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因李斯被奸宦赵高构杀，多以为忠臣，至少不是奸臣，殊不知李斯和赵高为狼狈，赵高所学、对二世胡亥所授、施暴政之纲领，皆得之于李斯。
　　世又因李斯临死《上秦二世书》，称自己为丞相三十余年，以一己之力使秦从西戎小国强大得了天下，多以为秦第一功臣，鲜有察李斯入秦时秦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诸国已事秦如郡县了（李斯初见赢政就是这么说的！）。在李斯入秦前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周献九鼎于秦不再称王，史家从此以秦王纪年。按此，李斯任相前四十三年，秦已代周为中国共主了。
　　确知李斯升任左丞相、即第二丞相（时冯去疾继王绾为右丞相即第一丞相）是秦始皇死前三年，那一年李斯主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焚书”；而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军北击匈奴时李斯还在廷尉任上。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亦指出，李斯“三十四年始称丞相”。因此李斯在始皇朝任丞相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四年。纵使司马迁记载有误，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的琅邪台刻石却是字句凿凿留存至今：“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
　　李斯《上秦二世书》又说“臣尽薄才……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一个人为秦国打下了天下。然遍寻诸史，除主张对请求臣降的韩国用兵而大大加剧了其余五国对统一的抵抗、谗杀韩非、伪造遗诏害死太子扶苏以致颠覆大秦天下之反例，竟找不到李斯于统一六国的尺寸之功。秦统一天下的根本方略，是张仪的“连横”和范雎的“远交近攻”，只剩孤齐和残燕时仍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赢政时，需要的已不是战略家，而是施行既定战略的策略家。可就连李斯自诩的“贿买离间诸侯君臣”的策略，也是贪尉缭之功为己有。《秦始皇本纪》明白记载，献计的是大梁人尉缭，秦王政任为国尉，同衣同食，与谋并吞六国之策。李斯和赵高密谋伪造始皇遗诏时，曾难堪地自承在才干、功绩、谋略、人望和信义五方面都不如蒙恬，而在并吞六国的战争中，蒙恬之父蒙武还是王翦的副将，蒙恬只是一员偏将，由此也可印证李斯在秦统一大业中的次要角色。
　　世人习称秦行郡县废封建，并多归功于李斯。行郡县与废封建实为二事。前者，周制便是“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礼·地官司徒》），前685年管仲制齐“三乡为县”，前350年商鞅划秦地为四十一县；又赵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与六国所行俱郡县，秦灭六国或因应或归并仍为郡县，李斯自己都讲“今海内皆为郡县”，郡县已行百年，何须再行？后者，秦所废的是世袭“外封建”，行的是爵禄“内封建”，秦之列侯伦侯在封国内同样可以赋税、置兵、选吏、发布政令等，唯不能世袭。故前事子虚、后事半有。而李斯与王绾的所谓统一与分裂路线之争，实际只是对最后平定的荆、齐、燕的边远地区采取何种统治方式的局部策略之争。从后来荆、齐、燕纷纷拥立旧主嗣反秦，乃至刘邦坐天下不得不顺应潮流、大行封建几乎恢复六国旧制来看，王绾等主张边远地区假旧主名义、安抚人心逐步巩固统治，方是安定统一的老成之策。
　　李斯的“茅厕鼠变谷仓鼠”或可充“励志故事”，然终是鼠变，任二丞相不旋踵便大摆车驾，被赢政望见，十分生气。按李斯于秦庄襄王三年别师入秦求富贵（时荀卿年逾九十，亦见斯之凉薄），由郎、王长史，于秦王政十三年得为客卿。秦自孝公以降凡六世，客卿皆直任丞相，唯李斯历二十余年方得为二丞相，又唯李斯不与统一大业而专为镇压臣民的“东门黄犬”。可见赢政知李斯非谋国良臣，念其曾为师又年届七旬，方有此任。姑不论此举是否贻天下之大患，只耄耋之年仍张狂如此，可知平素其为人。
　　秦统一前后的二十多年，李斯一直在掌管司法刑狱，以督责之术推行政治专制，并扩大到思想文化专制。《史记》记载当时的情形，“掠夺百姓钱财多的为贤吏，杀戮人民多的为忠臣，路人一半是刑徒，市上被处死者的尸体每天堆积如山”。残民以逞的暴政直接導致了秦政权的覆灭，而李斯的愚民专制政纲却一直荼毒中国两千多年。
　　多有读李斯《谏逐客疏》，以为贤达聪辩之士，却鲜有读其《行督责书》，“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此文即其政纲，主旨是用督察责罚之术，严法苛刑，消灭节俭仁义、明理进谏和节义烈士三种人，独裁专制使天下顺从一己，一人垄断天下的利益，让臣民们战战兢兢想保全活命还来不及，再不敢想变革作乱。千载之下每读仍使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