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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越跨国族群在长期的联系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有的价值认同，其在文化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跨国族群的信息传播在中越公共外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共同的民族文化作为传播基石，中越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相较于一般的对外传播更具有传播优势。但是跨国族群也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性，因而对越南跨国族群的信息传播要抓住文化同源的优势，同时也要认清跨国族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创新信息传播方式。
[关键词]中越;跨国族群;公共外交;传播策略
一、中外学者对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对少数族群传播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阶段，西方学者对少数族群传播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跨文化交流障碍的解决方法和途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比如传播媒介报道少数族群问题的传播问题，强调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互动和非语言信号对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21世纪，学界在少数族群传媒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少数族群传媒的再编码和再传播、少数族群传媒的双重认同等领域收获颇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国内学者先后从少数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传播、少数民族新闻史，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研究中，跨境族群的信息传播是一个形影相随的问题。跨境族群问题往往能影响国家与民族的重大关系，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深度交织的时代，跨境族群群体相较一般的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显示出特殊性，跨境少数民族的传播研究不仅凸显了高度的学术价值，在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关系层面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20年代，W.G杜德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提到了中越跨国族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凌纯声、勇士衡等边政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以“边政”概念为核心，开始了“边疆民族”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民族学工作者已经不仅仅只围绕“边政学”进行研究，而对与跨国民族有关的學术也进行了探索，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做了铺垫。徐松石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1959年）和凌纯声编著的《中越文化论》等著作，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中越跨国族群的序幕。伊茨的《东亚南部民族史》中“壮人西来”的观点虽不科学，但为中外研究跨国族群提供了借鉴和方法。跨国民族作为边疆民族研究的独立研究方向，渐趋向于独立化、具体化、系统化。
由于历史原因，跨境族群分居两个或多个国家但仍然保持着地域联系，他们在历史渊源、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更容易引发心理共鸣。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分居着大量同源的跨境族群，分布在老挝、缅甸、越南等与中国交界的边境之地。一直以来，我们与东南亚的联系较多地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过多地重视中国与它们的文化传播，更没有过多重视跨境族群信息传播在公共外交上发挥的中坚作用，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跨境族群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跨境族群的对外信息传播既是新闻传播的核心，同样也是我国公共外交环节不可缺少的力量。
我国一再申明“中越共识和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一观点被双方高层奉为圭臬，但并未能打消越南对中国的疑虑，其国内的反华游行频繁出现，推特、脸谱网站上也充斥着越南民间反华、辱华的言论，由于南海问题而引发的越南排华事件成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反华暴力活动。2006年，越南政府以封禁中国电视频道开始了新一轮的“去中国化”。在对越南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西方媒体明显占据优势，有损中国形象的报道在越南层出不穷，使越南民间的反华情绪高涨。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主流媒体对越南的报道面越来越窄，国内民众对越南也不甚了解，这一切都彰显了对越传播话语权的缺失，这种现状是我国对越传播不到位、周边传播没有得到重视的体现。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大多都被西方国家所控制，在当今世界传播格局中，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西强东弱”，外部传播势力也已针对我国边境地区的跨境族群进行传播。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周边外交再次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热点，滇桂对周边国家传播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公共外交是一种以人文交流为核心，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方式，是传统政府间外交的补充。[1]以地方为发力主体，不断向西南边疆转移的传播重心以及对周边传播在目标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上的新变化，都彰显出公共外交传播的特质。在传统以新闻宣传为主的对外传播理念影响下，边疆省区对周边国家传播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体和对象的表现上都较为狭隘，亟须在公共外交传播的视域下对涉越传播作整体规划和设计，以公共外交为目标促进中国跨国族群的信息传播，以点带面来建设两国的信息大通道，推进民心相通，或可无声地弥合微妙的中越关系，进而为中越关系提质升级。
二、公共外交视阈下中越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特点
在探讨如何发挥中越跨国族群在跨境信息传播以及中越公共外交上的作用之前，我们首先应了解跨境族群信息传播相较之一般的对外传播所凸显出的几点特殊性。
（一）跨境族群的人际传播和社会传播优势
从地理上看，长期以来中越跨境族群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同宗同源，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服饰、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着相似的一面，如在信仰上有共同的“天神”崇拜伏波庙崇拜、侬智高崇拜等。中越边民由于现实的经济文化联系，互动交往频繁。在中越边境地区，若前推几代，很大一部分中国边民家庭和越南边民存在血缘、姻亲关系。[2]在地名文化上同样是壮侗语族普通地名“那”“板”等的分布区;在居住文化上是壮族干栏文化的流行区;在书写文化上是汉字体系中的地方土俗字的传播区。他们通婚结亲、交友往来、互通信息，这些因素都成为经济、文化上互补互利的重要原因。因此，人际传播是一种高质量的传播活动，尤其在说服和沟通感情方面，其效果要好于其他形式的传播。[3]跨境族群对现实有客观真实的认识，得益于频繁的民族间互动和交往，再者由于地缘相连、人缘相亲、文缘相融和商缘相通的关系，他们对人际传播相当重视。传播与文化乃是两位一体，两者互相促进。清华大学教授李彬说：“所谓社会传播，既指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又指信息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传播和文化环环相扣，“传播与文化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4]跨境族群的人际传播和社会传播优势，给中越外交提供了一条民间传播路径。 （二）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沿着边界线形成一条紧邻的狭长地带，中国和越南被这条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部分，虽从地理角度来看两者分属不同区域，但从文化的角度上分析，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资源。中越边境地区经济欠发达，却是文化上的繁富之区。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着壮族、傣族、彝族、苗族、瑶族等13个跨境族群，这些民族所保持、拥有的民族文化丰富多样、异彩纷呈。[5]如果对这些文化进行分类排比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化是中越两国共有的，可称之为跨国界文化，诸如铜鼓文化、汉字文化，对伏波庙的崇拜、依智高的崇拜“天神”崇拜等都包括在内。
从文化的起源来看，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文化是中国、越南边界线两边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越边境地区在没有被分界线划分之前，是一个整体，人们的交流互动是不受限制的。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国界把同源族群划分两地，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是强烈的。如今居住在中越邊境地区的跨境族群成员，具有“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在稳定、和平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势力的干预，这两重身份是协调一致的，“民族认同”和各自的“国家认同”两者相安无事。当然如果出现某些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利益出现争端时，各自的“国家认同”就会高度膨胀，甚至会掩盖“民族认同”。
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文化是千百年来中越跨境族群智慧的结晶，中越之间的跨国传播，应该努力以跨境族群共同认同的方式进行，激发跨境族群的民族认同感，更加密切族群的信息传播，增进族群成员的感情，进而推动中越两国的公共外交关系。
（三）在对彼国的国家形象认知上往往重真实印象
跨境族群和国外受众由于在时间、空间、民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距，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也大有不同。中越跨境族群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频繁、密切的交往，这些跨境族群对国家形象的感知更多地出于真实的感受。因此，“边境地区国家形象的最大特色就是人们经由实际感知而非媒体间接认知的可能性更大”。[6]边境地区国家形象是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而跨境族群对国家形象的感知更偏向于边境地区国家形象，他们对依据自身所处国家进行多边比较是必然的，还会用自身真实感知的国家形象与媒体营造的拟态形象进行比较，所以跨境传播不仅要丰富边境地区国家形象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必须真实客观，对国家形象塑造所形成的拟态环境必须贴合真实的客观形象。
三、跨境族群信息传播的传播策略
（一）跨境族群信息传播应讲求传播受众的精确定位
有效的跨境传播之前提，就是对民族受众要有精确的定位。针对跨境民族的跨境传播，其受众定位当然是跨境民族[7]，但跨境族群多是跨国居住，他们所处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皆有不同，跨境传播即使是针对同一民族，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特征也各有差异。所以跨境传播也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当他们面对来自异域的文化信息时，会依据自身所处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期待，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规范衡量异域文化的信息诉求。跨境族群受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是简单的“跨境族群”这一受众定位所能概括的，所以精准的受众定位是有效传播的前提。
（二）重视关键传播者的作用
由于跨境族群信息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优势，所以在进行大众传播的同时要体现出人际传播的特色，让跨境传播显得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在大众传播中，媒体所发出的信息首先要通过意见领袖这一环节，再传向受众，并不是直接“流”向受众的，所以意见领袖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跨境传播要大力培育国内外跨境族群的意见领袖。改革开放后，我国边境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出很多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典型人物，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大放异彩，在境外也受到很大关注。因为“从更深层次看，这种民族团结之美所蕴含的，是人性之中至真、至纯、至善之美，而人性之美是没有国家和意识形态之分的，也就更容易为外国民众接受”。而这些典型人物就是民族地区的意见领袖，他们在民族地区拥有威信和影响力，宣传典型人物的事迹和思想，很容易引起普通受众的感情共鸣。
（三）增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感性
第一，要重视跨境族群亲身经历的身边事和具体事。受众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往往更能感同身受，而这些平常事往往也暗合着民族心理和文化价值，折射出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所以跨境传播要重点关注跨境族群普通人的平凡事。这种贴近受众的跨境信息传播，不仅使跨境传播的国家形象更加亲切，也可拉近跨境族群的心理距离，引发情感共鸣。
第二，挖掘丰富的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对象往往都有很多个侧面，这些都需要丰富的信息资源来体现，所以跨境族群的信息传播不仅要运用好官方信息，对民间信息更是要时刻关注，抓住机会扩大信息源，展现新闻传播的生动性、全面性和客观性。
近年来，随着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越边境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往越来越频繁，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和技术流向越南，也直接影响了越南边民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而越南的主流舆论和对华态度也受到边境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公共外交”受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影响。抓紧跨境族群信息传播，以增强跨境族群间的民间对话的方式推进公共外交，对我们这样一个跨境族群众多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重要的软路径、重要的民心通道。
在促进中越公共外交关系上，我们应该积极打造这样一个新传播格局，即国家主导与地方主体、个人主体相结合：在国家话语和精英文化层面，由国家主体依托大众传播手段进行传播;在区域文化和民族话语层面，由地方主体在大众传播基础上依托公共外交进行传播;而在大众文化和大众话语层面，则由民间主体依托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手段进行传播，最终使国家话语、民族话语和大众话语三者之间实现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田立加，高英彤.“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定中国：东盟公共外交发展路径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12）：57-61.
[2]马振超，李丽.中越边民跨国流动：国家语境与边民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18（1）：49-53.
[3]肖志芬.SNS网络社区的人际传播特征[J].新闻窗，2010（2）：91-92.
[4]黄新宇.壮傣族群文化的形态与特征及传播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13（3）：175-178.
[5]黄兴球.论中越两国的跨国界文化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10（1）：50-55.
[6]于凤静我国跨境民族语境中的跨境传播策略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2）：224-227.
[7]于凤静.我国跨境民族语境中的跨境传播策略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2）：224-227.
[关键词]中越;跨国族群;公共外交;传播策略
一、中外学者对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对少数族群传播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阶段，西方学者对少数族群传播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跨文化交流障碍的解决方法和途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比如传播媒介报道少数族群问题的传播问题，强调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互动和非语言信号对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21世纪，学界在少数族群传媒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少数族群传媒的再编码和再传播、少数族群传媒的双重认同等领域收获颇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国内学者先后从少数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传播、少数民族新闻史，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研究中，跨境族群的信息传播是一个形影相随的问题。跨境族群问题往往能影响国家与民族的重大关系，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深度交织的时代，跨境族群群体相较一般的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显示出特殊性，跨境少数民族的传播研究不仅凸显了高度的学术价值，在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关系层面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20年代，W.G杜德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提到了中越跨国族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凌纯声、勇士衡等边政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以“边政”概念为核心，开始了“边疆民族”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民族学工作者已经不仅仅只围绕“边政学”进行研究，而对与跨国民族有关的學术也进行了探索，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做了铺垫。徐松石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1959年）和凌纯声编著的《中越文化论》等著作，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中越跨国族群的序幕。伊茨的《东亚南部民族史》中“壮人西来”的观点虽不科学，但为中外研究跨国族群提供了借鉴和方法。跨国民族作为边疆民族研究的独立研究方向，渐趋向于独立化、具体化、系统化。
由于历史原因，跨境族群分居两个或多个国家但仍然保持着地域联系，他们在历史渊源、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更容易引发心理共鸣。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分居着大量同源的跨境族群，分布在老挝、缅甸、越南等与中国交界的边境之地。一直以来，我们与东南亚的联系较多地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过多地重视中国与它们的文化传播，更没有过多重视跨境族群信息传播在公共外交上发挥的中坚作用，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跨境族群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跨境族群的对外信息传播既是新闻传播的核心，同样也是我国公共外交环节不可缺少的力量。
我国一再申明“中越共识和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一观点被双方高层奉为圭臬，但并未能打消越南对中国的疑虑，其国内的反华游行频繁出现，推特、脸谱网站上也充斥着越南民间反华、辱华的言论，由于南海问题而引发的越南排华事件成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反华暴力活动。2006年，越南政府以封禁中国电视频道开始了新一轮的“去中国化”。在对越南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西方媒体明显占据优势，有损中国形象的报道在越南层出不穷，使越南民间的反华情绪高涨。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主流媒体对越南的报道面越来越窄，国内民众对越南也不甚了解，这一切都彰显了对越传播话语权的缺失，这种现状是我国对越传播不到位、周边传播没有得到重视的体现。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大多都被西方国家所控制，在当今世界传播格局中，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西强东弱”，外部传播势力也已针对我国边境地区的跨境族群进行传播。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周边外交再次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热点，滇桂对周边国家传播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公共外交是一种以人文交流为核心，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方式，是传统政府间外交的补充。[1]以地方为发力主体，不断向西南边疆转移的传播重心以及对周边传播在目标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上的新变化，都彰显出公共外交传播的特质。在传统以新闻宣传为主的对外传播理念影响下，边疆省区对周边国家传播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体和对象的表现上都较为狭隘，亟须在公共外交传播的视域下对涉越传播作整体规划和设计，以公共外交为目标促进中国跨国族群的信息传播，以点带面来建设两国的信息大通道，推进民心相通，或可无声地弥合微妙的中越关系，进而为中越关系提质升级。
二、公共外交视阈下中越跨国族群信息传播特点
在探讨如何发挥中越跨国族群在跨境信息传播以及中越公共外交上的作用之前，我们首先应了解跨境族群信息传播相较之一般的对外传播所凸显出的几点特殊性。
（一）跨境族群的人际传播和社会传播优势
从地理上看，长期以来中越跨境族群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同宗同源，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服饰、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着相似的一面，如在信仰上有共同的“天神”崇拜伏波庙崇拜、侬智高崇拜等。中越边民由于现实的经济文化联系，互动交往频繁。在中越边境地区，若前推几代，很大一部分中国边民家庭和越南边民存在血缘、姻亲关系。[2]在地名文化上同样是壮侗语族普通地名“那”“板”等的分布区;在居住文化上是壮族干栏文化的流行区;在书写文化上是汉字体系中的地方土俗字的传播区。他们通婚结亲、交友往来、互通信息，这些因素都成为经济、文化上互补互利的重要原因。因此，人际传播是一种高质量的传播活动，尤其在说服和沟通感情方面，其效果要好于其他形式的传播。[3]跨境族群对现实有客观真实的认识，得益于频繁的民族间互动和交往，再者由于地缘相连、人缘相亲、文缘相融和商缘相通的关系，他们对人际传播相当重视。传播与文化乃是两位一体，两者互相促进。清华大学教授李彬说：“所谓社会传播，既指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又指信息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传播和文化环环相扣，“传播与文化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4]跨境族群的人际传播和社会传播优势，给中越外交提供了一条民间传播路径。 （二）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沿着边界线形成一条紧邻的狭长地带，中国和越南被这条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部分，虽从地理角度来看两者分属不同区域，但从文化的角度上分析，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资源。中越边境地区经济欠发达，却是文化上的繁富之区。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着壮族、傣族、彝族、苗族、瑶族等13个跨境族群，这些民族所保持、拥有的民族文化丰富多样、异彩纷呈。[5]如果对这些文化进行分类排比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化是中越两国共有的，可称之为跨国界文化，诸如铜鼓文化、汉字文化，对伏波庙的崇拜、依智高的崇拜“天神”崇拜等都包括在内。
从文化的起源来看，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文化是中国、越南边界线两边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越边境地区在没有被分界线划分之前，是一个整体，人们的交流互动是不受限制的。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国界把同源族群划分两地，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是强烈的。如今居住在中越邊境地区的跨境族群成员，具有“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在稳定、和平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势力的干预，这两重身份是协调一致的，“民族认同”和各自的“国家认同”两者相安无事。当然如果出现某些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利益出现争端时，各自的“国家认同”就会高度膨胀，甚至会掩盖“民族认同”。
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文化是千百年来中越跨境族群智慧的结晶，中越之间的跨国传播，应该努力以跨境族群共同认同的方式进行，激发跨境族群的民族认同感，更加密切族群的信息传播，增进族群成员的感情，进而推动中越两国的公共外交关系。
（三）在对彼国的国家形象认知上往往重真实印象
跨境族群和国外受众由于在时间、空间、民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距，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也大有不同。中越跨境族群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频繁、密切的交往，这些跨境族群对国家形象的感知更多地出于真实的感受。因此，“边境地区国家形象的最大特色就是人们经由实际感知而非媒体间接认知的可能性更大”。[6]边境地区国家形象是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而跨境族群对国家形象的感知更偏向于边境地区国家形象，他们对依据自身所处国家进行多边比较是必然的，还会用自身真实感知的国家形象与媒体营造的拟态形象进行比较，所以跨境传播不仅要丰富边境地区国家形象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必须真实客观，对国家形象塑造所形成的拟态环境必须贴合真实的客观形象。
三、跨境族群信息传播的传播策略
（一）跨境族群信息传播应讲求传播受众的精确定位
有效的跨境传播之前提，就是对民族受众要有精确的定位。针对跨境民族的跨境传播，其受众定位当然是跨境民族[7]，但跨境族群多是跨国居住，他们所处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皆有不同，跨境传播即使是针对同一民族，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特征也各有差异。所以跨境传播也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当他们面对来自异域的文化信息时，会依据自身所处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期待，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规范衡量异域文化的信息诉求。跨境族群受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是简单的“跨境族群”这一受众定位所能概括的，所以精准的受众定位是有效传播的前提。
（二）重视关键传播者的作用
由于跨境族群信息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优势，所以在进行大众传播的同时要体现出人际传播的特色，让跨境传播显得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在大众传播中，媒体所发出的信息首先要通过意见领袖这一环节，再传向受众，并不是直接“流”向受众的，所以意见领袖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跨境传播要大力培育国内外跨境族群的意见领袖。改革开放后，我国边境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出很多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典型人物，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大放异彩，在境外也受到很大关注。因为“从更深层次看，这种民族团结之美所蕴含的，是人性之中至真、至纯、至善之美，而人性之美是没有国家和意识形态之分的，也就更容易为外国民众接受”。而这些典型人物就是民族地区的意见领袖，他们在民族地区拥有威信和影响力，宣传典型人物的事迹和思想，很容易引起普通受众的感情共鸣。
（三）增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感性
第一，要重视跨境族群亲身经历的身边事和具体事。受众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往往更能感同身受，而这些平常事往往也暗合着民族心理和文化价值，折射出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所以跨境传播要重点关注跨境族群普通人的平凡事。这种贴近受众的跨境信息传播，不仅使跨境传播的国家形象更加亲切，也可拉近跨境族群的心理距离，引发情感共鸣。
第二，挖掘丰富的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对象往往都有很多个侧面，这些都需要丰富的信息资源来体现，所以跨境族群的信息传播不仅要运用好官方信息，对民间信息更是要时刻关注，抓住机会扩大信息源，展现新闻传播的生动性、全面性和客观性。
近年来，随着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越边境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往越来越频繁，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和技术流向越南，也直接影响了越南边民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而越南的主流舆论和对华态度也受到边境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公共外交”受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影响。抓紧跨境族群信息传播，以增强跨境族群间的民间对话的方式推进公共外交，对我们这样一个跨境族群众多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重要的软路径、重要的民心通道。
在促进中越公共外交关系上，我们应该积极打造这样一个新传播格局，即国家主导与地方主体、个人主体相结合：在国家话语和精英文化层面，由国家主体依托大众传播手段进行传播;在区域文化和民族话语层面，由地方主体在大众传播基础上依托公共外交进行传播;而在大众文化和大众话语层面，则由民间主体依托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手段进行传播，最终使国家话语、民族话语和大众话语三者之间实现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田立加，高英彤.“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定中国：东盟公共外交发展路径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12）：57-61.
[2]马振超，李丽.中越边民跨国流动：国家语境与边民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18（1）：49-53.
[3]肖志芬.SNS网络社区的人际传播特征[J].新闻窗，2010（2）：91-92.
[4]黄新宇.壮傣族群文化的形态与特征及传播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13（3）：175-178.
[5]黄兴球.论中越两国的跨国界文化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10（1）：50-55.
[6]于凤静我国跨境民族语境中的跨境传播策略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2）：224-227.
[7]于凤静.我国跨境民族语境中的跨境传播策略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2）：22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