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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担任过《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总编辑，并在《人民日报》作过副总编辑，在“文革”后创办《财贸战线》报的常芝青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以下三篇纪念文章，前两篇的作者已经故去，其中两篇是未曾发表过的旧稿，最后一篇是常先生之子于十八年前所写。这三篇文章透露出的这位老报人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应给今人，尤其是新闻界的同行们作一镜鉴。
编者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常芝青是我的舅舅，他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他为党办了一辈子报纸，他办报提出的要求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同住在北京三十年，以前我常去看望他，但交谈的机会很少。每次去，他都在忙报纸的事。我早就想给他写点什么，可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每次去他那里只有他问我几句话的时间，没有我和他交谈的时间。后来，他有空了，那是他在医院治病了，我去看他只想为他服点务，不想再提往事，让他着急或伤感。就这样我失去了了解他的宝贵时间，他也失去了让人了解的机会。一个在党的报业干得轰轰烈烈的报人，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世间。他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因为他的可利用的时间都给了报纸，都去琢磨报纸上的字，就没有挤出时间去琢磨留下关于自己的字。
最近我看了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常芝青传》，才明白他天天和字打交道，就是要实现他自己提出的：办报“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过《抗战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改为《晋绥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办《光明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财贸战线》。他讲过多次办报方针，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的最出色的报要推《晋绥日报》。
《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2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把这话作为党的要求，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到了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73页)什么是他说的“一本初衷”呢?在二十多年后他回顾历史时说：“办报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条办报宗旨，构成了常芝青新 常芝青先生(1911～1985) 闻观的核心。在以后数十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他都始终坚持这一条。有了这个根本观念，他才会每个字都要为人民负责。为此，他们发动和主持了“反客里空”运动，创造和使用了“编者按”等新闻体例。经过十年办报的经验总结，他更明确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报纸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树立与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104页)
1947年9月以后的三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对他们的办报经验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并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以及办报路线、风格；指出编辑要向群众学习。(第100页)毛主席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诙谐地和他们谈话，(见《毛泽东选集》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当张子意同志介绍常芝青是《晋绥日报》的总编辑时，毛主席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
对人民负责就要为党培养人才，就要鼓励人才成长。要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曾任新华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杨效农，工作上很有创造性，常芝青在工作中更多地督促他、严格地要求他。四十年后杨回忆往事说：“1942年夏秋之交，在小庙边的一棵树下交谈，他要我克服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缺点……要全心全意献身党的新闻事业……这是一次我毕生难忘的交心谈话。”后来，常芝青介绍他人了党。俗话说，处以公心用人才，处以私心用奴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常芝青过去办报是靠一帮黑笔杆子，他反驳说：“没有笔杆子，怎么办报!”
为党选拔人才，是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工作，人才是个培育、成长的过程。著名美术家李少言在五十年后的1994年5月5日忆起常芝青说：“我一生很幸运，遇上了两个关注我并影响了我一生的人，一位是贺龙同志，一位就是常芝青同志，他们都鼓励我搞创作，到西南《新华日报》后，芝青同志一再督促我搞创作。”
1949年12月10日他出任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从农村到城市(重庆)，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第143页)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1953年到四川长寿县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一位同志，13个月中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情况反映，还写了二十多篇评论。培养年轻编辑记者，他既放手又认真。彭雨同志回忆说：“我从事编辑工作才两年多，让我写社论，未写过，很胆怯，他向我讲要点，我写出来他审改。第二天稿子拿来时，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从头到尾改得密密麻麻，几乎全部是他重写的，但他却说，多写几篇。以后就有谱了。”
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许川说：“他改稿很挑剔，是面对面、手把手地教。从标题到内容，每一词句、标点符号，都是他逐一挑剔的对象。”他审稿从方针、政策的宣传，到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精心推敲，有时改的多了，排字车间的同志啧有烦言。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一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 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很多二十几岁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就能担当起组长(相当现在的部)的重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报纸的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任。他对一位中级干部所写的社论清样上，也会批上“文不成章”，退回重写的字样。
对人民负责，错了要承认，要及时改正。有一段时间报纸上出现的“更正”较多，他很重视，写信给编辑部主任说：“报纸上更正太多，如果容忍这种现象自流地继续下去，我们就要犯政治错误。”他说：“首先要从领导思想上检查，努力改正”。他对小错不放松，强调要从思想认识上重视。他要求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首先是他的心每刻都是在对人民负责的。
实事求是，用事实讲话，但又要有指导性。当年的一位记者三十七年后回忆说：有两件事令他铭记不忘。“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我写了一篇通讯，午夜时分，被叫到总编室，拿到那篇报道，只见小样被杠杠、写写、剪剪、贴贴，重改了一番，他肯定了通讯报道的意义后，反复说明改的理由。他说，新闻报道固然要尊重事实，用事实讲话，但事实本身要具有指导性，否则只是‘纯客观’报导，而缺乏思想性和政策性；又说，对新生事物要赞扬，但又不能因为是新生事物，就一味说十全十美，要具体分析。”这位同志(徐正)说：“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始终能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也许就不会吃‘假大空’，或宣传上‘一阵风’的亏了。”
对人民负责就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在大跃进的年月，他一面为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同时也冷静思考。1958年末，他回顾总结一年的思想和工作，写道：“在全面跃进的形势面前，有的同志难免头脑有时要发热，应当做到心情热烈，头脑冷静。”他决心自励自勉迎接新的一年。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继续跃进，同时努力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他以一个老革命、老新闻工作者的坦诚和勇气，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财贸书记会议上公开检讨了报纸在宣传上出现的问题。在财经宣传中他力避浮夸不实和说大话、鼓虚劲的时弊。在报社的运动中，他对人更为慎重，社内没有定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3年7月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办好报纸的指针》，文章中说：要办好报纸，首要的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我们的报纸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报纸的一项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他指出，报纸在反映实际情况和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时，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反对右的倾向；还特别提出，我们不是靠“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吃饭，而是，“靠真理、靠科学、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报纸还应当起到一种活的教科书的作用”。(第272页)
1963年—1965年，他带领工作组在山西忻县专区原平县下薛孤村公社搞“四清”，工作中有些队员急着想出成绩，建议他要把运动搞得热烈些。他总是开导大家，“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搞运动不能攀比，如果我们掌握政策不准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够多了。”下薛孤村的运动稳稳当当地深入地进行下来。他实事求是，以对群众负责的态度搞运动，三十年后，队干部任虎绪回忆“四清”运动，还感慨地说：“常芝青同志在‘四清’运动中，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深，把握得好，凡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可不容易啊!我们周围的村有逼死干部的，我们村不但没死人，还没伤害一个干部。”(1995年3月6日回访)
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谢牧同志在《他树立了优良的报风》的文章中写道：“他不图虚名，不尚交际，更不沽名钓誉，标榜自己。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时，他是该报的总编辑，他除了在《谈话》发表十五周年时，应约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以外，我没有听过他在其他场合谈及这类往事”。
这是我知道的他为文、为人的一些点滴，也是我永志不忘的。对他的为人、为文，我了解得太浅、太晚，深深地感到遗憾。此文算我补憾于万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常芝青主持工作达九年的《大公报》于1966年9月10日停刊了。后改名为《前进报》。很快中央决定调常芝青到《人民日报》工作，他在那里只干了三四个月，就被揪回原《大公报》挨批斗去了。他还坚持实事求是，他也反思自己的过去，检讨工作中的问题。他还想有朝一日再办报，人家批他，“你现在还能当总编辑吗?”他说：“现在我不行，你也不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我还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他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2003年11月25日苹)
作者简介：刘永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山东德平县人，1934年9月出生，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2005年4月10日因病逝世。
编者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常芝青是我的舅舅，他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他为党办了一辈子报纸，他办报提出的要求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同住在北京三十年，以前我常去看望他，但交谈的机会很少。每次去，他都在忙报纸的事。我早就想给他写点什么，可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每次去他那里只有他问我几句话的时间，没有我和他交谈的时间。后来，他有空了，那是他在医院治病了，我去看他只想为他服点务，不想再提往事，让他着急或伤感。就这样我失去了了解他的宝贵时间，他也失去了让人了解的机会。一个在党的报业干得轰轰烈烈的报人，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世间。他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因为他的可利用的时间都给了报纸，都去琢磨报纸上的字，就没有挤出时间去琢磨留下关于自己的字。
最近我看了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常芝青传》，才明白他天天和字打交道，就是要实现他自己提出的：办报“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过《抗战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改为《晋绥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办《光明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财贸战线》。他讲过多次办报方针，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的最出色的报要推《晋绥日报》。
《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2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把这话作为党的要求，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到了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73页)什么是他说的“一本初衷”呢?在二十多年后他回顾历史时说：“办报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条办报宗旨，构成了常芝青新 常芝青先生(1911～1985) 闻观的核心。在以后数十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他都始终坚持这一条。有了这个根本观念，他才会每个字都要为人民负责。为此，他们发动和主持了“反客里空”运动，创造和使用了“编者按”等新闻体例。经过十年办报的经验总结，他更明确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报纸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树立与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104页)
1947年9月以后的三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对他们的办报经验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并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以及办报路线、风格；指出编辑要向群众学习。(第100页)毛主席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诙谐地和他们谈话，(见《毛泽东选集》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当张子意同志介绍常芝青是《晋绥日报》的总编辑时，毛主席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
对人民负责就要为党培养人才，就要鼓励人才成长。要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曾任新华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杨效农，工作上很有创造性，常芝青在工作中更多地督促他、严格地要求他。四十年后杨回忆往事说：“1942年夏秋之交，在小庙边的一棵树下交谈，他要我克服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缺点……要全心全意献身党的新闻事业……这是一次我毕生难忘的交心谈话。”后来，常芝青介绍他人了党。俗话说，处以公心用人才，处以私心用奴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常芝青过去办报是靠一帮黑笔杆子，他反驳说：“没有笔杆子，怎么办报!”
为党选拔人才，是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工作，人才是个培育、成长的过程。著名美术家李少言在五十年后的1994年5月5日忆起常芝青说：“我一生很幸运，遇上了两个关注我并影响了我一生的人，一位是贺龙同志，一位就是常芝青同志，他们都鼓励我搞创作，到西南《新华日报》后，芝青同志一再督促我搞创作。”
1949年12月10日他出任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从农村到城市(重庆)，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第143页)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1953年到四川长寿县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一位同志，13个月中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情况反映，还写了二十多篇评论。培养年轻编辑记者，他既放手又认真。彭雨同志回忆说：“我从事编辑工作才两年多，让我写社论，未写过，很胆怯，他向我讲要点，我写出来他审改。第二天稿子拿来时，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从头到尾改得密密麻麻，几乎全部是他重写的，但他却说，多写几篇。以后就有谱了。”
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许川说：“他改稿很挑剔，是面对面、手把手地教。从标题到内容，每一词句、标点符号，都是他逐一挑剔的对象。”他审稿从方针、政策的宣传，到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精心推敲，有时改的多了，排字车间的同志啧有烦言。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一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 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很多二十几岁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就能担当起组长(相当现在的部)的重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报纸的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任。他对一位中级干部所写的社论清样上，也会批上“文不成章”，退回重写的字样。
对人民负责，错了要承认，要及时改正。有一段时间报纸上出现的“更正”较多，他很重视，写信给编辑部主任说：“报纸上更正太多，如果容忍这种现象自流地继续下去，我们就要犯政治错误。”他说：“首先要从领导思想上检查，努力改正”。他对小错不放松，强调要从思想认识上重视。他要求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首先是他的心每刻都是在对人民负责的。
实事求是，用事实讲话，但又要有指导性。当年的一位记者三十七年后回忆说：有两件事令他铭记不忘。“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我写了一篇通讯，午夜时分，被叫到总编室，拿到那篇报道，只见小样被杠杠、写写、剪剪、贴贴，重改了一番，他肯定了通讯报道的意义后，反复说明改的理由。他说，新闻报道固然要尊重事实，用事实讲话，但事实本身要具有指导性，否则只是‘纯客观’报导，而缺乏思想性和政策性；又说，对新生事物要赞扬，但又不能因为是新生事物，就一味说十全十美，要具体分析。”这位同志(徐正)说：“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始终能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也许就不会吃‘假大空’，或宣传上‘一阵风’的亏了。”
对人民负责就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在大跃进的年月，他一面为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同时也冷静思考。1958年末，他回顾总结一年的思想和工作，写道：“在全面跃进的形势面前，有的同志难免头脑有时要发热，应当做到心情热烈，头脑冷静。”他决心自励自勉迎接新的一年。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继续跃进，同时努力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他以一个老革命、老新闻工作者的坦诚和勇气，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财贸书记会议上公开检讨了报纸在宣传上出现的问题。在财经宣传中他力避浮夸不实和说大话、鼓虚劲的时弊。在报社的运动中，他对人更为慎重，社内没有定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3年7月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办好报纸的指针》，文章中说：要办好报纸，首要的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我们的报纸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报纸的一项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他指出，报纸在反映实际情况和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时，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反对右的倾向；还特别提出，我们不是靠“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吃饭，而是，“靠真理、靠科学、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报纸还应当起到一种活的教科书的作用”。(第272页)
1963年—1965年，他带领工作组在山西忻县专区原平县下薛孤村公社搞“四清”，工作中有些队员急着想出成绩，建议他要把运动搞得热烈些。他总是开导大家，“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搞运动不能攀比，如果我们掌握政策不准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够多了。”下薛孤村的运动稳稳当当地深入地进行下来。他实事求是，以对群众负责的态度搞运动，三十年后，队干部任虎绪回忆“四清”运动，还感慨地说：“常芝青同志在‘四清’运动中，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深，把握得好，凡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可不容易啊!我们周围的村有逼死干部的，我们村不但没死人，还没伤害一个干部。”(1995年3月6日回访)
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谢牧同志在《他树立了优良的报风》的文章中写道：“他不图虚名，不尚交际，更不沽名钓誉，标榜自己。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时，他是该报的总编辑，他除了在《谈话》发表十五周年时，应约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以外，我没有听过他在其他场合谈及这类往事”。
这是我知道的他为文、为人的一些点滴，也是我永志不忘的。对他的为人、为文，我了解得太浅、太晚，深深地感到遗憾。此文算我补憾于万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常芝青主持工作达九年的《大公报》于1966年9月10日停刊了。后改名为《前进报》。很快中央决定调常芝青到《人民日报》工作，他在那里只干了三四个月，就被揪回原《大公报》挨批斗去了。他还坚持实事求是，他也反思自己的过去，检讨工作中的问题。他还想有朝一日再办报，人家批他，“你现在还能当总编辑吗?”他说：“现在我不行，你也不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我还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他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2003年11月25日苹)
作者简介：刘永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山东德平县人，1934年9月出生，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2005年4月10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