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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3日，在莫斯科的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歌剧艺术中心外有一列数百人的行列，人们的神情庄重肃穆，他们手持着鲜花，静静地等候着去向这位杰出艺术家的遗体告别。场馆内哀乐低回，花圈环绕，逝者安祥地躺在鲜花丛中。现场的大屏幕上一遍遍地回放着她生前的音容笑貌，那熟悉的歌声和亲切的形象让人们沉浸在对她无限的怀念之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亲临告别仪式现场，献上自己的红玫瑰，而俄罗斯文化部长梅金斯基在悼辞中更提及逝者的离去是国家无法挽回的损失，云云。
然而，曾几何时，她却是一个被这个国家忘却、抛弃，甚至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有家不能回的“流放者”！
提及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人们从来都是将她与她的丈夫、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兼指挥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和二十世纪下半叶苏联的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个人遭际与悲欢离合已成为那个诡异动荡、风云变幻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和写照。他们以其自身的作为和选择表达了一位艺术家所秉持的维护尊严、正义直言的高尚人格。正是这种人格力量与他们精湛卓越的艺术技艺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1926年10月25日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她的父亲是附近海军基地的一名军官，母亲则是波兰裔女子，有吉普赛血统。尽管加琳娜从父亲那里沿袭了出色的声乐天赋，又从母亲那里遗传了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美丽容貌和热情性格，然而翻开她早年的生活经历却真可谓“怎一个苦字了得”！她父亲沾染了军队中的散漫作风，因一次醉酒后拔枪误杀士兵而被送进了监狱，从此杳无音讯；母亲因此而自暴自弃，完全置年幼的女儿于不顾。加琳娜是由其祖母带大的。军营附近充斥着贫穷饥馑的现象和斗殴的风气，就在如此恶劣的周遭环境中，加琳娜却如同淤泥中的一叶嫩荷，亭亭净植，香远益清。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又有敏锐的听觉和良好的乐感，凭借着祖母给她的一台老式留声机跟着唱片边学边唱，对听过的歌曲能够过耳不忘。“每当此时，仿佛和小伙伴的玩耍也都变得不重要了”，她说。她也曾去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开设的音乐学校学习。然而，她那令人过目难忘的美貌还是给她带来了麻烦，这位当地的头号美人招致了全城男人的垂涎追逐。为了生计，十七岁那年她草草地嫁给了基地的一个下级军官维谢涅夫斯基。由于两人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志趣，加琳娜很快离了婚，却保留了维谢涅夫斯卡娅这个姓氏。
离婚后的加琳娜靠“走穴式”的小分队演出积攒了足够的钱，以每小时一卢布的学费向一位八十岁的声乐女教师薇拉·加莲娜学艺，这才算真正走上了艺术之路。薇拉对出身寒微却心比天高的加琳娜说：“你将成为一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歌剧中的女高音。你将是未来的明星。”不过，对当时尚难温饱的加琳娜而言，老师的鼓励和期望不啻画饼充饥。为了生存她去了州轻歌剧团，结果又被该剧团的团长马克·鲁宾盯上了。死死纠缠的结果是十八岁的加琳娜又一次成了新娘，嫁给了比自己整整大二十二岁的鲁宾。靠着这层关系，她才在剧团里站住了脚，饰演一些侍女之类的配角和唱些地方上的通俗歌曲。
同年，她与鲁宾的儿子出生了。当时正值二战期间，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加琳娜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她是如何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几次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许多市民被活活饿死，她还未来得及品尝初为人母的喜悦，两个月后婴儿就因食物中毒而夭折，而她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被送进了医院，这差一点葬送了加琳娜日后的歌唱生涯，因为它已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肺功能。为了尽快地恢复，她不得不设法到黑市上去买一些抗生素。在医院治疗期间，她痛定思痛，决心离开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轻歌剧团。她也与鲁宾分了手，再不想依靠男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952年的一天，加琳娜在涅瓦大街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莫斯科大剧院招收进修班学员的海报。她喜出望外地报了名并参加了选拔，结果一鸣惊人：这位没有任何学历、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流浪艺人”竟因出色的嗓音条件被破格录取为大剧院的歌唱演员。1953年10月，加琳娜在大剧院首次登台，饰演柴科夫斯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塔吉娅娜，一炮而红，从此她平步青云，彻底告别了往昔不堪回首的“卖艺”生涯，登上了歌剧院的殿堂。她以其得天独厚的优美嗓音和动人外表迅速成为了大剧院的新宠，并在最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令人折服的头牌女高音歌唱家。
在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的演唱生涯中，她唯一的恩师薇拉·加莲娜对她的教诲和指点影响了她的一生。正是薇拉帮她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抒情/戏剧女高音（spinto），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中音。的确，与同一时期涌现出的西方女高音不同，作为俄罗斯女高音她的演唱音域更广，兼有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宽阔音区，音色圆润醇厚，声腔共鸣更为浑厚。在演唱中她的声区转换是那么的自然连贯，巧妙妥帖，各声区间的过渡音运用得极好，听不出任何明显的声区分野，给人以流畅纯正、浑然一体的感觉。她的声区能达到两个半八度，这就使她既能得心应手地诠释如塔吉娅娜、娜塔莎（普罗科菲耶夫《战争与和平》）、凯瑟琳（舍巴林《驯悍记》）、玛琳娜（穆拉杰利《十月》）和柳儿（普契尼《图兰朵》）等典型的抒情女高音角色，又能驾轻就熟地演释卡捷琳娜（肖斯塔科维奇《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以及西方歌剧里的莱奥诺拉（贝多芬《菲岱里奥》）、阿依达、巧巧桑、维奥列塔等戏剧女高音角色。她仿佛天生就注定是为歌剧舞台而生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总经理鲍里斯·波克罗夫斯基回忆道：“这位年轻、美貌而又聪慧的女性带着她杰出的音乐天分和歌唱能力，还有她对于剧院魅力的向往和对舞台那种本能的感觉来到了大剧院，就如同是上天派来考验我们的艺术直觉似的。她的才华足以使她登上任何国际顶尖的专业表演舞台。”事实也正是如此。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5月加琳娜出现在萨拉热窝国家剧院饰演阿依达；1961年她首度访美，在大都会亮相演的又是阿依达；又过了一年，她仍以同一角色作为登上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处女秀；1964年加琳娜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饰演的则是《图兰朵》里的柳儿，与她同场飙戏的是瑞典“霹雳女高音”尼尔森，饰演卡拉夫王子的则是世界十大男高音之一的弗朗科·科雷利。她的演唱受到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他们盛赞她温柔甜美的音色、清脆流畅的吐字和非凡出众的连音（legato），称她的演唱具有“热情洋溢、催人泪下的表演风格”。而在所有俄罗斯歌剧艺术的保留剧目中，加琳娜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仁不让的第一人。她不仅在音乐艺术领域一骑绝尘，而且还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时代发展的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结识了日后的丈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有着莫大的关系。 尽管加琳娜和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爱称）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佼佼者，然而在1955年之前他俩却对对方毫无所识。他俩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邂逅的，当时的加琳娜正随大剧院出访捷克，应邀在“布拉格之春”艺术节上演出《叶甫根尼·奥涅金》，这也是她首度走出国门，而斯拉瓦则是艺术节的大提琴比赛评委。两人在一次官方的招待会上不期而遇了。二十八岁声名大噪、然而情感世界还一片空白的大提琴家一见加琳娜便惊为天人，立即开始了对她的狂热追求。第二天早上，当加琳娜打开房间衣橱的门时，发现里面铺满了百合花；过了一天，当她踏进房门，又发现房间里铺满了兰花；到了第三天，表达爱慕的礼物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精美的巧克力礼盒。面对如此强劲的爱情攻势，到了第四天加琳娜只有乖乖屈服的份了。“当时我从未听过他的演奏，他也没有听过我的演唱，因而我们的结合绝不是被对方的名声和地位所吸引。”由于加琳娜过往的两段婚姻以及令人心酸的早年遭际，他们生怕回国后他们的结合会遭到更多的非议，于是决定就在布拉格这个富有诗意的城市缔结良缘，共谱爱曲。
加琳娜与斯拉瓦的恋爱过程尽管速战速决，然而他们坚贞不渝的情感维系却决定了他俩将相伴一生一世。婚后的加琳娜迎来了她艺术生涯的辉煌时期，而斯拉瓦为了能和妻子经常在一起，竟然嫉妒起和加琳娜长期合作的钢琴伴奏来了。在一次加琳娜出访前夕，斯拉瓦突然提议由他来担当钢琴伴奏，这着实令妻子吃惊不小：“你为我伴奏？可你只会拉大提琴啊！”只见斯拉瓦二话不说，微笑着坐到钢琴前径自弹奏起来。原来这正是他四岁起就练就的童子功，还一直未有施展的时机呢！从此夫妇俩便妇唱夫随，如影随形，丈夫成了她的专职钢琴伴奏，加琳娜演唱专辑里的录音便是他俩默契合作的成果见证。而当加琳娜演唱歌剧时，丈夫又当仁不让地成了歌剧的乐队指挥，如加琳娜的几部代表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EMI 7 49955 2，2CD）、《鲍里斯·戈杜诺夫》（Erato 2292 45418-2，3CD）、《战争与和平》（Erato 2292 45331-2，4CD）等就都是有斯拉瓦指挥而成为权威名版唱片的。
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对艺术伉俪始终保持着对艺术、对人生信念的高度一致。他们荣辱与共，不仅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能齐头并进，同享辉煌，而且在遭遇挫折困顿，面临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也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与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英国作曲家布里顿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友谊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与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比邻而居。斯拉瓦视肖氏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的作品和人格推崇备至，而肖氏也深为这对邻居夫妇杰出的艺术才华而折服，分别为他们创作了不少得意之作。如他曾为加琳娜创作了声乐套曲《讽刺诗集》（Satires），但这部作品遭到了当局的禁演，理由是怀疑它所要讽刺的内容指向“有问题”。于是作曲家又将另一部声乐套曲《根据亚历山大·布洛克诗篇而作的七首浪漫曲》题献给她，并在1966年的首演音乐会上亲自为加琳娜的演唱担任钢琴伴奏，而这也成为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登台演奏。此外，肖氏还为穆索尔斯基的声乐套曲《死之歌舞》重新编配了管弦乐版，也交由加琳娜夫妇首演。这两部作品连同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第三幕由百代作为“二十世纪伟大艺术家系列”予以再版（EMI 5 82829 2）。作品中所折射出的作曲家对于死亡本质的冷峻思考经由加琳娜那富有思辨与情感的诠释，更凸显其作品的深意要旨。而《死之歌舞》另有一个钢琴版，由加琳娜演唱，斯拉瓦伴奏，同样精湛精彩（Philips 446 212-2）。必须指出的是，肖氏题为“亡灵之歌”的《第十四交响曲》（1969年）以及由《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更名为《卡捷琳娜·伊兹梅洛娃》的歌剧新版（1963年）在创作过程中，作品的女高音声部都是专为加琳娜预留的，并由她首演成功。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创作之中。他与加琳娜夫妇是在1961年伦敦的一次音乐会上相识的，由此奠定了他们之间的终身友谊。布里顿受考文垂圣米切尔大教堂邀约，为重建的大教堂落成仪式所作的《战争安魂曲》于1962年5月30日首演。作品中的女高音声部本来就是依据加琳娜的嗓音特点而创作的，可是苏联当局却不允许加琳娜前往考文垂参加首演。主办方不得已只得另请英国女高音希瑟·哈珀（Heather Harper，1939- ）代替。但到了第二年，由加琳娜与英国男高音彼得·皮尔斯和德国男中音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合作，并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的录音版本还是被全世界的人们听到了，它成了这部作品最经典的权威版本（DECCA 425 100-2）。至于加琳娜演唱的西方歌剧咏叹调，尽管数量较少，但仍可在德国的Preiser发行的“真实的历史”系列里的加琳娜专辑（Preiser 89690）中一聆真切。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直被苏联当局视为“持不同政见者”，1972年春，当斯拉瓦带头写信对索尔仁尼琴表示了同情并为他的言论进行辩护后，他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压。而当他们夫妇拒绝了当局把被安顿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别墅里创作、生活的索尔仁尼琴一家赶走的要求之后，这两位苏联“人民艺术家”的地位和待遇更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斯拉瓦被官方以“技艺明显衰退”为由而封杀，加琳娜的歌剧演出则惨遭音乐评论的“集体失声”。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下，1974年他们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被迫离开了祖国。而在他们离开后，他们的公民权也随之被褫夺了。
事实上，在加琳娜歌唱的全盛时期，西方听众很少能见识到她的艺术风采。当她与丈夫移居西方时，她已年过四十八岁了，这时期她的演唱也会出现发声粗砺或音准摇晃的迹象。然而，她那精致优雅的音质和高度投入的情感张力仍是其歌唱艺术最吸引人的个性特征。如她1975年在美国大都会的演唱就被西方媒体誉为“一颗划过天际的璀璨明星”；而长期以来她一直精心地保持着自己的体重和体形，这样，她在舞台上塑造的艺术形象则是绝大多数俄罗斯歌唱家们都为之羡慕嫉妒恨的。随着斯拉瓦1977年被任命为美国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们重又成了国际乐坛上的风云人物。而当1993年斯拉瓦率领着他的乐团回到了去国经年的家乡，在莫斯科红场上奏响了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时，全世界的人们都通过广播电视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加琳娜在俄罗斯成立了以她与斯拉瓦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为贫苦的同胞和孩子提供食物、药品和医疗设备；她还成立了自己的歌剧艺术中心，旨在发掘和培养年轻的声乐艺术人才。
1982年，五十六岁的加琳娜宣告结束自己长达近四十年的歌唱生涯。在告别演出中，她在巴黎大歌剧院最后一次演唱了她毕生挚爱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仍由斯拉瓦担任乐队指挥。而当2007年斯拉瓦去世后，加琳娜又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年5月，第六十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了由当代著名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执导的新片《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它描写在1999年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一位年迈的祖母冒着战火的硝烟，独自一人去前线军营探望已七年没见过面的孙子的感人故事，影片里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祖母就是由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加琳娜饰演的。全片采用现场摄制，加琳娜将一位关爱小辈的慈祥长者的神态、语气还有气度都拿捏得非常到位，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导演想要表达的谴责战争、呼吁和平的创作主旨。索科洛夫也是2005年执导加琳娜与斯拉瓦这对艺术伉俪纪录片《人生的祭奠》（又名《挽救生命》，Elegy of Life）的导演。而加琳娜本人的自传《一个俄罗斯人的故事》（A Russian Story）于1985年10月出版后，更被法国当代作曲家马塞尔·兰多夫斯基（Marcel Landowski，1915-1999）在1996年改编为歌剧搬上了舞台。如今，斯人已逝，她那传奇性的人生就这样通过文字、通过音乐在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她的音乐之恋，祖国之恋……
然而，曾几何时，她却是一个被这个国家忘却、抛弃，甚至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有家不能回的“流放者”！
提及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人们从来都是将她与她的丈夫、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兼指挥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和二十世纪下半叶苏联的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个人遭际与悲欢离合已成为那个诡异动荡、风云变幻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和写照。他们以其自身的作为和选择表达了一位艺术家所秉持的维护尊严、正义直言的高尚人格。正是这种人格力量与他们精湛卓越的艺术技艺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1926年10月25日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她的父亲是附近海军基地的一名军官，母亲则是波兰裔女子，有吉普赛血统。尽管加琳娜从父亲那里沿袭了出色的声乐天赋，又从母亲那里遗传了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美丽容貌和热情性格，然而翻开她早年的生活经历却真可谓“怎一个苦字了得”！她父亲沾染了军队中的散漫作风，因一次醉酒后拔枪误杀士兵而被送进了监狱，从此杳无音讯；母亲因此而自暴自弃，完全置年幼的女儿于不顾。加琳娜是由其祖母带大的。军营附近充斥着贫穷饥馑的现象和斗殴的风气，就在如此恶劣的周遭环境中，加琳娜却如同淤泥中的一叶嫩荷，亭亭净植，香远益清。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又有敏锐的听觉和良好的乐感，凭借着祖母给她的一台老式留声机跟着唱片边学边唱，对听过的歌曲能够过耳不忘。“每当此时，仿佛和小伙伴的玩耍也都变得不重要了”，她说。她也曾去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开设的音乐学校学习。然而，她那令人过目难忘的美貌还是给她带来了麻烦，这位当地的头号美人招致了全城男人的垂涎追逐。为了生计，十七岁那年她草草地嫁给了基地的一个下级军官维谢涅夫斯基。由于两人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志趣，加琳娜很快离了婚，却保留了维谢涅夫斯卡娅这个姓氏。
离婚后的加琳娜靠“走穴式”的小分队演出积攒了足够的钱，以每小时一卢布的学费向一位八十岁的声乐女教师薇拉·加莲娜学艺，这才算真正走上了艺术之路。薇拉对出身寒微却心比天高的加琳娜说：“你将成为一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歌剧中的女高音。你将是未来的明星。”不过，对当时尚难温饱的加琳娜而言，老师的鼓励和期望不啻画饼充饥。为了生存她去了州轻歌剧团，结果又被该剧团的团长马克·鲁宾盯上了。死死纠缠的结果是十八岁的加琳娜又一次成了新娘，嫁给了比自己整整大二十二岁的鲁宾。靠着这层关系，她才在剧团里站住了脚，饰演一些侍女之类的配角和唱些地方上的通俗歌曲。
同年，她与鲁宾的儿子出生了。当时正值二战期间，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加琳娜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她是如何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几次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许多市民被活活饿死，她还未来得及品尝初为人母的喜悦，两个月后婴儿就因食物中毒而夭折，而她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被送进了医院，这差一点葬送了加琳娜日后的歌唱生涯，因为它已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肺功能。为了尽快地恢复，她不得不设法到黑市上去买一些抗生素。在医院治疗期间，她痛定思痛，决心离开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轻歌剧团。她也与鲁宾分了手，再不想依靠男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952年的一天，加琳娜在涅瓦大街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莫斯科大剧院招收进修班学员的海报。她喜出望外地报了名并参加了选拔，结果一鸣惊人：这位没有任何学历、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流浪艺人”竟因出色的嗓音条件被破格录取为大剧院的歌唱演员。1953年10月，加琳娜在大剧院首次登台，饰演柴科夫斯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塔吉娅娜，一炮而红，从此她平步青云，彻底告别了往昔不堪回首的“卖艺”生涯，登上了歌剧院的殿堂。她以其得天独厚的优美嗓音和动人外表迅速成为了大剧院的新宠，并在最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令人折服的头牌女高音歌唱家。
在加琳娜·维谢涅夫斯卡娅的演唱生涯中，她唯一的恩师薇拉·加莲娜对她的教诲和指点影响了她的一生。正是薇拉帮她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抒情/戏剧女高音（spinto），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中音。的确，与同一时期涌现出的西方女高音不同，作为俄罗斯女高音她的演唱音域更广，兼有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宽阔音区，音色圆润醇厚，声腔共鸣更为浑厚。在演唱中她的声区转换是那么的自然连贯，巧妙妥帖，各声区间的过渡音运用得极好，听不出任何明显的声区分野，给人以流畅纯正、浑然一体的感觉。她的声区能达到两个半八度，这就使她既能得心应手地诠释如塔吉娅娜、娜塔莎（普罗科菲耶夫《战争与和平》）、凯瑟琳（舍巴林《驯悍记》）、玛琳娜（穆拉杰利《十月》）和柳儿（普契尼《图兰朵》）等典型的抒情女高音角色，又能驾轻就熟地演释卡捷琳娜（肖斯塔科维奇《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以及西方歌剧里的莱奥诺拉（贝多芬《菲岱里奥》）、阿依达、巧巧桑、维奥列塔等戏剧女高音角色。她仿佛天生就注定是为歌剧舞台而生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总经理鲍里斯·波克罗夫斯基回忆道：“这位年轻、美貌而又聪慧的女性带着她杰出的音乐天分和歌唱能力，还有她对于剧院魅力的向往和对舞台那种本能的感觉来到了大剧院，就如同是上天派来考验我们的艺术直觉似的。她的才华足以使她登上任何国际顶尖的专业表演舞台。”事实也正是如此。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5月加琳娜出现在萨拉热窝国家剧院饰演阿依达；1961年她首度访美，在大都会亮相演的又是阿依达；又过了一年，她仍以同一角色作为登上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处女秀；1964年加琳娜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饰演的则是《图兰朵》里的柳儿，与她同场飙戏的是瑞典“霹雳女高音”尼尔森，饰演卡拉夫王子的则是世界十大男高音之一的弗朗科·科雷利。她的演唱受到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他们盛赞她温柔甜美的音色、清脆流畅的吐字和非凡出众的连音（legato），称她的演唱具有“热情洋溢、催人泪下的表演风格”。而在所有俄罗斯歌剧艺术的保留剧目中，加琳娜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仁不让的第一人。她不仅在音乐艺术领域一骑绝尘，而且还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时代发展的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结识了日后的丈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有着莫大的关系。 尽管加琳娜和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爱称）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佼佼者，然而在1955年之前他俩却对对方毫无所识。他俩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邂逅的，当时的加琳娜正随大剧院出访捷克，应邀在“布拉格之春”艺术节上演出《叶甫根尼·奥涅金》，这也是她首度走出国门，而斯拉瓦则是艺术节的大提琴比赛评委。两人在一次官方的招待会上不期而遇了。二十八岁声名大噪、然而情感世界还一片空白的大提琴家一见加琳娜便惊为天人，立即开始了对她的狂热追求。第二天早上，当加琳娜打开房间衣橱的门时，发现里面铺满了百合花；过了一天，当她踏进房门，又发现房间里铺满了兰花；到了第三天，表达爱慕的礼物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精美的巧克力礼盒。面对如此强劲的爱情攻势，到了第四天加琳娜只有乖乖屈服的份了。“当时我从未听过他的演奏，他也没有听过我的演唱，因而我们的结合绝不是被对方的名声和地位所吸引。”由于加琳娜过往的两段婚姻以及令人心酸的早年遭际，他们生怕回国后他们的结合会遭到更多的非议，于是决定就在布拉格这个富有诗意的城市缔结良缘，共谱爱曲。
加琳娜与斯拉瓦的恋爱过程尽管速战速决，然而他们坚贞不渝的情感维系却决定了他俩将相伴一生一世。婚后的加琳娜迎来了她艺术生涯的辉煌时期，而斯拉瓦为了能和妻子经常在一起，竟然嫉妒起和加琳娜长期合作的钢琴伴奏来了。在一次加琳娜出访前夕，斯拉瓦突然提议由他来担当钢琴伴奏，这着实令妻子吃惊不小：“你为我伴奏？可你只会拉大提琴啊！”只见斯拉瓦二话不说，微笑着坐到钢琴前径自弹奏起来。原来这正是他四岁起就练就的童子功，还一直未有施展的时机呢！从此夫妇俩便妇唱夫随，如影随形，丈夫成了她的专职钢琴伴奏，加琳娜演唱专辑里的录音便是他俩默契合作的成果见证。而当加琳娜演唱歌剧时，丈夫又当仁不让地成了歌剧的乐队指挥，如加琳娜的几部代表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EMI 7 49955 2，2CD）、《鲍里斯·戈杜诺夫》（Erato 2292 45418-2，3CD）、《战争与和平》（Erato 2292 45331-2，4CD）等就都是有斯拉瓦指挥而成为权威名版唱片的。
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对艺术伉俪始终保持着对艺术、对人生信念的高度一致。他们荣辱与共，不仅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能齐头并进，同享辉煌，而且在遭遇挫折困顿，面临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也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与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英国作曲家布里顿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友谊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与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比邻而居。斯拉瓦视肖氏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的作品和人格推崇备至，而肖氏也深为这对邻居夫妇杰出的艺术才华而折服，分别为他们创作了不少得意之作。如他曾为加琳娜创作了声乐套曲《讽刺诗集》（Satires），但这部作品遭到了当局的禁演，理由是怀疑它所要讽刺的内容指向“有问题”。于是作曲家又将另一部声乐套曲《根据亚历山大·布洛克诗篇而作的七首浪漫曲》题献给她，并在1966年的首演音乐会上亲自为加琳娜的演唱担任钢琴伴奏，而这也成为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登台演奏。此外，肖氏还为穆索尔斯基的声乐套曲《死之歌舞》重新编配了管弦乐版，也交由加琳娜夫妇首演。这两部作品连同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第三幕由百代作为“二十世纪伟大艺术家系列”予以再版（EMI 5 82829 2）。作品中所折射出的作曲家对于死亡本质的冷峻思考经由加琳娜那富有思辨与情感的诠释，更凸显其作品的深意要旨。而《死之歌舞》另有一个钢琴版，由加琳娜演唱，斯拉瓦伴奏，同样精湛精彩（Philips 446 212-2）。必须指出的是，肖氏题为“亡灵之歌”的《第十四交响曲》（1969年）以及由《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更名为《卡捷琳娜·伊兹梅洛娃》的歌剧新版（1963年）在创作过程中，作品的女高音声部都是专为加琳娜预留的，并由她首演成功。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创作之中。他与加琳娜夫妇是在1961年伦敦的一次音乐会上相识的，由此奠定了他们之间的终身友谊。布里顿受考文垂圣米切尔大教堂邀约，为重建的大教堂落成仪式所作的《战争安魂曲》于1962年5月30日首演。作品中的女高音声部本来就是依据加琳娜的嗓音特点而创作的，可是苏联当局却不允许加琳娜前往考文垂参加首演。主办方不得已只得另请英国女高音希瑟·哈珀（Heather Harper，1939- ）代替。但到了第二年，由加琳娜与英国男高音彼得·皮尔斯和德国男中音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合作，并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的录音版本还是被全世界的人们听到了，它成了这部作品最经典的权威版本（DECCA 425 100-2）。至于加琳娜演唱的西方歌剧咏叹调，尽管数量较少，但仍可在德国的Preiser发行的“真实的历史”系列里的加琳娜专辑（Preiser 89690）中一聆真切。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直被苏联当局视为“持不同政见者”，1972年春，当斯拉瓦带头写信对索尔仁尼琴表示了同情并为他的言论进行辩护后，他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压。而当他们夫妇拒绝了当局把被安顿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别墅里创作、生活的索尔仁尼琴一家赶走的要求之后，这两位苏联“人民艺术家”的地位和待遇更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斯拉瓦被官方以“技艺明显衰退”为由而封杀，加琳娜的歌剧演出则惨遭音乐评论的“集体失声”。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下，1974年他们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被迫离开了祖国。而在他们离开后，他们的公民权也随之被褫夺了。
事实上，在加琳娜歌唱的全盛时期，西方听众很少能见识到她的艺术风采。当她与丈夫移居西方时，她已年过四十八岁了，这时期她的演唱也会出现发声粗砺或音准摇晃的迹象。然而，她那精致优雅的音质和高度投入的情感张力仍是其歌唱艺术最吸引人的个性特征。如她1975年在美国大都会的演唱就被西方媒体誉为“一颗划过天际的璀璨明星”；而长期以来她一直精心地保持着自己的体重和体形，这样，她在舞台上塑造的艺术形象则是绝大多数俄罗斯歌唱家们都为之羡慕嫉妒恨的。随着斯拉瓦1977年被任命为美国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们重又成了国际乐坛上的风云人物。而当1993年斯拉瓦率领着他的乐团回到了去国经年的家乡，在莫斯科红场上奏响了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时，全世界的人们都通过广播电视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加琳娜在俄罗斯成立了以她与斯拉瓦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为贫苦的同胞和孩子提供食物、药品和医疗设备；她还成立了自己的歌剧艺术中心，旨在发掘和培养年轻的声乐艺术人才。
1982年，五十六岁的加琳娜宣告结束自己长达近四十年的歌唱生涯。在告别演出中，她在巴黎大歌剧院最后一次演唱了她毕生挚爱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仍由斯拉瓦担任乐队指挥。而当2007年斯拉瓦去世后，加琳娜又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年5月，第六十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了由当代著名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执导的新片《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它描写在1999年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一位年迈的祖母冒着战火的硝烟，独自一人去前线军营探望已七年没见过面的孙子的感人故事，影片里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祖母就是由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加琳娜饰演的。全片采用现场摄制，加琳娜将一位关爱小辈的慈祥长者的神态、语气还有气度都拿捏得非常到位，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导演想要表达的谴责战争、呼吁和平的创作主旨。索科洛夫也是2005年执导加琳娜与斯拉瓦这对艺术伉俪纪录片《人生的祭奠》（又名《挽救生命》，Elegy of Life）的导演。而加琳娜本人的自传《一个俄罗斯人的故事》（A Russian Story）于1985年10月出版后，更被法国当代作曲家马塞尔·兰多夫斯基（Marcel Landowski，1915-1999）在1996年改编为歌剧搬上了舞台。如今，斯人已逝，她那传奇性的人生就这样通过文字、通过音乐在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她的音乐之恋，祖国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