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9年春天出土于安阳市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是中国乃至世界青铜器文化中的瑰宝，是青铜铸造史上的璀璨明珠，为“世界之最”。
该方鼎厚重典雅，气势恢宏，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关于其重量，世上流行的数字是875公斤，但据近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会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对其进行标准计量测试的结果是，该鼎实重832.84公斤。
这件世界头号大鼎系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此处距以墓室规模宏大、殉葬奴隶之多而闻名的武官村大墓西南隅约80米。因鼎大得可以作马槽，当地村民便称之为“马槽鼎”。鼎出土后，因其太重太大，搬运十分困难，人们便想将它锯成几块再外运，但仅锯一足后便锯不断了，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藏起来。
据说消息走漏以后，日本人曾前往搜索未果，便出价70万伪币意欲收购，但村民当时并未将此鼎挖出，而是送出另一件较小的鼎应付，大鼎总算被保留了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鼎在1946年6月被重新挖出，只是此时已失却一耳。
大鼎出土后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底，恰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庆典，当地驻军便将宝鼎作为贺寿重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当即指示将大鼎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大型展览，该鼎首次公开展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连蒋介石也亲赴展厅观赏并在大鼎前留影纪念。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兵败逃离大陆时拟将此鼎也运往台湾，后终因鼎身过重过大而不得不改变了这一主意。新中国成立后，此鼎一度存放于南京博物院，至1959年才拨交给在北京刚建成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被作为“中国通史陈列”的重点展品同国内外观众见面。司母戊鼎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纹饰以云雷纹为地纹，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似被虎所吞噬，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中间以短扉棱相隔。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有三组兽面纹，上端为牛首纹，下端为餐餐纹。足部饰兽面纹，下有三道弦纹。纹饰美观，朴素庄重，不愧为一件艺术精品。整个大鼎给人一种凝重之中带有华丽、神秘而又富有沧桑的感悟。
在大鼎腹壁内有“司母戊”铭文，也有人释作“后母戊”或“女司母”，因之学术界对铭文含义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当为职司、官司、典司，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还有人将“司”释为“祠”，祠也是祭祀的意思，或是将“司”释为王后的“后”，至于“母戊”究竟是谁，意见也不甚统一。人们通过光谱定性分析，表明大鼎的合金成份和商代一般青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对铜、锡、铅三种元素采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定量分析，又表明三者所占比例与《周礼·考工记）所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说法是基本相符的。在3000多年前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很高的商朝晚期，要铸造工艺如此复杂精巧的青铜重器实非易事，要求生产者必须掌握娴熟的制作技术与高超的浇铸技艺。据有关方面专家研究，大鼎的鑄造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粘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
从铸痕观察，司母戊鼎是用20块陶范铸成的。除双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外，鼎身其余部分都是一次浑铸而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足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殷墟文化中的青铜器、玉器、骨器等文化艺术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些艺术品做工精美，超凡脱俗，强调人格修养和人文关怀，注重艺术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艺术家有着极强的经典意识，倡导艺术的高雅与脱俗，这正是当代的艺术工作者应该追求的理想。
艺术创作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性格、精神和文化特征。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其中有些怪异内容，也在侵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以及情感语汇表达方式，使艺术工作者处于被文化殖民的危险境地。因此我们应从中华民族古老民俗的审美语汇中，发掘出可被转换成具有现代意识又与民族情结并行的美育形式，打造拥有民族审美特性的文化构建系统，捍卫本土文化。殷墟文化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殷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将有助于艺术工作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追求艺术的民族性。
殷墟文化与当时的民族民俗生活相依相成，建构着独立的、自足的民间民俗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内涵，它完善的意象对应程式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美学的精髓。殷墟文化中的艺术品单纯、质朴的表现形式和淳厚唯美的意趣形态，不但是艺术工作者研究、探讨、学习、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对提升与拓展艺术工作者审美视野，确立和完善正确的审美意识，丰富和促进今天的艺术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该方鼎厚重典雅，气势恢宏，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关于其重量，世上流行的数字是875公斤，但据近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会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对其进行标准计量测试的结果是，该鼎实重832.84公斤。
这件世界头号大鼎系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此处距以墓室规模宏大、殉葬奴隶之多而闻名的武官村大墓西南隅约80米。因鼎大得可以作马槽，当地村民便称之为“马槽鼎”。鼎出土后，因其太重太大，搬运十分困难，人们便想将它锯成几块再外运，但仅锯一足后便锯不断了，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藏起来。
据说消息走漏以后，日本人曾前往搜索未果，便出价70万伪币意欲收购，但村民当时并未将此鼎挖出，而是送出另一件较小的鼎应付，大鼎总算被保留了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鼎在1946年6月被重新挖出，只是此时已失却一耳。
大鼎出土后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底，恰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庆典，当地驻军便将宝鼎作为贺寿重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当即指示将大鼎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大型展览，该鼎首次公开展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连蒋介石也亲赴展厅观赏并在大鼎前留影纪念。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兵败逃离大陆时拟将此鼎也运往台湾，后终因鼎身过重过大而不得不改变了这一主意。新中国成立后，此鼎一度存放于南京博物院，至1959年才拨交给在北京刚建成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被作为“中国通史陈列”的重点展品同国内外观众见面。司母戊鼎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纹饰以云雷纹为地纹，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似被虎所吞噬，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中间以短扉棱相隔。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有三组兽面纹，上端为牛首纹，下端为餐餐纹。足部饰兽面纹，下有三道弦纹。纹饰美观，朴素庄重，不愧为一件艺术精品。整个大鼎给人一种凝重之中带有华丽、神秘而又富有沧桑的感悟。
在大鼎腹壁内有“司母戊”铭文，也有人释作“后母戊”或“女司母”，因之学术界对铭文含义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当为职司、官司、典司，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还有人将“司”释为“祠”，祠也是祭祀的意思，或是将“司”释为王后的“后”，至于“母戊”究竟是谁，意见也不甚统一。人们通过光谱定性分析，表明大鼎的合金成份和商代一般青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对铜、锡、铅三种元素采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定量分析，又表明三者所占比例与《周礼·考工记）所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说法是基本相符的。在3000多年前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很高的商朝晚期，要铸造工艺如此复杂精巧的青铜重器实非易事，要求生产者必须掌握娴熟的制作技术与高超的浇铸技艺。据有关方面专家研究，大鼎的鑄造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粘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
从铸痕观察，司母戊鼎是用20块陶范铸成的。除双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外，鼎身其余部分都是一次浑铸而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足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殷墟文化中的青铜器、玉器、骨器等文化艺术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些艺术品做工精美，超凡脱俗，强调人格修养和人文关怀，注重艺术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艺术家有着极强的经典意识，倡导艺术的高雅与脱俗，这正是当代的艺术工作者应该追求的理想。
艺术创作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性格、精神和文化特征。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其中有些怪异内容，也在侵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以及情感语汇表达方式，使艺术工作者处于被文化殖民的危险境地。因此我们应从中华民族古老民俗的审美语汇中，发掘出可被转换成具有现代意识又与民族情结并行的美育形式，打造拥有民族审美特性的文化构建系统，捍卫本土文化。殷墟文化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殷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将有助于艺术工作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追求艺术的民族性。
殷墟文化与当时的民族民俗生活相依相成，建构着独立的、自足的民间民俗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内涵，它完善的意象对应程式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美学的精髓。殷墟文化中的艺术品单纯、质朴的表现形式和淳厚唯美的意趣形态，不但是艺术工作者研究、探讨、学习、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对提升与拓展艺术工作者审美视野，确立和完善正确的审美意识，丰富和促进今天的艺术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