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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恪生住在帽儿胡同。戴上老花镜，手一背，
走在胡同里，和寻常老头并无二致。他戏中的角色也大都是些小人物、老百姓，但他总是能演出独特的味道来。
雷老说，这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年轻人还差点火候。
今年，他有三部话剧上演—《老舍五则》
《四世同堂》《这是最后的战斗》，在情景剧《大地铭记》中他饰演老年张学良，并且还头一遭出演歌剧，在《白毛女》中饰演黄世仁，简直是焕发了舞台的“第二春”。
他嫌影视剧奔波辛苦，不用说主角，就是戏份太重的角色也不愿意演，
但是甘愿为话剧折腾。
他明白剧场的舞台上无名无利，却决意要
“一直演到演不动为止”。
列祖列宗保佑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京戏。当时我爸攒了一些钱，在烟台开了一个小自行车铺，我刚四五岁，当时文艺形式没有别的，只有京剧，老爷子是个京戏迷，常去听戏，就带上我，一个是因为我当时小，另一方面小孩不要票。
当时烟台的丹桂大戏院，是角儿们常去的地方。但我听不懂，京戏里面都是些文绉绉的古典故事，我爸跟我讲了很多典故，我就开始对京戏产生兴趣。后来又去了大连。因为时局动荡，没念书。白天和我爸一起练摊，卖旧西服。晚上就一起与听戏。老爷子去，我就去，老爷子不去，我就自己去，反正是小孩，揪着大人的衣角就能进去。
那是关键的两年。我天天听，几乎是一天不落，尽管不懂，但心里产生了一种想法：什么时候我能上去演啊，观众在下面叫好，多好啊。当时过年祭祖许愿，大家不知道，我每次都祈祷：列祖列宗，上天神灵，保佑我长大了也能上台演戏！我一定好好地演，为你们争光！
后来到了北京念书，又受到故事爷爷孙敬修老师的影响。我在北京汇文一小念六年级，住校生周末没事，就把孙老师请过来讲故事。当时他教我们班美术，每次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就说下回再说，所以到下礼拜六非请他来不可。
孙老师鼓励我们自娱自乐，说你们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讲啊。我们就编节目，我把京戏的故事演出来，床单往身上一披，就开始啦。
到了中学，我考上了北京二中，特别想考业余的京剧团，但当时没有，就参加了学校里的话剧团。当时团长是李亚林，后来他也当了演员、导演。
第一次考话剧团，李亚林不要我，说，“话剧知道不？说话知道不？你说的是山东话啊，怎么能上台演戏啊”。我心里就不服气，你还说东北话呢，怎么能当团长呢？
当时班上也有戏剧组，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到街上演活报剧，我演当时南朝鲜的领导人李承晚。在街头演，外面围着一圈人看。李亚林看着，觉得我演的好，就把我吸收到话剧团了。
从初一到高三，我演了六年话剧。当时北京二中是男校，初中和女四中合着演话剧，高中和女十二中合演。晚自习的时候，别人上自习。我们就跑到城外和女同学排戏，晚上很晚才回来，很辛苦。
这六年的戏剧生活，奠定了我考中戏的坚定信心。我也参观了一些大学，当时电影学院是第一年开始招生，中戏已经第四年招生了。我们老师说，你这模样不行，电影学院得双眼皮、大眼睛，而且戏剧学院都教了四年了，是苏联的专家，师资雄厚。
当时我的老师非常支持我报考中戏。音乐老师教我弹钢琴，我说我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他说没关系，专门教我弹了一支练习曲。然后告诉我，考试的时候跟老师说，“请给我一个中央C”。我问，中央C是什么？他说你甭管，你说这个，他就知道你的音乐修养很高。语文老师帮着我练朗诵。
当时我一心想演戏，考不上中戏就考部队文工团，反正大学是不念了。后来很容易地就被中戏录取了。
我告诉家里人的时候，父亲一听，考什么？演戏？当臭戏子？我就跟他解释，说戏剧学院是演话剧的，演话剧是说话，不是唱戏，以后是奔着表演艺术家去的。老人不服气，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国都不怕。我又跟他说，你别以为考上这个这么简单，几十个人、上百人里才录取1个。父亲傻了，哦，那么难呢？
父亲将信将疑地也就算同意了。请我到天津最有名的西餐馆儿，起士林西餐厅吃饭，还让我妈准备了里面儿三新的一套被褥。就这样，进了中戏。
“带班老师”
在中戏第一年，表演课只得了3分。我当时情绪很低落，因为第一年是甄别期，试读，第二年就刷人，2分就不及格了，心里就害怕。当时我们班上有三类人，一是各剧团来的演员；二是在职干部，在单位搞工会、搞宣传的；第三类就是我们这种高中毕业生，没生活经历，想个小品想不出来，压力挺大。
师哥、师姐看了我的表演，都来安慰我说，你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小品，演别人的，所以分比较低。但是你表演别人的小品，特别生动，有特殊的味道，以后去剧团不拿分吃饭。
到了二三年级，一开始演大戏的时候，我的优势就出来了。
虽然是学生演戏，也对外卖票，观众就说，“这带班老师演的真好，到底还是老师功底厚。”我当时长得老，根本不像20几岁，像40多岁（现在同学聚会，大家都说，你怎么老不变样呢？）。观众问，你是带班老师吧？我说，是是，心里特别高兴。这时候腰杆就硬了，演起戏来咱也不含糊。
那时候没有电视剧，电影很少，就是话剧。一有新戏开演，我们晚上11点散戏出来，就能看到好多观众带上行李卷来买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卖的票了。
我1962年演《结婚进行曲》，那时候刚毕业。戏巡演到天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等于是给家里人汇报。请我爸爸妈妈看，让他们看看我学了4年到底学成什么样了。演完戏赶紧回家，一进门就问，怎么样？我爸说，挺好挺好，你穿的大褂是不是我的啊？我说是，是，排戏穿着，导演说你那衣服挺好，就当演出服了。我爸说，你别问你妈，你妈看半截睡着了。我问我妈，你是睡着了吗？我妈说没睡着，就是打个盹，你这个怎么不敲锣也不拉胡琴，怎么也不唱啊，说着说着可不就让人睡着了，谁愿意听你们总在说。然后悄声问我，你演的这是个坏人吧？看着怎么那么像你爹呢？
我听了之后心里美啊，也不回剧团睡觉了。跟老爸老妈挤在一张床。老爸老妈都睡了，我还兴奋激动，睁着眼在流眼泪。心想总算汇报了。
五大名导
在我的表演生涯中，难得的是有五位大师给我排过话剧。在话剧界，恐怕很少人享受过我这样的待遇。我总说，就算你是块木头，几位大师给你这样雕刻，也会成器，怎么也得对得起大师们。
我毕业的时候被分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前身，当时在剧院里你轮不上上大戏，都是论资排辈，新人就是拉大幕、换布景，干这些事儿。
孙维世在1961年排《黑奴恨》。我被分到了一个小角色，但是一讨论剧本，讨论了一礼拜，得出结论，我演的这个人是全剧最坏的大坏蛋，戏份一下多了。
到了排练场，我连走都不会走了。那么多大演员、老演员，我心里紧张。当时老院长欧阳予倩过来，他问，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别人告诉他，这是刚来的，紧张啊。他就跟我说，好好好，晚上我来给你排排戏。我没想到当天老院长真来了，他先讲，当年在日本怎么排的这戏，后来又说话剧舞台上演员创造角色就是得靠形体、靠语言，台词要放大，形体要夸张。
老院长跟我一说不要紧，第二天，我就穿上西服，拿上文明棍，戴上眼镜，找感觉。后来学校以前的老师、同学来看戏，都说，没想到你能演这么个人物，真棒啊。
孙维世导演给我排的戏就多了，《黑奴恨》《汾水长流》《叶尔绍夫兄弟》等。后来欧阳予倩的儿子欧阳山尊给我排过《油漆未干》。
难得的是1978年，金山刚从监狱里出来，排《于无声处》，当时找剧中的角色何是非，试了好几个人，都不行。
我正好在东北哈尔滨招生，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赶紧啊，金老师要看看你。一听这个，我马上坐飞机回来了。回来以后见了金山，他就点头了。这个角色完全是按照康生的造型，粘一个小胡子。金山问，你会说山东话吗？我说我就是山东人。他说好，你一定要说一句山东话。
金山找了一个折叠圆桌，剧中有一个场景，雷雨交加，吓得我把圆桌放在胸前，一打雷，就把脑袋一伸，一打雷，又缩回去。金山还让我在椅子底下抹着红油彩，一伸一缩，就像是两手粘满了鲜血的大王八。后来曹禺写信给金山，说“这个处理，大家手笔！”
最后是和赵丹。也是1978年，排《于无声处》的同时，我和以前二中的同学一起写了个剧本，叫《鉴真东渡》。当时心想，自己又是编剧，又是主演，太不好意思。就想把赵丹请过来当主演。
后来就有了一份电报：根据雷恪生的建议，阿丹到北京排练《鉴真东渡》。领导一看，把赵丹请来当导演？谁的主意？因为当时导演和艺术指导都安排好了，怎么又来一个导演？我赶忙解释，请他是来演鉴真，不是来当导演。但阿丹说不想演，弄得我当时很狼狈，跟领导一反映，原来已定的艺术指导舒强院长说，我撤，让阿丹来当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被“文革”耽误了许多大好时光，但我一点也没遗憾啊，“文革”不让演戏，可我下放到部队时也演了。我这一辈子演了将近100部话剧，退休以后还演了10部呢，我刚75岁，今后我还要演。
不是小品演员
1962年春节，中央台现场直播“笑的晚会”，当时还不叫“春节联欢晚会”。这场晚会由王扶林导演、侯宝林先生主持，我和李丁等人演的小品《在公共汽车上》是我执笔写的。虽然当时叫短剧，现在看来就是小品。那时候老百姓家里很少有电视机，看到这个短剧的人并不多，可周恩来总理就看了两次。一次是直播，一次是在北京饭店，欢迎古巴哈瓦那市长的联欢会上。
那时候我节假日都在中央台、北京台的联欢会上演过小品，那时候也叫“微型戏剧”。20多年后我在春晚又演了《懒汉相亲》《考验》两个小品，后来总共演了二十多个。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人叫我“小品演员”，我心里总是不舒服！
幸福的晚年
我今年演了三部话剧，一部情景剧，一部歌剧。最难忘的是3月12日我在深圳演《老舍五则》，3月13日飞回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四世同堂》，3月14号在首都剧场演《这是最后的斗争》。三天两地，三部戏，三个男主角，这是我演戏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年轻人都爱演影视剧，很少有人爱演话剧，因为演话剧又没名又没利。可是我对话剧情有独钟，虽然很苦，但是我不敢离开神圣的舞台，不愿离开可爱的观众。找我拍电影、拍电视剧，我一听,超过3天不去，主演也不去，说什么都没用。
我第一部电影是在1983年，演了一部短片《结婚》。当时有种舆论，说话剧演员演不了电影，我偏不信，那你找我，我就来演呗，反正都是塑造人物。一演不要紧，乱真了，有的观众以为我是农村的老农。后来他们再拍《黄土地》，都来找我，但是剧院不让，说，你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拿着国家发给你的工资，怎么能随便就出去拍电影呢？
张艺谋拍《秋菊打官司》时，真不错，赵有亮是院长，他也是演员，特别理解我的遭遇，找人替我演《桃花扇》，我就跟张艺谋合作了。退休后我为什么演了这么多影视剧？因为时间可以自己分配了。以前不可以，你是国家干部，就只能在剧院演话剧。现在不同了，剧院的演员还可以签约公司，有经纪人了。
李少红拍的电视剧《雷雨》对我来说是打了一个翻身仗。以前都说我是“农村专业户演员”，一提就是《秋菊打官司》《香魂女》，好多记者说我演村长、书记演多了，不知道是表扬我还是骂我。我心想，我在剧院，古今中外的人物演的还少吗，怎么就进不了城呢？
欧阳山尊看完了给我打电话，说《雷雨》我看了，你干什么呢，净抢戏，怎么全是你的戏。我说，老师，我不是抢戏，是导演后来舍不得剪。欧阳山尊继续说，我很有意见，你不要这样，我建议啊，这部戏改名，不叫《雷雨》，叫《鲁贵传》吧。我心里这美啊。就这样进城了。后来还进了紫禁城，演了《日落紫禁城》里的大太监李莲英、《大宅门》等。
我没有大器晚成的感觉，1962年，我演《结婚进行曲》的时候，乘公交车回家，就有观众在车上认出我来了，说着我的台词：“‘当、当、当面谈’，上哪儿去呀？”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演员，大主角我也演了不少，可能是小人物给观众们的印象深。
说我老来红，我不反对。说我专演小角色，我也没意见。说一千，道一万，我能赶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就不错了。现在我都是挑着吃，吃完酸的吃甜的。对我来说，拍戏是调剂，在家呆腻歪了，出去转转，三两天的，还能见些老朋友，聊聊，然后就回家了。原来演戏是养家糊口，现在不用了。我很知足了，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想演就演，不想演就不演。钓鱼，打麻将，唱京剧，有心情就出国转去了，想去哪去哪，这以前敢想吗？
年轻的时候，最想演的是主角，男一号。那时候不辞辛苦、到处奔波，拼命地工作，还在创造生活。现在毕竟75岁了，不服老不行，不挑戏不行，老排戏也不行。最愿意干的是客串，跑龙套。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我现在是在享受生活。
走在胡同里，和寻常老头并无二致。他戏中的角色也大都是些小人物、老百姓，但他总是能演出独特的味道来。
雷老说，这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年轻人还差点火候。
今年，他有三部话剧上演—《老舍五则》
《四世同堂》《这是最后的战斗》，在情景剧《大地铭记》中他饰演老年张学良，并且还头一遭出演歌剧，在《白毛女》中饰演黄世仁，简直是焕发了舞台的“第二春”。
他嫌影视剧奔波辛苦，不用说主角，就是戏份太重的角色也不愿意演，
但是甘愿为话剧折腾。
他明白剧场的舞台上无名无利，却决意要
“一直演到演不动为止”。
列祖列宗保佑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京戏。当时我爸攒了一些钱，在烟台开了一个小自行车铺，我刚四五岁，当时文艺形式没有别的，只有京剧，老爷子是个京戏迷，常去听戏，就带上我，一个是因为我当时小，另一方面小孩不要票。
当时烟台的丹桂大戏院，是角儿们常去的地方。但我听不懂，京戏里面都是些文绉绉的古典故事，我爸跟我讲了很多典故，我就开始对京戏产生兴趣。后来又去了大连。因为时局动荡，没念书。白天和我爸一起练摊，卖旧西服。晚上就一起与听戏。老爷子去，我就去，老爷子不去，我就自己去，反正是小孩，揪着大人的衣角就能进去。
那是关键的两年。我天天听，几乎是一天不落，尽管不懂，但心里产生了一种想法：什么时候我能上去演啊，观众在下面叫好，多好啊。当时过年祭祖许愿，大家不知道，我每次都祈祷：列祖列宗，上天神灵，保佑我长大了也能上台演戏！我一定好好地演，为你们争光！
后来到了北京念书，又受到故事爷爷孙敬修老师的影响。我在北京汇文一小念六年级，住校生周末没事，就把孙老师请过来讲故事。当时他教我们班美术，每次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就说下回再说，所以到下礼拜六非请他来不可。
孙老师鼓励我们自娱自乐，说你们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讲啊。我们就编节目，我把京戏的故事演出来，床单往身上一披，就开始啦。
到了中学，我考上了北京二中，特别想考业余的京剧团，但当时没有，就参加了学校里的话剧团。当时团长是李亚林，后来他也当了演员、导演。
第一次考话剧团，李亚林不要我，说，“话剧知道不？说话知道不？你说的是山东话啊，怎么能上台演戏啊”。我心里就不服气，你还说东北话呢，怎么能当团长呢？
当时班上也有戏剧组，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到街上演活报剧，我演当时南朝鲜的领导人李承晚。在街头演，外面围着一圈人看。李亚林看着，觉得我演的好，就把我吸收到话剧团了。
从初一到高三，我演了六年话剧。当时北京二中是男校，初中和女四中合着演话剧，高中和女十二中合演。晚自习的时候，别人上自习。我们就跑到城外和女同学排戏，晚上很晚才回来，很辛苦。
这六年的戏剧生活，奠定了我考中戏的坚定信心。我也参观了一些大学，当时电影学院是第一年开始招生，中戏已经第四年招生了。我们老师说，你这模样不行，电影学院得双眼皮、大眼睛，而且戏剧学院都教了四年了，是苏联的专家，师资雄厚。
当时我的老师非常支持我报考中戏。音乐老师教我弹钢琴，我说我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他说没关系，专门教我弹了一支练习曲。然后告诉我，考试的时候跟老师说，“请给我一个中央C”。我问，中央C是什么？他说你甭管，你说这个，他就知道你的音乐修养很高。语文老师帮着我练朗诵。
当时我一心想演戏，考不上中戏就考部队文工团，反正大学是不念了。后来很容易地就被中戏录取了。
我告诉家里人的时候，父亲一听，考什么？演戏？当臭戏子？我就跟他解释，说戏剧学院是演话剧的，演话剧是说话，不是唱戏，以后是奔着表演艺术家去的。老人不服气，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国都不怕。我又跟他说，你别以为考上这个这么简单，几十个人、上百人里才录取1个。父亲傻了，哦，那么难呢？
父亲将信将疑地也就算同意了。请我到天津最有名的西餐馆儿，起士林西餐厅吃饭，还让我妈准备了里面儿三新的一套被褥。就这样，进了中戏。
“带班老师”
在中戏第一年，表演课只得了3分。我当时情绪很低落，因为第一年是甄别期，试读，第二年就刷人，2分就不及格了，心里就害怕。当时我们班上有三类人，一是各剧团来的演员；二是在职干部，在单位搞工会、搞宣传的；第三类就是我们这种高中毕业生，没生活经历，想个小品想不出来，压力挺大。
师哥、师姐看了我的表演，都来安慰我说，你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小品，演别人的，所以分比较低。但是你表演别人的小品，特别生动，有特殊的味道，以后去剧团不拿分吃饭。
到了二三年级，一开始演大戏的时候，我的优势就出来了。
虽然是学生演戏，也对外卖票，观众就说，“这带班老师演的真好，到底还是老师功底厚。”我当时长得老，根本不像20几岁，像40多岁（现在同学聚会，大家都说，你怎么老不变样呢？）。观众问，你是带班老师吧？我说，是是，心里特别高兴。这时候腰杆就硬了，演起戏来咱也不含糊。
那时候没有电视剧，电影很少，就是话剧。一有新戏开演，我们晚上11点散戏出来，就能看到好多观众带上行李卷来买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卖的票了。
我1962年演《结婚进行曲》，那时候刚毕业。戏巡演到天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等于是给家里人汇报。请我爸爸妈妈看，让他们看看我学了4年到底学成什么样了。演完戏赶紧回家，一进门就问，怎么样？我爸说，挺好挺好，你穿的大褂是不是我的啊？我说是，是，排戏穿着，导演说你那衣服挺好，就当演出服了。我爸说，你别问你妈，你妈看半截睡着了。我问我妈，你是睡着了吗？我妈说没睡着，就是打个盹，你这个怎么不敲锣也不拉胡琴，怎么也不唱啊，说着说着可不就让人睡着了，谁愿意听你们总在说。然后悄声问我，你演的这是个坏人吧？看着怎么那么像你爹呢？
我听了之后心里美啊，也不回剧团睡觉了。跟老爸老妈挤在一张床。老爸老妈都睡了，我还兴奋激动，睁着眼在流眼泪。心想总算汇报了。
五大名导
在我的表演生涯中，难得的是有五位大师给我排过话剧。在话剧界，恐怕很少人享受过我这样的待遇。我总说，就算你是块木头，几位大师给你这样雕刻，也会成器，怎么也得对得起大师们。
我毕业的时候被分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前身，当时在剧院里你轮不上上大戏，都是论资排辈，新人就是拉大幕、换布景，干这些事儿。
孙维世在1961年排《黑奴恨》。我被分到了一个小角色，但是一讨论剧本，讨论了一礼拜，得出结论，我演的这个人是全剧最坏的大坏蛋，戏份一下多了。
到了排练场，我连走都不会走了。那么多大演员、老演员，我心里紧张。当时老院长欧阳予倩过来，他问，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别人告诉他，这是刚来的，紧张啊。他就跟我说，好好好，晚上我来给你排排戏。我没想到当天老院长真来了，他先讲，当年在日本怎么排的这戏，后来又说话剧舞台上演员创造角色就是得靠形体、靠语言，台词要放大，形体要夸张。
老院长跟我一说不要紧，第二天，我就穿上西服，拿上文明棍，戴上眼镜，找感觉。后来学校以前的老师、同学来看戏，都说，没想到你能演这么个人物，真棒啊。
孙维世导演给我排的戏就多了，《黑奴恨》《汾水长流》《叶尔绍夫兄弟》等。后来欧阳予倩的儿子欧阳山尊给我排过《油漆未干》。
难得的是1978年，金山刚从监狱里出来，排《于无声处》，当时找剧中的角色何是非，试了好几个人，都不行。
我正好在东北哈尔滨招生，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赶紧啊，金老师要看看你。一听这个，我马上坐飞机回来了。回来以后见了金山，他就点头了。这个角色完全是按照康生的造型，粘一个小胡子。金山问，你会说山东话吗？我说我就是山东人。他说好，你一定要说一句山东话。
金山找了一个折叠圆桌，剧中有一个场景，雷雨交加，吓得我把圆桌放在胸前，一打雷，就把脑袋一伸，一打雷，又缩回去。金山还让我在椅子底下抹着红油彩，一伸一缩，就像是两手粘满了鲜血的大王八。后来曹禺写信给金山，说“这个处理，大家手笔！”
最后是和赵丹。也是1978年，排《于无声处》的同时，我和以前二中的同学一起写了个剧本，叫《鉴真东渡》。当时心想，自己又是编剧，又是主演，太不好意思。就想把赵丹请过来当主演。
后来就有了一份电报：根据雷恪生的建议，阿丹到北京排练《鉴真东渡》。领导一看，把赵丹请来当导演？谁的主意？因为当时导演和艺术指导都安排好了，怎么又来一个导演？我赶忙解释，请他是来演鉴真，不是来当导演。但阿丹说不想演，弄得我当时很狼狈，跟领导一反映，原来已定的艺术指导舒强院长说，我撤，让阿丹来当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被“文革”耽误了许多大好时光，但我一点也没遗憾啊，“文革”不让演戏，可我下放到部队时也演了。我这一辈子演了将近100部话剧，退休以后还演了10部呢，我刚75岁，今后我还要演。
不是小品演员
1962年春节，中央台现场直播“笑的晚会”，当时还不叫“春节联欢晚会”。这场晚会由王扶林导演、侯宝林先生主持，我和李丁等人演的小品《在公共汽车上》是我执笔写的。虽然当时叫短剧，现在看来就是小品。那时候老百姓家里很少有电视机，看到这个短剧的人并不多，可周恩来总理就看了两次。一次是直播，一次是在北京饭店，欢迎古巴哈瓦那市长的联欢会上。
那时候我节假日都在中央台、北京台的联欢会上演过小品，那时候也叫“微型戏剧”。20多年后我在春晚又演了《懒汉相亲》《考验》两个小品，后来总共演了二十多个。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人叫我“小品演员”，我心里总是不舒服！
幸福的晚年
我今年演了三部话剧，一部情景剧，一部歌剧。最难忘的是3月12日我在深圳演《老舍五则》，3月13日飞回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四世同堂》，3月14号在首都剧场演《这是最后的斗争》。三天两地，三部戏，三个男主角，这是我演戏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年轻人都爱演影视剧，很少有人爱演话剧，因为演话剧又没名又没利。可是我对话剧情有独钟，虽然很苦，但是我不敢离开神圣的舞台，不愿离开可爱的观众。找我拍电影、拍电视剧，我一听,超过3天不去，主演也不去，说什么都没用。
我第一部电影是在1983年，演了一部短片《结婚》。当时有种舆论，说话剧演员演不了电影，我偏不信，那你找我，我就来演呗，反正都是塑造人物。一演不要紧，乱真了，有的观众以为我是农村的老农。后来他们再拍《黄土地》，都来找我，但是剧院不让，说，你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拿着国家发给你的工资，怎么能随便就出去拍电影呢？
张艺谋拍《秋菊打官司》时，真不错，赵有亮是院长，他也是演员，特别理解我的遭遇，找人替我演《桃花扇》，我就跟张艺谋合作了。退休后我为什么演了这么多影视剧？因为时间可以自己分配了。以前不可以，你是国家干部，就只能在剧院演话剧。现在不同了，剧院的演员还可以签约公司，有经纪人了。
李少红拍的电视剧《雷雨》对我来说是打了一个翻身仗。以前都说我是“农村专业户演员”，一提就是《秋菊打官司》《香魂女》，好多记者说我演村长、书记演多了，不知道是表扬我还是骂我。我心想，我在剧院，古今中外的人物演的还少吗，怎么就进不了城呢？
欧阳山尊看完了给我打电话，说《雷雨》我看了，你干什么呢，净抢戏，怎么全是你的戏。我说，老师，我不是抢戏，是导演后来舍不得剪。欧阳山尊继续说，我很有意见，你不要这样，我建议啊，这部戏改名，不叫《雷雨》，叫《鲁贵传》吧。我心里这美啊。就这样进城了。后来还进了紫禁城，演了《日落紫禁城》里的大太监李莲英、《大宅门》等。
我没有大器晚成的感觉，1962年，我演《结婚进行曲》的时候，乘公交车回家，就有观众在车上认出我来了，说着我的台词：“‘当、当、当面谈’，上哪儿去呀？”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演员，大主角我也演了不少，可能是小人物给观众们的印象深。
说我老来红，我不反对。说我专演小角色，我也没意见。说一千，道一万，我能赶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就不错了。现在我都是挑着吃，吃完酸的吃甜的。对我来说，拍戏是调剂，在家呆腻歪了，出去转转，三两天的，还能见些老朋友，聊聊，然后就回家了。原来演戏是养家糊口，现在不用了。我很知足了，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想演就演，不想演就不演。钓鱼，打麻将，唱京剧，有心情就出国转去了，想去哪去哪，这以前敢想吗？
年轻的时候，最想演的是主角，男一号。那时候不辞辛苦、到处奔波，拼命地工作，还在创造生活。现在毕竟75岁了，不服老不行，不挑戏不行，老排戏也不行。最愿意干的是客串，跑龙套。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我现在是在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