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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深刻检视、考验和促进。新时代既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反思、补齐短板，又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部署和要求，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组织体制、治理体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过程中，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治理结构合理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2-0118-09
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显示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认可。当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在疫情研判预警、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也有改进的空间。我们既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也要根据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体制机制问题，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等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新时代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治理是指统治和管理的方式和过程。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1]P23西方话语中的治理，强调对传统统治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和超越，主张公共和私人等社会多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其理论的阶级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明确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党领导下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明确要“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着力研究、部署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等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治理理论，推进中国治理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谈到转变政府职能时首次提出社会管理这一概念，明确提出“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2]P9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明确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四项主要职能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列一章，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方面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我们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命题，标志着我们党社会建设和治理理念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大在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战略安排时提出，到2035年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其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现代化即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构建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现代经济与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以及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在中国，社会治理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社会治理是以保障人民权益为核心，激发社会活力，改善社会福利，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和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民主协商、分工协作的共同治理。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1月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措施。[3]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很快作出决策部署，迅速动员全党全国全军等多方力量投入疫情防控，展现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显示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认可。当前，防控疫情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可以预期，中国夺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在疫情研判预警、疫情信息发布、防疫物资保障、疑似病人检测收治、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对此，我们既要直面问题，查找体制机制中的漏洞和短板，也要深刻反思体制机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真正汲取经验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4]那么，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如何，下一步完善和提升的重点和方向在哪里？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刻检视、反思、完善和提升的机会。 社会治理体系从内容和构成来说，包括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和评价体系。新时代既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问题，完善制度，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也要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组织体制、治理体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过程中，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治理结构合理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
制度建设是根本。社会治理制度是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依据。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就是在坚持现有社会治理制度的基础上，健全社会治理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管用，从而推进社会治理制度现代化。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为目标，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善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5]P90社会治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要通过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从制度类别看，要进一步完善宪法、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完善价值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构建包括硬法和软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为硬性治理和柔性治理、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奠定制度基础。从社会治理领域看，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制度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机制，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和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规范社会组织政府管理、内部治理、信息公开和监督评估;完善城乡社区自治制度，加强文明和谐社区等制度建设;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从社会治理过程看，要进一步完善包括社会动员和组织、民主决策协商、绩效评估与应用等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绩效考核制度，发挥考评结果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推动功能，健全覆盖社会治理各领域、全流程、全周期的制度体系。
（三）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体系
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一是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范野生动物保护和非食用性利用，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二是改革和完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完善异地就医基本医保直接结算制度;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費;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分区分级疫情防控制度，根据疫情研判结果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响应级别，健全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建立确诊病人集中收治、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的救治和隔离机制。
三是改革和完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和防控制度。首先，认真评估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根据权责对等原则，授予省级政府高传染性疾病更大的处置权，鼓励地方政府发布预警、采取措施，避免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升级为全国性事件;改革国家疾控体系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必要时高传染性疾病信息可以越级上报。其次，加大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瞒报的惩罚力度。信息公开，涉及到公众的知情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传染病疫情防控需要全民动员全民防控。疫情发生早期容易产生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的情况。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完善疫情信息报告、公开的相关规定，明确权责，加大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职能部门第一责任人的追责力度。
三、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
组织结构是基础。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实现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的前提。要以建立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为方向，构建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包括企事业单位等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为主体的社会治理组织结构。
（一）合理划分权责边界，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结构
治理是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相应地，国家治理包括狭义上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狭义的社会治理涉及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分框架中后者的自治及其与前两者尤其是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推进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从宏观社会治理结构来看，首先要合理划分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组织结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顺丰快递员汪勇组织志愿队解决医护人员上下班、吃饭等难题，被喻为“生命摆渡人”的感人故事，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必须广泛地吸纳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努力实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中的公共事务，凡是社会组织、市场组织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承担，发挥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为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构建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 （二）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社会协同能力
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社会协同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三位领导干部被问责。好的制度要有高素质的人去落实。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兼职人员、志愿者人才队伍，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指导，规范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三）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区建设、残障康复、犯罪预防、社区养老、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随着《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1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2012年）的出台，我国在社会工作人才政策和队伍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到城乡基层居（村）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公益类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服务部门中来。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和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承担着将政府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落实到家庭和个人的重要任务。总体来看，城乡社区应急管理和服务能力与实际需求还有改进空间。一要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目标，大力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人才职业能力建设、管理人才综合素质提升、教育与研究人才培养引进、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壮大和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和能力。二要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力度;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要扎实推进分级诊疗，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
（四）培养具有文明素养的现代公民，提升社会治理“源能力”
作为个体的公民既是组成社会的“原子”，也是社会治理人才队伍的来源库。某种程度上，公民文明素养代表着社会文明程度，而社会文明为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构建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最根本的是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最重要的是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公民。要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培養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诚信观念、契约精神、科学精神的现代公民，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源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明确要求“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1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是“战时体系”，那么社会治理体系就包括战时和平时“两套体系”。平战结合，要求我们平时就按照战时要求和标准，推进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包括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能力，为战时作好准备，才能实现在“平时体系”和“战时体系”中的顺利转换，这样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新华社.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N].人民日报，2020-01-21.
[4]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N].人民日报，2020-02-04.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6]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民政部网站，2019-08-15.
[7]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N].北京日报，2020-01-25.
[8]郭声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N].人民日报，2019-11-28.
[9]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N].北京日报，2013-12-09.
[10]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ak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s an Example
LIU Zhi-chang
（Institute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e covid-19 epidemic is a serious review，ref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In the new era，we shoul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posed by the outbreak of covid-19，and carry forward the deployment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organization system，management system，management mode and management capacity，we should work hard to promote the matur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the ra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the democratization of governance process，the employment of scientific governance methods，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so as to build a new system and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shared construction，governance and benefits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責任编辑：朱文鸿）
[收稿日期]2020-03-03
[作者简介]刘志昌（1977—），男，湖南岳阳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国家与地方治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BKS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2-0118-09
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显示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认可。当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在疫情研判预警、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也有改进的空间。我们既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也要根据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体制机制问题，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等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新时代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治理是指统治和管理的方式和过程。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1]P23西方话语中的治理，强调对传统统治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和超越，主张公共和私人等社会多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其理论的阶级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明确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党领导下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明确要“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着力研究、部署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等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治理理论，推进中国治理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谈到转变政府职能时首次提出社会管理这一概念，明确提出“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2]P9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明确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四项主要职能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列一章，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方面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我们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命题，标志着我们党社会建设和治理理念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大在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战略安排时提出，到2035年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其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现代化即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构建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现代经济与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以及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在中国，社会治理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社会治理是以保障人民权益为核心，激发社会活力，改善社会福利，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和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民主协商、分工协作的共同治理。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1月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措施。[3]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很快作出决策部署，迅速动员全党全国全军等多方力量投入疫情防控，展现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显示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认可。当前，防控疫情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可以预期，中国夺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在疫情研判预警、疫情信息发布、防疫物资保障、疑似病人检测收治、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对此，我们既要直面问题，查找体制机制中的漏洞和短板，也要深刻反思体制机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真正汲取经验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4]那么，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如何，下一步完善和提升的重点和方向在哪里？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刻检视、反思、完善和提升的机会。 社会治理体系从内容和构成来说，包括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和评价体系。新时代既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问题，完善制度，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也要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组织体制、治理体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过程中，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治理结构合理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
制度建设是根本。社会治理制度是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依据。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就是在坚持现有社会治理制度的基础上，健全社会治理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管用，从而推进社会治理制度现代化。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为目标，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成熟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善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5]P90社会治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要通过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从制度类别看，要进一步完善宪法、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完善价值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构建包括硬法和软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为硬性治理和柔性治理、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奠定制度基础。从社会治理领域看，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制度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机制，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和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规范社会组织政府管理、内部治理、信息公开和监督评估;完善城乡社区自治制度，加强文明和谐社区等制度建设;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从社会治理过程看，要进一步完善包括社会动员和组织、民主决策协商、绩效评估与应用等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绩效考核制度，发挥考评结果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推动功能，健全覆盖社会治理各领域、全流程、全周期的制度体系。
（三）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体系
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一是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范野生动物保护和非食用性利用，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二是改革和完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完善异地就医基本医保直接结算制度;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費;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分区分级疫情防控制度，根据疫情研判结果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响应级别，健全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建立确诊病人集中收治、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的救治和隔离机制。
三是改革和完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和防控制度。首先，认真评估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根据权责对等原则，授予省级政府高传染性疾病更大的处置权，鼓励地方政府发布预警、采取措施，避免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升级为全国性事件;改革国家疾控体系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必要时高传染性疾病信息可以越级上报。其次，加大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瞒报的惩罚力度。信息公开，涉及到公众的知情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传染病疫情防控需要全民动员全民防控。疫情发生早期容易产生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的情况。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完善疫情信息报告、公开的相关规定，明确权责，加大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职能部门第一责任人的追责力度。
三、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
组织结构是基础。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实现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的前提。要以建立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为方向，构建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包括企事业单位等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为主体的社会治理组织结构。
（一）合理划分权责边界，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结构
治理是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相应地，国家治理包括狭义上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狭义的社会治理涉及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分框架中后者的自治及其与前两者尤其是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推进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从宏观社会治理结构来看，首先要合理划分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组织结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顺丰快递员汪勇组织志愿队解决医护人员上下班、吃饭等难题，被喻为“生命摆渡人”的感人故事，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必须广泛地吸纳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努力实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中的公共事务，凡是社会组织、市场组织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承担，发挥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为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构建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 （二）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社会协同能力
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社会协同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三位领导干部被问责。好的制度要有高素质的人去落实。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兼职人员、志愿者人才队伍，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指导，规范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三）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区建设、残障康复、犯罪预防、社区养老、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随着《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1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2012年）的出台，我国在社会工作人才政策和队伍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到城乡基层居（村）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公益类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服务部门中来。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和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承担着将政府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落实到家庭和个人的重要任务。总体来看，城乡社区应急管理和服务能力与实际需求还有改进空间。一要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目标，大力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人才职业能力建设、管理人才综合素质提升、教育与研究人才培养引进、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壮大和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和能力。二要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力度;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要扎实推进分级诊疗，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
（四）培养具有文明素养的现代公民，提升社会治理“源能力”
作为个体的公民既是组成社会的“原子”，也是社会治理人才队伍的来源库。某种程度上，公民文明素养代表着社会文明程度，而社会文明为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构建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最根本的是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最重要的是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公民。要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培養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诚信观念、契约精神、科学精神的现代公民，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源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明确要求“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1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是“战时体系”，那么社会治理体系就包括战时和平时“两套体系”。平战结合，要求我们平时就按照战时要求和标准，推进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包括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能力，为战时作好准备，才能实现在“平时体系”和“战时体系”中的顺利转换，这样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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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ak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s an Example
LIU Zhi-chang
（Institute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e covid-19 epidemic is a serious review，ref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In the new era，we shoul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posed by the outbreak of covid-19，and carry forward the deployment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organization system，management system，management mode and management capacity，we should work hard to promote the matur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the ra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the democratization of governance process，the employment of scientific governance methods，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so as to build a new system and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shared construction，governance and benefits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責任编辑：朱文鸿）
[收稿日期]2020-03-03
[作者简介]刘志昌（1977—），男，湖南岳阳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国家与地方治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BKS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