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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每次来中国，都说：我要回国了。每次飞回伦敦，会说：我要回伦敦的家了。
他都用“回”。一个称为国一个称为家。二十多年来来回回的弧线，构成了他生命里的“国家”。
1955年，杨炼生于瑞士，6岁随外交官父母回到北京，人生第一次被灌输了“回”的概念。1988年，33岁的杨炼出国。他放下让他轰动一时的《诺日朗》，抱着新就的长诗《YI》推门上路。他不再写“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他在诗歌《还乡》中，用这样的诗句结尾“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
相当长时间里，杨炼和太太、小说家友友，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又到德国、美国、英国......整个世界就在脚下滑。“国际”这个词一度成了他们真正意义的住址。如今，定居的伦敦是杨炼口中“在异乡的本地”。在异乡，中国被他称为“我自己的外国”，中文也成为他口中“我的外国母语”。
今年，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颁给杨炼，评委会主席奈保尔颁奖时说：他提醒了我们，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回忆起这场景，杨炼大口喝下桌上的茅台。他一成不变的打扮是一头长发，一身中式大褂，一脸专注与桀骜。
“诗歌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初你获了诺尼诺文学奖，这个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炼：让我在媒体上又出现得频繁了些。这个奖对我，只是关于过去的说法，严格说来不重要。要说高兴，是觉得中文和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对人生处境的理解上更接近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诗人，你的经历似乎有些复杂，如今你又在策展艺术活动。如果你必须有一个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
杨炼：我曾问过自己：你怎么命名这个诗人？他生于瑞士，长在中国，持新西兰护照、美国和澳大利亚绿卡，常住伦敦，刚在意大利获奖，正在给《法兰克福报》写稿，将去魏玛演讲，无论在哪，他写的始终是中文。他的文学属于什么文学？我用了20多年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答案了吗？
杨炼：没有确定答案。最初自认是“中国的”诗人，这是一种根本性命运。但在国外漂流途中，我和非洲诗人交流时，我们思考的问题、对人生处境的理解极其相似。当一个美国诗人和一个伊拉克诗人并肩朗诵，仔细听他们诗里的人生经验，可能没有根本不同。我觉得“中国的”概念过于狭窄。我应该是一个“中文的”诗人。后来，我写完《同心圆》，人们说它太极端。我就想，那种全而统知的中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最后，我就干脆说我写的是“杨文”——Yanglish。诗歌本身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一个节点，你开始自视“我杨炼是一个诗人”了？
杨炼：1976年1月7日。我母亲在那天猝然病逝。那一刻，“死亡”突然撕下伪装，粗暴、毫无隐晦地呈现在眼前。突然之间，诗，作为一个灵魂的存在的意义凸显出来了。我刚满20岁，那场告别，几乎瞬间改变了我的写作性质。我第一次用我的舌头品尝到真正的诗意，之后才有了语言上、思想上、学识上的理解。后来，我在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旧居书房里，抄下过圣·方济的一句话：人，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
“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被认为是朦胧诗代表之一。在有人界定“朦胧诗”之前，都是“非诗”的阶段。回头看，那时的你也是“非诗”的吗？
杨炼：那时的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圈，诗对我来说纯粹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业余的爱好。有意思的是，最初和顾城、北岛、多多还都不认识，却不约而同做了同一件事：把一些空洞无意义的大词删除掉，换上太阳、月亮、土地、水、黑暗、痛苦......这些具体表达自己感受的词。很多人认为晦涩、难懂，反对它的人把它叫做朦胧诗。我们那会儿就被称为朦胧诗人，被说成先锋、反传统。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所知，你两卷本的诗选《杨炼作品1982-1997》，你把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拿掉了？
杨炼：曾经在做两卷本时，我否定早期的杨炼，当时把那15年之前的极不成熟的练笔之作几乎都删掉了，包括被认为是朦胧诗人时期的作品。但现在我不这么想，我把早期创作成为“史前期”——而这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其实非常重要。所以今年，我出版了一个1978～2012年的创作总集，二十多年的记录，第一卷就叫做——早期诗和编外诗。这种自我认知的变化很有意思，也是必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总这么质疑自己吗？因为自我质疑或反对自我痛苦过吗？
杨炼：告诉你我最喜欢的诗是屈原的《天问》，你就明白了。1993年，顾城自杀的那一年——我感觉还乡梦已破碎，漂泊之旅无尽头，顾城临终前最后一首诗是《鬼进城》，把人生的破碎感表达到极致。我感同身受。那时写下“黑暗太多了，以至于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我无法想象英语的“黑暗”一词竟没有复数形式，我写下《黑暗们》，竟强加给英语一个词。但正是走投无路之时，我写出《大海停止之处》，找到了全新的写作结构，也可以说找到一种生存结构。当时，在澳大利亚悉尼城外，我坐在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脚下全是涛声，我写出了全诗的最后一句——“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那一瞬间，我认可了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海外漂泊这些年，还有没有哪一刻对你的生命或诗歌写作来说至关重要？
杨炼：我最近写的一篇小文《从不可能开始》，谈的就是三个命运之点——文革插队（1976年）、1993年、以及今天的时间——一个全球化的，被利益、利润绝对统一的、彻底自私和玩世不恭的世界。这是人类在今天的极端的思想精神危机，比所谓的经济危机不知可怕多少倍。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痛苦是世界范围内的。此时人的存在，就是绝对的孤独与无奈。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种绝对无奈之中，怎么做一个幸存者？你是否还认为自己是幸存者？
杨炼：那就是个人的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是全方位的，每当我完成一部大作品，都会停相当一段时间，这个空白就是留给自己一个问题：我还有向自己提出更深刻问题的能力吗？ 某种意义上来看，我确实算一个幸存者。我觉得我的幸运是我始终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提问者的非常清晰的自觉，而我们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刻。中国这个资源所提供的机会也好、挑战也好，不允许一个诗人肤浅地浅尝辄止。你只能深刻，或者什么都不是。
“只注重粗糙的表面描述，那是黄色”
中国新闻周刊：你诗歌创作上的野心是什么？变过吗？
杨炼：野心？这个没变过。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经典性。
中国新闻周刊：我想听你聊聊《艳诗》，你的这个诗歌项目好像也是你的一个野心之作。
杨炼：《艳诗》我是在2004年完成的。其实最早在1994年，《今天》杂志在纽约开会时，我就谈到过，每个诗人都想在诗里处理政治，但都不敢把话说清楚，每个诗人都在写点色情，但又都不敢跟色情题材来个素面相对。但从《玉台新咏》《花间词》到冯梦龙、兰陵笑笑生，色情文学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统。我当时就想，有没有可能用当代人生和诗歌的意识来处理古老的色情？我认为，金瓶之野，红楼之雅，是为艳诗。既要野，又要雅，最后落点在“诗”。在中国的作品中，有很多都触及到色情，但是没有出现高级的色情文学。我想突破这种非自觉的、粗糙的状态。只注重粗糙的表面描述，那是黄色，而不是“艳”，与文学无关。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在伦敦生活得怎么样？这个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炼：1997年刚到伦敦时，我盯着那个标明Stoke Newington的邮政地址，想象它的命运——可能又是一行还没记住便被遗忘、缩小、埋进履历表的字母。可四年后，我竟还在同一个地址，同一个厨房，视线看向同一个后花园中的苹果树，就知道这座城市和我的关系变了。这个异乡变成我在外国获得的“本地”。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伦敦书展上，发布了一本英译当代中文诗选《玉梯》，是你和英国诗人William N Herbert主编的，怎么想起来做这样一本诗选？
杨炼：我们一直在做中英诗歌之间的系列交流。《玉梯》涵盖了自文革结束后迄今的三十年的代表性诗歌写作，我把它称作一幅描绘中国当代文化的思想地图。这本书可能会让有些诗人不安，因为我不但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是，那些诗歌以外的附加的东西，在我们这本书中不占任何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你开始做起了艺术策展人，讲讲你最近回国开展的艺术项目。
杨炼：这是一个诗歌和当代艺术打通的项目。我和英国艺术批评家Dr Janet McKenzie，中国第三代诗人赵野共同策划。将于2013年，在英国皇家苏格兰学院举办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欧洲巡回展，名为《主动的他者》。这里的“主动”，就在强调一种艺术家的能力：走出群体化、情绪化、本质上反独立思考的思维定式，拒绝使用共同标签，纯粹靠作品的价值安身立命。我今年几次回国，就是在各地走访艺术家，筛选作品。
他都用“回”。一个称为国一个称为家。二十多年来来回回的弧线，构成了他生命里的“国家”。
1955年，杨炼生于瑞士，6岁随外交官父母回到北京，人生第一次被灌输了“回”的概念。1988年，33岁的杨炼出国。他放下让他轰动一时的《诺日朗》，抱着新就的长诗《YI》推门上路。他不再写“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他在诗歌《还乡》中，用这样的诗句结尾“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
相当长时间里，杨炼和太太、小说家友友，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又到德国、美国、英国......整个世界就在脚下滑。“国际”这个词一度成了他们真正意义的住址。如今，定居的伦敦是杨炼口中“在异乡的本地”。在异乡，中国被他称为“我自己的外国”，中文也成为他口中“我的外国母语”。
今年，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颁给杨炼，评委会主席奈保尔颁奖时说：他提醒了我们，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回忆起这场景，杨炼大口喝下桌上的茅台。他一成不变的打扮是一头长发，一身中式大褂，一脸专注与桀骜。
“诗歌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初你获了诺尼诺文学奖，这个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炼：让我在媒体上又出现得频繁了些。这个奖对我，只是关于过去的说法，严格说来不重要。要说高兴，是觉得中文和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对人生处境的理解上更接近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诗人，你的经历似乎有些复杂，如今你又在策展艺术活动。如果你必须有一个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
杨炼：我曾问过自己：你怎么命名这个诗人？他生于瑞士，长在中国，持新西兰护照、美国和澳大利亚绿卡，常住伦敦，刚在意大利获奖，正在给《法兰克福报》写稿，将去魏玛演讲，无论在哪，他写的始终是中文。他的文学属于什么文学？我用了20多年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答案了吗？
杨炼：没有确定答案。最初自认是“中国的”诗人，这是一种根本性命运。但在国外漂流途中，我和非洲诗人交流时，我们思考的问题、对人生处境的理解极其相似。当一个美国诗人和一个伊拉克诗人并肩朗诵，仔细听他们诗里的人生经验，可能没有根本不同。我觉得“中国的”概念过于狭窄。我应该是一个“中文的”诗人。后来，我写完《同心圆》，人们说它太极端。我就想，那种全而统知的中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最后，我就干脆说我写的是“杨文”——Yanglish。诗歌本身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一个节点，你开始自视“我杨炼是一个诗人”了？
杨炼：1976年1月7日。我母亲在那天猝然病逝。那一刻，“死亡”突然撕下伪装，粗暴、毫无隐晦地呈现在眼前。突然之间，诗，作为一个灵魂的存在的意义凸显出来了。我刚满20岁，那场告别，几乎瞬间改变了我的写作性质。我第一次用我的舌头品尝到真正的诗意，之后才有了语言上、思想上、学识上的理解。后来，我在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旧居书房里，抄下过圣·方济的一句话：人，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
“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被认为是朦胧诗代表之一。在有人界定“朦胧诗”之前，都是“非诗”的阶段。回头看，那时的你也是“非诗”的吗？
杨炼：那时的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圈，诗对我来说纯粹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业余的爱好。有意思的是，最初和顾城、北岛、多多还都不认识，却不约而同做了同一件事：把一些空洞无意义的大词删除掉，换上太阳、月亮、土地、水、黑暗、痛苦......这些具体表达自己感受的词。很多人认为晦涩、难懂，反对它的人把它叫做朦胧诗。我们那会儿就被称为朦胧诗人，被说成先锋、反传统。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所知，你两卷本的诗选《杨炼作品1982-1997》，你把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拿掉了？
杨炼：曾经在做两卷本时，我否定早期的杨炼，当时把那15年之前的极不成熟的练笔之作几乎都删掉了，包括被认为是朦胧诗人时期的作品。但现在我不这么想，我把早期创作成为“史前期”——而这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其实非常重要。所以今年，我出版了一个1978～2012年的创作总集，二十多年的记录，第一卷就叫做——早期诗和编外诗。这种自我认知的变化很有意思，也是必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总这么质疑自己吗？因为自我质疑或反对自我痛苦过吗？
杨炼：告诉你我最喜欢的诗是屈原的《天问》，你就明白了。1993年，顾城自杀的那一年——我感觉还乡梦已破碎，漂泊之旅无尽头，顾城临终前最后一首诗是《鬼进城》，把人生的破碎感表达到极致。我感同身受。那时写下“黑暗太多了，以至于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我无法想象英语的“黑暗”一词竟没有复数形式，我写下《黑暗们》，竟强加给英语一个词。但正是走投无路之时，我写出《大海停止之处》，找到了全新的写作结构，也可以说找到一种生存结构。当时，在澳大利亚悉尼城外，我坐在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脚下全是涛声，我写出了全诗的最后一句——“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那一瞬间，我认可了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海外漂泊这些年，还有没有哪一刻对你的生命或诗歌写作来说至关重要？
杨炼：我最近写的一篇小文《从不可能开始》，谈的就是三个命运之点——文革插队（1976年）、1993年、以及今天的时间——一个全球化的，被利益、利润绝对统一的、彻底自私和玩世不恭的世界。这是人类在今天的极端的思想精神危机，比所谓的经济危机不知可怕多少倍。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痛苦是世界范围内的。此时人的存在，就是绝对的孤独与无奈。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种绝对无奈之中，怎么做一个幸存者？你是否还认为自己是幸存者？
杨炼：那就是个人的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是全方位的，每当我完成一部大作品，都会停相当一段时间，这个空白就是留给自己一个问题：我还有向自己提出更深刻问题的能力吗？ 某种意义上来看，我确实算一个幸存者。我觉得我的幸运是我始终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提问者的非常清晰的自觉，而我们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刻。中国这个资源所提供的机会也好、挑战也好，不允许一个诗人肤浅地浅尝辄止。你只能深刻，或者什么都不是。
“只注重粗糙的表面描述，那是黄色”
中国新闻周刊：你诗歌创作上的野心是什么？变过吗？
杨炼：野心？这个没变过。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经典性。
中国新闻周刊：我想听你聊聊《艳诗》，你的这个诗歌项目好像也是你的一个野心之作。
杨炼：《艳诗》我是在2004年完成的。其实最早在1994年，《今天》杂志在纽约开会时，我就谈到过，每个诗人都想在诗里处理政治，但都不敢把话说清楚，每个诗人都在写点色情，但又都不敢跟色情题材来个素面相对。但从《玉台新咏》《花间词》到冯梦龙、兰陵笑笑生，色情文学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统。我当时就想，有没有可能用当代人生和诗歌的意识来处理古老的色情？我认为，金瓶之野，红楼之雅，是为艳诗。既要野，又要雅，最后落点在“诗”。在中国的作品中，有很多都触及到色情，但是没有出现高级的色情文学。我想突破这种非自觉的、粗糙的状态。只注重粗糙的表面描述，那是黄色，而不是“艳”，与文学无关。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在伦敦生活得怎么样？这个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炼：1997年刚到伦敦时，我盯着那个标明Stoke Newington的邮政地址，想象它的命运——可能又是一行还没记住便被遗忘、缩小、埋进履历表的字母。可四年后，我竟还在同一个地址，同一个厨房，视线看向同一个后花园中的苹果树，就知道这座城市和我的关系变了。这个异乡变成我在外国获得的“本地”。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伦敦书展上，发布了一本英译当代中文诗选《玉梯》，是你和英国诗人William N Herbert主编的，怎么想起来做这样一本诗选？
杨炼：我们一直在做中英诗歌之间的系列交流。《玉梯》涵盖了自文革结束后迄今的三十年的代表性诗歌写作，我把它称作一幅描绘中国当代文化的思想地图。这本书可能会让有些诗人不安，因为我不但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是，那些诗歌以外的附加的东西，在我们这本书中不占任何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你开始做起了艺术策展人，讲讲你最近回国开展的艺术项目。
杨炼：这是一个诗歌和当代艺术打通的项目。我和英国艺术批评家Dr Janet McKenzie，中国第三代诗人赵野共同策划。将于2013年，在英国皇家苏格兰学院举办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欧洲巡回展，名为《主动的他者》。这里的“主动”，就在强调一种艺术家的能力：走出群体化、情绪化、本质上反独立思考的思维定式，拒绝使用共同标签，纯粹靠作品的价值安身立命。我今年几次回国，就是在各地走访艺术家，筛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