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选取了两部新世纪的知青题材电影，分析两片所采取的“乡土中国”和“回望过去”策略，笔者发现此类题材中．怀旧成为一种消费，青春爱情创伤遮蔽了残酷的历史，“商业爱情片”的定位与表现也消解了历史的深度。而此种带中国标志的地域和题材，以国际市场为最大诉求。
　　【关键词】怀旧　消费　乡土中国　历史
　　
　　《美人草》和《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两片有很多共同之处，以70年代的知青下放为背景，皆选取了金马影帝刘烨作为男主角。均定位为商业爱情文艺片，其最大的共同处是影片题材、故事情感、镜头表达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前者的导演是被称为“中国电影摄影三剑客”之一的吕乐。经过审查之后，《美人草》这部以70年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得到电影局首肯在国内公映；2003年春这部法国投资并代表法国角逐金球奖最佳影片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则以下放到风景优美的四川凤凰山的知青为主人公，导演编剧是旅美作家戴思杰，因是法方独资无缘公映。
　　两部影片都把时间放在70年代，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作品以及第四代导演作品《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片都极力描写过这段充满了伤痛和人性压抑的岁月。而在新世纪出品的《美人草》和《巴尔扎克》中，历史被消隐，苦痛被遮蔽，洋溢着怀旧情结。追溯20年前杰姆逊在北大讲座时，精辟地指出怀旧不是真的对过去感兴趣，而是想模拟地表现现代人的某种心愿，用怀旧来满足。怀旧也是一种商品。我们把“怀旧”分为两种，一种是感到现实中的价值缺失，借“怀旧”来超越和批判现实：另一种则是自恋式的自我满足抚慰，以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电影更是复制时代商品的典型代表，《美人草》和《巴尔扎克》的“商业爱情文艺”片的定位，都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卖点。《美人草》改编自旅美作家石小克小说《初恋》，选定的女主角是带有粤语口音的明星舒淇。制片方想借助她的国际知名度以进军全球商业院线。商业票房当前，哪里有历史真相可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胡适也说过“历史就像小姑娘。是任人打扮的。”
　　《美人草》和《巴尔扎克》的导演索性把大历史放在小故事的背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青年牵涉到一千多万，但导演吕乐并没这么大的野心要表现那个大动乱时代的历史史诗，而是立足几个小人物的生活和爱情：70年代初一个女知青的成长，一个爱她的男子成了她丈夫：但在这期间，她邂逅了刘烨演的男知青，几经周折也没成眷属。吕乐阐述创作动机：“所有让我们为之震撼为之激动的这些运动都会过去，生活还是趋于平淡……中间有许多偶然的事情发生，可能影响我们一生。”影片开头，舒淇追赶知青的货车，刘烨扔下行李把她拉了上来，这个偶然选择造成了他们的故事。影片结尾意味深长和第一幕完全一样，舒淇追赶知青货车，这一回刘烨静静坐着没有拉她……导演想表现的似乎就是这么一种“人生偶在”小哲理和青春遗憾。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导演戴思杰留学法国，后入法国籍，是一个以法语写作的作家，影片就改编自他的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马剑铃和罗明两位知青70年代初下乡插队时，爱上了当地的小裁缝，他们用外国小说开启了小裁缝的心灵，最终小裁缝抛开了罗明的爱情毅然走向了外面的广阔世界。戴思杰导演则揉合了自己当年的知青经历，深情回望了1971至1974年在四川凤凰山下乡经历。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望过去”的姿态，置人物于僻远“乡土中国”的策略。对《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批评较集中于导演修复和美化了自己的记忆，稀释了文革历史的伤痛，自《活着》、《蓝风筝》、《霸王别姬》等片对文革历史的触及，评论者们多倾向于那段惨淡人生淋漓鲜血的历史是不能忘记和粉饰的，遗忘过去就是背叛历史。戴思杰导演在表达创作初衷的三个理由时这么说“刚开始法文写作，写自己最熟悉的插队的事应该较顺手：在那么残酷艰苦中，出现了这么浪漫的三角恋情：‘文学’怎样把我们这代人深刻的影响。”导演无疑把“浪漫的三角恋情”和“文学”突显出来，把“残酷艰苦”隐藏与消解。影片中体现“残酷艰苦”大致有这几个情节劳动辛苦：不能演奏小提琴曲这种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不能阅读外国小说。但戴思杰导演用戏噱荒诞的手法消解了这层精神郁闷和自由禁锢，让苦难消解于玩笑中。把莫扎特的小提琴曲改成《莫扎特热爱毛主席》就获得了名正言顺的演奏权：恶作剧地为队长补牙换取没收的外国小说：为村民讲解电影任意地加入外国小说的情节。马剑铃和罗明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小裁缝，以爱情的纯美遮蔽历史，以玩笑融化苦难。
　　导演都把目光落在乡土中国，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乡土所代表的封闭、落后是与文明相对的，影片也多处透露着文明入侵的讯息。与戴思杰所表达的初衷“文学怎样把我们这代人深刻影响”相反，该片并不在表现文学对他们知青的影响，而是全力表现着罗明、马剑铃们这些城市来的青年如何用文明的利器影响着乡村，俨然一副文化启蒙者的姿态。所以观众没有看到文学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志向，而是听到罗明叫嚷着：“我要用巴尔扎克改变她。”小提琴、闹钟、电影、书籍等都是他们传授文明的途径。罗明先是用闹钟改变了农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又根据自己需要随意拨乱闹钟显示他掌握文明主动权的优越感；巴尔扎克的小说使罗明们改变了小裁缝，小裁缝提早超越了他们的世界，在巴尔扎克的世界里小裁缝体会到“女人的美是无价的”，走向天外的世界闯荡。两位有着留学旅居海外背景的作者在新作中均采取了远离中国当代现实，回归乡土和过去的题材，但他们的影片又不是以中国观众为唯一受众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重视法国观众，并代表法国参赛，而《美人草》明显想进入国际院线。现在的消费市场需要怎么样的历史记忆。制片商就可炮制出来贩卖，记忆也是一种商品。
　　两位导演用这样的方式“想起”他们曾经的青春岁月，“想起并非单纯的记忆，而是由想象力构成和营造出来的。”能被“想起”的就是现在所没有、失去、不存在的事物。看这两片，一是觉得“遮蔽历史”(当然历史真相并非作家想要表现的主旨)，二是感觉历史的残酷风暴也掩盖不住青春激情和这段“人生中最美好的季节。”保罗尼采曾言“今年我二十岁，但我不愿听任何人对我说什么‘这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季节’之类的话。”此类话不过是成人者在回望自己青春时的一种怀旧，因为青春之后的时期是每况愈下了，而身处青春之中的人也不感到其好，只觉得一股灰色的焦虑和孤独。那么吕乐和戴思杰导演是双重“怀旧”，既在修饰青春，又在修饰过去的历史。
　　也在二十多年前，谢晋凭《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引起轰动，1979年到1986年间一批导演创作了许多有关文革记忆的影片。在历史舞台中展示个人悲剧命运，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主题。在那场历史风暴中，人们被剥夺了权利和生命，通过好人受难到昭雪平反，鲜明地划分了文革和79年之后新时期的界限。虽然谢晋们用的还是好莱坞的电影模式，如“好人受难——有人相助——沉冤得雪”，更被人称为“通俗版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电影主题受伤痕、反思文学的影响，用一种弱者的姿态对文革进行悲哀的控诉。时代变化，如今的电影作为一种商品更注重其市场票房，大明星、爱情类型、消解历史…，大众消费时代的消费不需要不能承受的重，要的是可以消遣的轻。正是在“怀旧”的保护色下，历史被很好的消费和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