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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关系要从乡下人进城的时期谈起，而“乡下人进城”这一主题从晚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就已隐约显露，绵延至今，城乡中的人仍保持自我的立场。《颜色》中乡下人带着陌生化的眼光看待城市，城中人亦是无法理解一个外来者的心声，由此呈现了一种双向误解的姿态。而《骄傲的皮匠》却又呈现了另一种城乡人共生的和谐状态，演绎了一种新奇的城乡立场。本文主要就这两篇同属乡下人进城主题的小说来再现当下城乡人立场的不同可能，关注人在不同地域的生存现状与生命形式。
关键词：陌生化；城乡立场；生命形式
作者简介：姜咏微（1993.8-），女，汉族，湖北省黄石市人，现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引言：
随着上个世紀八十年末的经济改革浪潮，乡下人如洪波一般随着金钱的向导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这种怀揣巨大目的与抱负的流动自晚清小说便有相关记叙，但因为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这部分内容表述得相对低沉隐晦。本文不究其历史脉络，主要结合当代中国两部集中表现城乡人关系、真正关怀人的生存状态的小说，对当下城中人的立场与生命形式做分析与概述。
一、身在都市中的他者
李锐的《颜色》是一部颇具讽刺和批判意味的作品，取名《颜色》是基于当下都市人的异化以及精神世界空虚的现状。城中人受到欲望与金钱的熏陶，身上的色彩逐渐发生变异，作者只是想借城中稀缺的良心——艺术家，来提醒城中人宇宙的本色，生命的本真。然而这部短篇小说却选取了一个外来者的形象，即坐在地铁口待工的乡下人，用他的眼光来观照当下的大都市。这个乡下人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这座城市，发现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一个“让自己神迷心乱手足无措的世界”。他的身心扎根在乡下老家的记忆，于是他看待这座城的目光发生了嬗变：城里人与乡下人是不一样的，城里人没有村中抽烟的做派，而村中也没有给人唱歌解宽心的“阿林”。城中事物在乡下人玉明面前是有着独属城市生产的标签，玉明眼中的城是异于乡间记忆的，带着陌生化色彩的地域，他对城市的认知是带有隔膜的观赏。而来自乡间的穷苦记忆又与城市的热闹繁华形成比照，使玉明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既有观念：城市是金钱的交易所，天底下所有的好东西都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的大屏幕里。金钱是玉明进城的全部意义，天安门城楼上的艺术家对玉明而言仅是一个“光膀子的疯子”，打动玉明的不是他天马行空的装置艺术，而是作为装置艺术载体的那些与他同属一个级别的乡下人，他看待他们的眼光是消除了城市陌生感的羡慕与嫉妒。同理，他也不是被行为艺术家身上的黑白颜色所吸引，而是将其看成赚钱的商机。所以玉明期待被他们“染色”是没有任何深刻的艺术含义的，道理很简单，他仅是为了谋生：“要是雇上我，随便你们刷，刷黑，刷白，刷红，刷绿，只要你喜欢，刷成花的都可以，其实很简单，只要你给钱，随球便！”乡下人坐在艺术家身前苦等了三天，这漫长的时间没有提醒他自己的辛苦劳累，也没能让他领悟黑白的意义，他唯一的感想是心疼这三天白白浪费的饭钱，而他有的是时间与精力。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玉明始终凭借乡下人的本能在行动：当男艺术家遇刺，只有他冲上去，并且下意识地为艺术家护住了他眼中的存在价值——那只盛满金钱的塑料桶。艺术家的表演在乡下人眼中被完全地解构了，玉明仍是一个存在于城外世界的他者，乡下人身份的因子注定了他不能理解艺术家，也不能完全理解城市。
但玉明作为城中他者的身份不只因为自身的立场，也包含了都市人给予他的位置。文章设计了玉明与小芳的城中相会，小芳作为先于玉明进城的乡下人，用自己的肉体和青春与都市进行交换，虽然获取金钱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畸变，但小芳力图向都市文化靠拢以此来消除乡下人的印记和与都市的隔膜。当玉明与小芳再会，小芳已经习惯用城中的方式应付玉明；当玉明递上带有乡间记忆的衣物，小芳理所应当地对乡下人的因素表现出排斥与拒绝。同属乡下人出身的小芳是理解玉明的，但同时她又要极力摆脱来自乡间的一切束缚，作为一个陌生的城中人来活，所以她不仅拒绝了玉明的好意，并且要决 绝地与玉明划清界线 ，她给予玉明的位置是他人曾给予她的位置，即一个不为城市所容纳认可的乡下人。
由此可见，李锐表现的是外来灵魂与充满陌生感的都市世界的一次碰撞。在乡下人进城的过程中，城市带给乡下人的记忆是陌生与异化，冷漠与隔阂的。而城市人对待外来者则选择了忽视，拒绝与排斥。城乡人之间的双向误解与对自身文化的固守造成了这种矛盾对立的局面，以玉明为代表的乡下人在城市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就如黑夜切割下的肢体，是破碎残损的形象，无法接近与理解，也无法得到理解与认同，面对这个世界只能神迷心乱手足无措，乡下人始终作为他者的生命流动在城市的角落。
二、依城而生的匠人
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表现了一种与李锐《颜色》所不同的乡下人生命形式。一如王安忆惯有的 风格，她较少去展现人的苦难，而是更多地关注生活的质感，人的尊严，所以《皮匠》没有《颜色》里艳丽和诡谲的色调，诸如口红与鲜血，贴满广告牌的银灰色的冰冷的墙体，或者充满死亡恐怖气息的黑夜、黑色的地铁口等。《皮匠》是一部充满毛茸茸生活质感的作品，皮匠看待这座城的眼光不再带有玉明的陌生感与隔阂，皮匠是城的一部分，是依城而生的乡下人。皮匠原与玉明一样，同属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但皮匠选择了与玉明不一样的务工方式，他驻扎在上海流言蜚语盛行的里弄，并且也拥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手艺。他不是杂工，而是有一个固定的称呼：“皮匠”。仅靠着修鞋的技术，皮匠稳稳地在上海盘踞了下来。
对比皮匠与玉明的生活可发现，到了皮匠这一代进城的乡下人，其身上的乡间记忆与乡下人因子在渐渐淡化或者消失。皮匠不像玉明吃喝住都在火车站，他有自己固定的居住地，并且皮匠是有所讲究的，“他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至于换下来的干净衣服，那是一件西装，配有领带”，在做工结束会借弄内人家的水斗用香皂洗去手脸的污迹，这与乡下人因长期劳作而形成的不拘一格、马虎的生活习惯相悖。同时皮匠与乡下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皮匠是会读书的乡下人，城市生活的孤独致使他培养了看书的习惯，虽说看的多是一些杂志与闲书，但也颠覆了人们对乡下人目不识丁老大粗的既成印象。皮匠拥有了自己的工作，也学会了讲究与读书，这些都是在向城里人的生活方式靠拢。但皮匠又异于一般的城里人，他看待城市的眼光不是带着玉明式的陌生感，也没有丝毫的羡艳 ，而是保持着自我良知的格外清醒的认知。城中的世界是个大染缸，途经的马路上发廊里“裸着胳膊披着遮面长发泛着石灰白皮肤的细瘦孱弱的女人”是可怜的，楼下光顾足浴房的河南人是恶心的，来到生意摊前修理名牌拉锁的人是虚荣的，但皮匠又从根娣身上看到了上海女人的可爱。所有这些都是皮匠将自己摆在与城中人同等的地位上产生的想法，乡下人首次将自己纳入了城市的节奏，他主动地观照这座城以及城里的人，摆脱了被动与沉默的身份，从皮匠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属于这个城市，他是作为城中人依赖城市而生，这是皮匠所处的立场。而城里人也不似《颜色》里的冷漠，《皮匠》里的城中人没有对皮匠选择忽视，相反他们需要皮匠的手艺，“山姆大叔机器修鞋”的倒闭有力证实了皮匠在城市的胜利。城中人已经习惯了弄口皮匠摊的方便，当皮匠偶尔因事收摊，城中人明显表示出了失望。这是一般城中人对待皮匠的态度，谁人的皮具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而皮匠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生活上的必需品。除了这些修鞋的老主顾，文中还有一对城中夫妇，即根娣和小弟对皮匠表现出了尊重与欣赏。根娣原籍属苏北涟水，是从上海闸北区嫁到市中心的乡下人，作为先于皮匠进城的乡下人，她与小芳的态度又大为不同，不仅没有对皮匠表现出排斥与拒绝，相反的是根娣是第一个主动去接近皮匠的人。她在为皮匠日积月累的热饭过程中与皮匠进行主动积极的交流，受着里弄文化的感染，她也醉心于街长巷短的流言，并受到这些蜚语的打扰。她起先是向皮匠无意识地倾吐这些纷扰，但没想到皮匠的回复总是能言简意赅地道破其中的道理，而这些经历慢慢积累逐渐使她改变了对皮匠的原始认知，并且她将这些认知又传递给了自己的丈夫小弟，致使小弟也开始重新审视弄口这个乡下人。他们对待皮匠的态度从来没有冷漠与忽视，并且毫无偏见地接受了皮匠对待城市文化的冷静洞悉，在言语交流的过程中根娣夫妇与皮匠达成了双向的理解，这对夫妇从给予尊重到给予欣赏，至此皮匠不再是一个乡下外来者的身份，而是一个值得交谈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城里人。根娣对皮匠称呼的改口也暗示了皮匠身份的转变，从起先的玩笑话“小皮匠”到直呼其名“根海”再到亲昵的乡间俚语“蝈蝈（哥哥）”，根娣对皮匠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比看来，两篇小说的氛围有着天壤之别，作为静物存在的玉明注定是被排除在外的他者，他所经历的城市必定是冰冷和诡谲的，他无法跨过城里人对他设置的沟坎去理解城里的人和事。《骄傲的皮匠》中“骄傲”就告诉了人们皮匠拥有身为人的尊严，他跟上了城市化的节奏，所以他体验到的城市是充满毛茸茸生活质感的，不同于玉明就连吃的都是火车站前两块钱四个的烧饼，皮匠会“将篮里的半棵卷心菜斩碎，又斩进一些虾皮，打两个鸡蛋，做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做午饭。他身上的乡下人因子已经模糊甚至是消失殆尽了，城市对他而言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第二个故乡了。
结语：
两篇当代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城乡人立场，《颜色》中的城乡人是双向误解，矛盾对立；《皮匠》中的城乡人却反常态地呈现出了一种互相依赖，和谐共生的景象，并在共生的环境 下，乡下人逐渐向城里人蜕变，直至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里人。这两种立场是与其身处的文化背景相关联的：玉明进城后面对的是一种商业都市的文化背景，面对急速发展的都市文化，城中人都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更无法苛求一个外来者去适应并且融入这种潮流。而皮匠不是第一代进城的乡下人，皮匠摊与皮匠的更替作为一个缓冲期有效地减缓了城市发展的节奏所带来的影响。皮匠作为进城者投身到的是一个相对而言较小和封闭的里弄文化，在这种里弄文化中又杂糅了同为进城者的乡下人、已成城中者的乡下人，以及土生土长的城市人。里弄的流言、麻将桌等都非商业文化的产物缓冲了皮匠进城的节奏，正是在这种缓慢的生活状态下，皮匠才逐渐摆正了自己的位置，顺利地融入城市。
总的来说，李锐的小说尖锐地指出了乡下人进城时尴尬的生存现状，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同时也引起了人文学者们对当下社会商业文化过渡发展下的人的关注，而王安忆则表现了另一种城乡人的立场，它使乡下人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了可能 ，这也是乡下人最终追求的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李锐.颜色[J].上海文学，2004，（2）.
[2]王安忆.骄傲的皮匠[J].收获， 2008，（1）.
关键词：陌生化；城乡立场；生命形式
作者简介：姜咏微（1993.8-），女，汉族，湖北省黄石市人，现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引言：
随着上个世紀八十年末的经济改革浪潮，乡下人如洪波一般随着金钱的向导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这种怀揣巨大目的与抱负的流动自晚清小说便有相关记叙，但因为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这部分内容表述得相对低沉隐晦。本文不究其历史脉络，主要结合当代中国两部集中表现城乡人关系、真正关怀人的生存状态的小说，对当下城中人的立场与生命形式做分析与概述。
一、身在都市中的他者
李锐的《颜色》是一部颇具讽刺和批判意味的作品，取名《颜色》是基于当下都市人的异化以及精神世界空虚的现状。城中人受到欲望与金钱的熏陶，身上的色彩逐渐发生变异，作者只是想借城中稀缺的良心——艺术家，来提醒城中人宇宙的本色，生命的本真。然而这部短篇小说却选取了一个外来者的形象，即坐在地铁口待工的乡下人，用他的眼光来观照当下的大都市。这个乡下人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这座城市，发现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一个“让自己神迷心乱手足无措的世界”。他的身心扎根在乡下老家的记忆，于是他看待这座城的目光发生了嬗变：城里人与乡下人是不一样的，城里人没有村中抽烟的做派，而村中也没有给人唱歌解宽心的“阿林”。城中事物在乡下人玉明面前是有着独属城市生产的标签，玉明眼中的城是异于乡间记忆的，带着陌生化色彩的地域，他对城市的认知是带有隔膜的观赏。而来自乡间的穷苦记忆又与城市的热闹繁华形成比照，使玉明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既有观念：城市是金钱的交易所，天底下所有的好东西都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的大屏幕里。金钱是玉明进城的全部意义，天安门城楼上的艺术家对玉明而言仅是一个“光膀子的疯子”，打动玉明的不是他天马行空的装置艺术，而是作为装置艺术载体的那些与他同属一个级别的乡下人，他看待他们的眼光是消除了城市陌生感的羡慕与嫉妒。同理，他也不是被行为艺术家身上的黑白颜色所吸引，而是将其看成赚钱的商机。所以玉明期待被他们“染色”是没有任何深刻的艺术含义的，道理很简单，他仅是为了谋生：“要是雇上我，随便你们刷，刷黑，刷白，刷红，刷绿，只要你喜欢，刷成花的都可以，其实很简单，只要你给钱，随球便！”乡下人坐在艺术家身前苦等了三天，这漫长的时间没有提醒他自己的辛苦劳累，也没能让他领悟黑白的意义，他唯一的感想是心疼这三天白白浪费的饭钱，而他有的是时间与精力。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玉明始终凭借乡下人的本能在行动：当男艺术家遇刺，只有他冲上去，并且下意识地为艺术家护住了他眼中的存在价值——那只盛满金钱的塑料桶。艺术家的表演在乡下人眼中被完全地解构了，玉明仍是一个存在于城外世界的他者，乡下人身份的因子注定了他不能理解艺术家，也不能完全理解城市。
但玉明作为城中他者的身份不只因为自身的立场，也包含了都市人给予他的位置。文章设计了玉明与小芳的城中相会，小芳作为先于玉明进城的乡下人，用自己的肉体和青春与都市进行交换，虽然获取金钱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畸变，但小芳力图向都市文化靠拢以此来消除乡下人的印记和与都市的隔膜。当玉明与小芳再会，小芳已经习惯用城中的方式应付玉明；当玉明递上带有乡间记忆的衣物，小芳理所应当地对乡下人的因素表现出排斥与拒绝。同属乡下人出身的小芳是理解玉明的，但同时她又要极力摆脱来自乡间的一切束缚，作为一个陌生的城中人来活，所以她不仅拒绝了玉明的好意，并且要决 绝地与玉明划清界线 ，她给予玉明的位置是他人曾给予她的位置，即一个不为城市所容纳认可的乡下人。
由此可见，李锐表现的是外来灵魂与充满陌生感的都市世界的一次碰撞。在乡下人进城的过程中，城市带给乡下人的记忆是陌生与异化，冷漠与隔阂的。而城市人对待外来者则选择了忽视，拒绝与排斥。城乡人之间的双向误解与对自身文化的固守造成了这种矛盾对立的局面，以玉明为代表的乡下人在城市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就如黑夜切割下的肢体，是破碎残损的形象，无法接近与理解，也无法得到理解与认同，面对这个世界只能神迷心乱手足无措，乡下人始终作为他者的生命流动在城市的角落。
二、依城而生的匠人
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表现了一种与李锐《颜色》所不同的乡下人生命形式。一如王安忆惯有的 风格，她较少去展现人的苦难，而是更多地关注生活的质感，人的尊严，所以《皮匠》没有《颜色》里艳丽和诡谲的色调，诸如口红与鲜血，贴满广告牌的银灰色的冰冷的墙体，或者充满死亡恐怖气息的黑夜、黑色的地铁口等。《皮匠》是一部充满毛茸茸生活质感的作品，皮匠看待这座城的眼光不再带有玉明的陌生感与隔阂，皮匠是城的一部分，是依城而生的乡下人。皮匠原与玉明一样，同属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但皮匠选择了与玉明不一样的务工方式，他驻扎在上海流言蜚语盛行的里弄，并且也拥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手艺。他不是杂工，而是有一个固定的称呼：“皮匠”。仅靠着修鞋的技术，皮匠稳稳地在上海盘踞了下来。
对比皮匠与玉明的生活可发现，到了皮匠这一代进城的乡下人，其身上的乡间记忆与乡下人因子在渐渐淡化或者消失。皮匠不像玉明吃喝住都在火车站，他有自己固定的居住地，并且皮匠是有所讲究的，“他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至于换下来的干净衣服，那是一件西装，配有领带”，在做工结束会借弄内人家的水斗用香皂洗去手脸的污迹，这与乡下人因长期劳作而形成的不拘一格、马虎的生活习惯相悖。同时皮匠与乡下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皮匠是会读书的乡下人，城市生活的孤独致使他培养了看书的习惯，虽说看的多是一些杂志与闲书，但也颠覆了人们对乡下人目不识丁老大粗的既成印象。皮匠拥有了自己的工作，也学会了讲究与读书，这些都是在向城里人的生活方式靠拢。但皮匠又异于一般的城里人，他看待城市的眼光不是带着玉明式的陌生感，也没有丝毫的羡艳 ，而是保持着自我良知的格外清醒的认知。城中的世界是个大染缸，途经的马路上发廊里“裸着胳膊披着遮面长发泛着石灰白皮肤的细瘦孱弱的女人”是可怜的，楼下光顾足浴房的河南人是恶心的，来到生意摊前修理名牌拉锁的人是虚荣的，但皮匠又从根娣身上看到了上海女人的可爱。所有这些都是皮匠将自己摆在与城中人同等的地位上产生的想法，乡下人首次将自己纳入了城市的节奏，他主动地观照这座城以及城里的人，摆脱了被动与沉默的身份，从皮匠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属于这个城市，他是作为城中人依赖城市而生，这是皮匠所处的立场。而城里人也不似《颜色》里的冷漠，《皮匠》里的城中人没有对皮匠选择忽视，相反他们需要皮匠的手艺，“山姆大叔机器修鞋”的倒闭有力证实了皮匠在城市的胜利。城中人已经习惯了弄口皮匠摊的方便，当皮匠偶尔因事收摊，城中人明显表示出了失望。这是一般城中人对待皮匠的态度，谁人的皮具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而皮匠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生活上的必需品。除了这些修鞋的老主顾，文中还有一对城中夫妇，即根娣和小弟对皮匠表现出了尊重与欣赏。根娣原籍属苏北涟水，是从上海闸北区嫁到市中心的乡下人，作为先于皮匠进城的乡下人，她与小芳的态度又大为不同，不仅没有对皮匠表现出排斥与拒绝，相反的是根娣是第一个主动去接近皮匠的人。她在为皮匠日积月累的热饭过程中与皮匠进行主动积极的交流，受着里弄文化的感染，她也醉心于街长巷短的流言，并受到这些蜚语的打扰。她起先是向皮匠无意识地倾吐这些纷扰，但没想到皮匠的回复总是能言简意赅地道破其中的道理，而这些经历慢慢积累逐渐使她改变了对皮匠的原始认知，并且她将这些认知又传递给了自己的丈夫小弟，致使小弟也开始重新审视弄口这个乡下人。他们对待皮匠的态度从来没有冷漠与忽视，并且毫无偏见地接受了皮匠对待城市文化的冷静洞悉，在言语交流的过程中根娣夫妇与皮匠达成了双向的理解，这对夫妇从给予尊重到给予欣赏，至此皮匠不再是一个乡下外来者的身份，而是一个值得交谈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城里人。根娣对皮匠称呼的改口也暗示了皮匠身份的转变，从起先的玩笑话“小皮匠”到直呼其名“根海”再到亲昵的乡间俚语“蝈蝈（哥哥）”，根娣对皮匠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比看来，两篇小说的氛围有着天壤之别，作为静物存在的玉明注定是被排除在外的他者，他所经历的城市必定是冰冷和诡谲的，他无法跨过城里人对他设置的沟坎去理解城里的人和事。《骄傲的皮匠》中“骄傲”就告诉了人们皮匠拥有身为人的尊严，他跟上了城市化的节奏，所以他体验到的城市是充满毛茸茸生活质感的，不同于玉明就连吃的都是火车站前两块钱四个的烧饼，皮匠会“将篮里的半棵卷心菜斩碎，又斩进一些虾皮，打两个鸡蛋，做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做午饭。他身上的乡下人因子已经模糊甚至是消失殆尽了，城市对他而言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第二个故乡了。
结语：
两篇当代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城乡人立场，《颜色》中的城乡人是双向误解，矛盾对立；《皮匠》中的城乡人却反常态地呈现出了一种互相依赖，和谐共生的景象，并在共生的环境 下，乡下人逐渐向城里人蜕变，直至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里人。这两种立场是与其身处的文化背景相关联的：玉明进城后面对的是一种商业都市的文化背景，面对急速发展的都市文化，城中人都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更无法苛求一个外来者去适应并且融入这种潮流。而皮匠不是第一代进城的乡下人，皮匠摊与皮匠的更替作为一个缓冲期有效地减缓了城市发展的节奏所带来的影响。皮匠作为进城者投身到的是一个相对而言较小和封闭的里弄文化，在这种里弄文化中又杂糅了同为进城者的乡下人、已成城中者的乡下人，以及土生土长的城市人。里弄的流言、麻将桌等都非商业文化的产物缓冲了皮匠进城的节奏，正是在这种缓慢的生活状态下，皮匠才逐渐摆正了自己的位置，顺利地融入城市。
总的来说，李锐的小说尖锐地指出了乡下人进城时尴尬的生存现状，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同时也引起了人文学者们对当下社会商业文化过渡发展下的人的关注，而王安忆则表现了另一种城乡人的立场，它使乡下人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了可能 ，这也是乡下人最终追求的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李锐.颜色[J].上海文学，2004，（2）.
[2]王安忆.骄傲的皮匠[J].收获， 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