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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 徐振保，一九四三年生，安徽徽州人。复旦大学一九六二届历史系学生，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以下是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徐振保家中采访的记录。
我是一九六八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到上海教育局，后来到江苏省溧阳县河口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干了两年，一九七○年回上海，被分到嘉定来教书，二○○三年退休，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一九六六年时，我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当时复旦是五年制的。
我是学历史的，复旦给了我历史眼光。因此，我既关心历史又关心政治，因为现在的政治就是将来的历史。我曾想了解一九四九年后的那些政治运动，比如说土改，要查找资料，能查到什么呢？除了官方的文件以外，其他的资料就找不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后来我知道，延安时代，就有外国人随工作队下到村里面去，他当时的详尽记录和调查就非常有历史价值了，能从一个点来反映农村土改的过程。西方人研究历史有个传统，就是注重微观，而我们中国缺少这种东西。我读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保存重大政治运动中某个点上的资料，绝对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回到复旦。之前我在横沙岛搞“四清”运动。六月一日，全国的“文革”之火烧起来了。我当时就有一点小小的敏感，觉得这可能是对中国将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因此，我决定做收集保存基层运动资料的工作。我庆幸我是复旦学生，因为复旦是上海最有影响的学校，复旦运动是当时市委重点抓的“点”，它势必会对整个上海市的“文革”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收集保存复旦“文革”资料就更有意义了。当时我很清楚，这将是一项枯燥的工作，要做好它，那不是花一点点时间的事。
我是普通学生，高层的事情我不可能参与，我只能记录面上的东西。但面上的东西很重要，它往往是深层次的东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录每天的动态和大字报，重要的大字报，我都一字不漏地给抄下来，蛮辛苦的。谭启泰、欧阳靖的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有万余字。我当时根据自己的眼光判断，对大字报是有取舍的，反映运动走向的大字报，比如运动之初批陈传纲（“文革”前复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要保存，反映造反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大字报要保存，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复旦的讲话更要保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晚上八点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件事。复旦外文系的孙月珠登上天安门城楼，马上给学校里那些主张造反的人发电报，复旦持造反观点的人受到莫大的鼓舞。
我当时已经上床睡觉了，被同学给拉了起来。我们就到草坪上去，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写出历史系最早的造反大字报，并给毛主席发去致敬电，说我们听从您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后来，复旦造反派中有个出名的组织，叫“前卫兵团”，主要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就是在小镇开个小店，另有几亩土地出租。一九五六年合作商店的时候，我家小店的资本才一百零八元。我有个南京籍同学，姓郭，跟我的出身相类似。我们俩都是班上的政治小组长，政治小组长就是开会时的召集人，指导员有什么任务布置给我们，我们就组织小组成员学习。我和郭与班干部（也是系里的学生干部，保守派骨干）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我们造反后，班干部马上找我俩谈话，说起“反右”斗争。当时学校正在放反右的电影，杨西光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的，放这个电影就是给学生一个警告。班干部要我们公开宣布退出造反派，想借此给造反派一个打击。我们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不参加造反派的活动，也不写退出说明，静悄悄的，使双方都能够接受。这件事对我有一个好处，我就能够全身心地抄我的大字报，收集资料了。
我关注复旦每天的运动，有时也离开复旦。如九月份到北京大串连，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接见。那时，大家充满政治热情，没想过去爬长城，而是到北大、清华、团中央等处看大字报。我因惦记着复旦的“文革”状况，在北京待了五天，就回复旦了。
我是安徽人，我中学的同学到复旦串连，一次一次地邀请我到合肥去串连，盛情难却，我也想去外面跑跑。因为关注的还是复旦“文革”的动向，去了三天我就回校了。十一月初，复旦党委以“三秋”劳动（秋收、秋耕、秋种）为借口，把学生赶下乡，希望借此给复旦“文革”降降温。这期间，复旦造反派在团委前静坐，接着又发生“一一·八”抢黑材料事件，我未亲见，是个大遗憾。不过，我离校期间曾关照要好的同学把复旦的“文革”情况作一个简单的记录，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造反派的日子就好过了。造反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保皇阵线开始瓦解。在这个形势之下，我想我的工作如果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展起来会更顺利，保皇派是不可能支持的，因为我是私家修史，何况我持造反立场，而我相信造反派会支持我，因为我记录他们的足迹，为他们存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我就在复旦的大字报栏即所谓的“南京路”，贴出倡议建立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征集小组的大字报，希望做保存资料的工作。各造反组织果然支持，一些同学报名参加。最初征集小组有十来个人，但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件耗时而难见成果的工作，喜欢冲冲杀杀的人坐不了冷板凳，离去了，这个小组最后只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
三月初，学校著名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市第三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掌权，他们将十号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的一个房间拨给我，作为我收藏资料和办公的地方，此外还向我提供文具、纸张、油印设备。没有造反派的支持，复旦“文革”资料是不可能油印出版的。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就想，总要拿出一些成果，让人家觉得你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第一样能够拿出的是《大字报选》。因此，就把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的复旦大字报编了一个目录，有影响且能反映复旦“文革”动态的均囊括在内，不仅选录造反派的大字报，也收入保守派如“红缨枪”的大字报。我把这个目录贴在复旦的“南京路”进行公示，请大家评论。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支持的呼声极高。我想这是我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立场所决定的，因为我不偏袒任何组织和个人，唯真求实，同时注意到全面、多角度地反映历史面貌。一九六八年五月，《复旦文革大字报选》第一辑内部出版散发，署名“史红战斗组”。其实，这个组仅我一人，起名“史红”有点赶时髦，意为记录红色历史。我的同学顾晓鸣还专门为我刻了一方“史红战斗组”的图章。 继大字报之后，我还想编写《复旦文革大事记》，为后人留下基本线索。因为我每天都有记录，编写没什么难度，难的是怎样记述。我想起孔子作《春秋》，写鲁国编年史，他记事不评说，高明的是褒贬在其中。我也尝试这样写，水平如何，就让读者评说了。
过了几个月，我又编了新的大字报选辑。我决定把编写资料的截止时间定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也即复旦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到这个时候，大字报选编了三辑。
复旦“文革”的重大事件，大字报选、大事记中只有点滴反映，无法令人了解来龙去脉。怎么办呢？我想起历史体裁中的纪事本末体，我决定利用这一体例反映复旦“文革”重大事件，编写《名词解释》，如“八·二五”大串连、“一一·八”抢黑材料、“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介绍事件的始末。复旦“文革”中产生的一些特殊名词，如“南京路”，后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也应作一介绍。《名词解释》于一九六八年四月编就，一百一十九条，近十万字。
“文革”中，各级党政组织机关受冲击，毛主席对“文革”的领导，主要通过电台报刊实施，“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文章成为“文革”指挥棒，无论当权派还是保守派、造反派，都通过研读“两报一刊”上的社论文章，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若把复旦“文革”置于上海乃至全国的大背景中考察，我认为有必要编一份左右“文革”大局的报刊社论文章的索引，于是，一九六八年七月油印出版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报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
毛主席的重要讲话，那是“文革”的灵魂，是各派千方百计要了解的信息。他的有些指示会在“两报一刊”上用黑体字标出来，一些关于地方的指示，中央的报刊不一定登，而会登在各地群众组织的小报上，比如关于青海的指示，小报上就有，而这些是了解“文革”走向的重要途径。我认为还没有人敢吃了豹子胆来伪造“最高指示”，因此，就尽可能地收集在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对于各地的“最高指示”，连同“两报一刊”上公开发表的“最高指示”，合编起来，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油印出版，标题为《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里面有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发表的“最高指示”，共计十一万三千字。
以上我编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共五部分：一为毛主席重要指示，二为报刊所载重要社论、报道和文章的篇目索引，三为大字报选，四为大事记，五为名词解释。这些资料的刻印工作，全由我自己承担。可是要在毕业前收尾，尤其是完成大事记的刻印，靠我一个人，恐怕来不及。我就向学校的造反派“求援”，希望派一些老教授来帮忙刻写，他们同意了，因此，一些能刻写的教授就到我这里来“服务”。他们也蛮开心，因为不用扫厕所，也不用挨学生的批斗，对他们是种“解脱”。每天到我这里，安安静静的，能刻多少算多少，没人打扰他们。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刻错，起初还检查检查，后来就“免检”了，其中刻得最好的是历史系的吴杰教授。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要离开学校了。五种资料的编印工作，最终在我离校前按期完成。不得不提的是，有一些同学帮了我的忙。比如封面就是我的一个刘姓同学设计的，他美术字写得好。我那个南京籍的郭同学也帮忙刻了一些，我有时还请他看看资料，提提意见。上海的姜同学还住进了我的工作室，我有事都同他商讨。最后，每一样资料我各印了五百份，每一份都是我亲自装订，再由当时的复旦出版科切边，然后，我再分给自认为要给的人和组织，譬如复旦造反派的头头、各系及学校图书馆等，还有我的一些同学。我想终归有人会留存下来。
复旦“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工作是很辛苦的，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也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所在，就给了我一个“封号”，称我为“太史公”。那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我哪敢担当呢？我清楚这是同学们对我的支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很高兴接受这个称号。
离校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我在十号楼的那间工作室储存了大量资料，包括传单、小报等，其中就有复旦党委大字报组收集的一些资料。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复旦党委垮了，这些资料到了造反派手里，后来又到我这里来了。所有这些资料，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抄录件，很有价值，我想得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当时堆放得乱糟糟的，我就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双份的，去掉一份，保留一份；涉及到人的材料就一一归类，杨西光的材料最多，有二三十册。时间上很仓促，我不可能按时间顺序整理，达到一定厚度就装订成一册，最后装订了八九十册，多余的卖到废品收购站，有两三百斤，六分钱一斤，卖了十几块钱。
离开学校后，我到农场去接受再教育。这些资料有几百斤，我不可能把它们带走，要找一个寄存的地方。我在上海没有亲戚，但我有个同乡，他同意我把资料放到他那里去。一九七○年七月份，我从农场分到嘉定工作，马上从老乡那里把东西取出来，请嘉定的一个亲戚帮忙，用自行车载了三次，才把东西都搬过来。我还要感谢我爱人，我穷得像个要饭的，但是她接纳了我。我们的房子虽小，但总算有一个住处，这些资料就被安置到阁楼上去了。我坚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徐振保先生保存的“文革”资料
一九八○年代初，复旦校史组来找我，我就知道是为了这批资料。复旦当时在搞“清查”运动，“清查”要有资料啊，有人告诉他们在嘉定有我这么个人，他们就找到我了。来了两个人，我说这些东西现在能够发挥作用，我也蛮高兴的。他们写了个借条，又专门开了个小车子来，把我复旦“文革”的资料几乎全部借走了，这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号。 后来的事情就让我想不到了。在资料被借走之后没多久，复旦来信说有意把我调到复旦图书馆。当时调工作是非常难的事情，我说我的家庭基础在嘉定，家里还靠我，我到复旦去了，家兼顾起来就困难了。后来他们说你爱人也能来，我爱人是中学教师。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资料被借到复旦后，复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哟，这么多资料，保存得这么完好！”上海市“清查办”的负责人看到这批材料，也震惊得不得了。可是我调复旦的事后来就“黄”了，因为那位党委书记调到山东大学去了。由复旦“文革”资料引发的这一番波折，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越发坚信这些资料的价值。
复旦借去我的资料，十年没有下文。我去信母校查问，得知清查工作结束后，资料转到校档案馆，我要求归还，学校复信说：这批资料保存在校档案馆为宜。言下之意是要我捐赠。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批资料的下落，复旦同意我去档案馆查看，我发现损失不少，杨西光等的个人资料没了，《红卫战报》也没了，所幸大部尚存，专门存档。我很清楚，我不可能追回损失的部分了，要复旦归还，也没有希望，当年我收集资料，就是为后人研究复旦“文革”史提供方便，这些资料确实以存放在档案馆为宜，由个人保存会有许多不测，水灾、火灾都会毁坏资料，我过世后，资料保存也是问题。但母校以这种方式获取我的物权，让我不爽。不过，我只能接受现实，予以捐赠，也算我为母校作点贡献。一九九七年《复旦档案工作》刊登了我捐赠资料的消息，并附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后来，有些教授甚至年轻的学者因为研究复旦“文革”来找我，金光耀、金大陆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说要编上海“文革”资料，为今后的“文革”研究留下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我说你们现在做的工作，就类似古代那些藏书家的工作，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对社会有影响的各种资料，为保存这些文献，出资刻印传世，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金光耀说今年准备将《大字报选》、《大事记》和《名词解释》纳入编印计划，这件事对我来讲是蛮开心的，一来实现了我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来对社会有益。只是最好签一个协议，以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还有个事可以谈一谈。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在写《复旦往事》时，曾来找过我。当时他建议我写复旦“文革”史，我认为要写好，就得有个宏观的、深层次的了解，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我收集到不少复旦“文革”时的奇闻轶事，收在我编写的《“文革”奇闻录》中。比如说，《贪吃的红卫兵》一则记的是复旦“文革”之初，红卫兵“斗鬼”的事。七八月份，热得不得了，有人给“牛鬼蛇神”递上一瓶橘子水，那个台上的红卫兵说：“给‘牛鬼蛇神’吃什么橘子水啊，我来吃！”结果一吃，马上吐出来，是辣椒水啊！再比如说，复旦“文革”之初就有考教授的事，我们班的同学就考谭其骧，方式还是蛮斯文的。出考题的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让谭其骧默写四川省的县，两百多个县啊，结果谭其骧交的卷子让我们大吃一惊，全部默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乱！大家佩服啊，这叫硬功夫。
我写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也有点像《世说新语》的写法。说的都是小事，但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小事才更加生动的。正像我讲课一样，不增加一些跟课本相关的、有趣的故事，学生是要打瞌睡的。我编写历史，就想通过这些细节，让读者对历史产生更多感性的认识，也对“文革”多一些了解。
历史眼光：萌发保存复旦“文革”资料之志
我是一九六八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到上海教育局，后来到江苏省溧阳县河口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干了两年，一九七○年回上海，被分到嘉定来教书，二○○三年退休，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一九六六年时，我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当时复旦是五年制的。
我是学历史的，复旦给了我历史眼光。因此，我既关心历史又关心政治，因为现在的政治就是将来的历史。我曾想了解一九四九年后的那些政治运动，比如说土改，要查找资料，能查到什么呢？除了官方的文件以外，其他的资料就找不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后来我知道，延安时代，就有外国人随工作队下到村里面去，他当时的详尽记录和调查就非常有历史价值了，能从一个点来反映农村土改的过程。西方人研究历史有个传统，就是注重微观，而我们中国缺少这种东西。我读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保存重大政治运动中某个点上的资料，绝对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回到复旦。之前我在横沙岛搞“四清”运动。六月一日，全国的“文革”之火烧起来了。我当时就有一点小小的敏感，觉得这可能是对中国将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因此，我决定做收集保存基层运动资料的工作。我庆幸我是复旦学生，因为复旦是上海最有影响的学校，复旦运动是当时市委重点抓的“点”，它势必会对整个上海市的“文革”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收集保存复旦“文革”资料就更有意义了。当时我很清楚，这将是一项枯燥的工作，要做好它，那不是花一点点时间的事。
我是普通学生，高层的事情我不可能参与，我只能记录面上的东西。但面上的东西很重要，它往往是深层次的东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录每天的动态和大字报，重要的大字报，我都一字不漏地给抄下来，蛮辛苦的。谭启泰、欧阳靖的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有万余字。我当时根据自己的眼光判断，对大字报是有取舍的，反映运动走向的大字报，比如运动之初批陈传纲（“文革”前复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要保存，反映造反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大字报要保存，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复旦的讲话更要保存。
退隐江湖：编选工作得到复旦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晚上八点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件事。复旦外文系的孙月珠登上天安门城楼，马上给学校里那些主张造反的人发电报，复旦持造反观点的人受到莫大的鼓舞。
我当时已经上床睡觉了，被同学给拉了起来。我们就到草坪上去，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写出历史系最早的造反大字报，并给毛主席发去致敬电，说我们听从您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后来，复旦造反派中有个出名的组织，叫“前卫兵团”，主要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就是在小镇开个小店，另有几亩土地出租。一九五六年合作商店的时候，我家小店的资本才一百零八元。我有个南京籍同学，姓郭，跟我的出身相类似。我们俩都是班上的政治小组长，政治小组长就是开会时的召集人，指导员有什么任务布置给我们，我们就组织小组成员学习。我和郭与班干部（也是系里的学生干部，保守派骨干）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我们造反后，班干部马上找我俩谈话，说起“反右”斗争。当时学校正在放反右的电影，杨西光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的，放这个电影就是给学生一个警告。班干部要我们公开宣布退出造反派，想借此给造反派一个打击。我们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不参加造反派的活动，也不写退出说明，静悄悄的，使双方都能够接受。这件事对我有一个好处，我就能够全身心地抄我的大字报，收集资料了。
我关注复旦每天的运动，有时也离开复旦。如九月份到北京大串连，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接见。那时，大家充满政治热情，没想过去爬长城，而是到北大、清华、团中央等处看大字报。我因惦记着复旦的“文革”状况，在北京待了五天，就回复旦了。
我是安徽人，我中学的同学到复旦串连，一次一次地邀请我到合肥去串连，盛情难却，我也想去外面跑跑。因为关注的还是复旦“文革”的动向，去了三天我就回校了。十一月初，复旦党委以“三秋”劳动（秋收、秋耕、秋种）为借口，把学生赶下乡，希望借此给复旦“文革”降降温。这期间，复旦造反派在团委前静坐，接着又发生“一一·八”抢黑材料事件，我未亲见，是个大遗憾。不过，我离校期间曾关照要好的同学把复旦的“文革”情况作一个简单的记录，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造反派的日子就好过了。造反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保皇阵线开始瓦解。在这个形势之下，我想我的工作如果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展起来会更顺利，保皇派是不可能支持的，因为我是私家修史，何况我持造反立场，而我相信造反派会支持我，因为我记录他们的足迹，为他们存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我就在复旦的大字报栏即所谓的“南京路”，贴出倡议建立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征集小组的大字报，希望做保存资料的工作。各造反组织果然支持，一些同学报名参加。最初征集小组有十来个人，但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件耗时而难见成果的工作，喜欢冲冲杀杀的人坐不了冷板凳，离去了，这个小组最后只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
三月初，学校著名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市第三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掌权，他们将十号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的一个房间拨给我，作为我收藏资料和办公的地方，此外还向我提供文具、纸张、油印设备。没有造反派的支持，复旦“文革”资料是不可能油印出版的。
五种资料：“复旦文革资料征集小组”之成果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就想，总要拿出一些成果，让人家觉得你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第一样能够拿出的是《大字报选》。因此，就把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的复旦大字报编了一个目录，有影响且能反映复旦“文革”动态的均囊括在内，不仅选录造反派的大字报，也收入保守派如“红缨枪”的大字报。我把这个目录贴在复旦的“南京路”进行公示，请大家评论。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支持的呼声极高。我想这是我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立场所决定的，因为我不偏袒任何组织和个人，唯真求实，同时注意到全面、多角度地反映历史面貌。一九六八年五月，《复旦文革大字报选》第一辑内部出版散发，署名“史红战斗组”。其实，这个组仅我一人，起名“史红”有点赶时髦，意为记录红色历史。我的同学顾晓鸣还专门为我刻了一方“史红战斗组”的图章。 继大字报之后，我还想编写《复旦文革大事记》，为后人留下基本线索。因为我每天都有记录，编写没什么难度，难的是怎样记述。我想起孔子作《春秋》，写鲁国编年史，他记事不评说，高明的是褒贬在其中。我也尝试这样写，水平如何，就让读者评说了。
过了几个月，我又编了新的大字报选辑。我决定把编写资料的截止时间定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也即复旦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到这个时候，大字报选编了三辑。
复旦“文革”的重大事件，大字报选、大事记中只有点滴反映，无法令人了解来龙去脉。怎么办呢？我想起历史体裁中的纪事本末体，我决定利用这一体例反映复旦“文革”重大事件，编写《名词解释》，如“八·二五”大串连、“一一·八”抢黑材料、“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介绍事件的始末。复旦“文革”中产生的一些特殊名词，如“南京路”，后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也应作一介绍。《名词解释》于一九六八年四月编就，一百一十九条，近十万字。
“文革”中，各级党政组织机关受冲击，毛主席对“文革”的领导，主要通过电台报刊实施，“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文章成为“文革”指挥棒，无论当权派还是保守派、造反派，都通过研读“两报一刊”上的社论文章，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若把复旦“文革”置于上海乃至全国的大背景中考察，我认为有必要编一份左右“文革”大局的报刊社论文章的索引，于是，一九六八年七月油印出版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报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
毛主席的重要讲话，那是“文革”的灵魂，是各派千方百计要了解的信息。他的有些指示会在“两报一刊”上用黑体字标出来，一些关于地方的指示，中央的报刊不一定登，而会登在各地群众组织的小报上，比如关于青海的指示，小报上就有，而这些是了解“文革”走向的重要途径。我认为还没有人敢吃了豹子胆来伪造“最高指示”，因此，就尽可能地收集在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对于各地的“最高指示”，连同“两报一刊”上公开发表的“最高指示”，合编起来，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油印出版，标题为《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里面有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发表的“最高指示”，共计十一万三千字。
以上我编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共五部分：一为毛主席重要指示，二为报刊所载重要社论、报道和文章的篇目索引，三为大字报选，四为大事记，五为名词解释。这些资料的刻印工作，全由我自己承担。可是要在毕业前收尾，尤其是完成大事记的刻印，靠我一个人，恐怕来不及。我就向学校的造反派“求援”，希望派一些老教授来帮忙刻写，他们同意了，因此，一些能刻写的教授就到我这里来“服务”。他们也蛮开心，因为不用扫厕所，也不用挨学生的批斗，对他们是种“解脱”。每天到我这里，安安静静的，能刻多少算多少，没人打扰他们。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刻错，起初还检查检查，后来就“免检”了，其中刻得最好的是历史系的吴杰教授。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要离开学校了。五种资料的编印工作，最终在我离校前按期完成。不得不提的是，有一些同学帮了我的忙。比如封面就是我的一个刘姓同学设计的，他美术字写得好。我那个南京籍的郭同学也帮忙刻了一些，我有时还请他看看资料，提提意见。上海的姜同学还住进了我的工作室，我有事都同他商讨。最后，每一样资料我各印了五百份，每一份都是我亲自装订，再由当时的复旦出版科切边，然后，我再分给自认为要给的人和组织，譬如复旦造反派的头头、各系及学校图书馆等，还有我的一些同学。我想终归有人会留存下来。
复旦“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工作是很辛苦的，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也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所在，就给了我一个“封号”，称我为“太史公”。那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我哪敢担当呢？我清楚这是同学们对我的支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很高兴接受这个称号。
离校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我在十号楼的那间工作室储存了大量资料，包括传单、小报等，其中就有复旦党委大字报组收集的一些资料。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复旦党委垮了，这些资料到了造反派手里，后来又到我这里来了。所有这些资料，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抄录件，很有价值，我想得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当时堆放得乱糟糟的，我就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双份的，去掉一份，保留一份；涉及到人的材料就一一归类，杨西光的材料最多，有二三十册。时间上很仓促，我不可能按时间顺序整理，达到一定厚度就装订成一册，最后装订了八九十册，多余的卖到废品收购站，有两三百斤，六分钱一斤，卖了十几块钱。
几经波折：全部资料“定居”复旦档案馆
离开学校后，我到农场去接受再教育。这些资料有几百斤，我不可能把它们带走，要找一个寄存的地方。我在上海没有亲戚，但我有个同乡，他同意我把资料放到他那里去。一九七○年七月份，我从农场分到嘉定工作，马上从老乡那里把东西取出来，请嘉定的一个亲戚帮忙，用自行车载了三次，才把东西都搬过来。我还要感谢我爱人，我穷得像个要饭的，但是她接纳了我。我们的房子虽小，但总算有一个住处，这些资料就被安置到阁楼上去了。我坚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一九八○年代初，复旦校史组来找我，我就知道是为了这批资料。复旦当时在搞“清查”运动，“清查”要有资料啊，有人告诉他们在嘉定有我这么个人，他们就找到我了。来了两个人，我说这些东西现在能够发挥作用，我也蛮高兴的。他们写了个借条，又专门开了个小车子来，把我复旦“文革”的资料几乎全部借走了，这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号。 后来的事情就让我想不到了。在资料被借走之后没多久，复旦来信说有意把我调到复旦图书馆。当时调工作是非常难的事情，我说我的家庭基础在嘉定，家里还靠我，我到复旦去了，家兼顾起来就困难了。后来他们说你爱人也能来，我爱人是中学教师。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些资料被借到复旦后，复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哟，这么多资料，保存得这么完好！”上海市“清查办”的负责人看到这批材料，也震惊得不得了。可是我调复旦的事后来就“黄”了，因为那位党委书记调到山东大学去了。由复旦“文革”资料引发的这一番波折，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越发坚信这些资料的价值。
复旦借去我的资料，十年没有下文。我去信母校查问，得知清查工作结束后，资料转到校档案馆，我要求归还，学校复信说：这批资料保存在校档案馆为宜。言下之意是要我捐赠。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批资料的下落，复旦同意我去档案馆查看，我发现损失不少，杨西光等的个人资料没了，《红卫战报》也没了，所幸大部尚存，专门存档。我很清楚，我不可能追回损失的部分了，要复旦归还，也没有希望，当年我收集资料，就是为后人研究复旦“文革”史提供方便，这些资料确实以存放在档案馆为宜，由个人保存会有许多不测，水灾、火灾都会毁坏资料，我过世后，资料保存也是问题。但母校以这种方式获取我的物权，让我不爽。不过，我只能接受现实，予以捐赠，也算我为母校作点贡献。一九九七年《复旦档案工作》刊登了我捐赠资料的消息，并附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后来，有些教授甚至年轻的学者因为研究复旦“文革”来找我，金光耀、金大陆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说要编上海“文革”资料，为今后的“文革”研究留下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我说你们现在做的工作，就类似古代那些藏书家的工作，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对社会有影响的各种资料，为保存这些文献，出资刻印传世，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金光耀说今年准备将《大字报选》、《大事记》和《名词解释》纳入编印计划，这件事对我来讲是蛮开心的，一来实现了我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来对社会有益。只是最好签一个协议，以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还有个事可以谈一谈。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在写《复旦往事》时，曾来找过我。当时他建议我写复旦“文革”史，我认为要写好，就得有个宏观的、深层次的了解，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我收集到不少复旦“文革”时的奇闻轶事，收在我编写的《“文革”奇闻录》中。比如说，《贪吃的红卫兵》一则记的是复旦“文革”之初，红卫兵“斗鬼”的事。七八月份，热得不得了，有人给“牛鬼蛇神”递上一瓶橘子水，那个台上的红卫兵说：“给‘牛鬼蛇神’吃什么橘子水啊，我来吃！”结果一吃，马上吐出来，是辣椒水啊！再比如说，复旦“文革”之初就有考教授的事，我们班的同学就考谭其骧，方式还是蛮斯文的。出考题的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让谭其骧默写四川省的县，两百多个县啊，结果谭其骧交的卷子让我们大吃一惊，全部默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乱！大家佩服啊，这叫硬功夫。
我写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也有点像《世说新语》的写法。说的都是小事，但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小事才更加生动的。正像我讲课一样，不增加一些跟课本相关的、有趣的故事，学生是要打瞌睡的。我编写历史，就想通过这些细节，让读者对历史产生更多感性的认识，也对“文革”多一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