己愿意承担这份社会责任；而当你根本无法承担责任时，人们就会产生抱怨，乃至怀疑你当初公布联系方式的动机。
　　显然，胡小燕对自己公布联系方式后可能承担的那份社会责任，存在非常严重的低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胡小燕的手机打爆，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在“首批农民工全国代表”的盛名之下，无数的农民工几乎已经将胡小燕当成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救主”，期盼“自己的代表”能够帮助他们实现长期被忽视与被践踏的权益诉求。纵然胡小燕有三头六臂，肯定也无法承托如此沉重的期盼，何况在“人大代表”的光环之外，她不过是一家普通工厂的普通女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荣获央视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殊荣的农妇熊德明。在她因大胆请总理替丈夫讨薪而闻名全国之后，同样面临着今天胡小燕所面临的“盛名困境”：熊德明成了众多民工心目中的“讨薪高手”，当地及邻省的民工请她帮忙讨工钱，“100多天来了600多民工”。
　　当法律和公权无法为权利贫困的人们提供更多有效庇护时，他们维护权益的渠道大概只有两条：要么诉诸法律途径之外的“旁门左道”，以赢得媒体关注作为唯一要务；要么寄望于强势权力的怜悯。“跳楼秀”、“讨薪新闻发布会”之类属于前者，熊德明和胡小燕的遭遇属于后者。归根到底，背后反映的痼疾依然是，农民工维权管道的不通畅，农民工维权代价的高昂，以及政府部门职能的缺位。
　　盛名之下，“农民工救主”绝非胡小燕所能承受之重。因此，真正让人失望的倒不是胡小燕的“言而无信”，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依然需要仰仗“同类中的明星”来代表。如今，不堪重负的胡小燕间接关闭了外界联系她的渠道，那些准备向胡小燕倾诉的生活苦难，谁来倾听？那些准备向胡小燕申诉的失落权益，谁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