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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8日傍晚，武汉大学凌波门路段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名男子在马路中间突然摔倒，导致6辆机动车连环追尾。奇怪的是，仅仅3个小时，这个路段就先后发生了6起交通事故。司机事后都反映，不知道为什么，车开到这个路段就会突然打滑失控。
交警勘察事故现场时，竟然在路面上发现了很多死蚊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交警找到了唐兆子。
唐兆子认为，交通事故肯定是由路面的蚊子造成的，因为路面有很厚的一层蚊子，蚊子主要是蛋白质和水分。车子刹车时，轮胎不能直接接触路面，会跟在冰上一样。
原来，武汉大学凌波门路段正好在东湖边，那两天武汉大风降温，湖面上的蚊子被风吹到了岸边，冻死后落到了路面上，蚊子被车轮碾压后，形成了像油一样的润滑剂。
动物学家唐兆子是武汉大学标本馆原馆长，交警之所以找到唐兆子来调查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就因为在武汉，唐兆子是出了名的动物百事通。在武汉市，甚至湖北省，只要发现了一个新奇的动物，或者出现了稀奇古怪与动物有关的事件，唐兆子都能说出个来龙去脉。
唐兆子生于一个动物标本制作世家，制作动物标本的手艺是他的曾曾祖父传下来的，已经有将近150年的历史。他的曾曾祖父就是在动物标本界大名鼎鼎的“标本唐”的创始人，唐春营。
唐春营原本是闽江上一个小货轮的船长，他认识了当时海关的一个法国官员，这位官员很喜欢鸟类。
一次闲聊中，这位法国官员得知唐春营的兄弟们都是猎鸟的高手，很兴奋，便提出高价买下唐家人捕获的各种鸟类。
当唐春营把鸟送到他家里时，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位外国人买鸟并不是为了养鸟，而是把鸟都做成了动物标本。
唐兆子说，他做的一个个标本，和动物活着时候的某个姿势一样。后来唐春营通过仔细观察、认真揣摩和动手实践，也学会了制作标本的技术。
19世纪，西方国家的达官贵族喜欢用动物标本装饰房间，这股风气很快传到了大清国。制作动物标本一下子成为了唐家人谋生的手段，并代代相传下来。
20世纪初，西方的教育理念引进中国，许多高等学校都设立了生物专业。唐家的动物标本有了新的用途。
唐兆子说，学生没有太多条件到自然界去，即使到了自然界也不一定能看到很多生物物种，所以要有一些人员专门收集、制作一些标本做教具，拿到课堂上用作教学。
由于高等学校的需求，唐家的后代很快走出福建，到了全国各地。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科学考察进入了发展期。动物标本制作行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那时全国性的动物学科考队伍中有一半人是唐家的后代。
唐兆子说，我哥哥有的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还有的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唐兆子生于1947年，生长在一个从事标本制作环境中的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打猎。那时，人们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父亲常带他到武汉大学旁边的东湖去寻找制作标本的动物。于是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学习制作标本。
武汉大学标本馆里，有一条中华鲟的标本是唐兆子和他父亲一起制作的。那时，葛洲坝截流刚刚完工，一条到上游产卵的中华鲟因找不到通往上游的船闸，在江心到处乱撞，一些好心的船主想慢慢把那条鱼赶进船闸，让它好进入上游金沙江。这些船围住它往里面赶，它来回蹿，最后蹿到旁边水泥地上就不行了。唐兆子后来便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被称作动物活化石的中华鲟，非常珍贵，制成标本意义重大。但由于中华鲟没有鳞片，表皮很薄，给制作标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父亲的指导下，唐兆子终于制作完成了这件标本。父亲的这门手艺也终于被他继承了过来。标本馆里还有很多唐兆子的得意之作，比如一件3米多高的长颈鹿标本就是唐兆子制作过的最大的标本。
唐兆子说，做这种大型动物标本非常困难。它的骨骼大，你准备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先要把每一个小角度都设计好，否则做上去以后，再想改动就不可能了。如果骨架某一个关节弯的角度大了或者小了，不协调，标本就会失败。
唐兆子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标本唐的手艺，同时还通过长期的野外考察练就了识别稀有动物的能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作标本的动物主要来源于野外。于是，唐兆子常常跟随科学考察队到野外收集各类动物。这期间，唐兆子掌握了动物分类的知识，还练就了一套辨认动物的独特方法。他可以凭借动物的脚印判断出动物的种类，凭借鸟的叫声判断出鸟的名称，甚至从地上捡到一根鸟类的羽毛，就能断定这根羽毛长在鸟身体的哪个部位。
凭借对动物的独特了解，1977年，唐兆子应邀参加了轰动全国的神农架科学考察。而这次考察缘于一次著名的神农架野人目击事件。
1976年5月14日凌晨1点，神农架林区党委政府的五名干部乘坐一辆吉普车从房县返回住地，当吉普车经过海拔1700米的椿树垭时，司机蔡先志突然发现，前方道路上有一个奇怪的动物正迎面走来。
蔡先志说，到了野人跟前，我把车子一刹，距离他大概3米～5米远。
原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余传勤说，野人腹部的毛，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向下垂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记者站副站长陈连生说，野人浑身的毛是鲜红色的。
司机蔡先志是唐兆子的朋友，他把自己看见野人的事情告诉了唐兆子。
他说，大家开始都在车子里看，然后从两边的车门下来，他们在灯光的范围内盯着这个动物，最后他捡了一个土坷垃扔过去，打到了这个动物身上，动物好像才缓过神来，顺着坡跑了。
为了调查野人的踪迹，1977年，一支由古人类、动植物和地学等学科专家组成的100多人的科考队，开始对神农架进行大规模考察，唐兆子作为稀有动物的鉴定专家也参加了这次科考。
他们来到所谓见到野人频率最高的地点进行考察，搜寻野人，
唐兆子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带着枪和干粮，从海拔800米的驻地爬到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顶。 唐兆子说，科考队想突破野人之谜，每天工作非常认真，也很辛苦。都希望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野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拿大、前苏联都在进行野人的考察研究，这些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的奇异动物目击事件。在美国，还流传着一段17秒的关于野人活动的录像。
除了目击者的证据外，从古生物研究角度，野人在理论上是应该存在的。因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巨猿到现代人类外形差别太大，中间缺乏一个过渡的物种。
唐兆子说，这个学术观点实际上不但古生物学家，连动物学家也认可。所以当时很希望在神农架找到这么一个物种，补上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考察进行了三个月，唐兆子他们谁也没有见到“野人”的踪影，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段录像，或者“野人”居住的洞穴等任何野人存在的证据都没有找到。 轰动全国的神农架科学大考察，并没有找到有关野人的证据，就在人们准备放弃时，新的证据出现了。
1977年7月，结束了3个月没有结果的考察后，科考队决定休整。
唐兆子说，8月份大家都回到了神农架。在第二阶段，考察指挥部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和考察计划。因为上半年用了3个月时间，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野人”好像一点线索都没有，并且大家已经表示怀疑野人的存在。下半年，从反面说明神农架没野人。
1977年下半年，调查的目标戏剧性地变成了寻找野人不存在的证据。考察队计划捕获一些猴子、熊、野猪等，把这些动物拿到老百姓面前，让他们看看是不是他们过去见到的奇异动物。就在这个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考察小组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唐兆子说，在神农架的一个叫铁如沟的地方，一个四川到神农架打工的小青年说，他在给别人建房砍檩子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了野人，同时还发现了脚印。
听说有人发现了野人的踪迹，大家立刻兴奋起来。指挥部还专门调来了野战部队的侦察兵。解放军的加强排分几个组，带上账篷、民工住在大山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在目击者的带领下，考察队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唐兆子说，我们果真看到，在一个土坎上面有一个很清晰的脚印。那个地方没有树，枯树叶都没有。
野人的脚印，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科考队员们把脚印铸成了模型。这个脚印长达45厘米。
在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也发现过类似的大脚印。1977年4月美国还制作过一部名为《大脚怪》电影，讲述的就是关于野人的故事。于是这几个大脚印就成为此次神农架考察最有价值的收获，而唐兆子对此却一直心存异议。
唐兆子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大脚印上。山上的动物，如老虎，豹子的脚像我们常说的梅花状，老虎的脚印也就是十来厘米长。
唐兆子认为，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常在山上生活的动物脚印应该很小，山上全是悬岩峭壁，脚大了根本踩不住，只有猫科动物或者像羚羊、鹿、野猪等蹄子特别小的动物才能行动自如。而长有大脚的动物应该在沼泽地带或沙漠地区生活。神农架山上的大脚印应该另有来历。
唐兆子认为，在山上，多年落下来的树叶腐败、变质，一层一层，有一定厚度，底下是比较坚硬的泥土。踩到可以滑45厘米，也可以滑更长，脚印最长的45厘米，也有很多很短的。
关于神农架野人的报道还在继续，还有一些机构邀请唐兆子再次到神农架做野人调查。唐兆子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再次搜寻野人是浪费时间。
已经退休的唐兆子，经常到标本馆里当讲解员，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珍贵的标本是他最大的心愿。目前，武汉大学标本馆里的标本共有8600多件，这些标本应该说是唐家几代人的心血。
唐兆子说，从我祖父，到我父亲，再到我，三代人积累下来的这些标本，将来怎么办?再过多少年它会损坏的，如果没有了，比如像赤颈鹤，不只是武汉大学没有了，是我们国家都没有了。这些标本是很珍贵的自然资源，我曾跟我们校长说，它不仅是武汉大学的，也是世界的。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如今许多动物的观察和识别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动物标本制作行业也逐渐走入低谷。2000年，学校扩建计划拆掉标本馆，要求唐兆子把标本搬到其它的楼里，唐兆子极力反对，曾六次打报告反映情况。
学校终于采纳了唐兆子的建议，改变了拆迁的计划。2002年标本馆获得国家青少年科普基地奖。
现在，唐兆子把这个责任留给了他的儿子。周末，唐兆子常常带着自己的孙子到标本馆里玩耍，培养他对标本的喜爱。因为在他的心里，他还是想把这门“留住生命瞬间”的手艺传承下去。
交警勘察事故现场时，竟然在路面上发现了很多死蚊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交警找到了唐兆子。
唐兆子认为，交通事故肯定是由路面的蚊子造成的，因为路面有很厚的一层蚊子，蚊子主要是蛋白质和水分。车子刹车时，轮胎不能直接接触路面，会跟在冰上一样。
原来，武汉大学凌波门路段正好在东湖边，那两天武汉大风降温，湖面上的蚊子被风吹到了岸边，冻死后落到了路面上，蚊子被车轮碾压后，形成了像油一样的润滑剂。
动物学家唐兆子是武汉大学标本馆原馆长，交警之所以找到唐兆子来调查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就因为在武汉，唐兆子是出了名的动物百事通。在武汉市，甚至湖北省，只要发现了一个新奇的动物，或者出现了稀奇古怪与动物有关的事件，唐兆子都能说出个来龙去脉。
唐兆子生于一个动物标本制作世家，制作动物标本的手艺是他的曾曾祖父传下来的，已经有将近150年的历史。他的曾曾祖父就是在动物标本界大名鼎鼎的“标本唐”的创始人，唐春营。
唐春营原本是闽江上一个小货轮的船长，他认识了当时海关的一个法国官员，这位官员很喜欢鸟类。
一次闲聊中，这位法国官员得知唐春营的兄弟们都是猎鸟的高手，很兴奋，便提出高价买下唐家人捕获的各种鸟类。
当唐春营把鸟送到他家里时，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位外国人买鸟并不是为了养鸟，而是把鸟都做成了动物标本。
唐兆子说，他做的一个个标本，和动物活着时候的某个姿势一样。后来唐春营通过仔细观察、认真揣摩和动手实践，也学会了制作标本的技术。
19世纪，西方国家的达官贵族喜欢用动物标本装饰房间，这股风气很快传到了大清国。制作动物标本一下子成为了唐家人谋生的手段，并代代相传下来。
20世纪初，西方的教育理念引进中国，许多高等学校都设立了生物专业。唐家的动物标本有了新的用途。
唐兆子说，学生没有太多条件到自然界去，即使到了自然界也不一定能看到很多生物物种，所以要有一些人员专门收集、制作一些标本做教具，拿到课堂上用作教学。
由于高等学校的需求，唐家的后代很快走出福建，到了全国各地。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科学考察进入了发展期。动物标本制作行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那时全国性的动物学科考队伍中有一半人是唐家的后代。
唐兆子说，我哥哥有的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还有的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唐兆子生于1947年，生长在一个从事标本制作环境中的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打猎。那时，人们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父亲常带他到武汉大学旁边的东湖去寻找制作标本的动物。于是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学习制作标本。
武汉大学标本馆里，有一条中华鲟的标本是唐兆子和他父亲一起制作的。那时，葛洲坝截流刚刚完工，一条到上游产卵的中华鲟因找不到通往上游的船闸，在江心到处乱撞，一些好心的船主想慢慢把那条鱼赶进船闸，让它好进入上游金沙江。这些船围住它往里面赶，它来回蹿，最后蹿到旁边水泥地上就不行了。唐兆子后来便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被称作动物活化石的中华鲟，非常珍贵，制成标本意义重大。但由于中华鲟没有鳞片，表皮很薄，给制作标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父亲的指导下，唐兆子终于制作完成了这件标本。父亲的这门手艺也终于被他继承了过来。标本馆里还有很多唐兆子的得意之作，比如一件3米多高的长颈鹿标本就是唐兆子制作过的最大的标本。
唐兆子说，做这种大型动物标本非常困难。它的骨骼大，你准备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先要把每一个小角度都设计好，否则做上去以后，再想改动就不可能了。如果骨架某一个关节弯的角度大了或者小了，不协调，标本就会失败。
唐兆子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标本唐的手艺，同时还通过长期的野外考察练就了识别稀有动物的能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作标本的动物主要来源于野外。于是，唐兆子常常跟随科学考察队到野外收集各类动物。这期间，唐兆子掌握了动物分类的知识，还练就了一套辨认动物的独特方法。他可以凭借动物的脚印判断出动物的种类，凭借鸟的叫声判断出鸟的名称，甚至从地上捡到一根鸟类的羽毛，就能断定这根羽毛长在鸟身体的哪个部位。
凭借对动物的独特了解，1977年，唐兆子应邀参加了轰动全国的神农架科学考察。而这次考察缘于一次著名的神农架野人目击事件。
1976年5月14日凌晨1点，神农架林区党委政府的五名干部乘坐一辆吉普车从房县返回住地，当吉普车经过海拔1700米的椿树垭时，司机蔡先志突然发现，前方道路上有一个奇怪的动物正迎面走来。
蔡先志说，到了野人跟前，我把车子一刹，距离他大概3米～5米远。
原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余传勤说，野人腹部的毛，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向下垂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记者站副站长陈连生说，野人浑身的毛是鲜红色的。
司机蔡先志是唐兆子的朋友，他把自己看见野人的事情告诉了唐兆子。
他说，大家开始都在车子里看，然后从两边的车门下来，他们在灯光的范围内盯着这个动物，最后他捡了一个土坷垃扔过去，打到了这个动物身上，动物好像才缓过神来，顺着坡跑了。
为了调查野人的踪迹，1977年，一支由古人类、动植物和地学等学科专家组成的100多人的科考队，开始对神农架进行大规模考察，唐兆子作为稀有动物的鉴定专家也参加了这次科考。
他们来到所谓见到野人频率最高的地点进行考察，搜寻野人，
唐兆子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带着枪和干粮，从海拔800米的驻地爬到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顶。 唐兆子说，科考队想突破野人之谜，每天工作非常认真，也很辛苦。都希望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野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拿大、前苏联都在进行野人的考察研究，这些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的奇异动物目击事件。在美国，还流传着一段17秒的关于野人活动的录像。
除了目击者的证据外，从古生物研究角度，野人在理论上是应该存在的。因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巨猿到现代人类外形差别太大，中间缺乏一个过渡的物种。
唐兆子说，这个学术观点实际上不但古生物学家，连动物学家也认可。所以当时很希望在神农架找到这么一个物种，补上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考察进行了三个月，唐兆子他们谁也没有见到“野人”的踪影，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段录像，或者“野人”居住的洞穴等任何野人存在的证据都没有找到。 轰动全国的神农架科学大考察，并没有找到有关野人的证据，就在人们准备放弃时，新的证据出现了。
1977年7月，结束了3个月没有结果的考察后，科考队决定休整。
唐兆子说，8月份大家都回到了神农架。在第二阶段，考察指挥部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和考察计划。因为上半年用了3个月时间，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野人”好像一点线索都没有，并且大家已经表示怀疑野人的存在。下半年，从反面说明神农架没野人。
1977年下半年，调查的目标戏剧性地变成了寻找野人不存在的证据。考察队计划捕获一些猴子、熊、野猪等，把这些动物拿到老百姓面前，让他们看看是不是他们过去见到的奇异动物。就在这个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考察小组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唐兆子说，在神农架的一个叫铁如沟的地方，一个四川到神农架打工的小青年说，他在给别人建房砍檩子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了野人，同时还发现了脚印。
听说有人发现了野人的踪迹，大家立刻兴奋起来。指挥部还专门调来了野战部队的侦察兵。解放军的加强排分几个组，带上账篷、民工住在大山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在目击者的带领下，考察队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唐兆子说，我们果真看到，在一个土坎上面有一个很清晰的脚印。那个地方没有树，枯树叶都没有。
野人的脚印，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科考队员们把脚印铸成了模型。这个脚印长达45厘米。
在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也发现过类似的大脚印。1977年4月美国还制作过一部名为《大脚怪》电影，讲述的就是关于野人的故事。于是这几个大脚印就成为此次神农架考察最有价值的收获，而唐兆子对此却一直心存异议。
唐兆子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大脚印上。山上的动物，如老虎，豹子的脚像我们常说的梅花状，老虎的脚印也就是十来厘米长。
唐兆子认为，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常在山上生活的动物脚印应该很小，山上全是悬岩峭壁，脚大了根本踩不住，只有猫科动物或者像羚羊、鹿、野猪等蹄子特别小的动物才能行动自如。而长有大脚的动物应该在沼泽地带或沙漠地区生活。神农架山上的大脚印应该另有来历。
唐兆子认为，在山上，多年落下来的树叶腐败、变质，一层一层，有一定厚度，底下是比较坚硬的泥土。踩到可以滑45厘米，也可以滑更长，脚印最长的45厘米，也有很多很短的。
关于神农架野人的报道还在继续，还有一些机构邀请唐兆子再次到神农架做野人调查。唐兆子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再次搜寻野人是浪费时间。
已经退休的唐兆子，经常到标本馆里当讲解员，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珍贵的标本是他最大的心愿。目前，武汉大学标本馆里的标本共有8600多件，这些标本应该说是唐家几代人的心血。
唐兆子说，从我祖父，到我父亲，再到我，三代人积累下来的这些标本，将来怎么办?再过多少年它会损坏的，如果没有了，比如像赤颈鹤，不只是武汉大学没有了，是我们国家都没有了。这些标本是很珍贵的自然资源，我曾跟我们校长说，它不仅是武汉大学的，也是世界的。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如今许多动物的观察和识别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动物标本制作行业也逐渐走入低谷。2000年，学校扩建计划拆掉标本馆，要求唐兆子把标本搬到其它的楼里，唐兆子极力反对，曾六次打报告反映情况。
学校终于采纳了唐兆子的建议，改变了拆迁的计划。2002年标本馆获得国家青少年科普基地奖。
现在，唐兆子把这个责任留给了他的儿子。周末，唐兆子常常带着自己的孙子到标本馆里玩耍，培养他对标本的喜爱。因为在他的心里，他还是想把这门“留住生命瞬间”的手艺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