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跌在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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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呵/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处》
  小安已经不小了,但还在写诗,写了近三十年。她还有一份特殊的工作,精神病院护士,做了三十年。她的小说《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大多数人当纪实和诗歌来读,有人甚至读到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诗从天上掉下来
  成都四院,作为该市著名的精神疾病医院,很多时候被一种调侃的姿态说出来,而小安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还会继续工作下去。在医院,没有几个人知道“小安”这个名字,更多时候,大家叫她“安护士”或“安学蓉”。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地方,小安大多数的诗却在这里写出来。
  很多人把小安的工作给诗化了,认为她是在体验生活——痛苦出诗人嘛。于是,这里的病人也被升华了,被认为是被世界所不解的天才,而这些天才们给了小安源源不断的灵感。事实上,这些想象都被小安否定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为了爱情从重庆部队医院调到了这里,“那时,在哪里工作一般是听从安排的。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小安也有机会离开这个她也厌烦的单位,朋友曾拉她去一家周刊做读书版的编辑,医院也为小安办理了停薪留职。可仅一个月,小安就因无法适应高度紧张的工作而重新回到了成都四院,过着朝八晚五的规律生活。
  她称她的病人们为疯子,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因为觉得这个词更贴切。每天的日子就像被复印了一般,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散步,在他们发病时防止意外发生。当然,还有重要的工作是时刻提防被病人们攻击。
  在小安眼里,四院就是这样一个除了休息日,必须来的地方,有着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怀孕六个月的护士的肚子猛踹一脚;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漂亮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小安曾在夜班时,抢救过一个在卫生间里用鞋带上吊的病人。工作三十年,她对医院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零,但对四院的花园如数家珍,“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盛放着正常人的世界没有的诗意: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生活。当有人问及自己的工作,小安说:“四院护士。”对方再不说话了。每年的卫生系统艺术晚会,一听演出单位是四院,台下便有肆无忌惮的笑声。一些仰慕者打电话给四院:“我找小安。”对方回答:“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小安。”
  小安只存在于夜深人静的诗里,不是刻意要写,只是想写,而且是有了话要说才会写,不会为了区别于白天那个疯癫的世界而再造一个泾渭分明的。凡事不用力,不矫饰,小安被圈内人称为是一个没有技术的诗人,很多人说:她的诗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这句话,是赞美她的天赋。而知情人则明白,这也是在无褒贬地评价她的人生。
  跌在高处
  小安走向诗歌这条路,是因为一个叫杨黎的男人——上世纪80年代民间诗歌运动“非非主义”的发起人。“非非主义”素以叛逆、喧哗著称,身在其中的小安却是安静的,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情绪激动的争论,也没有任何自我确立的诗歌言论或主张,甚至对批判的批判都没有,好像这一切都与己无关”。小安的写作因此而特别,当特别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自我标榜、自我夸赞,成为很多人的重大写作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小安的特别与众不同。“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最不起眼的诗,毫无外在特征可言,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这是一个同道中人对小安的评价。
  那时候,20岁的小安带着对爱情与诗歌的狂热痴迷,从重庆来到成都,从部队医院转战到四院。那时,她和杨黎除了说诗就是在写诗,被称为诗坛的神仙眷侣。即使两人如今已分开多年,彼此都已经放下,依然是很好的朋友,还在说诗。可有朋友不能释怀:“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
  大家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些被激情燃烧的青春和被诗歌浸染的爱情。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杨黎后来写道:“技術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非常重要……小安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是小安的诗风,也是她的生活Style。她不会刻意追求一些东西,就像她不会纠结着去挽留一样。失婚的日子,她不再写诗,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也没有写的冲动。于是,她被成都风行的麻将吸引了,不是在工作,就是在麻将桌前。各路朋友带着深深的惋惜,力劝她停止这种浪费生命的行为。每次,她都答应得很好,可窗外那锵铿热闹的麻将声,对她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她放下电话,一边穿衣,一边下楼。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圈圈新牌,一次又一次的推倒与重建,一场又一场的失望与盼望,一个又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日升与日落。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她诗没写几首,钱却输了将近30万。让她离开麻将桌的,不是朋友的敦促,也不是钱的障碍,更不是诗的召唤,而是赌到深处的无聊。
  有人惋惜地称她,跌在高处。
  任性而活
  告别赌坛的小安开始写精神病院,写疯子。她写得很难过,她曾经无数次试图站在一个疯子的视角来理解疯子,但她都失败了。那是一个对她来说,每天面对但依然陌生的世界,她找不到进入那个世界的密码。所以,她要写他们,很执著地写,不为表达什么,展示什么,只因为她想写他们了。
  她始终听从心的方向,任性而活。
  从2008年到2013年,小安断断续续地写,将很多人的故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护士小晴,如唱《甜蜜蜜》的女病人,如写情书的老张等等。她把这些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事,贴在了自己的博客里。有杂志要做专栏,很多人把这些故事当成了纪实,可是,小安说,我觉得这是小说。再不解释。
  2013年,书出版了,叫《我们这儿叫精神病院》。很写实的书名,里面的叙述全部用的是短句,像诗一样。这是多年写作形成的格式与用语习惯,小安说,改不了了。
  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之后,用“很美”来形容,无论是小安的文字,还是那些故事。这远远出乎小安的意料。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别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生僻而令人产生各种联想的地方,更没想过要美化与升华这个地方,她只想在这个自己工作了多年的熟悉的地方,把住在心里的那些成分,一一写出来。她甚至依据出版社的要求,想拿疯子们的画做书的插图,可出版社看了那些画,并不是很喜欢,倒是看好了小安的画,觉得有点意思。于是,毫无绘画基础的她,应出版社的要求画了,对方相当满意。
  这样的无心插柳,在小安的人生之中随处可见。她的平静缘于慵懒,所以,不管得到与失去,在她那里,都是不变,不变的安静,像禅。
  诗人韩东的评价是最靠近小安精神气质的。他说:每个写作者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总会构成某种关系,最常见的两种是:紧密,或者刻意的疏离。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过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个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但她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那么愤懑也没那么紧张”。小安的姿态就是没有姿态,写作对她来说,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没人待见时很安详,有人鼓噪时不摆谱。有足够真诚却绝不阿谀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静静。诗歌观点嘛,她说她还真的没有。“我想,诗人,就是要一直写,别停下。这个算不算?”
  小安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却被很多人称之为神秘,包括她的诗,以及她的工作。这对她来说,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误解,好在,她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辩解的人,安静,一如她的姓,仿佛天赐,又是一种温柔的服从。
  (编辑 张秀格[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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