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强到文明的近代强国梦
　　晚清是一个国家主义狂飙的年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导引之下，中国人相信优胜劣汰，强权就是公理，国家实力就是一切。然而，日益弥漫的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不久后世界大战，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的废墟之中意识到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是现代文明两帖可怕的毒药，于是从生存竞争的迷雾中醒来，产生了“五四”时代广泛而多元的文明自觉，从以“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转向了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探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因而也结束了晚清时期的去价值、去道德的趋向，重新获得了普世性的文明基础和道德正当性。
　　——许纪霖：《复旦学报》2010年第4期
　　秦汉统治者害怕农民进城
　　秦汉时期，社会动荡，很多农民都离开土地，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农民群体流动的趋向多样，既有服兵役、劳役以及强制性迁徙的被迫流动，也有因自然灾害和战乱的自发式流亡。其中流入城市者众，导致的城市治安困难和就业艰辛，引发了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高度警惕。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浮食者多”、“浮食者众”，认为长此以往，必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回顾这一历史时期的农民移徙现象，可以看到，在统治者和士大夫眼中，积极开通乡村与乡村之间流动路径，是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合理方式。
　　——王子今：《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
　　国民党曾完全肯定太平天国运动
　　国民党出于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自成立起对太平天国一直采取隐恶扬善、完全肯定的态度。随着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兴起和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又从保卫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否定太平天国，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由“革命有理”转变到对它的“镇压有理”，学术之争转变为国共两党的政治争论。通过研究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原因及其过程，重新正确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把真实“历史内容还给历史”，乃是探讨这一问题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方之光、袁蓉：《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