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七岁的尼耳斯·玻尔来到德国哥廷根，在那里做了七次关于原子结构理论的演讲。此时，离玻尔发表他奠定原子结构设想的“伟大的三部曲”，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九年来，“三部曲”经历了一战炮火和无数实验的考验，已经在科学界广为传播，此后不久，玻尔还会因为这个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大部分人相信，玻尔掌握着“原子结构的秘密”。“巨头”来临，德国各地的教授和学生纷纷赶来听讲，由于盛况空前，这一周，后来被人们称为“哥廷根的玻尔节”。
　　那一年，沃尔纳·卡尔·海森伯年仅二十岁，尚未博士毕业，他也随着导师索末菲来听玻尔的演讲。因为对玻尔第三次演讲中的说法不满意，少年意气，海森伯便站起来反驳了他。散会后，从善如流的玻尔邀请他的批评者一起散步，以便更为深入地讨论。这次哥廷根的山间散步，一直持续了三个钟头，按海森伯的回忆，“那是我记忆中关于现代原子理论的基本物理及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详尽讨论，自然对我以后的事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此后，玻尔和海森伯的导师索末菲联系，商定海森伯一九二四年访问哥本哈根。在那里，玻尔主持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已于一九二一年落成。这个小小的研究所，因为玻尔过人的魅力，以及海森伯等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加入，很快就将成为量子物理学的“圣地”。
　　在这个圣地，海森伯时断时续地待到一九二七年，直到这年十月他到莱比锡大学任理论物理学教授为止。短短两三年间，海森伯充分展示了他忘掉细节而直接对准实质的天赋，很快为量子物理学的进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一九二五年，海森伯、玻恩和约尔丹合作撰写了著名的“三人论文”，标志着矩阵力学的创立。
　　一九二七年三月，海森伯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此后，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理论一起，成了量子力学哥本哈根阐释的中心内容。一九三三年，海森伯获得一九三二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跟玻尔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海森伯不光收获了极端重要的创造性贡献，他还和玻尔一起登山，远足，彻夜长谈，不断争执……赢得了玻尔深厚绵长的友谊。这一友谊，持续到了我们后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九四一年。

　　一九三八年，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兹·斯特拉斯曼在实验室成功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核裂变”的现象。成果公布不久，全世界的物理学家很快明白了这一发现的爆炸性意义，“核裂变”除了有助于开发新能源，还可能制造出具有巨大摧毁力的战争武器。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这段物理学史上的黄金岁月，最终召唤出了一个邪灵，这个邪灵将一直游荡在物理学，甚至整个人类的上空。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大幕，纳粹德国立即着手研究核裂变应用于军事的可能，这个邪灵开始显露它的狰狞面目。因为极高的物理天赋和崇高的学术地位，海森伯成了德国与武器研发有关的铀计划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深知核威力的爱因斯坦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提示其注意核武器的进展。一九四一年，美国政府接管铀研究工作；一九四二年，盟国原子弹计划开始；一九四四年，玻尔加入盟军原子弹研究团队。
　　一九四○年四月，德国入侵丹麦。部分反抗组织在积极活动，丹麦也随即对德国人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措施，除非被迫，即使德国人在身旁，聊天和问候也只在丹麦人之间进行。但丹麦官方对短期内驱逐德国人是悲观的，他们编了一套八卷本的《一九四○年前后的丹麦文化》，并请玻尔撰写前言。悲观的丹麦人乐观地希望，即使在多年内处于纳粹的统治下，他们也可以借此书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教育后代做准备。玻尔认真对待了这个任务，并在文章里引用了安徒生的话：“我出生在丹麦，这里有我的家，我的世界从这里开始。”以此表明自己对国家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九四一年深秋，海森伯来到了哥本哈根，玻尔冒着被本国人误解的风险，邀请海森伯见面一谈。
　　从流传的各类掌故来看，玻尔是一个宽厚大度的人，几乎不愿说任何否定性的话，尤其是在他成名之后。“很有趣”几乎是玻尔的口头禅，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他最严厉的批评了。玻尔的态度，并非出于乡愿，而是跟他意识到的自己对别人的责任有关，他怕尖锐的批评伤害别人。玻尔七十寿辰时，“尼耳斯的儿子们”合写的《尼耳斯传奇》，最能看出他的性情：“爸爸呀，您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说‘不’？……尼耳斯答……儿们啊，你们假如 / 处境如我，/ 就会体验到 / 自由，而且 / 会感受到向别人 / 说‘不’时的责任了。”

　　就是这样的玻尔，却在这次和海森伯的交谈中发了火，终至会面不欢而散。因为没有旁观者的记录，当事双方也说法不一，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一直深陷在历史的迷雾里。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谈话涉及核物理，甚至原子武器的问题。或许正是原子武器这个邪灵，操纵了玻尔和海森伯的会面，让他们维持了多年的深厚友谊自此冷淡下来。

二

　　一九四五年，二战欧洲战场的战役即将结束，美国派遣了一支代号“阿耳索斯”（Alsos）的部队收集纳粹德国的军事科学情报，并防止德国与原子能有关的研究人员落入苏联手中。这支部队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是海森伯的老友和同事，出生于荷兰的犹太物理学家萨缪尔·古德斯密，在战争末期进入德国之后，他才知道父母早已被纳粹杀害于奥斯威辛。
　　阿尔索斯部队逮捕了许多德国的科技人员，并把其中最重要的十个原子科学家送到英国一个名为“农庄馆”（Farm Hall）的地方关押了一年。关押，大概是当时盟军所能给予海森伯的最好待遇了，因为在战时，就有人策划绑架甚至暗杀海森伯，因为他“有可能”正在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而在海森伯等被逮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枪决了他们。 　　关押期间，盟方原子弹研发成功，并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枚。当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时，这些被关押的科学家大惊失色。在讨论时，针对德国为什么没能制造出原子弹，海森伯说：“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地要去做（制造原子弹）这件事，且另一方面政府也很不信任我们，就算我们有此意愿，要让这个计划通过也不会太容易。”两天后，他们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
　　一九四一年底，有关核分裂的初期科学研究显示，可以利用核能产生热，进而驱动机械。但另一方面，也发现以当时德国的技术水准，并不适合制造原子弹，因此后续的研究工作便专注于发动机的研究……
　　声明的要点是，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德国科学家没有花全部的力气在原子弹研制上。或许正是以上的说法触怒了古德斯密，一九四六年，他就撰写了《德国是如何输了这场竞赛？》一文，驳斥上述的声明，并于一九四七年根据他在阿尔索斯部队的经历写成《阿尔索斯》一书。古德斯密指出，上述的声明不过是谎言，德国科学家之所以没有在战争期间造出原子弹，完全是他们在科学上的致命自负和愚蠢错误造成的，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努力。
　　古德斯密的说法既肯定了海森伯对纳粹的效忠，又否认了他具备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能力，海森伯受到了道德和科学上的双重否定。这两项指控极大地困扰了海森伯，因此，当一九四七年有机会见到玻尔时，海森伯立即回到了一九四一年的话题。他大概是想通过交流，确认自己曾跟玻尔强调过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困难，从而表明他的态度在战中和战后是一致的。然而，这次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却也一样话不投机。后来，海森伯沮丧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都觉得最好不要再提起过去的事。”

　　这次失败的见面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古德斯密的指控，加之玻尔夫人玛格丽特战后一直坚称“那是一次充满敌意的来访”，责难笼罩着海森伯的整个战后岁月。一九四九年海森伯到美国时，招待会邀请的参与盟方原子弹制造的物理学家，一半拒绝出席，因为他们不愿跟试图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握手。一九五一年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有人偶经一家饭馆，发现海森伯在独自用餐。那个朋友眼中健康、乐观、心胸开阔的海森伯，终于变成了战后的颓唐老人。邀请海森伯赴美的维克托·魏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完全变了，不再是我过去认识的海森伯……甚至连相貌都变了，这不完全是年纪的关系，看得出他的压力太大了。”
　　不过，海森伯的辩护者还是出现了。一九五六年，罗伯特·容克出版了他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本书引用了海森伯给容克的一封信，谈到了他跟玻尔的谈话，称他曾问玻尔，“战争期间，物理学家是否应该从事铀的研究”，并打算告诉他，“（原子武器的制造）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它要求我们在技术方面花费难以想象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在目前战争进行过程中是办不到的”。海森伯信中的回忆，跟他一直以来对此事的说法基本一致。海森伯后来还拒绝了容克关于此次会面的采访要求，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能够正确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与海森伯的谨慎说明不同，容克在书中高调宣称，“在德国从事原子研究工作的德国专家们并不希望（原子弹研制）获得成功”，并自觉地把原子研究工作导向了“无害化”。如此的高调不仅未能成功为海森伯辩护，反而成了海森伯狡辩成性的证词，以致很少有人再愿意区分书中海森伯和容克观念的不同，并最终引起了玻尔的注意。一向谨慎的玻尔打算给海森伯写封信，重新探讨这段他们都不愿再提的往事。但玻尔的这些信，虽然跟他的其他文稿一样经过了反复修改，最后也没有寄给海森伯。至此，对一九四一年的那次会面，玻尔仍然保持着对公众缄口不言的状态，直到他一九六二年逝世。
　　一九七七年，海森伯去世一年之后，其妻伊丽莎白·海森伯因为有感于人们对战时海森伯的误解，决定写一本书，“把海森伯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国家的罪恶历史如何迫使他作出与它争论的情况，都描述出来”。在这本《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里，关于一九四一年的见面，伊丽莎白写道：“海森伯在他面前看到了原子弹这个幽灵，想通知玻尔，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也没有能力制造它。这是其心中的主旨。如果玻尔能把它告诉美国人—他希望这样，那么他们或许会放弃这个非常昂贵和花费浩大的研制工作。”据说，伊丽莎白写完此书，曾向玻尔夫人玛格丽特征求意见，玛格丽特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但书出版的时候，那些意见全都没有被接受。
　　一九九二年，关于此事的一个核心材料公开。这个核心材料，就是十个德国科学家被关押在农庄馆的谈话记录。原来，关押方在农庄馆到处安装了窃听器，海森伯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被秘密录音。一九九三年，细心阅读过这批材料的托马斯·鲍尔斯出版了他的《海森伯的战争》。这本厚厚的书，用丰富的史料和雄辩的文笔，意图证明，以海森伯为首的科学家在原子弹问题上，“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如果这些物理学家真的想制造原子弹，他们必须大声疾呼，而且要持之以恒。热忱是绝对必要的，缺少热忱是致命的，恰如一剂不留痕迹的毒药，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成功。”不宁唯是，在鲍尔斯眼里，海森伯还通过提供错误的核心科学数据，“不只是拒绝这个计划，站在一旁看着计划失败，他根本就扼杀了这个计划”。
　　除此之外，鲍尔斯还在书中提出，海森伯战后不愿承认是自己的密谋扼杀了德国的原子弹计划，是因为他担心他和他的朋友被指认为叛国者，因而，在整个战时，海森伯在纳粹、德国以及德国外的一切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始终走在刀锋上。为海森伯的辩护，鲍尔斯既大胆，又“体贴”，也理所当然地引来了批评，连海森伯“标准传记”的作者大卫·C.卡西第都撰文称，“作为历史，它是不可信的”。

三

　　这样一座小径分叉的花园，简直是悬疑作品里才有的故事，怪不得为农庄馆英国记录文本作序的查尔斯·弗兰克爵士感叹，可惜这本书未能及早问世，以供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采用。
　　弗兰克爵士的感叹其来有自。一九六二年，有感于世界性核武器竞争的愈演愈烈，迪伦马特创作了哲理剧《物理学家》。剧作虚构了一个自称莫比乌斯的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够据以发明一切的万能体系。唯恐这一体系被用于军事目的，并导致人类的毁灭，他抛妻别子，带着这个秘密走进了疯人院。“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东西方的科学情报机构仍然获知了这一消息，分别派了托名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两个物理学家潜入疯人院，意图获悉这一体系。后来，莫比乌斯说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同意一起待在疯人院里。但就在此时，疯人院女院长突然闯入，宣布他们的对谈已经被窃听，并早已通过偷拍拿到了莫比乌斯体系的所有资料，秘密已经失守，“世界落入了一个癫狂的精神病女医生手里”。这个剧本主题明晰，结论斩截，对话中很少有道德的含混之处，展示了迪伦马特明确的是非观。
　　天才如迪伦马特，如果能根据农庄馆材料构思一部新剧，人物甚至都是现成的，用不着另寻灵感了。但早在农庄馆记录公开的一九九○年，迪伦马特就过世了，这个机会，落在了另一个剧作家手里。这个剧作家，就是英国人迈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他受《海森伯的战争》启发，于一九九八年创作了话剧《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剧中共有三个角色，玻尔、玻尔夫人玛格丽特和海森伯。三人均已过世，对话的是他们的灵魂，以此方式，他们更为自由地探讨了一九四一年的那次会面。
　　作者没有把自由放任到信马由缰的程度，与天马行空的《物理学家》相比，《哥本哈根》还显得相当拘谨。剧中的对话，几乎“无一字无来历”，连玻尔的口头禅，他无限修改文稿的习惯，以及海森伯对音乐的极度喜爱，都一丝不走样地出现在剧本里。甚至，剧中还出现了量子物理学的诸多典故，包括著名的双缝实验，薛定谔的猫，尤其是关于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理论。加之剧中的人物对话往往一下子从一个时空跳跃到另一个时空，在一定程度上，剧本显得非常晦涩。
　　大概正是这些现实因素捆住了作者的手脚，《哥本哈根》主题含混，结论含糊，人物对话也格格不入，充满歧义。然而，正像玻尔曾经说过的一样，诗人受到音节和韵脚之类的约束，从而必须比普通人更殚精竭虑地对自己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类社会中那些微妙的关系。与此相似，史料的限制让《哥本哈根》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了能量，捆绑住作品手脚的历史绳索，反过来成了走出人性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刺激着作者在歧路重重的历史谜团里找出一条崎岖的小径。
　　剧中有一个隐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推测，即海森伯不愿离开纳粹掌权的德国的原因。没有疑问，如果海森伯在一九三九年决意离开德国，凭他当时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很容易就能获得一个众人羡慕的美差。但海森伯放弃了这个让自己白璧无瑕的机会，他大概希望像正直的普朗克曾对他建议的那样，在纳粹的罪恶下，不是出走，而是“坚持下去……建立一些‘生存之岛’，用以挽救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度过这场灾难”。他当时的说法大概是真诚的：“我是德国人，我必须保住那些与我共事的年轻物理学家，并在战后重建德国物理学。”
　　或许是出于谨慎，作者让剧中的海森伯给出的留在德国的理由更少歧义，当然也更为单一。海森伯对玻尔强调，“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而这种爱，海森伯也说得非常感性：“我出生在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该为他们选择什么！再战败一次吗？再让伴随我长大的噩梦重现吗？”
　　即使承认海森伯的理由，他也无法逃避被责问的命运，因为他不是一个纳粹治下的普通老百姓，他的爱国向来不是简单的，他的天才同时对他提出了严肃的责任。他战后面临的争议和责难，本质上是因为他的重要性引起的。他的研究领域与原子武器的研制密切相关，而他又是那个必须决定是否全力投入原子弹研制的人。海森伯当时或许相信，只要自己掌控着原子问题的研究计划，一切就不会失控，“自己在火车上，火车就不会走错方向”。剧本里，海森伯说，在决定是否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上：“我是那个必须作决定的人。”这一点，他自己都觉得荒诞，“在一个存活着二十亿人口的世界上，我是要对他们负起那种不可能的责任的人”。而后来加入了盟军原子弹研制计划的玻尔在剧中称，他很幸运地“躲过了作决定”。就像魏斯考夫在为海森伯夫人的回忆录作序时说的：“那些从来没有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人，应该感谢命运不要他们去作出这样的一些决定。”不用说海森伯的决定中隐含着细微的正面线索，即使由此得出了人性晦暗的结论，也应该记得海森伯当时的危难处境，“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给出了海森伯不离开德国的理由，作者开始细致地推测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目的。在剧中，结合后世人们的推测，借人物之口，作者给出了很多说法—为了向玻尔炫耀德国的胜利和自己的得意，充当间谍打探盟军原子弹研制的进展，向玻尔借回旋加速器提炼纯铀，劝玻尔跟德国大使馆合作甚至与自己合作（“劝降”），赶来向量子物理学的“教皇”玻尔寻求提前的赦免……但是，作者对以上的说法只是点到为止，剧本最为关注的，是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在第一幕中，海森伯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一个有道义良知的物理学家能否从事原子能实际应用的研究？”第二幕，在回忆了两人的深厚友谊之后，这个问题像一个埋伏巧妙的不和谐音符，又在对话中冒了出来：“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通过两次问话，作者强烈暗示了海森伯这次来访的一个可贵的、但并无太大成功希望的可能—他来征询玻尔的意见，就像他在一份关于一九四一年会面的备忘中写的，“如果出于明显的道德关怀，能否在所有的物理学家之间取得共识，人们不应该试图研究原子武器”。在二人的对话中，仿佛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裸露在战争中的世界的另外一种前景。 　　剧本中提到，这个美好的前景有一丝微弱的可能。在第一幕临近结束的时候，海森伯再次来到玻尔的门前，自陈来这里的理由，“我几乎可以面对面地看到，某种好的东西，某种光明、热心和有希望的东西”。但非常可惜，在两幕中，不管哪一次，对话到这里时，玻尔都“惊呆了”，并由此推测，海森伯“正为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玻尔和海森伯一九四一年的对话，实际上在这里终止了，因而出现在剧本结尾的那种情况，只变成了一种空幻的愿望，“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一切得以幸免”。
　　但这个终止却是一个提示，让人特别注意到玻尔在这出剧中的作用。玻尔从小就被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受人尊敬的弟弟称他“好像是纯金制成的”。在剧本中，海森伯也反复强调，玻尔“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正是在玻尔浑厚的道德光彩映照之下，一种剧中海森伯代表的、更高的、稍纵即逝的人性可能—不是或不只是海森伯，而是一切人的美好累积出的可能—透出一点点光芒。《圣经·马太福音》：“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有时候会揣想，这点微弱却不可替代的光芒，是否是走向窄门的一个指引，甚至是进入窄门的唯一通行证？
　　当然，这一切猜测，剧作都没有，也无意坐实。正像作者说的，他在这个作品里，不是要为海森伯开脱，而是强调，“确定海森伯的动机何其之难”。在《后记补遗》里，作者引用了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的话：“在一部好的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物都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作充分的辩护。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弗雷恩把玻尔和海森伯的尖锐矛盾钝角化了，从而把诸多锐利的、几乎不可调和的事实和人性矛盾置于更宽厚的视域之中，进而在含混的语境中探讨更好的人性的可能。身历流亡之苦的布罗茨基曾言：“如果谋杀最能体现人的消极潜能的话，那么艺术便最能体现人的积极潜能。”如此说来，《哥本哈根》不正是作者探索人的积极潜能的一部作品？

四

　　《哥本哈根》在伦敦首演之后，立即引起轰动，这份轰动很快传递到欧美各地。然而，“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此剧也迅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有人指出剧中的科学性错误，称其对物理学人物的评价存在问题；有人觉得此剧的核心问题，即海森伯的动机问题实在不值一提；甚至有人荒唐地指责，作品企图把制造原子弹的罪过巧妙地推到从德国流亡出去的犹太人身上……关于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罗生门故事，又在话剧问世时重演了一次。
　　“在美国，人们对该剧的最常见的批评是我应当更重视纳粹体制的罪恶，尤其是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针对这样的批评，作者指出，纳粹的罪恶“已经是人尽皆知而无需指出的。毕竟，这是本剧已知的事实”。文学作品无需为任何已知的事实添砖加瓦，它要探测的，是幽暗未知的世界。作者的目的在剧中海森伯的话里有所体现，“如果我们判断人的动机仅凭他们行为的外部效果而不考虑他们的意图，我们应当需要一种同样的伦理”，而“意向的认识论正是此剧的关怀所在”。正像尼采说的，“道德的真假，无法根据行为来判断”。正因为意图难以断定，对一件微妙之事的讲述能够到达的高度，最终取决于作者的用意，一个善意的作品，才有利于探索人性深处的光明。
　　这出话剧引出的最不可思议的结果，是关于此次会面的玻尔文件的公开。按照协议，这批文件应在二○一二年公开。但此剧的巨大影响，终于让玻尔家族决定提前公开这批材料。这批材料里，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玻尔读过容克的书后准备写给海森伯的信。信的第一稿，玻尔的语气极为尖锐，尤其考虑到玻尔极少轻易说“不”的性格：“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你，我在你致该书作者的信中看到你的记忆这样误导了你是何等地吃惊。”“就我个人来说，我记得我们会谈的每一个字；那次会谈是在我们丹麦这边的极其悲惨和极其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你那种含糊其辞的谈话方式只能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在你的领导之下，德国正在为发展原子武器做一切事情。而且你提到，用不着讨论细节，因为你对那些问题完全清楚，而且在以往两年中或多或少是在为此做准备。”
　　在后来的五年中，玻尔反复修改着他要寄给海森伯的这封信，在最后一稿中，玻尔的语气已经缓和下来：“很久以来我一直打算就一个问题给你写信，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断地接到许多方面的探问……你在一开始就谈到，你感到确定的是，如果战争持续足够长久，则其结局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当我〈没有回答并且〉也许显得对你的话有些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那几年中，你几乎是尽全力研究这个问题并且〈确信〉它一定能成功。”按照弗雷恩在《后记补遗》中的说法，虽然玻尔“以不断改写自己的文稿而著称”，但在对待此事的态度上，却“不但力图满足他个性特有的对精确细微的关注，也力图以同样富于个性的考虑来照顾海森伯的感情”。
　　但就在这封口气最为缓和的信里，却有一个最为重大的问题，即“〈另一方面，你并没有暗示过，德国物理学家正在作出努力〉，阻止原子科学的这种应用”。这是战后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即海森伯曾声称，由于道德的顾忌，他有意拖延了原子弹的制造。或许被容克那本书误导了，或许很多传言影响了玻尔，因为关于那次会面，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海森伯从来没有如此高调的声明。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回忆录《物理学及其他》中，虽然玻尔已经去世，海森伯仍用一种非常审慎的方式描述了那次见面：“我暗示说，现在制造原子弹原则上是可能的，但那需要技术上作出巨大的努力和尝试，而且物理学家们也许应当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应该全然在这个领域工作。”双方的深厚情谊，刊落了玻尔的愤怒质疑和辩护者加诸海森伯的道德虚饰，《哥本哈根》致力探讨的这次会面，终于不再像看上去那么南辕北辙。
　　玻尔的文件公开九个月之后，哥廷根海森伯档案馆的主任，无意间把海森伯会面后不久写给家人的一封信公之于众。这封信的出现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即海森伯在当年总共跟玻尔会面三次，最后一次，他们是在玻尔的朗读和海森伯演奏莫扎特奏鸣曲的友好氛围中分手的。或许是因为争吵暗示的事情太过重要，或许是因为争吵的主题逐渐覆盖了那次友好的分手，此后两人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不欢而散的印象。
　　在这封信里，海森伯还罕见地对玻尔略有微词：“即便像玻尔，也无法将思想、情感和仇恨完全分开。”而按照战后与海森伯一起在哥廷根工作多年的汉斯-彼得·迪尔的说法，海森伯在晚年不再对玻尔如此苛求，“海森伯一直爱着玻尔，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海森伯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次宿命的会面，力图追索当时的情景”。
　　俱往矣。战后的玻尔和海森伯，都对原子能的和平使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玻尔在一九五○年即有致联合国的公开信，倡导“开放世界和合理的和平政策”，呼吁终止军备竞争；而海森伯则在一九五七年，和包括他在内的十八位科学家发表了反对用核武器武装西德的声明，击败了政府以核武器武装国家的提案。不过，大概跟这次会面的争议一样，关于核武器的问题，也将会始终处于吵闹之中吧。
　　迪伦马特在《关于〈物理学家〉的二十一点说明》中曾言，“凡涉及一切人的问题，只能由一切人来解决”，“个别人想自己解决的任何尝试都必然失败”。这个说法隐含着一个相对平和的内核：如果个别人尝试解决涉及一切人的问题，就必须学会了解人性的参差不齐，并准备承担这参差不齐带来的后果—包括绝大多数有意无意的质疑和一点点睿智的善意。
　　危机传播——基于经典案例的观点（第四版）
　　[美]凯瑟琳·弗恩-班克斯著 陈虹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在高风险社会，危机是社会组织和个体都无法逃脱的恶疾。通过阅读本书——对十类危机、五十项案例、三种传播预案的详细剖析——后，相信您一定能笑对危机。《危机传播：基于经典案例的观点》（第四版）可以充当三种角色： 一、一本指导性很强的理论手册，提供简明、有效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工具厘清思路、对危机状态作出更迅速的判断；二、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案例集锦，十类危机——社会化媒体危机、网络危机、品牌危机、文化危机、环境危机、自然灾害、交通事故、产品故障、死亡事故以及公众人物危机——的处理在五十个经典案例中得到细致呈现；三、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应对指南，各类危机清单，三种危机预案模版，提供了防患于未然的范式与高效的处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