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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松垮垮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也没有一脸的络腮胡和披肩长发，艺术家身上惯有的颓废系标签，在画家王向明这里都找不到。鸭舌帽，黑框眼镜——派学院派的温和内蕴，在整个画室饱满激烈的色彩冲突中，既矛盾又无比真实。
保罗·克利歪着脑袋，目光空无地看着这个世界，他脑海中跃动着古怪的几何线条，谁可以捕捉得到?
鸟、大师与裹小脚的女人
《克利永在沉思》是王向明“大师系列”中的一件作品，这个系列近年屡屡拍出高价，他说，最开始是为了向大师致敬，因为再辉煌的大师，不拿抹布擦擦，招牌也会暗。但是从艺术大师到时尚大师，再到哲学、心理学大师，王向明走得越来越远，欲罢不能。“如果是我，我会加些什么?”解构大师的乐趣妙不可言，在对方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中加进自己的思考，这场对话让人着迷，就像与大师跳了一段轻快的华尔兹。
从《鸟》、《中国情》到《走向新世纪》《假面》再到现在的《向大师致散》，王向明总是在作品中不断发问。
每一幅“大师系列”中，面目模糊的民国人物都会出现在画面的角落。轿夫，苦力，长衫马褂的先生，西装革履的少爷，戴着瓜皮帽的孩子，系着对襟扣子露出尖尖小脚的旧式女子，烫着卷发穿着露肩旗袍的洋派贵妇，共同的特点是一脸麻木表情，如果可以算有表情的话，苍白地呆在大师天马行空思想的角落。
王向明说，他喜欢把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拉进一幅画中，比如某个大师在1916年创作了一件代表作品，他就会想那时中国人在做什么，然后添在大师光环的背后。东方灰色的苦难和西方斑斓的艺术蓬勃重叠在一个时间维度上，这种比较甚至带着调侃，“是什么原因?我有些不同的想法，得不到答案，就把问题抛出来，但我不会把问题表现得血淋淋。”
色彩鲜活的植物和鸟类充斥着画面背景，似乎使矛盾变得柔和，这也是王向明最好的签名。鸟类贯穿在王向明绝大部分的作品中，圆润而安适，不同于徐文长笔下的鸟，总是阴鸷地看着世界。
以自己的方式与经典游戏，与传统游戏，似乎是一个学院派艺术家的另类顽皮。
三张连环画拍了7万
王向明身上很少有艺术家的神经质与拧巴，总是还未说话，眼角已经弯了。他带着作品在日本参展，展会结束到了银货交割的环节，主办方给了他一张消费明细，参展几天来每一项消费分毫不差地列在上面——就连某天下午和对方喝了杯咖啡，费用也会平摊算上。但王向明对东道主锱铢必较的严谨不以为忤，还乐呵呵地说，“日本人也很客气，有些项目会标注‘无费’，意思是不产生费用，也就是由对方请客。”
毕竟，当一个艺术家比同一辈很多人走得顺畅，画里画外都会有一种通达。
1978年春天，王向明参加高考，父亲天天在楼下等录取通知书，北京电影学院的通知书来了，父亲藏了，浙江美术学院的通知书来了，父亲又藏了，最后才等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通知书——经历十年动荡，老父亲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留在身边。“如果当时去了北电，和张艺谋是一届，就搞电影了。”
十年“文革”积压着大量生源，4000多个考生中只录取了20个学生，同一个美术班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34岁。
王向明说，近几年自己的作品流通量很小，于是大学时代的画也被人搜罗到拍卖会上，其实当时的“创作”只是几笔涂鸦，有些连个签名都没有。这样的行情在当年是绝想不到的，那个年头，画画和挣钱基本是绝缘的。
1982年王向明从上师大毕业，正赶上出国潮，中国学生以扎实功底和写实技法在美国受到欢迎，美国对艺术专业的学生语言要求低，不用考托福，寄几幅作品过去就行。王向明就和那一代很多“艺青”一样，被大浪卷到了彼岸。
不过在美国逛了一圈发现，中国小有名气的画家在那里生活很辛苦，只得靠补画或教小孩子画画为生，功力都荒废了，这让怀揣梦想的王向明很伤感。“这一批人始终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后来心灰意冷回到国内，发现国内画坛已经被长期在此经营的后辈占领，同样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悲哀在先行者身上何其普遍。
呆了三四年回国，王向明在母校谋了一份教职，既不用担心生计又有充裕的时间创作，彻底跨入学院派行列。鸟的意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并渐渐地固化成个人的标志。“我在美国住在圣地亚哥，离墨西哥不远，经常开车去那边的自然保护区看看鸟，看看植物，自由安适。”人与自然的主题贯穿在此后10多年的创作中。
很快，王向明第一次体会到画画带来的经济效益。1985年，他的作品《渴望和平》获中国青年画展一等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获得3000元奖金——当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只有40多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不过获奖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当时油画没有市场，没人买画，也没出版社出画册。十年之后，香格纳画廊老板劳伦斯才开始蹬着一辆自行车去画家家里收画。
唯一能靠画画“创收”的方式就是画连环画，“现在知名的画家几乎都画过连环画。”当年东南亚许多连环画出版社都把编辑部放到中国，这里的劳动力便宜。一张画能卖50元，如果勤奋一些，一年画下来可以赚几十万——当时的“万元户”就已经是富豪的代名词。
画家和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没什么保障，那时画家还只会乖乖地作画，不大会经营。“编辑觉得你画得好，就写封信过来向你约稿，把脚本给你，你画好再寄过去，他觉得好就用了，不好就扔一边，也没有定金。”当年的手稿多已散佚，等想回头去找，出版社都已经人去楼空。
王向明早期的连环画曾在拍卖会出现过三次，前两次他没得到消息，第三次出现的几张，讲的是女红军找队伍的故事，王向明本待收入囊中，但一位收藏家对这几张连环画志在必得，“他要挂在他女儿房间，进行革命爱国主义教育。”最后，三张连环画拍了7万元。
从仕女到达利
90年代初，来中国的外国人渐渐多起来，劳伦斯在波特曼酒店走廊里摆的画摊生意兴隆。最初，老外对写实的清朝仕女图很感兴趣，女子手里总是拿把折扇或丝巾，眉眼温婉，似乎最代表中国形象。这些画画得很细致，有些旅游商品的味道。
收藏者的爱好决定了油画风格，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画仕女。当然，对老外来说2000美元以下的作品都不算投资收藏，只是一件消费品，在家里挂一段时间就送到二手店，再换一幅。
油画渐渐有了动静，原本只有上海朵云轩，之后北京荣宝斋在经营国画时也顺带卖几件油画；从嘉德拍卖行成立开始，专营油画的内资外资画廊也冒了头，当然，靠谱或不靠谱的艺术经纪人也出现了。
最先来内地收画的是台湾画廊，那几年正是台湾经济泡沫吹得盛的时候。“一个外科医生就能收个十几幅，他们先翻翻专业杂志，凡是得奖的作品都收。”
王向明签了一家台湾画廊，一米见方的一幅油画可以卖千把块钱，已经很知足，但并不知道拿到台湾可以翻十几倍。“台湾人更多是考虑画的流通价值，把画像股票一样，低买高抛。”
王向明那时一年画20多张油画，台湾地区本地消化五六张，余下的都被日本、韩国或是欧洲的收藏家收走。王向明偶尔在拍卖会上看到自己的早期作品，如果是转折期的作品都会拍回来，有一次花30万拍回一张50cm*50cm的作品，当年只卖了几百元。
没几年工夫，台湾经济泡沫破灭，炒画的投机客都撤了回去。但内地的画市起来了。艺术市场翻滚的10多年，資本一直是艺术市场的风向标。
“市场在变，因为受众在变。”王向明谈到，“陈逸飞以30年代上海为背景的画市场很好，因为香港台湾地区的很多富商年轻时都有这么一段经历，可能小时候呆过，或者有个情人在上海，对那个年代的上海怀有很深的依恋，所以看到这样的画觉得特别贴心，愿意出大价钱买。”
70年代的人做生意发达后，更喜欢收藏政治色彩的艺术品，倾诉一种对时代的不满。更年轻的一辈人有了经济实力后，会追求个性化的东西，“慢慢象征性的感觉出来了，开始追捧达利这样的作品——比如今天你跟我见面，我可以把你画成很美丽，也可以把你画成很丑陋，因为我把自己的潜意识加在里面。”以独有的符号来抗衡资本市场的侵蚀，这似乎是个好方法，但过分使用又会有“这个人在不断地复制自己”的嫌疑。
王向明沉思着，就像他笔下的达利一样。
保罗·克利歪着脑袋，目光空无地看着这个世界，他脑海中跃动着古怪的几何线条，谁可以捕捉得到?
鸟、大师与裹小脚的女人
《克利永在沉思》是王向明“大师系列”中的一件作品，这个系列近年屡屡拍出高价，他说，最开始是为了向大师致敬，因为再辉煌的大师，不拿抹布擦擦，招牌也会暗。但是从艺术大师到时尚大师，再到哲学、心理学大师，王向明走得越来越远，欲罢不能。“如果是我，我会加些什么?”解构大师的乐趣妙不可言，在对方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中加进自己的思考，这场对话让人着迷，就像与大师跳了一段轻快的华尔兹。
从《鸟》、《中国情》到《走向新世纪》《假面》再到现在的《向大师致散》，王向明总是在作品中不断发问。
每一幅“大师系列”中，面目模糊的民国人物都会出现在画面的角落。轿夫，苦力，长衫马褂的先生，西装革履的少爷，戴着瓜皮帽的孩子，系着对襟扣子露出尖尖小脚的旧式女子，烫着卷发穿着露肩旗袍的洋派贵妇，共同的特点是一脸麻木表情，如果可以算有表情的话，苍白地呆在大师天马行空思想的角落。
王向明说，他喜欢把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拉进一幅画中，比如某个大师在1916年创作了一件代表作品，他就会想那时中国人在做什么，然后添在大师光环的背后。东方灰色的苦难和西方斑斓的艺术蓬勃重叠在一个时间维度上，这种比较甚至带着调侃，“是什么原因?我有些不同的想法，得不到答案，就把问题抛出来，但我不会把问题表现得血淋淋。”
色彩鲜活的植物和鸟类充斥着画面背景，似乎使矛盾变得柔和，这也是王向明最好的签名。鸟类贯穿在王向明绝大部分的作品中，圆润而安适，不同于徐文长笔下的鸟，总是阴鸷地看着世界。
以自己的方式与经典游戏，与传统游戏，似乎是一个学院派艺术家的另类顽皮。
三张连环画拍了7万
王向明身上很少有艺术家的神经质与拧巴，总是还未说话，眼角已经弯了。他带着作品在日本参展，展会结束到了银货交割的环节，主办方给了他一张消费明细，参展几天来每一项消费分毫不差地列在上面——就连某天下午和对方喝了杯咖啡，费用也会平摊算上。但王向明对东道主锱铢必较的严谨不以为忤，还乐呵呵地说，“日本人也很客气，有些项目会标注‘无费’，意思是不产生费用，也就是由对方请客。”
毕竟，当一个艺术家比同一辈很多人走得顺畅，画里画外都会有一种通达。
1978年春天，王向明参加高考，父亲天天在楼下等录取通知书，北京电影学院的通知书来了，父亲藏了，浙江美术学院的通知书来了，父亲又藏了，最后才等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通知书——经历十年动荡，老父亲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留在身边。“如果当时去了北电，和张艺谋是一届，就搞电影了。”
十年“文革”积压着大量生源，4000多个考生中只录取了20个学生，同一个美术班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34岁。
王向明说，近几年自己的作品流通量很小，于是大学时代的画也被人搜罗到拍卖会上，其实当时的“创作”只是几笔涂鸦，有些连个签名都没有。这样的行情在当年是绝想不到的，那个年头，画画和挣钱基本是绝缘的。
1982年王向明从上师大毕业，正赶上出国潮，中国学生以扎实功底和写实技法在美国受到欢迎，美国对艺术专业的学生语言要求低，不用考托福，寄几幅作品过去就行。王向明就和那一代很多“艺青”一样，被大浪卷到了彼岸。
不过在美国逛了一圈发现，中国小有名气的画家在那里生活很辛苦，只得靠补画或教小孩子画画为生，功力都荒废了，这让怀揣梦想的王向明很伤感。“这一批人始终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后来心灰意冷回到国内，发现国内画坛已经被长期在此经营的后辈占领，同样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悲哀在先行者身上何其普遍。
呆了三四年回国，王向明在母校谋了一份教职，既不用担心生计又有充裕的时间创作，彻底跨入学院派行列。鸟的意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并渐渐地固化成个人的标志。“我在美国住在圣地亚哥，离墨西哥不远，经常开车去那边的自然保护区看看鸟，看看植物，自由安适。”人与自然的主题贯穿在此后10多年的创作中。
很快，王向明第一次体会到画画带来的经济效益。1985年，他的作品《渴望和平》获中国青年画展一等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获得3000元奖金——当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只有40多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不过获奖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当时油画没有市场，没人买画，也没出版社出画册。十年之后，香格纳画廊老板劳伦斯才开始蹬着一辆自行车去画家家里收画。
唯一能靠画画“创收”的方式就是画连环画，“现在知名的画家几乎都画过连环画。”当年东南亚许多连环画出版社都把编辑部放到中国，这里的劳动力便宜。一张画能卖50元，如果勤奋一些，一年画下来可以赚几十万——当时的“万元户”就已经是富豪的代名词。
画家和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没什么保障，那时画家还只会乖乖地作画，不大会经营。“编辑觉得你画得好，就写封信过来向你约稿，把脚本给你，你画好再寄过去，他觉得好就用了，不好就扔一边，也没有定金。”当年的手稿多已散佚，等想回头去找，出版社都已经人去楼空。
王向明早期的连环画曾在拍卖会出现过三次，前两次他没得到消息，第三次出现的几张，讲的是女红军找队伍的故事，王向明本待收入囊中，但一位收藏家对这几张连环画志在必得，“他要挂在他女儿房间，进行革命爱国主义教育。”最后，三张连环画拍了7万元。
从仕女到达利
90年代初，来中国的外国人渐渐多起来，劳伦斯在波特曼酒店走廊里摆的画摊生意兴隆。最初，老外对写实的清朝仕女图很感兴趣，女子手里总是拿把折扇或丝巾，眉眼温婉，似乎最代表中国形象。这些画画得很细致，有些旅游商品的味道。
收藏者的爱好决定了油画风格，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画仕女。当然，对老外来说2000美元以下的作品都不算投资收藏，只是一件消费品，在家里挂一段时间就送到二手店，再换一幅。
油画渐渐有了动静，原本只有上海朵云轩，之后北京荣宝斋在经营国画时也顺带卖几件油画；从嘉德拍卖行成立开始，专营油画的内资外资画廊也冒了头，当然，靠谱或不靠谱的艺术经纪人也出现了。
最先来内地收画的是台湾画廊，那几年正是台湾经济泡沫吹得盛的时候。“一个外科医生就能收个十几幅，他们先翻翻专业杂志，凡是得奖的作品都收。”
王向明签了一家台湾画廊，一米见方的一幅油画可以卖千把块钱，已经很知足，但并不知道拿到台湾可以翻十几倍。“台湾人更多是考虑画的流通价值，把画像股票一样，低买高抛。”
王向明那时一年画20多张油画，台湾地区本地消化五六张，余下的都被日本、韩国或是欧洲的收藏家收走。王向明偶尔在拍卖会上看到自己的早期作品，如果是转折期的作品都会拍回来，有一次花30万拍回一张50cm*50cm的作品，当年只卖了几百元。
没几年工夫，台湾经济泡沫破灭，炒画的投机客都撤了回去。但内地的画市起来了。艺术市场翻滚的10多年，資本一直是艺术市场的风向标。
“市场在变，因为受众在变。”王向明谈到，“陈逸飞以30年代上海为背景的画市场很好，因为香港台湾地区的很多富商年轻时都有这么一段经历，可能小时候呆过，或者有个情人在上海，对那个年代的上海怀有很深的依恋，所以看到这样的画觉得特别贴心，愿意出大价钱买。”
70年代的人做生意发达后，更喜欢收藏政治色彩的艺术品，倾诉一种对时代的不满。更年轻的一辈人有了经济实力后，会追求个性化的东西，“慢慢象征性的感觉出来了，开始追捧达利这样的作品——比如今天你跟我见面，我可以把你画成很美丽，也可以把你画成很丑陋，因为我把自己的潜意识加在里面。”以独有的符号来抗衡资本市场的侵蚀，这似乎是个好方法，但过分使用又会有“这个人在不断地复制自己”的嫌疑。
王向明沉思着，就像他笔下的达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