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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最著名的小说。作者独具匠心的运用了反讽技术，本文将运用反讽的相关理论，从人物塑造的反讽和情境反讽来解构该小说，探索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对宗教，对现实社会，两性关系等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约翰·福尔斯；反讽；人物反讽；情境反讽
一、引言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最著名的小说荣获史密斯文学奖和国际笔会银奖。该小说从出版以来，深受批评界的厚爱，很多批评家对其进行了研究。批评家主要是从主题和形式对其进行研究。主题方面，批评家主要探索其中的存在主义思想，自由的观念，女性主义思想，身份认同以及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形式方面，批评家热衷于研究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后现代特征，比如对小说中元小说特点，多重结尾，互文性的研究。比如有些批评家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对《德伯家的苔丝》的互文，研究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和异同。另外，批评家还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人物进行了研究，批评家不仅研究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萨拉，查爾斯，还对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进行了研究，比如波尔坦尼太太，山姆等。
虽然批评家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研究的全面而又深刻，但是很少有批评家关注其中的反讽技巧，对《法国中尉的女人》其中的反讽研究的不够深入而且研究较少。本文意在研究《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反讽艺术，约翰·福尔斯娴熟的运用了反讽技巧，通过对人物塑造的反讽和情境的反讽来表达其对维多利亚时期，对宗教，对现实社会，两性关系等的独特见解。
二、人物的反讽
反讽即是指言非所指，甚至是正话反说。原先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直到19世纪德国批评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从单纯的修辞技巧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现如今，反讽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艺术技巧。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娴熟的运用了反讽技巧，对小说人物进行了反讽，塑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虚伪做作的人物形象，从而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貌，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
约翰·福尔斯把查尔斯塑造成一个所谓的绅士形象，但是又反讽其自我认知不清，无法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身份问题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其走向悲剧的命运。查尔斯贵族出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貌似是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形象，比如查尔斯的穿着是维多利亚时期绅士的经典打扮，他对婚姻的态度也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结婚，而是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认为绅士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该结婚，娶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或者有钱人家的小姐。查尔斯之所以会与欧内斯蒂娜缔结婚约，完全是遵守维多利亚社会对绅士的要求。表面看查尔斯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的绅士，被当时的社会所驯服。而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推进，读者会发现潜藏在查尔斯绅士外表下是一颗反叛的心。查尔斯对绅士传统的涉猎，骑马活动并不敢兴趣，他热衷的是散步，而散步是作为一名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所不应该喜欢的活动。甚至随着故事的发展，最后查尔斯爱上了莎拉，这个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为了莎拉解除了与未婚妻欧内斯蒂娜的婚约，最后在其未婚妻父亲的逼迫下承认自己不是个绅士，被维多利亚社会所唾弃放逐，旅居国外。由此可见在查尔斯绅士身份问题上，约翰·福尔斯对其进行了反讽。然而约翰·福尔斯对其更为辛辣的反讽体体现在查尔斯自己对其自身身份认识不清，查尔斯自己对其身份的认同都是不确定的。查尔斯贵族出身，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新的资产阶级开始崛起，而传统的贵族势力开始衰落，尤其在经济领域，很多贵族开始没落。查尔斯也是属于没落贵族一类，所以他需要娶欧内斯蒂娜，一个布商的女儿，因为其有丰厚的嫁妆。然而查尔斯虽然知道贵族是一个必然消亡的物种，他又无法融入新的阶级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虽然查尔斯认为自己是个达尔文主义者，然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证明他不是个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的理论是丛林法则，适者生存。然后查尔斯在一定程度上却因循守旧，不愿改变，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查尔斯本身十分怀旧，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收集旧化石的原因；他也对温思亚特庄园非常喜爱，因为庄园代表着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文化。另一方面，当查尔斯得知由于他的叔叔结婚，自己丧失继承权。欧内斯蒂娜的父亲邀请查尔斯成为他的商业合作伙伴，查尔斯却觉得经商是有损他贵族身份的事情，不愿意经商，而不是顺应时代潮流，投入商业化社会的怀抱。最后，查尔斯爱上了莎拉，在小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结局中，他居然抛弃了未婚妻，选择了一无所有的莎拉，这明显不符合达尔文的从利原则。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认为欧内斯蒂娜的父亲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实际情况是，可能欧内斯蒂娜的父亲是不太能理解达尔文的思想，可是在实际行为上却是个达尔文主义者，遵守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其父通过经商获得很好的经济地位，并且知道自己社会地位不高，所以把女儿嫁给查尔斯这类贵族，以谋求良好的社会地位。与查尔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仆人山姆，当山姆认为可以从查尔斯获利时，他追随查尔斯，当查尔斯被剥夺继承权，和欧内斯蒂娜解除婚约时，山姆自觉不能从查尔斯那获得好处，转而投奔欧内斯蒂娜的父亲，甚至出卖查尔斯以获得职位和利益。最后山姆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甚至自己在家也雇佣了仆人。福尔斯通过塑造欧内斯蒂娜的父亲和山姆这样彻头彻尾的达尔文主义者的形象，进一步反讽了查尔斯其实并不是他自己认为的达尔文主义者。福尔斯通过对查尔斯绅士形象和自我身份认同困惑的反讽，表达其对维多利亚时期贵族衰落却又无法进行改变融入新的社会现实的反讽。
福尔斯不仅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查尔斯进行了辛辣的反讽，他依旧对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进行了反讽，主要体现在对波尔蒂尼夫人和欧内斯蒂娜的反讽。福尔斯通过对波尔蒂尼太太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讽其是虚伪的基督教徒。波尔蒂尼太太从表面上看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实际上则是道貌岸然的伪基督徒。虽然波尔蒂尼太太为教会捐助一些财务，资助牧师，雇佣莎拉，但实质上在她眼中牧师一定程度上只是个“是地位低于她的下等人，吃喝要靠她，教堂各种活动的大部分费用要靠她，向穷人发放救济品也要靠她”（ 福尔斯28），波尔蒂尼太太本质上有种经济地位的优越感，根本瞧不起牧师。对于莎拉，她也不是会了帮助莎拉而雇佣她，只是为了教化莎拉，以显示自己的善心，好让自己死后升入天堂。波尔蒂尼太太还喜欢与科顿太太攀比，不愿在所谓的慈善竞赛中输给科顿太太，有着强烈的虚荣心。虽然波尔蒂尼太太要求她的仆人星期天都要参加早祷和晚祷，可是她自己本人却没有基督徒该有的半点仁慈和博爱，对待仆人极坏，对仆人要求很苛刻，完全就是暴君的形象，冷酷无情，如果仆人犯了点错，就会受到苛责，所以仆人在波尔蒂尼太太家都呆不长。甚至还有仆人对波尔蒂尼太太讲“太太，今天我宁肯呆在我那穷透了的家里，忍饥挨饿地过一辈子，也不想多在这儿呆一个星期了。”（24）福尔斯戏称波尔蒂尼太太是“虐待狂的老祖宗”（24）。波尔蒂尼太太是庄园主，实际上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上流社会，福尔斯通过塑造波尔蒂尼太太这一表里不一，道貌岸然的形象，反讽其作为虚伪的基督徒，进一步反讽了维多利亚社会的虚伪，信仰的缺失。 福尔斯对欧内斯蒂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讽，反讽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女性的虚伪做作。欧内斯蒂娜作为其父亲唯一的女儿，自幼被过度保护，她根本就没有病，其父母对待她仿佛其娇弱生有肺结核，结果“欧内斯蒂娜比她的同辈人都活得长久”（ 34）.欧内斯蒂娜作为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对查尔斯基本都是顺从状态，认为只要自己温良恭俭让就可以获得查尔斯的心和幸福婚姻，然而查尔斯却被叛逆，神秘的莎拉所吸引最终抛弃了蒂娜，这一巨大的反讽让人觉得可悲。蒂娜鄙视莎拉这个所谓法国中尉的女人，觉得莎拉放荡，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性欲是不被重视的甚至是可耻的。然后作为女性的欧内斯蒂娜，她自己本身也有性欲，“她的脑海里闪过性的念头，一种想象，一种赤裸裸的四肢被紧紧抱住的幻觉”（36），只是尽力克制，维持其外在的淑女形象。福尔斯对于蒂娜更为巨大的反讽体现在其对贵族的态度上。一方面，欧内斯蒂娜认识到贵族是寄生虫，鄙视查尔斯的叔叔罗波特男爵。另一方面，她又很羡慕贵族的社会地位。欧内斯蒂娜作为大富豪的女儿，其祖父是布商，虽然家财万贯，享有很高的经济地位，但是其心理还是充满了自卑，她选择嫁给查尔斯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获取贵族地位，骨子里，欧内斯蒂娜很羡慕查尔斯的贵族头衔。 “欧内斯蒂娜对财主伯父抱怨了几句。不过她想到自己——查尔斯·史密逊太太——安闲地住在温斯亚特的庄园里，不禁飘飘然起来。”（238）甚至当她得知查尔斯丧失继承权的时候，她认为是其伯父嫌弃她是布商的女儿才剥夺查尔斯的继承权的。“都怪我。我知道他看不起我”（ 246）“不是胡说。我很清楚，对他来说，我只不过是个布商的女儿”（246）福尔斯对欧内斯蒂娜的反讽，体现了他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虚伪做作的反讽和维多利亚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贵族鄙视却又羡慕其贵族地位这一矛盾心态的反讽。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通过塑造查尔斯，波尔蒂娜太太，欧内斯蒂娜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反讽其自我认知不清，虚伪做作，表里不一。实则，查尔斯，波尔蒂娜太太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阶层而欧内斯蒂娜则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阶级代表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现实风貌。福斯特通过对人物塑造的反讽，表达了其对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虚伪的宗教文化，信仰缺失的反讽，反讽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虚伪做作的社会现实。
三、情境反讽
福尔斯不仅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人物进行了反讽，其更为辛辣的反讽体现在对小说中情节的设置，语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情境反讽。在该小说中，福尔斯的情境反讽主要体现在小说中的权力边缘人物通过自身的手段使其从权力话语的边缘到权力话语的中心，从权力的受者到权利的施者。其中最为明显的情境反讽就是莎拉从权利话语的边缘到权力话语的中心，通过权力在莎拉身上的转移，反讽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当权者愚昧无知，自以为是。莎拉被认为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她被社会边缘化，受到人们的唾弃；而现实是莎拉根本就是处女，“他占有的是一个处女”（ 426）。莎拉从不解释自己是处女的事实，只是任由人们误解，其实她只是利用人们对她的误解，社会对她的边缘化寻求自我的安静，不被外部世界所扰，这对那些站在道德制高點诋毁莎拉的人，各种虚伪的卫道士是莫大的讽刺。莎拉从权力的受者，最终到权力的施者，鲜明的体现在莎拉与波尔蒂尼太太的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波尔蒂尼太太是莎拉的雇主，是权力的施者，她要莎拉为她服务，要莎拉为自己是法国中尉的女人而忏悔，禁止莎拉去康芒岭散步。但是莎拉却聪明机智，一眼就看出了波尔蒂尼太太作为虚伪的基督徒的本质，在默默中反抗波尔蒂尼太太的操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波尔蒂尼太太，成为权力的施者。莎拉在波尔蒂尼太太面前伪装成低眉顺眼，可怜忧郁的模样，但是她利用自己的忧郁获得了一定自由的时间。虽然波尔蒂尼太太禁止她去康芒岭散步，可是背地里莎拉依旧 去康芒岭散步，实际上是对波尔蒂尼太太权威的挑战。当女仆米莉因为忘了给花浇水，要被波尔蒂尼太太解雇时，莎拉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波尔蒂尼太太改变主意，保住了米莉的饭碗，并且波尔蒂尼太太实则被莎拉所操纵了，却依旧感到高兴。“波尔蒂尼夫人感到自己的确很慈善，因此异常高兴。。。。。。莎拉已经摸透了波尔蒂尼夫人的脾气，不久便能够象一位精明的红衣主教摆布无能的教皇一样，老练地摆布起波尔蒂尼夫人来，当然那都是为了达到高尚的目的。”（70-71） 最后，莎拉正面的反抗波尔蒂尼太太的中心话语权利。萨拉故意让波尔蒂尼太太把她解雇，并且拒绝接受她给的薪水，最终波尔蒂尼太太对莎拉的控制彻底丧失。
在莎拉与查尔斯关系中，更能体现莎拉从权力的弱势方到权力强者的体现。莎拉的忧郁神秘吸引着查尔斯并使查尔斯一步步沦陷，使查尔斯从两性权力关系的强者到弱者的转变。莎拉一开始伪装成法国中尉的女人，利用其被社会边缘化的身份，让查尔斯对其进行怜悯，主动接近引诱查尔斯，并且编织自己失身法国中尉的故事，主动跟查尔斯讲述自己悲惨的故事，激发查尔斯作为男子对弱势女性的保护欲。在恩迪克特宾馆伪装自己受了脚伤，令查尔斯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与保护欲，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最后查尔斯为了莎拉抛弃了其未婚妻与社会地位。而查尔斯自认为莎拉是弱者需要他保护，带有传统的父权色彩；最后一个结局，虽然查尔斯为了莎拉背叛了一切，失去了名誉与地位，而莎拉最终却不愿意嫁给查尔斯，坚持的追寻自我和自由。查尔斯彻底的从父权，贵族的权力的施者变为受者，一步步被莎拉所操控，最终形成对父权制的反讽，弱者最终操控了强者。
莎拉从权力话语的边缘人物慢慢转变为权力话语的中心人物，从权力的受者转变为权力的施者，慢慢的瓦解查尔斯和波尔蒂尼太太的权力中心话语和施者的地位，在潜移默化中操纵着查尔斯和波尔蒂尼太太，从而形成了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当权者的反讽。福尔斯通过创造一系列反讽的情境，实则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社会规范对女性的迫害，塑造了莎拉这一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形象。
四、结语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利用反讽的技能，正话反说，创造反讽式情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反讽了其表里不一，虚伪的特质；并且设计了莎拉这一处于权力话语边缘人物到权力话语中心人物的转变这一系列反讽情境，对维多利亚时代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反讽。福尔斯通过反讽这一技能，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貌，批判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虚伪做作的社会风气，贵族衰落及其自身身份认同的不确定，也对父权对女性的迫害进行了批判。
参考文献：
[1]Fowles， Joh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
[2]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an： Penguin， 1991.
[3]姜淑芹，杜志卿. 论奥康纳《好人难寻》的反讽艺术[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65-69.
[4]福尔斯著，刘宪之译.法国中尉的女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关键词】：约翰·福尔斯；反讽；人物反讽；情境反讽
一、引言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最著名的小说荣获史密斯文学奖和国际笔会银奖。该小说从出版以来，深受批评界的厚爱，很多批评家对其进行了研究。批评家主要是从主题和形式对其进行研究。主题方面，批评家主要探索其中的存在主义思想，自由的观念，女性主义思想，身份认同以及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形式方面，批评家热衷于研究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后现代特征，比如对小说中元小说特点，多重结尾，互文性的研究。比如有些批评家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对《德伯家的苔丝》的互文，研究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和异同。另外，批评家还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人物进行了研究，批评家不仅研究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萨拉，查爾斯，还对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进行了研究，比如波尔坦尼太太，山姆等。
虽然批评家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研究的全面而又深刻，但是很少有批评家关注其中的反讽技巧，对《法国中尉的女人》其中的反讽研究的不够深入而且研究较少。本文意在研究《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反讽艺术，约翰·福尔斯娴熟的运用了反讽技巧，通过对人物塑造的反讽和情境的反讽来表达其对维多利亚时期，对宗教，对现实社会，两性关系等的独特见解。
二、人物的反讽
反讽即是指言非所指，甚至是正话反说。原先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直到19世纪德国批评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从单纯的修辞技巧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现如今，反讽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艺术技巧。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娴熟的运用了反讽技巧，对小说人物进行了反讽，塑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虚伪做作的人物形象，从而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貌，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
约翰·福尔斯把查尔斯塑造成一个所谓的绅士形象，但是又反讽其自我认知不清，无法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身份问题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其走向悲剧的命运。查尔斯贵族出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貌似是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形象，比如查尔斯的穿着是维多利亚时期绅士的经典打扮，他对婚姻的态度也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结婚，而是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认为绅士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该结婚，娶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或者有钱人家的小姐。查尔斯之所以会与欧内斯蒂娜缔结婚约，完全是遵守维多利亚社会对绅士的要求。表面看查尔斯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的绅士，被当时的社会所驯服。而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推进，读者会发现潜藏在查尔斯绅士外表下是一颗反叛的心。查尔斯对绅士传统的涉猎，骑马活动并不敢兴趣，他热衷的是散步，而散步是作为一名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所不应该喜欢的活动。甚至随着故事的发展，最后查尔斯爱上了莎拉，这个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为了莎拉解除了与未婚妻欧内斯蒂娜的婚约，最后在其未婚妻父亲的逼迫下承认自己不是个绅士，被维多利亚社会所唾弃放逐，旅居国外。由此可见在查尔斯绅士身份问题上，约翰·福尔斯对其进行了反讽。然而约翰·福尔斯对其更为辛辣的反讽体体现在查尔斯自己对其自身身份认识不清，查尔斯自己对其身份的认同都是不确定的。查尔斯贵族出身，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新的资产阶级开始崛起，而传统的贵族势力开始衰落，尤其在经济领域，很多贵族开始没落。查尔斯也是属于没落贵族一类，所以他需要娶欧内斯蒂娜，一个布商的女儿，因为其有丰厚的嫁妆。然而查尔斯虽然知道贵族是一个必然消亡的物种，他又无法融入新的阶级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虽然查尔斯认为自己是个达尔文主义者，然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证明他不是个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的理论是丛林法则，适者生存。然后查尔斯在一定程度上却因循守旧，不愿改变，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查尔斯本身十分怀旧，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收集旧化石的原因；他也对温思亚特庄园非常喜爱，因为庄园代表着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文化。另一方面，当查尔斯得知由于他的叔叔结婚，自己丧失继承权。欧内斯蒂娜的父亲邀请查尔斯成为他的商业合作伙伴，查尔斯却觉得经商是有损他贵族身份的事情，不愿意经商，而不是顺应时代潮流，投入商业化社会的怀抱。最后，查尔斯爱上了莎拉，在小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结局中，他居然抛弃了未婚妻，选择了一无所有的莎拉，这明显不符合达尔文的从利原则。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认为欧内斯蒂娜的父亲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实际情况是，可能欧内斯蒂娜的父亲是不太能理解达尔文的思想，可是在实际行为上却是个达尔文主义者，遵守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其父通过经商获得很好的经济地位，并且知道自己社会地位不高，所以把女儿嫁给查尔斯这类贵族，以谋求良好的社会地位。与查尔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仆人山姆，当山姆认为可以从查尔斯获利时，他追随查尔斯，当查尔斯被剥夺继承权，和欧内斯蒂娜解除婚约时，山姆自觉不能从查尔斯那获得好处，转而投奔欧内斯蒂娜的父亲，甚至出卖查尔斯以获得职位和利益。最后山姆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甚至自己在家也雇佣了仆人。福尔斯通过塑造欧内斯蒂娜的父亲和山姆这样彻头彻尾的达尔文主义者的形象，进一步反讽了查尔斯其实并不是他自己认为的达尔文主义者。福尔斯通过对查尔斯绅士形象和自我身份认同困惑的反讽，表达其对维多利亚时期贵族衰落却又无法进行改变融入新的社会现实的反讽。
福尔斯不仅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查尔斯进行了辛辣的反讽，他依旧对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进行了反讽，主要体现在对波尔蒂尼夫人和欧内斯蒂娜的反讽。福尔斯通过对波尔蒂尼太太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讽其是虚伪的基督教徒。波尔蒂尼太太从表面上看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实际上则是道貌岸然的伪基督徒。虽然波尔蒂尼太太为教会捐助一些财务，资助牧师，雇佣莎拉，但实质上在她眼中牧师一定程度上只是个“是地位低于她的下等人，吃喝要靠她，教堂各种活动的大部分费用要靠她，向穷人发放救济品也要靠她”（ 福尔斯28），波尔蒂尼太太本质上有种经济地位的优越感，根本瞧不起牧师。对于莎拉，她也不是会了帮助莎拉而雇佣她，只是为了教化莎拉，以显示自己的善心，好让自己死后升入天堂。波尔蒂尼太太还喜欢与科顿太太攀比，不愿在所谓的慈善竞赛中输给科顿太太，有着强烈的虚荣心。虽然波尔蒂尼太太要求她的仆人星期天都要参加早祷和晚祷，可是她自己本人却没有基督徒该有的半点仁慈和博爱，对待仆人极坏，对仆人要求很苛刻，完全就是暴君的形象，冷酷无情，如果仆人犯了点错，就会受到苛责，所以仆人在波尔蒂尼太太家都呆不长。甚至还有仆人对波尔蒂尼太太讲“太太，今天我宁肯呆在我那穷透了的家里，忍饥挨饿地过一辈子，也不想多在这儿呆一个星期了。”（24）福尔斯戏称波尔蒂尼太太是“虐待狂的老祖宗”（24）。波尔蒂尼太太是庄园主，实际上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上流社会，福尔斯通过塑造波尔蒂尼太太这一表里不一，道貌岸然的形象，反讽其作为虚伪的基督徒，进一步反讽了维多利亚社会的虚伪，信仰的缺失。 福尔斯对欧内斯蒂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讽，反讽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女性的虚伪做作。欧内斯蒂娜作为其父亲唯一的女儿，自幼被过度保护，她根本就没有病，其父母对待她仿佛其娇弱生有肺结核，结果“欧内斯蒂娜比她的同辈人都活得长久”（ 34）.欧内斯蒂娜作为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对查尔斯基本都是顺从状态，认为只要自己温良恭俭让就可以获得查尔斯的心和幸福婚姻，然而查尔斯却被叛逆，神秘的莎拉所吸引最终抛弃了蒂娜，这一巨大的反讽让人觉得可悲。蒂娜鄙视莎拉这个所谓法国中尉的女人，觉得莎拉放荡，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性欲是不被重视的甚至是可耻的。然后作为女性的欧内斯蒂娜，她自己本身也有性欲，“她的脑海里闪过性的念头，一种想象，一种赤裸裸的四肢被紧紧抱住的幻觉”（36），只是尽力克制，维持其外在的淑女形象。福尔斯对于蒂娜更为巨大的反讽体现在其对贵族的态度上。一方面，欧内斯蒂娜认识到贵族是寄生虫，鄙视查尔斯的叔叔罗波特男爵。另一方面，她又很羡慕贵族的社会地位。欧内斯蒂娜作为大富豪的女儿，其祖父是布商，虽然家财万贯，享有很高的经济地位，但是其心理还是充满了自卑，她选择嫁给查尔斯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获取贵族地位，骨子里，欧内斯蒂娜很羡慕查尔斯的贵族头衔。 “欧内斯蒂娜对财主伯父抱怨了几句。不过她想到自己——查尔斯·史密逊太太——安闲地住在温斯亚特的庄园里，不禁飘飘然起来。”（238）甚至当她得知查尔斯丧失继承权的时候，她认为是其伯父嫌弃她是布商的女儿才剥夺查尔斯的继承权的。“都怪我。我知道他看不起我”（ 246）“不是胡说。我很清楚，对他来说，我只不过是个布商的女儿”（246）福尔斯对欧内斯蒂娜的反讽，体现了他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虚伪做作的反讽和维多利亚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贵族鄙视却又羡慕其贵族地位这一矛盾心态的反讽。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通过塑造查尔斯，波尔蒂娜太太，欧内斯蒂娜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反讽其自我认知不清，虚伪做作，表里不一。实则，查尔斯，波尔蒂娜太太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阶层而欧内斯蒂娜则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阶级代表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现实风貌。福斯特通过对人物塑造的反讽，表达了其对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虚伪的宗教文化，信仰缺失的反讽，反讽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虚伪做作的社会现实。
三、情境反讽
福尔斯不仅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人物进行了反讽，其更为辛辣的反讽体现在对小说中情节的设置，语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情境反讽。在该小说中，福尔斯的情境反讽主要体现在小说中的权力边缘人物通过自身的手段使其从权力话语的边缘到权力话语的中心，从权力的受者到权利的施者。其中最为明显的情境反讽就是莎拉从权利话语的边缘到权力话语的中心，通过权力在莎拉身上的转移，反讽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当权者愚昧无知，自以为是。莎拉被认为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她被社会边缘化，受到人们的唾弃；而现实是莎拉根本就是处女，“他占有的是一个处女”（ 426）。莎拉从不解释自己是处女的事实，只是任由人们误解，其实她只是利用人们对她的误解，社会对她的边缘化寻求自我的安静，不被外部世界所扰，这对那些站在道德制高點诋毁莎拉的人，各种虚伪的卫道士是莫大的讽刺。莎拉从权力的受者，最终到权力的施者，鲜明的体现在莎拉与波尔蒂尼太太的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波尔蒂尼太太是莎拉的雇主，是权力的施者，她要莎拉为她服务，要莎拉为自己是法国中尉的女人而忏悔，禁止莎拉去康芒岭散步。但是莎拉却聪明机智，一眼就看出了波尔蒂尼太太作为虚伪的基督徒的本质，在默默中反抗波尔蒂尼太太的操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波尔蒂尼太太，成为权力的施者。莎拉在波尔蒂尼太太面前伪装成低眉顺眼，可怜忧郁的模样，但是她利用自己的忧郁获得了一定自由的时间。虽然波尔蒂尼太太禁止她去康芒岭散步，可是背地里莎拉依旧 去康芒岭散步，实际上是对波尔蒂尼太太权威的挑战。当女仆米莉因为忘了给花浇水，要被波尔蒂尼太太解雇时，莎拉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波尔蒂尼太太改变主意，保住了米莉的饭碗，并且波尔蒂尼太太实则被莎拉所操纵了，却依旧感到高兴。“波尔蒂尼夫人感到自己的确很慈善，因此异常高兴。。。。。。莎拉已经摸透了波尔蒂尼夫人的脾气，不久便能够象一位精明的红衣主教摆布无能的教皇一样，老练地摆布起波尔蒂尼夫人来，当然那都是为了达到高尚的目的。”（70-71） 最后，莎拉正面的反抗波尔蒂尼太太的中心话语权利。萨拉故意让波尔蒂尼太太把她解雇，并且拒绝接受她给的薪水，最终波尔蒂尼太太对莎拉的控制彻底丧失。
在莎拉与查尔斯关系中，更能体现莎拉从权力的弱势方到权力强者的体现。莎拉的忧郁神秘吸引着查尔斯并使查尔斯一步步沦陷，使查尔斯从两性权力关系的强者到弱者的转变。莎拉一开始伪装成法国中尉的女人，利用其被社会边缘化的身份，让查尔斯对其进行怜悯，主动接近引诱查尔斯，并且编织自己失身法国中尉的故事，主动跟查尔斯讲述自己悲惨的故事，激发查尔斯作为男子对弱势女性的保护欲。在恩迪克特宾馆伪装自己受了脚伤，令查尔斯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与保护欲，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最后查尔斯为了莎拉抛弃了其未婚妻与社会地位。而查尔斯自认为莎拉是弱者需要他保护，带有传统的父权色彩；最后一个结局，虽然查尔斯为了莎拉背叛了一切，失去了名誉与地位，而莎拉最终却不愿意嫁给查尔斯，坚持的追寻自我和自由。查尔斯彻底的从父权，贵族的权力的施者变为受者，一步步被莎拉所操控，最终形成对父权制的反讽，弱者最终操控了强者。
莎拉从权力话语的边缘人物慢慢转变为权力话语的中心人物，从权力的受者转变为权力的施者，慢慢的瓦解查尔斯和波尔蒂尼太太的权力中心话语和施者的地位，在潜移默化中操纵着查尔斯和波尔蒂尼太太，从而形成了对整个维多利亚时期当权者的反讽。福尔斯通过创造一系列反讽的情境，实则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社会规范对女性的迫害，塑造了莎拉这一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形象。
四、结语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利用反讽的技能，正话反说，创造反讽式情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反讽了其表里不一，虚伪的特质；并且设计了莎拉这一处于权力话语边缘人物到权力话语中心人物的转变这一系列反讽情境，对维多利亚时代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反讽。福尔斯通过反讽这一技能，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貌，批判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虚伪做作的社会风气，贵族衰落及其自身身份认同的不确定，也对父权对女性的迫害进行了批判。
参考文献：
[1]Fowles， Joh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
[2]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an： Penguin， 1991.
[3]姜淑芹，杜志卿. 论奥康纳《好人难寻》的反讽艺术[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65-69.
[4]福尔斯著，刘宪之译.法国中尉的女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