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期，周恩来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科学地将外交理论和科学实践相结合，建立和发展了国际统一战线，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以谈话演讲文章形式做好外交统战

　　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统区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的司令部，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集聚之地。在这里苏、美、英、法、加拿大、比利时等30多个反法西斯国家设有大使馆，有4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各种外交机构。此外，这里还设有各种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组织，如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国际援助会等，以及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如中苏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中越文化协会等。各国使者、世界知名人士、国际社会团体有关人员纷纷来渝。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各界人士来渝访问者更是十分频繁。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除来中国重庆访问者外，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士就有1129人，其中英国329人，美国168人，苏联163人。这1000多位外国人士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交通、商业、文化、医务以及其他方面的人员，但大多是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人员。
　　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运用形式多样的方法，做好外交统战工作。为了做好各国大使馆人员的外交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扩大，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反法西斯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通过党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和重要社论，论述了巩固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彻底打败世界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并利用会晤来访者、记者招待会、群众集会、广播讲话等各种方式和场合讲解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40年9月，英国推行绥靖政策，与日本达成协议，封锁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企图迫使中国对日投降。同时，美国和日本又进行谈判，背着中国搞所谓的“和平方案”，把中国作为他们互相讨价还价、划分太平洋势力的筹码。为了击破这种“东方慕尼黑”阴谋，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反共的行径，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周恩来于同月29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上发表题为《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周恩来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演讲中，深入浅出、高瞻远瞩、精辟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团结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讲到美国和日本关系发展前途时，周恩来说：“日美矛盾最终会走向冲突的道路。我们对美日冲突不抱幻想，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尽力争取英美援助，使他们同情中国抗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打败世界法西斯集团。”他还指出：“只要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付敌人，目前妥协投降的危机就可克服，暂时的各种困难就能战胜，打败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的演讲激情豪放，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深受鼓舞，交口称赞，他们奋笔疾书，立即向国外发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周恩来总是及时地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明斗争的方向和任务，号召他们要巩固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更有力地打击东西方法西斯主义。
　　1941年6月，当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周恩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并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有害思想，以打败东方法西斯头子的日本强盗。”他在文章里还指出：“如果敌人一旦北进或南进，我们更应牵制敌人，使其陷入两面乃至多面的作战困难，以尽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要责任之一，那才不愧为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才真能以中、苏、英、美为中心，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1941年12月7日，以珍珠港事件为起点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发表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一是长期性，二是不平衡性，三是全面性，四是一致性，五是阶级性，六是主从性。”文章还说：“只有懂得了世界战局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以及我们必须采取的立场和态度等问题。”我们应该认清东西方法西斯早已勾结在一起，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更应该联成一体，息息相关。在太平洋战争取得胜利，意大利法西斯已经投降，德军已被苏军赶出苏联领土，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周恩来及时地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人民，团结一致，为彻底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及其最后残余，重建世界民主和平而奋斗到底。

因国因人而异。全心全意做好外交统战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8年期间，尽可能抽出时间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地接触在渝的各国外交人员。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各方人士，直接和他们会晤，进行诚恳坦率的交谈。他在对外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这个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同盟”这一指示。他所接触和会晤的外国人士，不仅范围广泛，而且人数众多，特别是英国美国人士尤占多数。他会见过的外国人士中，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魏德迈，美国总统代表威尔斯基，美国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美军总部代司令兰诺和海军武官肯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及大使馆秘书谢伟思、副官伍汉民、武官包瑞德。还有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记者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美国十四航空队总部青年士兵海曼·贝尔·埃德尔曼，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及大使馆秘书赫戈登、武官哈米士，法国、加拿大、苏联等国驻华大使，新西兰进步作家艾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租池田幸子，罗马尼亚、印度的杨固、巴思华大夫等人士。1940年，周恩来在红岩村防空洞口还向一些外国记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使在场的外国记者深受感动。同年12月23日，他在沈钧儒寓所会见了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她进行了交谈，以后又多次同她长谈，向她介绍了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起进攻，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正在敌后同敌人浴血奋战，解放区不断发展扩大等真实情况，并向她预示可能将有更大事件接踵而至，让她等待通知，再行发表。斯特朗取道香港回到美国后，中国发生了皖南事变。不久，她在纽约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的情况公开发表了”。同时还附有一个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新四军，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定。于是，斯特朗撰写了不少文章在纽约各报发表，报道中国两个战场的真实情况，披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在国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1941年3月，周恩来会见了来渝的罗马尼亚杨固大夫等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杨固大夫是受罗马尼亚人民委托，随国际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皖南事变后，他和另外两位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特务重重封锁和阻碍，从贵阳到达重庆，向周恩来报告工作情况，并要求到解放区去参加战斗。周恩来曾三次接见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在今天的工作岗位上就能够影响国民党的士兵抗日，我现在不就是在这里工作吗？这是党派遣我在这里工作的，是革命的需要。”不久，杨固大夫得到罗共中央的指示，要他按周恩来的意见去做。于是，他们便愉快地返回了工作岗位。之后，周恩来还派王炳南与他们联系，他们在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和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2年2月，周恩来应邀出席英国大使卡尔离华赴苏任职的告别宴会，会上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卡尔还赠给周恩来一把英国缴获的德国军刀作纪念。周恩来也把新四军叶挺部队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送给卡尔作纪念。《新华日报》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表了《惜别卡尔大使》的社论，称赞卡尔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在这之前，卡尔还请过周恩来到他家中晤谈，因而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立场有了较多的了解，卡尔并曾拒绝蒋介石为他的离任饯行。
　　1943年3月，周恩来惊悉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柯棣华不幸病逝的消息后，特地致函柯棣华大夫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信函中说：“柯大夫是中印两大民族友好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早在印度医疗队于1938年10月抵达中国来到武汉时，周恩来曾在那里接见他们全体队员，当周恩来得知柯棣华当时只有28岁时，就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啊！你还可以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更多的工作。”随后，周恩来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我们党的主张，柯棣华听后很受鼓舞。在会见中，队长表达了他们想到八路军中工作的愿望。
　　周恩来建议他们先在国统区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于是，他们先后在武汉、宜昌、重庆工作近半年，于1939年1月22日离开重庆奔赴延安。在延安他们多次见过周恩来，柯棣华等人还为周恩来治过右臂伤处，为他换药包扎。柯棣华觉得周恩来是一位中国罕见的人物，有惊人的革命毅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柯棣华病逝后，周恩来在延安接见了柯大夫的遗属郭庆兰，并抱着他们幼小的孩子印华说：“要抚养好孩子，将来要回印度去看看，家里的人很想念他。”1943年6月2日，印度医疗队队员巴苏华来渝时，周恩来在红岩村热情地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共进午餐，再次写下了中印两国人民外交友谊的美好篇章。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还十分重视对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群众的统战工作。他多次接见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与之进行交谈，对他的思想觉悟提高有很大影响。朱学范多次参加过国际劳工会议，并使中国劳协以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名义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组织。这对加强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发展和扩大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积极援助中、苏、英、美的抗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国际工会组织后，不仅积极争取了各国工会援华抗日，而且还招募了1000多名中国青年工人到缅甸、印度，支援盟军对日作战和运输军用物资，直接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择重美国一心一意做好外交统战

　　在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内主张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对外重新制定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迅速升温。周恩来较早洞察到对美国外交的重要性将其付诸行动，早在1937年冬，就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从而较早地与美国取得了联系。1940年到重庆之后，更是频繁与美國官方与民间人士打交道。1940年12月23日，周恩来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为后来皖南事变爆发后的反击埋下了伏笔。
　　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和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和一些援华的民间人士建立了稳固联系，同他们成为好朋友，其中包括多个领域的杰出人士，如美驻华大使馆官员、美国总统代表、著名学者等。1941年5月16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主席：“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的余地。”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周恩来特别重视对美国的外交工作，同时也为中共中央对美外交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那么，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对美外交统战工作取得了什么成就呢？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党腐败、混乱。共产党的纲领……减租、减税、减息，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现诺言。”而另一位美国将军魏德曼则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我奉令接替史迪威时，上述四位政治顾问为戴维斯、谢伟思、卢登、伊默生……他们的报告一致谴责国民政府，而且对共产党极力赞扬。”可见周恩来在美军方高层的影响力，使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与了解上了一个新台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历史都曾经被有意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些珍贵史料才被披露出来，公诸于世。
　　周恩来在重庆对美国的外交统战工作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格局，上至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总统特使，下至美国士兵（1941年2月27日与飞虎队士兵罗伯特、巴尼特会面并交谈）。从政治领域、军事领域到文艺领域，从点头之交到三次来访（向三次前来拜访的约翰·戴维斯表示中共抗日的决心），都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政策。1944年美军参观团进驻延安，进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促成的，这充分说明他在美国外交统战工作上的巨大成就。 　　周恩来在重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可以用一份美国外交部解密文件来说明：“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推动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中。”可见，周恩来成功改善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打造了一个让人接受的中共政党形象，并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即上文所述的四位政治顾问中的戴维斯，是在1942年6月29日才接触周恩来。而这份文件的截止日期是1943年，即周恩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给这些顾问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由此，一是可见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之高与工作方法之巧;二是周恩来在对美国外交方面可谓下足了工夫。

　　美国前陆军上校包瑞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我简直就完全相信他是极其超群出众的人，但如果那时我事先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也就完全知道他的聪明机智了。这不仅诚实可嘉，而且他还胸有成竹地要求自己对于一位忠于他的祖国的美国人的可能冒犯缩小到最小的程度。”美国女作家、女记者玛莎·盖尔荷恩在回忆她和她的前夫海明威1941年重庆之行，访问周恩来以后的印象时说：“我们认为周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美国前驻重庆的外交人员谢伟思，曾多次见过周恩来，并多次进行诚恳坦率的长谈，对中国问题和我党主张有着较全面的了解。
　　他曾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还有许多外国友好人士，如斯诺、斯特朗、爱泼斯坦、福尔曼、王安娜、艾黎等人也都写过一些记述周恩来的文章和书籍，都对周恩来作了高度的评价，充满着对周恩来的敬仰和钦佩之情。1946年1月6日，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新年鸡尾酒会，招待在渝和来渝的各国使节、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共500多人。出席酒会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场面宏观，气氛友好，都是史无前例的。会后外国多家报刊发表评论说，从这酒会上可以看出新中国的雏型，看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在望。
　　为了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共，加强中央和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贯彻落实“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取得了外交统战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