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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农村建设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如何把握农村教育和农村建设现状，对于我们如何准确把握农村改革以及农村教育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本论文以郭杨村为切入口，探讨了中国农民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目的，同时探讨了农民对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取向的变化，并探讨了变化的外层和内在原因，最后探讨了“谁才是乡村建设主力军”的问题，力图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农村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郭杨村； 透视； 中国当代农村教育
我们将选择的村庄——郭杨村，位于中国的教育大省和强省江苏省的苏北地区。郭杨村在以前分别是两个行政村：郭村和杨楼，后来因为行政精简，合为一个行政村。
郭杨村以前主要是一个农业村，这从它悬挂的“盐城市农业生产百亩样板田”的招牌仍然可以得到印证。村里先后也曾经有过几个企业。最早的是一家机米厂，主要为村民机米，再后来是一个纺绳厂和一个胶合板厂，但后两个厂的兴办，不但没有给村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反倒让村里欠下了数目不在少数的高利贷（虽然属于民间放贷，但当时的年利息是一分五，累积起来，倒也相当可观）。倒是由于它紧靠镇政府引进的轻工机械厂，许多人进厂做工，倒也有一笔在当地不算少的收入。
郭杨村以前的交通不算发达：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到相邻十几里的秦南镇（当时称乡）去搭轮船，进城（盐城市区）或者到扬州、镇江、南京；改革开放不久，随着乡镇公路的建设，以前的轮船交通线逐渐荒废，基本上都以汽车为交通工具。而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盐金线（盐城－金湖）国防公路的开工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小镇上就有直接到上海、苏州、南京的班车，因为车况和路况的好转，早上在家乘车去上海办事，晚上还可以赶回家吃饭，仿佛拉近了乡村和繁华都市的距离。
交通的便利，使得郭杨村的人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的郭杨村人从这里走出，去闯荡外面的世界，有的有了出息，非常荣耀地搬离了这里，或者到盐城市区，或者到更繁华的都市，便成为郭杨村“留守居民”的艳羡对象或谈资，有的则成为“候鸟”，闲时出去打工，到农忙或者春节便飞回来待上很短的一段时光。因此，平时的杨楼村，虽不至于像西部那种“走西口”后只留下38（妇女）61（儿童）99（老人）的尴尬和荒凉，却仍然显得几分萧瑟，只是晚间在附近工厂或政府上班的男人回来，添了一些活力。
一、接受教育：目的是跳出农门？
郭杨村因为靠近镇政府所在地，盐金线（盐城-金湖，为国家国防公路的一部分）在它的北侧穿过，交通相对便利，所以这几年回去，总是听到乡亲很振奋地对我说，某某公司征用多少土地，每亩土地每年补贴多少多少钱，这样，在外打工的人就不必在农忙的时候匆忙往回赶，而实际收入还有所增长。而今年暑假回乡的时候，老家的乡亲很沮丧地说，去年某医药公司征用的土地不知什么原因人家不续租了，田地荒了一年，再收拾更麻烦……
田地在郭杨村现在的人眼里变成了一块“鸡肋”：依靠一家分得的四五亩地充其量只能维持最起码的温饱，想实现致富奔小康的愿望类似于望梅止渴，土地里扒不出富裕生活，甚至连儿女的教育费用都难以为继，因此，郭杨村的50年代后出生的那些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郭杨，跳出农门。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前赴后继，忍辱负重，想实现子女逃离乡村的梦想，尽管他们的子女有很多并不具备很好地立足或扎根城市的能力与资格。
历史上，特别是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郭杨村人也曾经有过有限的社会流动，只不过在一个极端稳定的社会结构时期，这种社会流动极其有限，而且正如刘云杉所指出的，大致有四种途径：其一，参加革命，譬如郭村的郭迎祥，16岁就参加了县大队，而且还带领民兵支援过黄桥决战，尽管他几乎是一个文盲，但还是长期担任楼王乡革委会副主任，每次回家，他都乘乡里的小轮船，那时的气势曾让很多人神往。其二，招工，尤其是徐州煤矿招工，这种类型因为工种相对危险，所以往往到农村招，也有少数是顶替父亲工作的。其三，参军，参军－入党－提干－转业－吃皇粮，是郭杨村也是当时农村青年参军后的社会流动轨迹。譬如，杨楼的杨加胜、杨加信兄弟，就是靠当兵，以后一步步走到了浙江宁波劳动局局长和盐城市城区政法委书记，他们的侄子侄女也因为他们的缘故而先后离开了家乡，开起了工厂或当起了包工头，而第四生产组的刘金华，则在当兵期间赶上了自卫还击战，战后因为立了三等功而被保送上军校，转业后回到税务部门，然后一步步走到了盐城市国税局个税分局副局长的位置。其四，升学。譬如郭村的赵林成，从郭村走出，走到盐城中学，走进清华大学，又成为我国数学第一批18个博士之一，而杨楼的王遵尧，则从杨楼走出，当年应届考上华东成为杨楼村最早的科班本科,走到东南大学，又走到日本进修，最后从盐城工学院跳出，到浙江一所大学挂职，年薪达到30万。
上面的这些人不但有效地摆脱农民身份，而且还成为郭杨村的骄傲，只是极为有限。我们现在再来分析现在脱离农村的几种途径，不无遗憾地发现，前三条道路几乎已不可能：在和平年代，革命不再是上升的台阶，即使杨楼的王山增，因为文革期间造反而曾经成为乡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还是被革职，最后还是文革后考上中技而离开家乡；而招工随着普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下岗的威胁而开始失魅，杨楼的张长庚在80年代曾经顶替父亲进入上海浦东航运公司而让同辈羡慕，但90年代航运公司濒临倒闭夫妻双双下岗，日子过得艰难，在乡亲们的眼里甚至不如他们，更何况后来顶替政策已经废止，城里来乡下招工除了工钱外概不负责，所以难以给他们身份认同和归宿感；参军？随着军队职业化的提升，在部队入党、提干等升迁的路已基本断绝……
因此，依靠教育脱离农村已成为广大农民朴素而执著的追求。和西部地区还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失学的情况甚至有些地区还比较严重相比，杨楼村80后、90后的学生初中毕业的已“屈指可数”。只是村民们在不停抱怨，现在的学和现在的病一样，病看不起，学也似乎上不起。是的，现在的郭杨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为了孩子的教育，再大的投资都值得。因此，先把小孩通过关系或集资送到城里比较好的学校读书，再让孩子的母亲或祖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已成为常态，而这，无疑更加重了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的负担。
只是，就算这一条升迁之路，能够顺利走通，那么，就正如刘云杉所指出的，“即便这样的教育能在各个环节不出差错地运行，它最大的成功不是为乡村培养人才，而是将乡村的精壮之力，借助教育的力量，进行城市化的动员且最后进入城市，这无异于对乡村人才的掠夺。”［1］如果这样，我们不禁要追问：谁来建设乡村？
二、什么样的乡村教育比较适切？精英教育VS职业教育
随着中国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已不再是问题.从我们对郭杨村的调查来看,1985年后出生的农家子弟没有一个受的教育低于初中程度。但进学校的问题解决后,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由此突显。
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方面,郭杨村的农民经历了从一味追求精英教育到逐渐认同职业教育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郭杨村的农民比较认同精英教育,总喜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普通高中，总指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从普通高中再进到全日制普通高校，最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因此，有的家长不惜血本，把自己的子女找人集资到那些三星或四星级高中，在孩子读书期间甚至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然而，随着望龙成蛇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纯朴的农民终于开始认同：并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能通过精英教育走出去。
现在越来越多的郭杨村人开始接受自己子女也可以读职业学校或职业学院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其一是自己的子女不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料。20世纪90年代末郭杨村有一个姓张的农民，自己一生省吃俭用，把他的儿子通过种种关系送到盐都电大，岂料儿子在学校不学好，三年学习期间花费父母很多血汗钱，最后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最后父母没办法，把他送到浙江一亲戚那做小老板开采石场，很快又开跨了，几年折腾，把父母的钱都耗光了，到最后自己只好像没读书那样跟随别人去建筑工地作小工，而父亲白天打工晚上还要拾垃圾区来还以前借下的债……读书没有读出去，却读成了废人和败家子，这不能不让郭杨村人有所警醒。相形之下，和他同学的王姓同学，读的是当时人们看不上的职中的烹饪专业，到后来却咸鱼翻身，在上海开小吃铺，到后来却慢慢做大，开了不大不小的饭店，父母得到他的资助自然不需要那么辛苦，这又让郭杨村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孩子到底适合读什么学校。其二是高校扩招带来的负面效应。最近教育部终于公开承认，1999年开始的扩招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特别是目前至少有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这个在郭杨村也有所折射，村里读师范的子女，有的终于找到了工作，却在很偏僻的乡镇中学，虽说现在工资全县统筹，但除了工资外福利几乎没有，所以收入很不理想，终身大事也就很难如意，也有的虽然留在城里，却在民办或私立学校工作，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低，基本上比不上那些读职业大专后来进苏南工厂的人，郭杨村到现在为止还有两个已师范毕业两年却还没有做成教师的，不得不靠父母养活，也有的读了工商本科却进工厂打工的，或者学了财会、金融却并没有做成会计或银行职员……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花了父母那么大的代价，也走的似乎是“正道”，最后却未能走上“正道”，成为体面人。“正道”走不通了，不能不走以前看不上的“异路”，这也成为郭杨村人的现实选择。其三是尽管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本在降低，但其他阶段的教育成本却在加大。在中国的乡村，有两种致贫的方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生病致贫。现在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即使现在开始了新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但昂贵的医疗成本还是让人望而却步。在郭杨村,有好几例因为生了类似癌症等绝症而最后人财两空的。二是上学致贫。虽说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很低,但如果选择非学区的好一点的小学或初中,要花一笔很大的集资费,而到了高中和大学，花费就更是惊人。比如郭杨村一组的史成连家的儿子，2006年考上南京的应天学院，民办本科一年的学费大概要1万3千元左右，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实习费、交通费等开销，四年总共开销得10万元上下，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而大学一毕业又面临着找工作、结婚、房子的压力，使得不少的家庭很长时间一直面临着“钱荒”。因此，这样的教育负担使得不少家庭不得不面对现实。
对于现在的郭杨村人来说，如果自己的子女特别优秀，能够像前面提到的赵林成、王遵尧那样出人头地，那自然会竭尽全力让孩子走精英教育的路，如郭杨村一组的史成信家，儿子成绩比较优异，父母也特别舍得投入，后来儿子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分在南京一家大型公司做船舶监理，刚毕业月收入就近万元，找的对象家庭条件又很好，那自然是郭杨村人所向往的，但已并不盲目模仿，因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优秀，那投入越多，最后的压力和失望越大。因此，如果自己的孩子不怎么优秀，在初中毕业获高中毕业后，就会为他们做比较实在的选择。如郭杨村的陈中华家，给女儿安排的是初中毕业后读卫校，后来分在无锡，给儿子安排的是职业学院，后来也分在无锡，辛苦了几年，儿子、女儿都成了家，收入还不错，自己也就感到很满足……就笔者的调查看，郭杨村初高中读职业学校或职业学院的越来越多，而现在苏南地区技工短缺，分配相对不差，更何况，因为哥哥姐姐、亲戚、老乡已先进去工作，那些弟弟妹妹或其他关系进去就相对容易。
调查表明，郭杨村人在教育的取向上已明显地分为两类：子女成绩优异者就走普通教育和精英教育之路。而那些成绩平平或相对较差者，则为了规避教育和就业的失败，越来越多地选择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路。郭杨村人近10年的教育取向也就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10年前只有个别无书念采取读技校职校到现在某种程度上的技校职校热，而这背后折射的职业生存的压力。
三、内源发展还是外烁支持？谁应该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梁漱溟就深刻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一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办不好的。”［2］梁先生的话既是对20世纪早期的乡村教育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又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道路的总结。
“到民间去，到乡村去”曾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诉求和生命选择。从20世纪初晏阳初的博士下乡，到后来陶行知先生倡导的要有一个与“农民甘苦化的心”，倡导与做农民的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但20世纪乡村教育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固然有当时时局变化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向乡村和民间的回归更多的是文化的回归和理想的回归，因而它还不是真正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从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革命浪漫主义出发，一方面号召大办五七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给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一方面号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广大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就有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在看似优先发展农村，积极建设农村的背后，农村却成了扩大了的城乡矛盾的转移地，成为竞争中失败的青年的倾倒场，不但没增加乡村建设的活力，反而遗留了太多的社会问题，这从大量的知青小说中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乡村建设只能依赖乡村自身，而这又更多地依赖于乡村教育。但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乡村教育失去了乡村，中国的乡村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乡村和这块土地上的教育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疏离。
中国教育的普适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具体表现为中国教育的城市化倾向和富人化倾向，结果是中国乡村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与中国乡村隔绝，也与他的父辈严重疏离。在城市化和富人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教育失去了乡村。现行中小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的显性或潜在影响就是培养农村子弟对工业、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向往与羡慕和对农业、乡村与乡村生活的厌弃。城市在课程里面成了工业、现代化与幸福生活的象征，而农村则意味着落后、愚昧和贫苦生活［3］，这样下去的结果就如陶行知批评的“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年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4］另一方面，中国的乡村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因为乡村教育教出来的人很难真正意义上能够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乡村儿童到了县城里入了高等小学之后，便对他旧日乡村简朴生活已过不来，旧日饭亦不能吃了，旧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没得喝，烟亦没得吃，种种看不来，种种耐不得。而乡村农家应具的智识能力，又一毫没有，代之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智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代之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
惯。”［5］
从我们对郭杨村的调查来看，如前所说，那些从精英教育独木桥成功跨过的固然已离开了乡村，那些接受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的子弟也通过在城市工厂或公司就业的方式离开了乡村，只有极个别教育的失败者才不得已留在这块土地上，但也成为了候鸟，只有在农忙和春节才偶然归来。
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小康目标等宏观政策背影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在2006年被提到较高的政策层面，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农村地区广泛推进，而日前刚刚结束的17届三中全会更为农村如何进一步改革作了方向上的规定，所有这些，都要求目前的农村教育在办学定位上做出重大调整，如果我们的农村教育培养出的无论是孔雀还是麻雀都不扎根本土和乡村，都渴望跳出农村向东南、向城市飞，我们的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就失去了成功的现实可能。因此，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乡村教育的新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而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如何使农民及其子弟确立合理的教育期望，使他们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进可以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尽力退可以为乡村建设服务就成为中国乡村教育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其底线则是保证农家子弟在乡村自食其力获得心理尊重和幸福认同，过有尊严的生活。有此，中国的农村教育和农村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刘云杉.走进冗山村.见金生鈜.思想与对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5.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98.
［3］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187.
［4］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行知全集［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655.
［5］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 426.
［6］同3，654.
关键词：郭杨村； 透视； 中国当代农村教育
我们将选择的村庄——郭杨村，位于中国的教育大省和强省江苏省的苏北地区。郭杨村在以前分别是两个行政村：郭村和杨楼，后来因为行政精简，合为一个行政村。
郭杨村以前主要是一个农业村，这从它悬挂的“盐城市农业生产百亩样板田”的招牌仍然可以得到印证。村里先后也曾经有过几个企业。最早的是一家机米厂，主要为村民机米，再后来是一个纺绳厂和一个胶合板厂，但后两个厂的兴办，不但没有给村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反倒让村里欠下了数目不在少数的高利贷（虽然属于民间放贷，但当时的年利息是一分五，累积起来，倒也相当可观）。倒是由于它紧靠镇政府引进的轻工机械厂，许多人进厂做工，倒也有一笔在当地不算少的收入。
郭杨村以前的交通不算发达：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到相邻十几里的秦南镇（当时称乡）去搭轮船，进城（盐城市区）或者到扬州、镇江、南京；改革开放不久，随着乡镇公路的建设，以前的轮船交通线逐渐荒废，基本上都以汽车为交通工具。而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盐金线（盐城－金湖）国防公路的开工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小镇上就有直接到上海、苏州、南京的班车，因为车况和路况的好转，早上在家乘车去上海办事，晚上还可以赶回家吃饭，仿佛拉近了乡村和繁华都市的距离。
交通的便利，使得郭杨村的人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的郭杨村人从这里走出，去闯荡外面的世界，有的有了出息，非常荣耀地搬离了这里，或者到盐城市区，或者到更繁华的都市，便成为郭杨村“留守居民”的艳羡对象或谈资，有的则成为“候鸟”，闲时出去打工，到农忙或者春节便飞回来待上很短的一段时光。因此，平时的杨楼村，虽不至于像西部那种“走西口”后只留下38（妇女）61（儿童）99（老人）的尴尬和荒凉，却仍然显得几分萧瑟，只是晚间在附近工厂或政府上班的男人回来，添了一些活力。
一、接受教育：目的是跳出农门？
郭杨村因为靠近镇政府所在地，盐金线（盐城-金湖，为国家国防公路的一部分）在它的北侧穿过，交通相对便利，所以这几年回去，总是听到乡亲很振奋地对我说，某某公司征用多少土地，每亩土地每年补贴多少多少钱，这样，在外打工的人就不必在农忙的时候匆忙往回赶，而实际收入还有所增长。而今年暑假回乡的时候，老家的乡亲很沮丧地说，去年某医药公司征用的土地不知什么原因人家不续租了，田地荒了一年，再收拾更麻烦……
田地在郭杨村现在的人眼里变成了一块“鸡肋”：依靠一家分得的四五亩地充其量只能维持最起码的温饱，想实现致富奔小康的愿望类似于望梅止渴，土地里扒不出富裕生活，甚至连儿女的教育费用都难以为继，因此，郭杨村的50年代后出生的那些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郭杨，跳出农门。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前赴后继，忍辱负重，想实现子女逃离乡村的梦想，尽管他们的子女有很多并不具备很好地立足或扎根城市的能力与资格。
历史上，特别是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郭杨村人也曾经有过有限的社会流动，只不过在一个极端稳定的社会结构时期，这种社会流动极其有限，而且正如刘云杉所指出的，大致有四种途径：其一，参加革命，譬如郭村的郭迎祥，16岁就参加了县大队，而且还带领民兵支援过黄桥决战，尽管他几乎是一个文盲，但还是长期担任楼王乡革委会副主任，每次回家，他都乘乡里的小轮船，那时的气势曾让很多人神往。其二，招工，尤其是徐州煤矿招工，这种类型因为工种相对危险，所以往往到农村招，也有少数是顶替父亲工作的。其三，参军，参军－入党－提干－转业－吃皇粮，是郭杨村也是当时农村青年参军后的社会流动轨迹。譬如，杨楼的杨加胜、杨加信兄弟，就是靠当兵，以后一步步走到了浙江宁波劳动局局长和盐城市城区政法委书记，他们的侄子侄女也因为他们的缘故而先后离开了家乡，开起了工厂或当起了包工头，而第四生产组的刘金华，则在当兵期间赶上了自卫还击战，战后因为立了三等功而被保送上军校，转业后回到税务部门，然后一步步走到了盐城市国税局个税分局副局长的位置。其四，升学。譬如郭村的赵林成，从郭村走出，走到盐城中学，走进清华大学，又成为我国数学第一批18个博士之一，而杨楼的王遵尧，则从杨楼走出，当年应届考上华东成为杨楼村最早的科班本科,走到东南大学，又走到日本进修，最后从盐城工学院跳出，到浙江一所大学挂职，年薪达到30万。
上面的这些人不但有效地摆脱农民身份，而且还成为郭杨村的骄傲，只是极为有限。我们现在再来分析现在脱离农村的几种途径，不无遗憾地发现，前三条道路几乎已不可能：在和平年代，革命不再是上升的台阶，即使杨楼的王山增，因为文革期间造反而曾经成为乡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还是被革职，最后还是文革后考上中技而离开家乡；而招工随着普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下岗的威胁而开始失魅，杨楼的张长庚在80年代曾经顶替父亲进入上海浦东航运公司而让同辈羡慕，但90年代航运公司濒临倒闭夫妻双双下岗，日子过得艰难，在乡亲们的眼里甚至不如他们，更何况后来顶替政策已经废止，城里来乡下招工除了工钱外概不负责，所以难以给他们身份认同和归宿感；参军？随着军队职业化的提升，在部队入党、提干等升迁的路已基本断绝……
因此，依靠教育脱离农村已成为广大农民朴素而执著的追求。和西部地区还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失学的情况甚至有些地区还比较严重相比，杨楼村80后、90后的学生初中毕业的已“屈指可数”。只是村民们在不停抱怨，现在的学和现在的病一样，病看不起，学也似乎上不起。是的，现在的郭杨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为了孩子的教育，再大的投资都值得。因此，先把小孩通过关系或集资送到城里比较好的学校读书，再让孩子的母亲或祖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已成为常态，而这，无疑更加重了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的负担。
只是，就算这一条升迁之路，能够顺利走通，那么，就正如刘云杉所指出的，“即便这样的教育能在各个环节不出差错地运行，它最大的成功不是为乡村培养人才，而是将乡村的精壮之力，借助教育的力量，进行城市化的动员且最后进入城市，这无异于对乡村人才的掠夺。”［1］如果这样，我们不禁要追问：谁来建设乡村？
二、什么样的乡村教育比较适切？精英教育VS职业教育
随着中国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已不再是问题.从我们对郭杨村的调查来看,1985年后出生的农家子弟没有一个受的教育低于初中程度。但进学校的问题解决后,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由此突显。
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方面,郭杨村的农民经历了从一味追求精英教育到逐渐认同职业教育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郭杨村的农民比较认同精英教育,总喜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普通高中，总指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从普通高中再进到全日制普通高校，最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因此，有的家长不惜血本，把自己的子女找人集资到那些三星或四星级高中，在孩子读书期间甚至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然而，随着望龙成蛇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纯朴的农民终于开始认同：并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能通过精英教育走出去。
现在越来越多的郭杨村人开始接受自己子女也可以读职业学校或职业学院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其一是自己的子女不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料。20世纪90年代末郭杨村有一个姓张的农民，自己一生省吃俭用，把他的儿子通过种种关系送到盐都电大，岂料儿子在学校不学好，三年学习期间花费父母很多血汗钱，最后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最后父母没办法，把他送到浙江一亲戚那做小老板开采石场，很快又开跨了，几年折腾，把父母的钱都耗光了，到最后自己只好像没读书那样跟随别人去建筑工地作小工，而父亲白天打工晚上还要拾垃圾区来还以前借下的债……读书没有读出去，却读成了废人和败家子，这不能不让郭杨村人有所警醒。相形之下，和他同学的王姓同学，读的是当时人们看不上的职中的烹饪专业，到后来却咸鱼翻身，在上海开小吃铺，到后来却慢慢做大，开了不大不小的饭店，父母得到他的资助自然不需要那么辛苦，这又让郭杨村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孩子到底适合读什么学校。其二是高校扩招带来的负面效应。最近教育部终于公开承认，1999年开始的扩招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特别是目前至少有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这个在郭杨村也有所折射，村里读师范的子女，有的终于找到了工作，却在很偏僻的乡镇中学，虽说现在工资全县统筹，但除了工资外福利几乎没有，所以收入很不理想，终身大事也就很难如意，也有的虽然留在城里，却在民办或私立学校工作，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低，基本上比不上那些读职业大专后来进苏南工厂的人，郭杨村到现在为止还有两个已师范毕业两年却还没有做成教师的，不得不靠父母养活，也有的读了工商本科却进工厂打工的，或者学了财会、金融却并没有做成会计或银行职员……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花了父母那么大的代价，也走的似乎是“正道”，最后却未能走上“正道”，成为体面人。“正道”走不通了，不能不走以前看不上的“异路”，这也成为郭杨村人的现实选择。其三是尽管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本在降低，但其他阶段的教育成本却在加大。在中国的乡村，有两种致贫的方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生病致贫。现在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即使现在开始了新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但昂贵的医疗成本还是让人望而却步。在郭杨村,有好几例因为生了类似癌症等绝症而最后人财两空的。二是上学致贫。虽说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很低,但如果选择非学区的好一点的小学或初中,要花一笔很大的集资费,而到了高中和大学，花费就更是惊人。比如郭杨村一组的史成连家的儿子，2006年考上南京的应天学院，民办本科一年的学费大概要1万3千元左右，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实习费、交通费等开销，四年总共开销得10万元上下，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而大学一毕业又面临着找工作、结婚、房子的压力，使得不少的家庭很长时间一直面临着“钱荒”。因此，这样的教育负担使得不少家庭不得不面对现实。
对于现在的郭杨村人来说，如果自己的子女特别优秀，能够像前面提到的赵林成、王遵尧那样出人头地，那自然会竭尽全力让孩子走精英教育的路，如郭杨村一组的史成信家，儿子成绩比较优异，父母也特别舍得投入，后来儿子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分在南京一家大型公司做船舶监理，刚毕业月收入就近万元，找的对象家庭条件又很好，那自然是郭杨村人所向往的，但已并不盲目模仿，因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优秀，那投入越多，最后的压力和失望越大。因此，如果自己的孩子不怎么优秀，在初中毕业获高中毕业后，就会为他们做比较实在的选择。如郭杨村的陈中华家，给女儿安排的是初中毕业后读卫校，后来分在无锡，给儿子安排的是职业学院，后来也分在无锡，辛苦了几年，儿子、女儿都成了家，收入还不错，自己也就感到很满足……就笔者的调查看，郭杨村初高中读职业学校或职业学院的越来越多，而现在苏南地区技工短缺，分配相对不差，更何况，因为哥哥姐姐、亲戚、老乡已先进去工作，那些弟弟妹妹或其他关系进去就相对容易。
调查表明，郭杨村人在教育的取向上已明显地分为两类：子女成绩优异者就走普通教育和精英教育之路。而那些成绩平平或相对较差者，则为了规避教育和就业的失败，越来越多地选择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路。郭杨村人近10年的教育取向也就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10年前只有个别无书念采取读技校职校到现在某种程度上的技校职校热，而这背后折射的职业生存的压力。
三、内源发展还是外烁支持？谁应该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梁漱溟就深刻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一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办不好的。”［2］梁先生的话既是对20世纪早期的乡村教育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又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道路的总结。
“到民间去，到乡村去”曾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诉求和生命选择。从20世纪初晏阳初的博士下乡，到后来陶行知先生倡导的要有一个与“农民甘苦化的心”，倡导与做农民的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但20世纪乡村教育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固然有当时时局变化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向乡村和民间的回归更多的是文化的回归和理想的回归，因而它还不是真正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从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革命浪漫主义出发，一方面号召大办五七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给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一方面号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广大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就有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在看似优先发展农村，积极建设农村的背后，农村却成了扩大了的城乡矛盾的转移地，成为竞争中失败的青年的倾倒场，不但没增加乡村建设的活力，反而遗留了太多的社会问题，这从大量的知青小说中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乡村建设只能依赖乡村自身，而这又更多地依赖于乡村教育。但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乡村教育失去了乡村，中国的乡村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乡村和这块土地上的教育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疏离。
中国教育的普适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具体表现为中国教育的城市化倾向和富人化倾向，结果是中国乡村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与中国乡村隔绝，也与他的父辈严重疏离。在城市化和富人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教育失去了乡村。现行中小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的显性或潜在影响就是培养农村子弟对工业、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向往与羡慕和对农业、乡村与乡村生活的厌弃。城市在课程里面成了工业、现代化与幸福生活的象征，而农村则意味着落后、愚昧和贫苦生活［3］，这样下去的结果就如陶行知批评的“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年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4］另一方面，中国的乡村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因为乡村教育教出来的人很难真正意义上能够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乡村儿童到了县城里入了高等小学之后，便对他旧日乡村简朴生活已过不来，旧日饭亦不能吃了，旧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没得喝，烟亦没得吃，种种看不来，种种耐不得。而乡村农家应具的智识能力，又一毫没有，代之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智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代之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
惯。”［5］
从我们对郭杨村的调查来看，如前所说，那些从精英教育独木桥成功跨过的固然已离开了乡村，那些接受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的子弟也通过在城市工厂或公司就业的方式离开了乡村，只有极个别教育的失败者才不得已留在这块土地上，但也成为了候鸟，只有在农忙和春节才偶然归来。
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小康目标等宏观政策背影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在2006年被提到较高的政策层面，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农村地区广泛推进，而日前刚刚结束的17届三中全会更为农村如何进一步改革作了方向上的规定，所有这些，都要求目前的农村教育在办学定位上做出重大调整，如果我们的农村教育培养出的无论是孔雀还是麻雀都不扎根本土和乡村，都渴望跳出农村向东南、向城市飞，我们的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就失去了成功的现实可能。因此，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乡村教育的新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而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如何使农民及其子弟确立合理的教育期望，使他们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进可以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尽力退可以为乡村建设服务就成为中国乡村教育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其底线则是保证农家子弟在乡村自食其力获得心理尊重和幸福认同，过有尊严的生活。有此，中国的农村教育和农村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刘云杉.走进冗山村.见金生鈜.思想与对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5.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98.
［3］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187.
［4］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行知全集［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655.
［5］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 426.
［6］同3，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