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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教学实录片断:
师:本文以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结尾,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日:‘陋,何有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刘禹锡这么写的用意,是不是在以“君子”自我标榜呢?
生1:我觉得是,作者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就是君子,品德高尚,安贫乐道,所以住的陋室就不简陋了。
生2:我觉得是在自我标榜。作者托物寓意,借“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句,暗示自己就是品德高尚的君子。
生3:我觉得作者这样写并不在于自我标榜。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对和州知县的不满之情。
生4:我也认为不是。作者只想表达一种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说他在自我标榜,有点贬低他了。
生5:……
那么,刘禹锡是不是在借《陋室铭》进行自我标榜呢?
首先引导学生联系前文来看,作者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一句引出自己的陋室,就含有以诸葛亮与杨雄为自己同道的意思。
诸葛亮是闲居隆中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杨雄呢?却是淡泊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宫至上品,然而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联系诸葛亮和杨雄的经历,不难发现,刘禹锡这样写实际是想表达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当时的文人官吏出路大概有两个,一是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自甘堕落;一是退一步,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保持自己的浩然正气和独立人格。相比之下,后者更值得肯定,刘禹锡选择的就是这一条路。他引用诸葛庐和子云亭正是要表现自己的这一理想,早年他在革新中急流勇进、雄心勃勃;贬谪后他就涉足文坛,最后终于以文学家名世。
其次可以从他的遭遇看。白居易曾这样称赞刘禹锡:“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虽有“宰相之器”,但却被贬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那么漫长的岁月,那么凄凉的“巴山楚水”,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令人精神颓废,万念俱灰。但刘禹锡不改初衷,逆境不衰,以他坚韧的品格,不屈的意志去迎接属于他的春天。在《浪淘沙》 (其八)中他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奠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但是面对仕途的挫折,作者却有一份难得的淡定与坦然。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通过刘禹锡与柳宗元二人的比较,就更能看出这一点。 刘、柳二人身世极为相似,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人一同进士及第,一同入朝为官,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刘禹锡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同柳宗元一起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二人又一同被贬。刘禹锡被贬郎州司马,任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县通判(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刺史的助手),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在被贬永州时期产生的。《小石潭记》即写于此时,文中“竹树环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等句,含蓄地反映了他的寂寞处境和凄怆、哀怨的心境。其胸襟远不及刘禹锡那么豁达和坚强。
比柳宗元大一岁的刘禹锡不仅心胸比较开阔,遇事还能想得开,能从消极的境遇中看到积极的意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词》)一反前人悲秋的感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句,更让人由衷钦佩,诗人经过多年的贬谪,仿佛早已百炼成钢,尽管把自己比作“沉舟”·“病树”,内心悲苦,但他能走出悲苦,超越悲苦。
柳宗元于公元819年客死在柳州任上,于46岁英年早逝。而刘禹锡晚年得以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享年70岁。从二人的结局看,刘禹锡的人生境界更高一筹。
看来,刘禹锡在《陋室铭》中以孔子的话来作结尾,自我标榜的意味并不明显。而是要以君子的敬德修业严格要求自己,表现为一种对人生失意与仕途坎坷的超然豁达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这是古代失意文人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境界: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能安贫乐道,甘于平淡。这样的人生信念在当今社会一样具有现实意义。孔子的另外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或许可以成为这个结尾的最好注解。
师:本文以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结尾,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日:‘陋,何有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刘禹锡这么写的用意,是不是在以“君子”自我标榜呢?
生1:我觉得是,作者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就是君子,品德高尚,安贫乐道,所以住的陋室就不简陋了。
生2:我觉得是在自我标榜。作者托物寓意,借“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句,暗示自己就是品德高尚的君子。
生3:我觉得作者这样写并不在于自我标榜。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对和州知县的不满之情。
生4:我也认为不是。作者只想表达一种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说他在自我标榜,有点贬低他了。
生5:……
那么,刘禹锡是不是在借《陋室铭》进行自我标榜呢?
首先引导学生联系前文来看,作者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一句引出自己的陋室,就含有以诸葛亮与杨雄为自己同道的意思。
诸葛亮是闲居隆中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杨雄呢?却是淡泊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宫至上品,然而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联系诸葛亮和杨雄的经历,不难发现,刘禹锡这样写实际是想表达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当时的文人官吏出路大概有两个,一是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自甘堕落;一是退一步,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保持自己的浩然正气和独立人格。相比之下,后者更值得肯定,刘禹锡选择的就是这一条路。他引用诸葛庐和子云亭正是要表现自己的这一理想,早年他在革新中急流勇进、雄心勃勃;贬谪后他就涉足文坛,最后终于以文学家名世。
其次可以从他的遭遇看。白居易曾这样称赞刘禹锡:“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虽有“宰相之器”,但却被贬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那么漫长的岁月,那么凄凉的“巴山楚水”,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令人精神颓废,万念俱灰。但刘禹锡不改初衷,逆境不衰,以他坚韧的品格,不屈的意志去迎接属于他的春天。在《浪淘沙》 (其八)中他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奠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但是面对仕途的挫折,作者却有一份难得的淡定与坦然。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通过刘禹锡与柳宗元二人的比较,就更能看出这一点。 刘、柳二人身世极为相似,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人一同进士及第,一同入朝为官,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刘禹锡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同柳宗元一起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二人又一同被贬。刘禹锡被贬郎州司马,任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县通判(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刺史的助手),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在被贬永州时期产生的。《小石潭记》即写于此时,文中“竹树环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等句,含蓄地反映了他的寂寞处境和凄怆、哀怨的心境。其胸襟远不及刘禹锡那么豁达和坚强。
比柳宗元大一岁的刘禹锡不仅心胸比较开阔,遇事还能想得开,能从消极的境遇中看到积极的意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词》)一反前人悲秋的感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句,更让人由衷钦佩,诗人经过多年的贬谪,仿佛早已百炼成钢,尽管把自己比作“沉舟”·“病树”,内心悲苦,但他能走出悲苦,超越悲苦。
柳宗元于公元819年客死在柳州任上,于46岁英年早逝。而刘禹锡晚年得以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享年70岁。从二人的结局看,刘禹锡的人生境界更高一筹。
看来,刘禹锡在《陋室铭》中以孔子的话来作结尾,自我标榜的意味并不明显。而是要以君子的敬德修业严格要求自己,表现为一种对人生失意与仕途坎坷的超然豁达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这是古代失意文人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境界: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能安贫乐道,甘于平淡。这样的人生信念在当今社会一样具有现实意义。孔子的另外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或许可以成为这个结尾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