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拙译《挪威的森林》在广东南方电视台举办的读书活动中，入选“金南方新世纪十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十大翻译作品”。我作为译者代表应邀参加颁奖大会。也巧，晚宴席间有幸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近代史专家袁伟时先生坐在一起。交谈当中，他说他看了《挪威的森林》。接着他用我久违的广东腔普通话告诉我，《挪威的森林》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个体性、个人主体性和个人尊严，对于我们有特殊意义。读的人多了，读的时间久了，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潮，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还为此举了一两个例子。作为评委，他所说的，应该既是他个人的阅读感受，又是他给出的终审评语。这位当时年近八十岁高龄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居然看了《挪威的森林》，这让我感到惊异。而更让我惊异的，是他见解的独到与深刻。《挪威的森林》中译本出版二十多年来，相关评价不知听了多少看了多少，但哪一种都不曾如此一语中的，都不曾让我产生如此强烈的被击中感。我一时忘了接话，更忘了喝我特喜欢喝的广式“老火靓汤”，只顾看着眼前老先生的面孔。那是标准的广东人面孔，智者的表情中略带几分木讷和拘板。不愧是哲学家，我想，不愧是历史学家！
　　其实，袁先生所击中的，与其说是一九八八年我翻译《挪威的森林》的初衷，莫如说是二十多年来我持续翻译村上系列作品的一个主打动机。必须承认，翻译《挪威的森林》之初，我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也不可能有—而是后来一步步聚敛成形的，成为我不屈不挠翻译和研究村上文学作品的一个内在驱动力。换句话说，我致力于村上文学翻译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就是看它能给当下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毋庸讳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改革开放进行一二十年了，但个人主体性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个体存在的尊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往日极力提倡的阶级性、群众性、集体性和一元化、极端化、运动化等“文革”思维模式仍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不少人说话做事仍心有余悸。而村上作品中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个人”感觉、“个人”情绪、“个人”感情和“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及其以尊重个体差异性为前提的多元共存等现代精神，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即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村上文学中以“高墙与鸡蛋”这一隐喻所表达的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在关联性中显现的介入姿态、使命感等公民意识，尤其是藐视俗流或世俗价值观的精神上的高蹈性和超越性，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仍然不失其积极的启示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得以在接踵而来的下海经商风潮、出国风潮乃至竞聘管理岗位等风潮中不为所动，执拗地致力于村上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以单行本计，仅村上就已翻译了四十二本，出版了四十一本。并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写了数十篇译序和评论文章。其中，近年来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四篇，在《外国文学》、《读书》、《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若干篇。大部分文章的主旨都或多或少同当下性有关。如“村上文学与中国青年的精神世界”、“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等等。在为研究生开设的村上专题文学特讲课和论文指导过程中，也尽可能使之与当下性结合在一起，例如就“村上文学中的中国元素”、“村上的中国观”、“村上文学中的二战与暴力”等主题进行过反复讨论。

　　考虑到当下性同社会担当意识有关，作为给研究生上第一次课的内容，我讲的是什么是知识分子和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告诉他们拿学位容易做学问难，学知识容易当知识分子难。让他们写的第一篇读书报告（report），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参考书目，推荐了关于陈寅恪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三联1995年版）、关于北大老校长马寅初的《马寅初的最后三十年》（彭华，中国文史2005年版），后来增加了梁漱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人民2010年版）、《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广西师大2011年版）和《知识分子论》（爱德华·W.赛义德）等几种著作，以便让研究生们从一开始就仰望那些傲岸的身影，接触那些高洁的灵魂，感受其不屈的风骨。同时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创痛和困惑剖露出来，和他们一起讨论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和价值取向。我以为，北大的价值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承担了多少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吸引了多少各省市高考状元，而更在于它的老校长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和马寅初等杰出的知识分子所树立的精神标杆以及后来的北大学人对其践行和延续的力度。我幸运地看到，这种精神至少在中文系钱理群、陈平原等教授身上得到了体现。陈平原教授虽然言辞较为平和儒雅，很少直接谈论政治，但他在《大学十讲》（复旦2002年版）等著述中表达的对过去一些大学品格的推崇，尤其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仰慕和追索，让我看出了北大精神不熄的火焰。这无疑是治学的一种可贵的当下性。至于校长，恕我直言，半个世纪以来恐怕还没有哪一位完全达到其前辈的高度。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教授，此前是我的母校吉林大学的校长。二○一二年三月两会期间我在媒体上见到这样一段周校长关于大学之大的表达：大学之大在于教，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之大在于课，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大学之大在于生，毕业生的社会声望和成就。（2012.3.11《人民日报》）我在微博上不自量力地就此补充了一点，大学之大在于气：有无藐视官本位的孤高之气，有无引领民族精神的浩然之气，有无追求真理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唯在气大而已。应该说，北大具有的北大精神，不仅是北大一校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国所有高校的宝贵财富。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希望北大怀有高度的警醒和忧患意识。如果北大果真像钱理群教授五月间指出的那样“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北大如何向其他大学示范，向全国考生和纳税人交待呢？在此不妨重温钱先生那几句话：“我们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012.5.8《中国青年报》）另一位钱老先生钱学森曾问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愿钱理群这段话不是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说起来未免有些尴尬，包括北大在内的西南联大却在炮火连天的八年抗战期间弦歌不辍，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七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一百七十二位中外籍院士。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钱老希望培养出的杰出人才。 　　作为学人的楷模，也是因为和翻译有关，我特别向研究生们推荐了傅雷。并且从他身上总结出了做学问、写论文的十六个字：国际视野、中国立场、人文情怀、问题意识。看今年五月“东方学研究方法论”项目第一次研讨会的简报，得知北师大历史系刘家和教授曾在此强调所谓“纯客观的”、“绝对中立”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点我非常赞同。这大约也就是做学问的中国立场和问题意识。具体到村上文学研究方面，最好不要跟在日本学者屁股后面，埋头研究诸如“村上作品中的西方音乐”、“村上文学中的动物意象”以及“井”之隐喻、“水”之隐喻、“‘耳朵女郎’之‘耳朵’意味”等研究课题。这类课题并非没有价值，但在当下阶段，毕竟等而下之。我认为，中国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乃至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研究，在总体上远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相应的研究，恐怕还处于“启蒙”阶段。也就是说，在宏观的、面上的、粗线条的或框架的研究还没充分展开的情况下，一下子进入微观的、点上的、绣花针式的研究能有多大的价值、多大的意义？例如日本文学研究，在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时期等断代史研究和《万叶集》、《源氏物语》等重点作品研究都几乎没有像样著述出现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弄出“通口一叶日记中的恋爱观”这样的研究，会不会丢了西瓜捡芝麻？
　　不错，从技术角度来说，论文题目越小、格局越小越容易做，“保险系数”当然也就越高。实际上一些论文指导老师也更愿意这样建议和指导，以致不少论文在技术上被打磨得无比光滑细腻，如同刚刚揭下面膜的女子脸蛋。不客气地说，那样的论文无非是上面钱理群教授指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实验性产品罢了。在今年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我趁机指出，文科研究生，尤其是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写论文的过程应该是精神受到洗礼、灵魂不断攀升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撰写的冲动或激情，成为一种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如果可能，还应该力争让自己的论文对国民有一点启示性。假如写出的东西除了三五个小圈子的人谁也看不懂，那么，即使修整打磨得再精致好看，又有多大价值可言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外语专业研究生用外语写论文。而许多外语老师则认为，“学外语不用外语写论文，那还是外语专业的吗？”这个说法听起来理直气壮，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成分：第 一、论文考察的是学术思维本身，而不是作为思维载体的符号，更不是外语作文能力；第二、写给谁看？你是在中国本土，不是身在异域的留学生，供养你读研的同胞们看不懂，外国人看不到也未必愿意看。第三、文学论文几乎涉及所有语汇且要有相应的文学性，漫说外文，用中文写好说明白都远非易事。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透露，在北大，连中文系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甚至也存在语句不通顺的情况（2011.8.17《中国教育报》）。何况非北大的外文系硕士生呢？第四、老外们在其本国写《红楼梦》论文、鲁迅论文，哪个是用中文写的？据我所知，至少日本人在日本都用日文撰写；第五、教育部似乎无此规定，无非“自虐”或“自恋”而已。据说北大是要求用中文写的。受此鼓舞，我也不对自己带的研究生的论文用语作硬性规定。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老主任严安生教授日语够好的了，他也赞成我的观点：“不要用语言限制学生的思维。”相对而言，我更想说的是写给谁看或为什么写，即作者的着眼点问题。记得几年前在大连日本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曾在北大任职后来转赴日本的刘建辉博士作大会发言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人家日本教授做了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一交给你做。你在最宝贵的年龄段花了几年乃至十几年时间做出来了，也因此拿到了博士学位。可你回国后发现自己做的东西是顶多三五个人看得懂的小玩意儿，根本派不上用场，无法融入本土话语，你不觉得太不划算、太没有“经济效益”了吗？（あまりにも非
　　的じゃないですか）。
　　尽管我不是“海龟”博士—“土鳖”博士也不是—但我听了仍颇受震撼，更深有同感。这就是说—恕我重复—做学问不能不考虑当下性、考虑中国立场和具有问题意识。如果自己所面对的研究领域还没有走过“启蒙”阶段或者属于开创阶段，那么，选题一定要有格局。宁要大气而粗糙些的，也不要小气而精致的东西。至少，选题应是自己学术生命、精神生命的出发点，而不能一开始就把自己逼入自说自话的死胡同。成效如何另当别论，反正这是我进行翻译选题和学术研究选题时所留意的一点。就广泛意义而言，我觉得这既是一种治学方法，又未尝不是一种精神格局。应该说，学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格局。有大一些的精神格局，有高一些的精神境界，有相对开阔的精神气象或胸襟，才会把学问往大处做，才会更有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幸福。说到底，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不知道，但肯定是为了人的幸福、人类的幸福。
　　这种治学的方法和宗旨，说到底，就是儒家经世治用思想和家国情怀在当今学术研究中的运用和体现。我特别欣赏“士志于道，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种儒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尤其在社会日趋商品化、物质化、娱乐化，而文化日趋功利化、粗鄙化、浅薄化的今天，在“科学主义”、“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波涛汹涌的大潮中，知识分子、读书人更应具有引领国民精神走向的志向和干预生活的勇气。有学者认为，知识阶层人格的全面堕落导致的文化腐败是明朝倾覆的深层原因。我们痛心地看到，当今知识分子人格的堕落也并非个别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行政官员堕落并不可怕，甚至公检法堕落也未必有多么可怕，最可怕是知识精英的堕落、学术的堕落。这方面，有三位先哲的说法格外值得我们倾听。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荣誉，”“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陈寅恪说：“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顾炎武则大声疾呼：“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概而言之，学术非学者一己之事，学术关乎国之存亡，关乎民族精神之生死。常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学术之死文化之死，即是民族之心死。作为学术与文化承担者的我等知识分子，除了让自己成为不畏任重道远的弘毅之士，恐怕没有更多的选择。唯其如此，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等前辈学人才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甘愿为其托命人，以保留民族命脉，使中华民族免于不死。而且，至少陈寅恪、梁漱溟和北大东方学的开拓者季羡林这三位老先生都曾发出类似“华夏之文化……终必复振”的预言，而的确言中了。值此复振之际，假如知识分子本身把持不住，甚至直线下滑，那么情况将会怎样呢？ 　　出于这样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我开始调整作为学术活动一部分的演讲主题和内容。由旨在促进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而借助村上文学展开的对孤独的守护和美学诠释，转而倡导对孤独的超越和进入大丈夫精神境界。即由守护个人心灵后花园的隐士姿态，转为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进程，诉求社会正义与良知。今年上半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校的专场讲演中我一再这样强调：无论作为社会整体还是作为公民个体，现在都应该怀有一分清醒和警觉—在物欲横流泥沙俱下的俗世浪潮中守护孤独以求洁身自好诚然难能可贵，但不能洋洋自得地在此止步，更不能因此自命不凡，而应该鼓足勇气，否定孤独超越孤独，进入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大丈夫精神境界。只有这样，“小资”的孤独才能升华为“大丈夫”的孤独，“星巴克”里的孤独才能变成悠悠天地间的孤独，驼鸟的孤独才能升华为鲲鹏的孤独。一句话，“独善其身”的小孤独、小境界才能转为“兼济天下”的大孤独、大境界。换言之，孤蓬自振片云独飞的清高和优雅固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因此忘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黄钟大吕天风海涛的阳刚世界—那里生成的才是民族魂、民族的脊梁。幸好，这样的演讲几乎场场爆满、山鸣谷应。身临其境，让我切切实实感到“八○后”、“九○后”也是可以托以重任的一代，中国还有“戏”可唱。读书种子不绝，经纶之心不死，青云之志不堕，我们的民族就总有一天走能出消费主义时代和“拜物教”的精神困局，摆脱文化焦虑，振翅遨游于天地之间，为世界提供一种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文化范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
　　与此同时—主要是近三四年来—我还在翻译、研究和演讲之外开辟了另一阵地，那就是从事散文、随笔、杂文的创作，通过在《羊城晚报》、《时代周报》、《东方早报》、《齐鲁晚报》等广州、上海和本地若干报刊上开辟定期或不定期的文化专栏，让自己进一步走出“象牙塔”、走出校园，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搭建一道桥梁。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启迪民智，以济时需，让学术成为天下公器。
　　这里我要回过头来说明一点的是，我并非否定“象牙塔”。恰恰相反，在广义上我认为应该重建大学这个“象牙塔”。前哈佛大学校长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阐述道：大学应当关注自己，“大学处理与外界的各种关系中，必须不断地面对各种道德问题和道德责任”，“纯学术研究”是象牙塔的本质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社会需求，大学才从“传统上向国家提供了最伟大的服务”。哈佛大学在二○○○年的一次讨论中面对社会挑战作出这样的回答：哈佛绝不跟着社会需求的指挥棒转，因为哈佛坚信：“社会变化得越快，大学这块变化相对少、思想观念相对独立的领地就越有价值。”可见，越是变革的时代，越要坚守大学的传统；越是变化的社会，越要秉持大学的精神；越是纷扰的诱惑，越要牢牢抓住大学的本质。（《江苏高教》2011年第6期）然而我们痛心地看到，在这个躲避崇高的、被碾平了的世界上，理应成为社会共同仰望的大学之“象牙塔”正在向世俗甚至低俗、媚俗方面倾斜。如果鲁迅在世，他要写的恐怕不再是“论雷峰塔的倒掉”，而很可能是“论象牙塔的倒掉”。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像出家人一样守护和重建“象牙塔”，让大学这个“象牙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圣殿。我这里说的走出“象牙塔”，主要是说要避免让学术研究活动沦为获取职称、获取津贴等个人好处的“私器”，而应使之成为承担社会责任和引领大众的“天下公器”。
　　另外，作为与此相关的附带性平台，我还在新浪、网易开了博客。总点击量已近九百万次。一两年前又开了微博，新浪微博“粉丝”超过五十万。加上网易、腾讯和搜狐三家，“粉丝”总量逾三百五十万。虽有赶时髦之嫌和遭遇“围观”乃至“拍砖”的风险，但毕竟可以将一个读书人的所感所思所想迅速传达出去，直接吁诉社会，和大家互动。在这点上，微博应是最具当下性的诉求方式和传播手段。说起来，我一般不上网，打字速度极慢。发电子邮件都要写在稿纸上请家人录入。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无论博客还是微博，都不是我主动开的，而是在新浪等网站一再劝诱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我这人并不聪明，但比较执著。一般不轻易答应，而一旦答应，就会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如博客和微博，除了极特殊情况，至少每星期挂一篇博文，每天写一则微博。博客或可转发专栏文章，而微博必须每天写一百四十字。我不是易中天、余秋雨和于丹那样的明星教授，更不是韩寒、郭敬明，不可能随便写什么都会一呼百应撒豆成兵，大多情况下必须以思想取胜，起码以修辞见长。而这绝非易事，但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就是影响。
　　我很欣赏不知哪位西方人说过的一句话：每一只狗都应该叫！无论叫声多么难听多么微弱，也总比不叫好—知识分子的担当，说到底，许多时候无非“叫”罢了，呼号罢了。这大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这方面，数月前去世的复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治学历程，可以说是一路奔走呼号。他始终将学术研究和当下关怀融为一体，始终引导学生和读者读取“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种消息”。《读书》第六期有文章认为“这是他的读者群能够远远溢出学术界小圈子之外的重要原因”（姚大力《重读朱维铮》）。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史学教授，较之学者，朱维铮先生更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够格的知识分子。日落烟沉，天地为空。“知其辱而保其尊，坚信大道如砥”—他的铮铮铁骨猎猎旗风，他的治学取向和治学路径，对每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教师都有不一般的感染力、说服力和启示性。
　　以上杂乱地讲了当下性。说高雅些，即所谓经世致用。通俗说来，也就是学术研究活动的现实关怀。下面我想简单谈几句学术表达的文体或文学性、修辞性问题。能否说是治学方法我不敢断定，但确实是我相当在意的一点。
　　我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当时由我国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教授出任校长的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差不多算是“黄埔一期”硕士生。诸位想必知道，当时的硕士生有可能比当下的博士生还要金贵。不过，由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原因，我初中才念到初一，干了几年农活后经由“贫下中农”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基本等于小学生上大学。何况上大学期间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批《水浒》批宋江批周公，又一会儿学工学农学军，用于专业学习的时间有没有一半都很难说。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和学养积淀明显先天不足。这也是我迄今未能构筑自成一统的学术框架或成就石破天惊的独家之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所幸我自小喜欢读书、喜欢文学，语文和作文成绩一直较为得意。加上乡下务农期间和工农兵学员时代也大体没有中断文学书刊的阅读，又有写日记等涂鸦习惯，从而培养了一定程度的写作能力和修辞自觉、文体自觉。这点让我日后占了相当不小的便宜—无论文学翻译还是论文撰写抑或发言讲演，我都比较注意从修辞、审美角度打磨语言或文体。而这往往是一些译者、尤其学者和演讲者忽视的“雕虫小技”，使得我乘虚而入并且相对得逞。我的译作、文章乃至演讲之所以较受欢迎并有了一些影响，我觉得与此有不算小的关系。 　　人生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高境界。任何风潮、制度都将灰飞烟灭，任何思想都可能过时或成为常识，唯艺术之美永存。这也是我在翻译当中始终把审美忠实“置顶”的根据。甚至数学都看重美—英国数学家G.H.Hardy宣称美是首要标准，丑的数学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
　　我所以看重关乎审美的文学性、修辞性，除了上述个人原因，还同中国文化传统有关。诸位知道，中国古人非常注重辞章之美—“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可以说是历代文人墨客心目中的金石之论。诗词曲赋自不用说，即使文论等评论性文章也每每写得文采斐然。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以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等，哪一卷不写得异彩纷呈摇曳生姿？哪一篇不写得倾珠泻玉铿锵悦耳？反观我们现在一些文章，特别是论文，漫说文采，有的连严谨都欠火候，个别的甚至语病迭出。还有的喜欢罗列西方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术语，说故弄玄虚未免苛刻，但至少本土化努力做得不够。复旦大学英语教授陆谷孙日前就对“后现代的东西”表示反感：“像我看到有人用‘模因论’（memetris）解释翻译，戴顶帽子，穿双靴子，内容还是离不开意译直译等等，有什么价值呢？还是文本为主吧。”（《书城》2012年5月号）
　　窃以为，至少文学论文应该写得有文学性，写得美些。这样也才能走出小圈子，为更多的人喜闻乐见，产生广泛些的影响。这方面范曾是个不错的例子。李荐保说“范曾将论文作美文写，滔滔乎言辞，崛崛乎气象，笔致如大江奔涌，读来令人忘倦”。作为我自然不能和范曾比，但我的确很认同那样的努力。我在不妨称之为专著的我的一本名叫《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的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作为身在学院体制内并且受过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本应是我较为熟悉的风景。但事关村上的文学批评，每次动笔我都不太想采用条分缕析严肃刻板的学术文体和范式。这一是因为村上作品受众面较广—保守估计也有一千万人，而且多是年轻人；二是因为较之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文体和范式，我更欣赏以整体审美感悟和意蕴文采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笔法。所幸我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算是‘半拉子’作家，对这种笔法并不十分陌生。我的一个追求，就是以随笔式文体传达学术性思维，以期在‘象牙塔’和大众之间构筑一道桥梁。这本小书可以说是一个远不成熟的尝试。……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验证乃至构筑某种文学批评理论，而在于通过文本解读或赏析促成一种深度认知和审美体验。”这段话大体可以视为关于当下性和文学性、修辞性相结合的我的治学方法的一个概括。
　　就这点而言，作为我，较之一个学者，恐怕更像一个文人，一个并不够格的文人。我以为，够格也罢不够格也罢，如果可能，任何学者都最好首先是一个文人。这既是历朝历代古之传统，又是民国时期大部分学人的身影。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在说得有理之前说得有趣，有说服力之前有感染力。而感染力来自激情，来自修辞，来自美。记得北大中文系已故林庚教授上的最后一课特别强调了美：“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钱理群称之为“天鹅的绝唱”）反言之，美即是发现，即是修辞，即是来自当下关怀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