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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整个社会，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家和民族的先进份子奋起抗争，探索救亡图存的光明大道。一直以来，这种努力一直在不懈的、执着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派别的组建，知名人士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舆论活动，整个思想领域内，跌宕起伏、波涛滚滚、激流飞溅，各种“主义”、“主张”此起彼伏，使人眼花缭乱。中国社会历经了几次次影响较大、波及范围较广的社会大论战。本文对社会大论战的阵地建设，尤其是中国共产参与论证的阵地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引领社会大论战；阵地建设
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大论战，各派观点均发表于当时的主流报刊上，进而通过读者群影响受众。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极其重视对渠道的掌握，并在此期间创办了一些极其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以此为阵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在五四时期影响巨大的《新青年》杂志、以及之后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新思潮》等杂志，这些杂志的创办对当时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起到了极其大的帮助作用。
一、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创刊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及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初期创刊时汇集了当时思想界的顶尖人物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并以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在国内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在社会大论战期间，大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论战的文章均发表于《新青年》，成为党的的最关键的论战阵地[1]。
1916年开始，《新青年》相继发表了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从理论上系统的驳斥了中国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道统守旧派与玄学派，在三次思想大论战期间为西方科学的引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廓清了思想障碍。
1920年后，《新青年》逐步变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开始进一步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2]。
《新青年》刊物发行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和面貌，从一开始就势如磅礴的投入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与封建思想传统的革命潮流之中，成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重要陣地，在马克思主义的宣扬、人性觉醒的呼唤、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宪法与孔教》、《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等文章，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及其他随感录，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有力地阐述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关系[3]。《新青年》发表讨论文章，就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道德问题、个性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选择了民主和科学，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在三次大论战时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4]。
二、以《红旗日报》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由《红旗红》3日刊和《上海报》合并而成。在第约160期后成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李求实被任命为编辑。这份报纸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秘密进行发行，出版仅一个月后发行量就达一万两千多份，并且还有外国人订阅。该报纸栏目针对时事，设有“莫斯科通信”“欧洲通讯”“我们的字典”“苏维埃区域来信”“红旗俱乐部”“短斧头”等。每周都会有一篇专门针对时事的汇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评论时事。《红旗日报》发刊词中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这是中国报纸发行历史上首次在提出的这一观点。一直到1931年初，因为种种原因《红旗日报》改出《红旗周报》，至1933年底，每周一期，一共出版了62期，刊发关于大论战时期的观点文章80余篇，对于大论战的阵地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旗周刊更多的是登载关于中西论战的文章，针对当时新生命派提出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因此中国已经没必要进行革命，尤其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革命，进而认为当前应实施以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改良活动，中国共产党通过红旗杂志批驳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性，并用详尽的事实指出了封建主义在国内的广泛存在，并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三、《以新思潮》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如何能够尽可以客观准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正确定义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任务的问题，就需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当代社会的性质。当时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人们纷纷从各自的阶级派系的利益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积极参予了这场论争，都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论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5]。为了充分表达并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中国共产党于1929 年底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在1930年4月该杂志第5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号》中发表了王学文（郑景）、潘东周、吴黎平、李一氓、向省吾等人的文章，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点，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各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点。1930年的6月， 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提出了联盟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革命胜利、驳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务，开始创办《社会科学战线》，全力投入到当时的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新思潮》杂志也是当时社会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阵地之一，大部分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均通过该杂志发表，其核心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与西欧社会相一致的社会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实施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工农为主的革命运动，目标是进入共产主义，而不是实施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目标为西式民主的改良主义[6]，这些观点的提出为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指明方向的重大意义。
四、以《布尔什维克》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布尔什维克》创刊于1927年，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创建的，内容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内所进行的进步事业，期间也参与了关于东西之间的论战，通过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反对当时对教条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任，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中国的适宜性。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主编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后由李立三和蔡和森担任，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大论战中表明的主要观点也通过《布尔什维克》发表了很多，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五、以《新生命》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戰阵地建设
1928年10月，陶希圣发文“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在《新生命》杂志上[7]，起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撞击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从中国到外国，由现代到古代的，有关社会现实、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史的讨论。《新生命》杂志是当时社会史论战的挑起者，最终其代表人物被称为新生命派，他们不认可在中国实施革命的必要新，宣传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理论，这种派别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批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善于以各种报刊杂志作为主要论战阵地，旗帜鲜明的宣扬马克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吸引了广大有识之士，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跻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力的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史已鉴，掌握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前进方向，才能引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注释：
[1]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8页.
[2]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08期，第23页.
[3]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14页.
[4]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08期，第25页.
[5]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6]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32页
[7]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45页
【关键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引领社会大论战；阵地建设
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大论战，各派观点均发表于当时的主流报刊上，进而通过读者群影响受众。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极其重视对渠道的掌握，并在此期间创办了一些极其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以此为阵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在五四时期影响巨大的《新青年》杂志、以及之后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新思潮》等杂志，这些杂志的创办对当时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起到了极其大的帮助作用。
一、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创刊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及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初期创刊时汇集了当时思想界的顶尖人物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并以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在国内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在社会大论战期间，大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论战的文章均发表于《新青年》，成为党的的最关键的论战阵地[1]。
1916年开始，《新青年》相继发表了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从理论上系统的驳斥了中国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道统守旧派与玄学派，在三次思想大论战期间为西方科学的引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廓清了思想障碍。
1920年后，《新青年》逐步变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开始进一步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2]。
《新青年》刊物发行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和面貌，从一开始就势如磅礴的投入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与封建思想传统的革命潮流之中，成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重要陣地，在马克思主义的宣扬、人性觉醒的呼唤、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宪法与孔教》、《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等文章，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及其他随感录，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有力地阐述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关系[3]。《新青年》发表讨论文章，就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道德问题、个性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选择了民主和科学，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在三次大论战时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4]。
二、以《红旗日报》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由《红旗红》3日刊和《上海报》合并而成。在第约160期后成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李求实被任命为编辑。这份报纸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秘密进行发行，出版仅一个月后发行量就达一万两千多份，并且还有外国人订阅。该报纸栏目针对时事，设有“莫斯科通信”“欧洲通讯”“我们的字典”“苏维埃区域来信”“红旗俱乐部”“短斧头”等。每周都会有一篇专门针对时事的汇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评论时事。《红旗日报》发刊词中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这是中国报纸发行历史上首次在提出的这一观点。一直到1931年初，因为种种原因《红旗日报》改出《红旗周报》，至1933年底，每周一期，一共出版了62期，刊发关于大论战时期的观点文章80余篇，对于大论战的阵地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旗周刊更多的是登载关于中西论战的文章，针对当时新生命派提出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因此中国已经没必要进行革命，尤其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革命，进而认为当前应实施以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改良活动，中国共产党通过红旗杂志批驳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性，并用详尽的事实指出了封建主义在国内的广泛存在，并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三、《以新思潮》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如何能够尽可以客观准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正确定义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任务的问题，就需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当代社会的性质。当时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人们纷纷从各自的阶级派系的利益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积极参予了这场论争，都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论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5]。为了充分表达并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中国共产党于1929 年底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在1930年4月该杂志第5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号》中发表了王学文（郑景）、潘东周、吴黎平、李一氓、向省吾等人的文章，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点，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各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点。1930年的6月， 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提出了联盟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革命胜利、驳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务，开始创办《社会科学战线》，全力投入到当时的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新思潮》杂志也是当时社会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阵地之一，大部分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均通过该杂志发表，其核心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与西欧社会相一致的社会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实施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工农为主的革命运动，目标是进入共产主义，而不是实施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目标为西式民主的改良主义[6]，这些观点的提出为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指明方向的重大意义。
四、以《布尔什维克》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战阵地建设
《布尔什维克》创刊于1927年，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创建的，内容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内所进行的进步事业，期间也参与了关于东西之间的论战，通过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反对当时对教条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任，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中国的适宜性。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主编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后由李立三和蔡和森担任，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大论战中表明的主要观点也通过《布尔什维克》发表了很多，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五、以《新生命》杂志为平台的大论戰阵地建设
1928年10月，陶希圣发文“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在《新生命》杂志上[7]，起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撞击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从中国到外国，由现代到古代的，有关社会现实、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史的讨论。《新生命》杂志是当时社会史论战的挑起者，最终其代表人物被称为新生命派，他们不认可在中国实施革命的必要新，宣传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理论，这种派别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批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善于以各种报刊杂志作为主要论战阵地，旗帜鲜明的宣扬马克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吸引了广大有识之士，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跻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力的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史已鉴，掌握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前进方向，才能引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注释：
[1]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8页.
[2]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08期，第23页.
[3]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14页.
[4]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08期，第25页.
[5]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6]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32页
[7] 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