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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采访过600多个名流人士；她最知名的一本书，叫《我问故我在》。从她留学回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像“中国奥普拉”一样开创自己的媒体时代。
有趣的是，奥普拉声称自己没有商业头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杨澜却在留学之后，开始了对商业的大胆探索。
“在各种角色不断转化过程中，我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飞多高。做一个好主持人，你就想做一个好制片人，做一个好制片人，你就想亲历一下做一个传媒公司。这还不够，你还想做一个好母亲、好太太，好媳妇、好女儿。然后做一个好的社会公民。当你把尝试的愿望都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身心会不堪重负。”杨澜说，“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过得蛮幸福的。特别是做主持人，我一直享受着这种由衷的快乐。”
杨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杨澜，海外经历和商业的力量不可或缺。而她文化商者的形象更加凸显。
美国！美国！
1994年，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她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央视《正大综艺》的工作，去美国留学。在事业最明亮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这就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
“其实那时候我是没钱去美国读书的，虽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年，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钱，出场费也很高了，但毕竟还是不够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很感谢正大集团的总裁谢国民，他是泰国著名的华裔资本家，当时我做正大综艺的主持，跟他有认识。”
“1993年底，他说：‘杨澜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留学呀’，我跟他开玩笑，我走了这个节目没人做了。”
谢国民先生的一句话曾令她印象深刻：“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我看到你有很多潜质，如果不出去就可惜了。只要你考取一个好的名牌大学，我就赞助你，给你学费。然后我就问谢先生，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什么回报，是不是需要我毕业以后为你工作。他说不需要，我帮助过许多年轻人去国外留学，我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应该给你这样的机会。”
26岁的时候，杨澜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国际传媒专业。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比想像中的还要艰苦。有一次，杨澜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好不容易敲完了，没有来得及存盘，电脑就死机了。杨澜当时就哭了，觉得第二天肯定交不了了。宿舍周围很安静，除了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但最后，她还是擦干眼泪，把论文完成了。谈起这段生活，杨澜说：“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儿，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一样儿也少不了”。
曾经放弃央视的稳定而选择赴美，“但是如果不放弃的话，自己可能永远也开拓不了更宽的领域。”
在美业余时间，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她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垒砖头”的想法。40集的《杨澜视线》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
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先生吴征。作为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在为她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方面，吴征可以说居功至伟。他总是鼓励杨澜尝试新的东西：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
温和的深刻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归国之后，1998年，加盟凤凰卫视，开创名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2000年，杨澜创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卫星频道——阳光卫视。2005年，开始主持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当年12月，以《澜》为名的电子杂志创刊。年轻女人的成功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容易走极端，要么是被神话，要么是被轻视，特别是当她有一个博学又富有的丈夫时。“我很依赖我丈夫，不是生活，而是心理。我的感受对别人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对我丈夫，我会敞开。”杨澜说。
阳光卫视是杨澜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大资金，继续这件事。直到后来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而那时，都有共同海外经历的丈夫吴征成为了杨澜依靠的对象。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爱情有时候也是一种义气，不光是说这个人得了重病，或者他破产了你仍然跟他在一起。还有另一种是，当他精神上很困惑、很痛苦，甚至在你身上发脾气的时候，你依然知道他是爱你的。
“在阳光卫视受挫的时候，我们俩会一块儿谈，谈到早上四五点钟。他说你一定要放弃，你一定要战胜自己的感情。我记得当时他就劝我，一个人适合做的事情是很少的，你把自己那几件事干好了就足够了。”
不过杨澜自己的蜕变也有一个从叛逆到入世、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经历过一个所谓价值观的转折。”这是杨澜第一次袒露心扉，“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叛逆的，对于一直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义那一套东西深感厌恶。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不自由，毋宁死！”
“女人就应该是多面的，温柔，但不浅薄。”
有一次吴征飞到德国看世界杯，杨澜决心跟孩子一起做次饭。“我已经十年没有下厨了，那次我和孩子们一起讨论食谱、去超市，比较超市蔬菜和家门口的差价，给孩子灌输价格概念，跟儿子顺便做两道数学题，然后，回到厨房，三个厨房新手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次大餐。”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商业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人，我还是更多从创意中得到快乐。如果要挣钱，在中国我也不会做媒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做一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如果商业上不能够有持续的、自我发展的动力，任何的创意都不可能实现。”
她的商业启蒙基本上是在吴征的点拨下逐渐完成的。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慢慢找到一些乐趣，商业模式、团队基本成型，也从每年的财报和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很大的快乐。
“而且我知道了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以前杨澜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乡镇企业家给她的印象是个贬义词，但自己经商以后，她对城里的、乡下的企业家都充满尊敬。“他们智慧超人，能够在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中国这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生存下来，还有自我学习的超越。人性在一次一次的蜕变中，本身的动力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精神。”
后来，她才意识到真正的个人价值是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
杨澜建立人脉的能力非常强大。最近，她和中欧商学院CEO班同学、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合作开发珠宝品牌；另一位投资人则是著名歌手席琳·迪翁——杨澜是在一次专访中认识她。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合作顺理成章。
近距离接触希拉里、莎拉·布莱曼、苏菲玛索等优秀女性，杨澜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她最推崇林徽音，其知识、气质、修养都接近一个“完美女性”。
批发慈善
比起商业成就，杨澜的慈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有记者问，你每天这么多工作，不会厌倦吗？你的善心又能具体做些什么？
杨澜说：“怎么会厌倦呢，每天这些事都是我喜欢做的，我亲眼看到我的基金会帮助一个残疾人站起来，我当时不知有多高兴。”
2009年上半年，杨澜的大部分时间放在慈善与公益上。她与利乐集团合作在四川建立120个“爱心岛”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这属于杨澜和中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汶川孤残儿童救助基金，已经筹款超过5000万元。
比起很多人做“慈善秀”，杨澜对于慈善有深入的体察。她说：“你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能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强弱会决定以后意愿的多少。”
相比“零售的慈善”，杨澜更关心“批发的慈善”。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已经开始和北大及哈佛合作，赞助一项公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及公益创新论坛。“这实际上是一个O2O（机构对机构）的平台，做的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困。”她说，“尤其去年涌现那么大的捐赠额，今年经济危机又这么严重，所以必须提高NGO本身的执行力。”
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完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个体的企业家商业伦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欠缺。”杨澜坚信，“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而不只是一腔热血喷洒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
2005年，杨澜的朋友陈逸飞突然去世，并且身后留下了遗产纠纷。杨澜和吴征认为，没必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处理财富问题了。当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杨澜把生活比喻成一个等号，这个等号慢慢地会把大家拉平等，她经常告诫大家不要为一时的得失而困惑，最重要的是要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而这个方向对她来说就是要有一份靠得住的事业一直做下去。
“我后来也在反思，杨澜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曾经说，我要做一个文化商人，因为觉得中国缺文化商人。”
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杨澜说在商场自己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
杨澜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懂商业的文化人。而她的满足在于“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凡事心有所想，必定身体力行。”
有趣的是，奥普拉声称自己没有商业头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杨澜却在留学之后，开始了对商业的大胆探索。
“在各种角色不断转化过程中，我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飞多高。做一个好主持人，你就想做一个好制片人，做一个好制片人，你就想亲历一下做一个传媒公司。这还不够，你还想做一个好母亲、好太太，好媳妇、好女儿。然后做一个好的社会公民。当你把尝试的愿望都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身心会不堪重负。”杨澜说，“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过得蛮幸福的。特别是做主持人，我一直享受着这种由衷的快乐。”
杨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杨澜，海外经历和商业的力量不可或缺。而她文化商者的形象更加凸显。
美国！美国！
1994年，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她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央视《正大综艺》的工作，去美国留学。在事业最明亮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这就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
“其实那时候我是没钱去美国读书的，虽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年，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钱，出场费也很高了，但毕竟还是不够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很感谢正大集团的总裁谢国民，他是泰国著名的华裔资本家，当时我做正大综艺的主持，跟他有认识。”
“1993年底，他说：‘杨澜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留学呀’，我跟他开玩笑，我走了这个节目没人做了。”
谢国民先生的一句话曾令她印象深刻：“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我看到你有很多潜质，如果不出去就可惜了。只要你考取一个好的名牌大学，我就赞助你，给你学费。然后我就问谢先生，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什么回报，是不是需要我毕业以后为你工作。他说不需要，我帮助过许多年轻人去国外留学，我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应该给你这样的机会。”
26岁的时候，杨澜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国际传媒专业。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比想像中的还要艰苦。有一次，杨澜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好不容易敲完了，没有来得及存盘，电脑就死机了。杨澜当时就哭了，觉得第二天肯定交不了了。宿舍周围很安静，除了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但最后，她还是擦干眼泪，把论文完成了。谈起这段生活，杨澜说：“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儿，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一样儿也少不了”。
曾经放弃央视的稳定而选择赴美，“但是如果不放弃的话，自己可能永远也开拓不了更宽的领域。”
在美业余时间，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她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垒砖头”的想法。40集的《杨澜视线》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
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先生吴征。作为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在为她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方面，吴征可以说居功至伟。他总是鼓励杨澜尝试新的东西：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
温和的深刻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归国之后，1998年，加盟凤凰卫视，开创名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2000年，杨澜创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卫星频道——阳光卫视。2005年，开始主持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当年12月，以《澜》为名的电子杂志创刊。年轻女人的成功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容易走极端，要么是被神话，要么是被轻视，特别是当她有一个博学又富有的丈夫时。“我很依赖我丈夫，不是生活，而是心理。我的感受对别人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对我丈夫，我会敞开。”杨澜说。
阳光卫视是杨澜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大资金，继续这件事。直到后来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而那时，都有共同海外经历的丈夫吴征成为了杨澜依靠的对象。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爱情有时候也是一种义气，不光是说这个人得了重病，或者他破产了你仍然跟他在一起。还有另一种是，当他精神上很困惑、很痛苦，甚至在你身上发脾气的时候，你依然知道他是爱你的。
“在阳光卫视受挫的时候，我们俩会一块儿谈，谈到早上四五点钟。他说你一定要放弃，你一定要战胜自己的感情。我记得当时他就劝我，一个人适合做的事情是很少的，你把自己那几件事干好了就足够了。”
不过杨澜自己的蜕变也有一个从叛逆到入世、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经历过一个所谓价值观的转折。”这是杨澜第一次袒露心扉，“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叛逆的，对于一直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义那一套东西深感厌恶。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不自由，毋宁死！”
“女人就应该是多面的，温柔，但不浅薄。”
有一次吴征飞到德国看世界杯，杨澜决心跟孩子一起做次饭。“我已经十年没有下厨了，那次我和孩子们一起讨论食谱、去超市，比较超市蔬菜和家门口的差价，给孩子灌输价格概念，跟儿子顺便做两道数学题，然后，回到厨房，三个厨房新手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次大餐。”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商业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人，我还是更多从创意中得到快乐。如果要挣钱，在中国我也不会做媒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做一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如果商业上不能够有持续的、自我发展的动力，任何的创意都不可能实现。”
她的商业启蒙基本上是在吴征的点拨下逐渐完成的。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慢慢找到一些乐趣，商业模式、团队基本成型，也从每年的财报和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很大的快乐。
“而且我知道了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以前杨澜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乡镇企业家给她的印象是个贬义词，但自己经商以后，她对城里的、乡下的企业家都充满尊敬。“他们智慧超人，能够在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中国这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生存下来，还有自我学习的超越。人性在一次一次的蜕变中，本身的动力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精神。”
后来，她才意识到真正的个人价值是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
杨澜建立人脉的能力非常强大。最近，她和中欧商学院CEO班同学、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合作开发珠宝品牌；另一位投资人则是著名歌手席琳·迪翁——杨澜是在一次专访中认识她。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合作顺理成章。
近距离接触希拉里、莎拉·布莱曼、苏菲玛索等优秀女性，杨澜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她最推崇林徽音，其知识、气质、修养都接近一个“完美女性”。
批发慈善
比起商业成就，杨澜的慈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有记者问，你每天这么多工作，不会厌倦吗？你的善心又能具体做些什么？
杨澜说：“怎么会厌倦呢，每天这些事都是我喜欢做的，我亲眼看到我的基金会帮助一个残疾人站起来，我当时不知有多高兴。”
2009年上半年，杨澜的大部分时间放在慈善与公益上。她与利乐集团合作在四川建立120个“爱心岛”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这属于杨澜和中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汶川孤残儿童救助基金，已经筹款超过5000万元。
比起很多人做“慈善秀”，杨澜对于慈善有深入的体察。她说：“你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能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强弱会决定以后意愿的多少。”
相比“零售的慈善”，杨澜更关心“批发的慈善”。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已经开始和北大及哈佛合作，赞助一项公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及公益创新论坛。“这实际上是一个O2O（机构对机构）的平台，做的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困。”她说，“尤其去年涌现那么大的捐赠额，今年经济危机又这么严重，所以必须提高NGO本身的执行力。”
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完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个体的企业家商业伦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欠缺。”杨澜坚信，“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而不只是一腔热血喷洒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
2005年，杨澜的朋友陈逸飞突然去世，并且身后留下了遗产纠纷。杨澜和吴征认为，没必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处理财富问题了。当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杨澜把生活比喻成一个等号，这个等号慢慢地会把大家拉平等，她经常告诫大家不要为一时的得失而困惑，最重要的是要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而这个方向对她来说就是要有一份靠得住的事业一直做下去。
“我后来也在反思，杨澜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曾经说，我要做一个文化商人，因为觉得中国缺文化商人。”
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杨澜说在商场自己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
杨澜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懂商业的文化人。而她的满足在于“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凡事心有所想，必定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