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有什么作用？我有一个观点：“理论上的清醒是行动上坚定的前提。”传媒人、新闻工作者，如同别的社会行当的人一样，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提高，要有自己的“理论”。
　　这里的“有理论”，并不是要求我们的传媒人、新闻工作者，每个人都要写出《中国新闻论》《世界传媒史》《当代报刊学》那样的洋洋巨著，那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就自己的业务范围中的事情，有所总结，有所条理，有所“议”，有所“论”，“论”出点带有自己个人特色的道道来，比如《“三贴近”与我们的新闻改革》，比如《新闻标题创新之我见》，比如《从几篇获奖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基本经验》，比如《如何让经济文章“活”起来》，写出诸如此类的业务论文，我想说大概不仅应当办得到，而且能够办得到吧。
　　论文作为新闻业务职称晋升的重要的一条是有道理的，但也有弊端：动辄要求“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多少多少篇”，这个要求实践起来就有相当的难度，哪有那么多刊物和版面？于是弄虚作假、花钱买版面等歪风就“应运而生”了。至于有的人在他人论文署名后面加上自己的署名冒充自己的论文，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永远为正派的新闻工作者所不齿。
　　新闻工作者、媒体负责人努力总结、理出自己的“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理论所及，当然包括具体的文字、文章，也包括一个个专栏、专版、时段、节目、频道、媒体，这些理论可以不是最精当、最科学，但必须确确实实是自己劳动得出来的东西。
　　在40多年的杂文、评论写作、编辑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关于杂文、评论的“论”，比如 ：
　　关于杂文的“三功能论”（匕首、投枪、解剖刀，鼓点、红旗、冲锋号，书本、乐曲、软饮料）。
　　关于杂文、言论的“四要素论”（情感、哲理、文采、形象）。
　　关于言论创作的“花环论”（到现实生活中去，撷取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
　　关于文章写作的“味精论”（在言论写作中讲究知识和情趣）。
　　关于文章样式的“包子饺子论”（文章的样式避免总是论点—论据—结论“三段式”，而做到有变化，比如通信、评点、对话等等）。
　　关于文体问题的“陶冶论”（用优美的散文陶冶尖锐的杂文，用活泼的杂文陶冶严肃的评论）。
　　关于杂文与时评关系的“死活论”（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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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些“论”，可能不那么准确，不那么深刻，理论性也不那么强，但带有我自己的特色，是我这个具体的“新闻人”、“传媒人”自己长期文字工作、编辑工作的经验提炼，一方面甘苦自知，另一方面倒也屡试不爽，实践效果还不错。
　　我认为：新闻学、传媒学是实践学。我不主张把新闻业务论文神秘化、学院化、教材化，动不动就是几千字，上万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则中国数字的一二三四，小则阿拉伯数字1234，却玄而又玄，离开实际很远，没有可操作性。那不是好的新闻业务论文（大学毕业和硕士、博士论文是有几万的字数要求，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更注重实践的新闻业务论文是两码事，要求应当有很大区别）。
　　我看，理论应当是生动活泼的，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1998年6月到2004年7月，我应《中华新闻报》之邀，在该报主笔“砚边杂咀”专栏，共发表文章160多篇，从各种角度观察、议论新闻传媒界的人、事、理，我想不能说这样的文章就不是新闻业务论文。而写出这样的东西，凡是有些新闻实践的人，只要肯动脑子，都是并不困难的事情。
　　对于撰写论文的问题，包括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影视节目策划、主持、播音的论文，当然也包括媒体管理、经营等方面的论文，我对朋友们有两劝：
　　一是劝君破除迷信，不要动不动来一句“我不会写那玩意儿”就不去写。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新闻业务论文的写作，你不去实践，就一定永远“不会”；你勇敢地去实践，就没有什么东西“不会”。
　　二是劝君多动脑筋，不要等到了评职称的时候、升职务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从根本上说，“理论”是通过提炼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的，如果单单、绝对、就是“为了评职称、升职务”，那就违背了论文、理论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变成很无聊了。那种“一心就是为了评职称、升职务”的行为，与“当今传媒人素质”，风马牛不相及！
　　（作者系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河北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