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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市
这是北京城内的一家灯笼铺，在普遍以简易的油灯为主要照明工具的时代，这样一家琳琅满目的精品灯饰作坊，大约只有达官显贵或富商巨贾才光顾得起。
北京城区的许多街道名称都来源于各种分工明确的专业市集，如骡马市、猪市、花市、米市等。自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灯市就集中在东华门以东到东四牌楼这个区域，到现在，这个地方还被称作“灯市口”。清晚期以后，灯市口的灯笼作坊逐渐移到前门大街廊房头条。
廊房胡同在前门大街西侧，由北往南有头、二、三、四条，鼎盛时期的廊房头条曾集中了毕美斋、文盛斋和秀珍斋等二十多家灯笼作坊，而有灯笼大街之称。北京的灯笼作坊主要生产宫灯和纱灯两个品类。宫灯是以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做成灯架，再在框架上镶上玻璃或纱绢，施以彩绘而成；纱灯俗称气死风灯，灯架是用轻巧的竹篾扎编而成，再裱上纱绢，素色灯纱上经常绘有各种花鸟纹样。它的挡风性能良好，风吹不灭，总是被悬挂在屋前门首，随风摇曳，或在夜暗间出行时随身提携。1915年，文盛斋出品的灯具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使这条名闻中外的灯笼大街，在燃油照明时代行将落幕的时刻，最后一次大放光明，一时间万商云集。
在漫长的燃油照明时代，中国的历代灯匠已经在灯具制造上尝试了所有可能，无论是外观造型还是材料的选用，如同明式家具代表着中国家具制造的最高水平，中国的灯具制作也在明代总结了历代成就，从而形成了有清一代始终难以超越的高峰。而历代皇帝都重视有加的上元灯会，几乎是一年一度全国制灯技术的观摩和检阅，各地能工巧匠无不竭尽所能地在灯会上一争短长。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东华门辟出二里长的灯市，并将上元灯会延长为十天，从正月初八开始，十五达到高潮，十七以后才结束。据《京都风俗志》载：“灯之类，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走马鳌山等，巧变殆绝。”
到了清代，北京的上元灯会只由正月十三起至正月十七止共五天，但在内廷，灯会于腊月二十四安灯开始，至二月初三收灯止，足足延续了一个多月。整个上元灯会也是在正月十五当天达到高潮，这天，所有皇室成员、达官显宦和外国使臣等都来到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先是各种歌舞杂技表演，最后是舞灯，由数百上千人列队而出，手持彩灯，口唱太平歌，随歌起舞……，这时，“亭台楼阁，灯光闪耀，千人舞灯，变幻无穷”。
与此同时，民间的灯会也正流光溢彩，在东四牌楼、地安门，乃至前门大街，处处是十里八乡赶灯的人群。自明代以来，前门大街就已经是北京主要的商业区，在上元时节，赏灯的人们穿过灯笼大街，穿过廊房二条的珠宝古玩街，或穿过由来被称作大栅栏的廊房四条，再往西过观音寺，前面不远就是厂甸（北京最盛大的年节庙会）。
马聚源
“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是清晚期直至民国初年仍时兴于北京的一段顺口溜，人们用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踩的和腰包里缠的名牌鞋帽服饰与四大恒字号银票，简单地勾勒出一幅富贵人生的大致轮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图画，就是北京城内一家帽店的营业情景，可能已经是秋凉季节了，一名顾客在他的朋友陪同下，正在选购过冬的暖帽。
按照清朝的服制，帽子有礼帽、便帽、毡帽、风帽等多种，礼帽又称作缨帽，也就是俗称的官帽。礼帽是清朝官员出入官方场合的正式帽冠，随着季节变换又有暖帽和凉帽两款。清制，官吏于每岁立冬前数日换戴暖帽，立夏前则换戴凉帽。按这样看，图中的两位顾客应该都是或大或小的官，至少也是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公务人员。从掌柜的殷勤态度看来，他们也应该不会是平平常常的升斗百姓，但令人不解的是，图中左侧那位官人怎么会穿着俗称礼服的正式官服、戴着瓜皮便帽，而且就这样上街购物？也许是画家的笔误吧。
这幅铜版画出版的19世纪中叶，马聚源已经是北京制帽行业的第一品牌了，当时，瑞蚨祥绸缎庄还没有开张，内联升老板还在东四的一家鞋店给人当学徒。马聚源创办于嘉庆二十二年，创办人就叫马聚源，也是学徒出身。他是河北马桥人，兄弟四人分别叫财、源、茂、盛，他排行第二，自幼随父母兄弟耕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家庭成员中，只有他上过两年私塾，识得几个字，能写能算的。嘉庆十二年，十四岁的马聚源带着家人的期望来到北京，他的一个远房舅舅在北京做裁缝，通过这位舅舅的引介，他成为崇文门外一家小制衣铺的学徒。
本以为只要熬过三年六个月的学徒生活，就能成为一名安安生生的手艺人，却没承想，才不到一年这家小制衣铺就倒闭了，掌柜的心疼这个吃苦耐劳的徒弟，就把他转送到城西三里河的一家帽子作坊当学徒。在这里，马聚源完整地经历了成为一名手艺人所必需的全部过程。
许多功成名就的创业者们在他的学徒生涯中总是会遇上一位技艺高超、和善却严厉的师傅，和一位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的师母，马聚源也是这样地熬过三年多的光阴。出师后，马聚源又帮师傅干了两年，最后迫于家计，只好出门单干了。
学徒期间是没有工钱的，马聚源用这两年给师傅打工攒下的一点钱作本，自己租了间小房，一方面给帽店代工，另一方面走街串巷地沿街叫卖。这样干了一年，手头积攒了点钱，就在前门外鲜鱼口摆了个小帽摊，还带了两名徒弟。由于马聚源的帽子做工精细而且价格便宜，年久日深地，马聚源的名号慢慢地传了开来，生意也就日渐红火起来。到嘉庆二十二年，正好鲜鱼口有家商店停业，马聚源找中人说合，把这个铺面房顶了过来，马聚源帽店才在这里正式开张。也许吧！这幅铜版画所展现的正好是马聚源帽店。如果是的话，图中那位精明灵巧的掌柜也已经不是马聚源了，到咸丰初年，还不满五十岁的马聚源已经积劳成疾了，管理店务的是他的大徒弟。
马聚源是在咸丰八年去世的，此后，马家的后人把帽店卖给一位熟识的张姓官员，店名仍叫马聚源，也仍由马聚源的徒弟们持股经营。
图中那块招牌上歪歪扭扭写着的三合帽，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六合一统帽，也就是俗称小帽或瓜皮帽的便帽，据说，这种帽式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其质料夏秋用纱，春冬用缎，颜色多黑，夹里多红。富者用红片金或石青锦缎沿其边。马聚源帽店一贯以制作这种六合一统帽闻名，但在严明冠服之制的大清朝败亡之前，却是一家以专为官员制作缨帽而官气十足的官帽店，民国以后，瓜皮小帽才又成为马聚源的主力产品，但随着时代的演替和人们审美趣味的转移，终究不复往昔了，充其量也只能是遗老遗少们缅怀前朝旧事的纪念物而已。 从瓜皮小帽的完全衰退到解放帽的全面风行，其间大约经过了不到三十年，在连绵战乱、兵马倥偬之际，马聚源甚至还顾不上为短暂的民国时代留下什么新颖的样式。解放以后，伴随着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马聚源也投入了风靡全国的解放帽的大生产之中，以制作缨帽和瓜皮小帽同样的细密工法生产的毛呢解放帽，同样足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地位。马聚源生产的瓜皮帽有一样令人称道的针法，就是帽身和帽结的连接只缝三针，这种既简捷又牢固的针法被内行人称为“马三针”，只要看到这个像是缺了点的“六”字的针脚，就知道是马聚源的产品。
1986年，曾作为“四旧”遭到破除的马聚源在聚集着众多老字号的前门大栅栏重新开张，离它不远就是瑞蚨祥，再不远就是内联升。好像是1988年吧，记得是秋后的一个凉爽的下午，我带着亲友托购物品的一列清单来到大栅栏，先上同仁堂买齐了一应丹膏丸散，然后是一双内联升小圆口千层底布鞋，正接着找吴裕泰茉莉香片。走着走着，经过马聚源帽店门口时，正好有人拎着大口杯往外倒茶叶渣，我正想开口问路，这位五十岁开外、经验老到的老店员看我手上拎着的大包同仁堂药品和内联升包装盒，就不急不缓地说了起来。“您知道有这一说吗？头顶马聚源，脚蹬内联升……”他一面把我迎进店里一面不停地说，“来吧，我这给您瞧瞧马聚源的独门绝活。您是港澳台同胞吧？就是我眼儿不尖也瞅得出，是吧！咱有四十年没见了吧！嘿嘿，今儿好好聊聊。喝水吗您？噢！您先瞧瞧这个，这叫罗宋帽，也叫风雪帽，内衬上等驼绒……您再瞧瞧帽结儿这针脚，一、二、三就三针，不多不少，这叫马三针，就是本店……”
长城
“我打算仔细察看长城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留下更深的记忆，还可以让我的同伴们记住我。”事实上不仅马嘎尔尼，几乎使团的所有成员都已经为自己调整出一种状态，一种足以记忆即将呈现眼前奇妙景象的全部细节的状态，尽管分工明确，博物学家负责记录地形地貌、采集标本，军事专家负责测量各种军事设施的尺寸和强度，还有历史学家、医生、绘图员、画家……人人各司其职，但长城内外的壮美景致仍让所有人叹为观止。马嘎尔尼这么写道：
9月5日，星期四。我们从玉新山（You-chin-sa）出发前往古北口，我们将在那里用早餐。这条路有十三英里路，我们翻过了一座小山，穿过了南天门。南天门建在山顶，它名字的意思是天堂的南大门。穿过南天门就可以依稀看得见长城了，但南天门与长城之间是一个山谷，漫长的小道蜿蜒其间，一条清澈曲折的小溪穿谷而过，这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啊！
山谷两侧是巨石嶙峋的大山，山势陡峭，近于垂直地拔地而起。群山都紧紧相靠，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只留下一条羊肠小道让人穿行。在道路之上横亘了一座长四十五英尺、宽十八英尺的塔楼（中间有城门）。由于塔楼与东西两侧的山势连为一体，因而这条通道就被这个塔楼的城墙紧紧锁住了。但实际上这条路是通畅的，因为在小溪之上建有一个穹洞，以便让小溪穿过，穹洞上再建有城墙，可现在无论穹洞和城墙都已破败了，看上去是全毁了。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一个低一点的城门洞，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建有几间被高墙围住的房子，其中最大的一座与高墙相连。接着我们又穿过了一个城门，这样我就进入了古北口镇。
古北口人口众多，由两三排城墙坚固地包围着。城墙绵延几英里，相互之间浑然一体。吃过早饭我们从古北口出发，前往我们久闻其名的长城。穿过最北边的城门，我们开始了艰难的步行，因为别无他途。用了不到半小时，我们终于走完了那段艰辛的道路，最终到了城墙的缺口处，从这里我们登上长城。
巴瑞施是一名炮兵上尉，在使团中负责测量工作，他的缜密而出色的工作成就，给以后的对华事务，特别是对华远征，留下大量的有效数据，这包括港湾水深、内河流径、桥梁道路、兵站要塞，等等等等。现在，巴瑞施面对只剩下精神象征的长城仍然一丝不苟。
马嘎尔尼说：“我看到有些地方长城仍然保存完好，就好像最近刚刚修建完成，或被重修了一样，但总体上它已经报废了。”即便如此，长城仍然具有另一种隔离效果，把中国土地肥沃的中原省份与生态恶劣的蛮荒之地分隔开来，以保持并巩固其疆土，杜绝人口外迁……那些未经许可私自离国的人一旦回来就会受到重罚。另一方面，马嘎尔尼也看出来时至今日的这个王朝，中国已完全没有了外侵的意图，其政策重点就是一切事情只能在本帝国内完成。
耕织图诗
在马嘎尔尼使华的年代，中国的蚕桑工艺对外国人来说仍然是个不传之秘，因此，调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等有关丝绸的技术，以便把它们引进印度，就成了此次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中国人对此保持警惕。自古以来，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出卖这个秘密者要被处死”。
眼前这幅描写养蚕取丝的铜版画取材自康熙三十五年武英殿铜版印本《御制耕织图诗》，该书分耕图和织图两个部分，各二十三幅，这幅铜版画由左至右就是以织图中的择茧、窖茧和捉绩三个并非连贯的工序组合而成。在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关于铜版印刷的记载，但这部《耕织图》却可能是最早将铜版作为版画创作的传世作品。
《御制耕织图诗》的版面是正方形的，画稿出自清代著名画家焦秉贞手笔。焦秉贞同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康熙时担任钦天监五官正，是汤若望的门生，并可能曾随南怀仁学习西洋透视法。在那个年代，皇宫大内里行走着许许多多学有所长的耶稣会士，学习西洋的各种技法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就连康熙皇帝都拿着圆规角尺伏案解答几何习题。传教士多在钦天监供职，焦秉贞日与接触，熟知西方画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清朝画征录》中提到：焦秉贞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画法也。就是用这种远近明暗之法，焦秉贞把一幅幅男耕女织的丰年图画铺陈在别出心裁的正方形图面上，每幅画的上方都配有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一首诗，然后，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刻工朱圭和梅裕风在铜板上端刻成版，再印赐给朝中诸臣。
这种正方形构图就像6×6相机的片幅，用铜刻凹版的细腻笔触在这样的图面上呈现远近高低的田园景致，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虽然当时的欧洲已经用飞粉法在蚀刻铜版上创造出更加扣人心弦的视觉效果，但这究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就像现在我们正注视的这幅铜版画，无论它的线条，或构图，或画中的情景是如何的优美、如何的赏心悦目，对我们来说，那混杂其间的国境与异境终究包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疏离。 以当时中西交流的情况看来，《御制耕织图诗》流传海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只是图诗，仍然无法让西方人参透丝绸的秘密，它更多的可能，也只是作为一种富于东方情调的图像资料被传阅着和摹写着，特别是在那个中国热潮正方兴未艾的时代，而有关中国的影像资料却又严重匮乏。真正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康熙五十年铜印《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
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抵达澳门，随即进京担任宫廷画师，但是，他对这项工作其实并不在行，他说：“我将按照上帝的意旨进行努力，开始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三十六景诗图》由沈喻绘稿，朱圭、梅裕风刻版。对于铜版画，马国贤掌握得更加有限，可能是耶稣会同僚的鼎力协助，他硬着头皮自己去准备油墨和印刷机糊弄出来的部分《皇舆全览图》，似乎还算让康熙感到满意，然后，皇帝又命他负责《三十六景诗图》的印制工作。后经过马国贤神父的努力，作品极力传达出中国水墨画的情调。后来这些铜版画与马国贤神父所作的说明一起在英国展出，对英国的园林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威廉·肯特是当代英国颇具影响的画家、建筑师，他就是从这些画作得到启发，从而使英国园林设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真正高潮的开始是在1749年，那是王致诚描写圆明园的书信《中国皇帝游宫写照》，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发表以后的事了。
黄埔
这是帆船时代各国商船驻碇黄埔水面的悠然景象，每年六七月间，满载货品或白银的各国商船纷纷随风而至，到十一二月，当信风吹起时，又装载着丝、茶、瓷器等中国货品随风而返。从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明郑政权而开放海禁以来，一直到《条约》形成后确立五口通商为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庞大帝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里曾经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湾，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专限广州一口贸易，进一步明确广州的垄断地位以后。
尽管在一口通商的垄断体制下，来华外商必须遵行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限制，并且支付名目繁多的各种规费礼金，但是，在英国下院的一次对华贸易审查会上，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和容易。既然有暴利可图，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诸多不便或者还可以忍受，唯独日益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让各国商人束手无策。而源源流入的大量白银则逐渐升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这相对降低了外商的投资回报率。
为了加大对华进口以平衡逆差，这些远来的商船无不竭尽心力地在全世界各地搜罗各种可能在中国市场上创造需求的商品，但是，就像乾隆要马嘎尔尼转告英王乔治三世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事实上，商品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那个进出口贸易全盘由十三行垄断的时代，外商无权参与国内销售。他们的销售和采购均需通过十三行，甚至报关、完税……日常生活，都由十三行代理。现在，除非打破垄断，否则，除了作为通货的白银，没有任何商品可以在中国创造销售。
在这幅铜版画上，一名外国人也许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坐在岸边的草地上和两位气定神闲的老人聊些什么。从他的手势来看，又像是在展示什么，反正我们听不见，也看不清。旁边站着的那个人，看起来倒像是个通事，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当作当时的首席通事老汤姆——宽和通事馆总通事蔡懋。
看见江心小岛上的那座塔了吗？那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琶洲砥柱，建于明万历年间，与画面左侧的赤岗塔遥相对应，成为这座繁忙口岸的引水航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画面，是广州外销画的畅销题材，许多中外画家都曾经在这里驻足写生，他们的作品也被反复临摹。英国人乔治·钱纳利一直被认为是澳门画家，为了远远地躲开他的妻子，他在 1825年来到澳门，直到他去世前的近三十年间，经常往来澳门、广州两地作画。他说：“世界其他地方都比不上黄埔，在那里可以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船只所形成的景观……每艘船都整齐排列，期待茶叶的来临。每样东西都因循着一个系统，整齐而富于力量。”
这是北京城内的一家灯笼铺，在普遍以简易的油灯为主要照明工具的时代，这样一家琳琅满目的精品灯饰作坊，大约只有达官显贵或富商巨贾才光顾得起。
北京城区的许多街道名称都来源于各种分工明确的专业市集，如骡马市、猪市、花市、米市等。自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灯市就集中在东华门以东到东四牌楼这个区域，到现在，这个地方还被称作“灯市口”。清晚期以后，灯市口的灯笼作坊逐渐移到前门大街廊房头条。
廊房胡同在前门大街西侧，由北往南有头、二、三、四条，鼎盛时期的廊房头条曾集中了毕美斋、文盛斋和秀珍斋等二十多家灯笼作坊，而有灯笼大街之称。北京的灯笼作坊主要生产宫灯和纱灯两个品类。宫灯是以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做成灯架，再在框架上镶上玻璃或纱绢，施以彩绘而成；纱灯俗称气死风灯，灯架是用轻巧的竹篾扎编而成，再裱上纱绢，素色灯纱上经常绘有各种花鸟纹样。它的挡风性能良好，风吹不灭，总是被悬挂在屋前门首，随风摇曳，或在夜暗间出行时随身提携。1915年，文盛斋出品的灯具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使这条名闻中外的灯笼大街，在燃油照明时代行将落幕的时刻，最后一次大放光明，一时间万商云集。
在漫长的燃油照明时代，中国的历代灯匠已经在灯具制造上尝试了所有可能，无论是外观造型还是材料的选用，如同明式家具代表着中国家具制造的最高水平，中国的灯具制作也在明代总结了历代成就，从而形成了有清一代始终难以超越的高峰。而历代皇帝都重视有加的上元灯会，几乎是一年一度全国制灯技术的观摩和检阅，各地能工巧匠无不竭尽所能地在灯会上一争短长。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东华门辟出二里长的灯市，并将上元灯会延长为十天，从正月初八开始，十五达到高潮，十七以后才结束。据《京都风俗志》载：“灯之类，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走马鳌山等，巧变殆绝。”
到了清代，北京的上元灯会只由正月十三起至正月十七止共五天，但在内廷，灯会于腊月二十四安灯开始，至二月初三收灯止，足足延续了一个多月。整个上元灯会也是在正月十五当天达到高潮，这天，所有皇室成员、达官显宦和外国使臣等都来到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先是各种歌舞杂技表演，最后是舞灯，由数百上千人列队而出，手持彩灯，口唱太平歌，随歌起舞……，这时，“亭台楼阁，灯光闪耀，千人舞灯，变幻无穷”。
与此同时，民间的灯会也正流光溢彩，在东四牌楼、地安门，乃至前门大街，处处是十里八乡赶灯的人群。自明代以来，前门大街就已经是北京主要的商业区，在上元时节，赏灯的人们穿过灯笼大街，穿过廊房二条的珠宝古玩街，或穿过由来被称作大栅栏的廊房四条，再往西过观音寺，前面不远就是厂甸（北京最盛大的年节庙会）。
马聚源
“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是清晚期直至民国初年仍时兴于北京的一段顺口溜，人们用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踩的和腰包里缠的名牌鞋帽服饰与四大恒字号银票，简单地勾勒出一幅富贵人生的大致轮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图画，就是北京城内一家帽店的营业情景，可能已经是秋凉季节了，一名顾客在他的朋友陪同下，正在选购过冬的暖帽。
按照清朝的服制，帽子有礼帽、便帽、毡帽、风帽等多种，礼帽又称作缨帽，也就是俗称的官帽。礼帽是清朝官员出入官方场合的正式帽冠，随着季节变换又有暖帽和凉帽两款。清制，官吏于每岁立冬前数日换戴暖帽，立夏前则换戴凉帽。按这样看，图中的两位顾客应该都是或大或小的官，至少也是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公务人员。从掌柜的殷勤态度看来，他们也应该不会是平平常常的升斗百姓，但令人不解的是，图中左侧那位官人怎么会穿着俗称礼服的正式官服、戴着瓜皮便帽，而且就这样上街购物？也许是画家的笔误吧。
这幅铜版画出版的19世纪中叶，马聚源已经是北京制帽行业的第一品牌了，当时，瑞蚨祥绸缎庄还没有开张，内联升老板还在东四的一家鞋店给人当学徒。马聚源创办于嘉庆二十二年，创办人就叫马聚源，也是学徒出身。他是河北马桥人，兄弟四人分别叫财、源、茂、盛，他排行第二，自幼随父母兄弟耕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家庭成员中，只有他上过两年私塾，识得几个字，能写能算的。嘉庆十二年，十四岁的马聚源带着家人的期望来到北京，他的一个远房舅舅在北京做裁缝，通过这位舅舅的引介，他成为崇文门外一家小制衣铺的学徒。
本以为只要熬过三年六个月的学徒生活，就能成为一名安安生生的手艺人，却没承想，才不到一年这家小制衣铺就倒闭了，掌柜的心疼这个吃苦耐劳的徒弟，就把他转送到城西三里河的一家帽子作坊当学徒。在这里，马聚源完整地经历了成为一名手艺人所必需的全部过程。
许多功成名就的创业者们在他的学徒生涯中总是会遇上一位技艺高超、和善却严厉的师傅，和一位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的师母，马聚源也是这样地熬过三年多的光阴。出师后，马聚源又帮师傅干了两年，最后迫于家计，只好出门单干了。
学徒期间是没有工钱的，马聚源用这两年给师傅打工攒下的一点钱作本，自己租了间小房，一方面给帽店代工，另一方面走街串巷地沿街叫卖。这样干了一年，手头积攒了点钱，就在前门外鲜鱼口摆了个小帽摊，还带了两名徒弟。由于马聚源的帽子做工精细而且价格便宜，年久日深地，马聚源的名号慢慢地传了开来，生意也就日渐红火起来。到嘉庆二十二年，正好鲜鱼口有家商店停业，马聚源找中人说合，把这个铺面房顶了过来，马聚源帽店才在这里正式开张。也许吧！这幅铜版画所展现的正好是马聚源帽店。如果是的话，图中那位精明灵巧的掌柜也已经不是马聚源了，到咸丰初年，还不满五十岁的马聚源已经积劳成疾了，管理店务的是他的大徒弟。
马聚源是在咸丰八年去世的，此后，马家的后人把帽店卖给一位熟识的张姓官员，店名仍叫马聚源，也仍由马聚源的徒弟们持股经营。
图中那块招牌上歪歪扭扭写着的三合帽，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六合一统帽，也就是俗称小帽或瓜皮帽的便帽，据说，这种帽式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其质料夏秋用纱，春冬用缎，颜色多黑，夹里多红。富者用红片金或石青锦缎沿其边。马聚源帽店一贯以制作这种六合一统帽闻名，但在严明冠服之制的大清朝败亡之前，却是一家以专为官员制作缨帽而官气十足的官帽店，民国以后，瓜皮小帽才又成为马聚源的主力产品，但随着时代的演替和人们审美趣味的转移，终究不复往昔了，充其量也只能是遗老遗少们缅怀前朝旧事的纪念物而已。 从瓜皮小帽的完全衰退到解放帽的全面风行，其间大约经过了不到三十年，在连绵战乱、兵马倥偬之际，马聚源甚至还顾不上为短暂的民国时代留下什么新颖的样式。解放以后，伴随着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马聚源也投入了风靡全国的解放帽的大生产之中，以制作缨帽和瓜皮小帽同样的细密工法生产的毛呢解放帽，同样足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地位。马聚源生产的瓜皮帽有一样令人称道的针法，就是帽身和帽结的连接只缝三针，这种既简捷又牢固的针法被内行人称为“马三针”，只要看到这个像是缺了点的“六”字的针脚，就知道是马聚源的产品。
1986年，曾作为“四旧”遭到破除的马聚源在聚集着众多老字号的前门大栅栏重新开张，离它不远就是瑞蚨祥，再不远就是内联升。好像是1988年吧，记得是秋后的一个凉爽的下午，我带着亲友托购物品的一列清单来到大栅栏，先上同仁堂买齐了一应丹膏丸散，然后是一双内联升小圆口千层底布鞋，正接着找吴裕泰茉莉香片。走着走着，经过马聚源帽店门口时，正好有人拎着大口杯往外倒茶叶渣，我正想开口问路，这位五十岁开外、经验老到的老店员看我手上拎着的大包同仁堂药品和内联升包装盒，就不急不缓地说了起来。“您知道有这一说吗？头顶马聚源，脚蹬内联升……”他一面把我迎进店里一面不停地说，“来吧，我这给您瞧瞧马聚源的独门绝活。您是港澳台同胞吧？就是我眼儿不尖也瞅得出，是吧！咱有四十年没见了吧！嘿嘿，今儿好好聊聊。喝水吗您？噢！您先瞧瞧这个，这叫罗宋帽，也叫风雪帽，内衬上等驼绒……您再瞧瞧帽结儿这针脚，一、二、三就三针，不多不少，这叫马三针，就是本店……”
长城
“我打算仔细察看长城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留下更深的记忆，还可以让我的同伴们记住我。”事实上不仅马嘎尔尼，几乎使团的所有成员都已经为自己调整出一种状态，一种足以记忆即将呈现眼前奇妙景象的全部细节的状态，尽管分工明确，博物学家负责记录地形地貌、采集标本，军事专家负责测量各种军事设施的尺寸和强度，还有历史学家、医生、绘图员、画家……人人各司其职，但长城内外的壮美景致仍让所有人叹为观止。马嘎尔尼这么写道：
9月5日，星期四。我们从玉新山（You-chin-sa）出发前往古北口，我们将在那里用早餐。这条路有十三英里路，我们翻过了一座小山，穿过了南天门。南天门建在山顶，它名字的意思是天堂的南大门。穿过南天门就可以依稀看得见长城了，但南天门与长城之间是一个山谷，漫长的小道蜿蜒其间，一条清澈曲折的小溪穿谷而过，这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啊！
山谷两侧是巨石嶙峋的大山，山势陡峭，近于垂直地拔地而起。群山都紧紧相靠，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只留下一条羊肠小道让人穿行。在道路之上横亘了一座长四十五英尺、宽十八英尺的塔楼（中间有城门）。由于塔楼与东西两侧的山势连为一体，因而这条通道就被这个塔楼的城墙紧紧锁住了。但实际上这条路是通畅的，因为在小溪之上建有一个穹洞，以便让小溪穿过，穹洞上再建有城墙，可现在无论穹洞和城墙都已破败了，看上去是全毁了。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一个低一点的城门洞，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建有几间被高墙围住的房子，其中最大的一座与高墙相连。接着我们又穿过了一个城门，这样我就进入了古北口镇。
古北口人口众多，由两三排城墙坚固地包围着。城墙绵延几英里，相互之间浑然一体。吃过早饭我们从古北口出发，前往我们久闻其名的长城。穿过最北边的城门，我们开始了艰难的步行，因为别无他途。用了不到半小时，我们终于走完了那段艰辛的道路，最终到了城墙的缺口处，从这里我们登上长城。
巴瑞施是一名炮兵上尉，在使团中负责测量工作，他的缜密而出色的工作成就，给以后的对华事务，特别是对华远征，留下大量的有效数据，这包括港湾水深、内河流径、桥梁道路、兵站要塞，等等等等。现在，巴瑞施面对只剩下精神象征的长城仍然一丝不苟。
马嘎尔尼说：“我看到有些地方长城仍然保存完好，就好像最近刚刚修建完成，或被重修了一样，但总体上它已经报废了。”即便如此，长城仍然具有另一种隔离效果，把中国土地肥沃的中原省份与生态恶劣的蛮荒之地分隔开来，以保持并巩固其疆土，杜绝人口外迁……那些未经许可私自离国的人一旦回来就会受到重罚。另一方面，马嘎尔尼也看出来时至今日的这个王朝，中国已完全没有了外侵的意图，其政策重点就是一切事情只能在本帝国内完成。
耕织图诗
在马嘎尔尼使华的年代，中国的蚕桑工艺对外国人来说仍然是个不传之秘，因此，调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等有关丝绸的技术，以便把它们引进印度，就成了此次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中国人对此保持警惕。自古以来，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出卖这个秘密者要被处死”。
眼前这幅描写养蚕取丝的铜版画取材自康熙三十五年武英殿铜版印本《御制耕织图诗》，该书分耕图和织图两个部分，各二十三幅，这幅铜版画由左至右就是以织图中的择茧、窖茧和捉绩三个并非连贯的工序组合而成。在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关于铜版印刷的记载，但这部《耕织图》却可能是最早将铜版作为版画创作的传世作品。
《御制耕织图诗》的版面是正方形的，画稿出自清代著名画家焦秉贞手笔。焦秉贞同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康熙时担任钦天监五官正，是汤若望的门生，并可能曾随南怀仁学习西洋透视法。在那个年代，皇宫大内里行走着许许多多学有所长的耶稣会士，学习西洋的各种技法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就连康熙皇帝都拿着圆规角尺伏案解答几何习题。传教士多在钦天监供职，焦秉贞日与接触，熟知西方画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清朝画征录》中提到：焦秉贞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画法也。就是用这种远近明暗之法，焦秉贞把一幅幅男耕女织的丰年图画铺陈在别出心裁的正方形图面上，每幅画的上方都配有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一首诗，然后，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刻工朱圭和梅裕风在铜板上端刻成版，再印赐给朝中诸臣。
这种正方形构图就像6×6相机的片幅，用铜刻凹版的细腻笔触在这样的图面上呈现远近高低的田园景致，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虽然当时的欧洲已经用飞粉法在蚀刻铜版上创造出更加扣人心弦的视觉效果，但这究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就像现在我们正注视的这幅铜版画，无论它的线条，或构图，或画中的情景是如何的优美、如何的赏心悦目，对我们来说，那混杂其间的国境与异境终究包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疏离。 以当时中西交流的情况看来，《御制耕织图诗》流传海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只是图诗，仍然无法让西方人参透丝绸的秘密，它更多的可能，也只是作为一种富于东方情调的图像资料被传阅着和摹写着，特别是在那个中国热潮正方兴未艾的时代，而有关中国的影像资料却又严重匮乏。真正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康熙五十年铜印《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
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抵达澳门，随即进京担任宫廷画师，但是，他对这项工作其实并不在行，他说：“我将按照上帝的意旨进行努力，开始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三十六景诗图》由沈喻绘稿，朱圭、梅裕风刻版。对于铜版画，马国贤掌握得更加有限，可能是耶稣会同僚的鼎力协助，他硬着头皮自己去准备油墨和印刷机糊弄出来的部分《皇舆全览图》，似乎还算让康熙感到满意，然后，皇帝又命他负责《三十六景诗图》的印制工作。后经过马国贤神父的努力，作品极力传达出中国水墨画的情调。后来这些铜版画与马国贤神父所作的说明一起在英国展出，对英国的园林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威廉·肯特是当代英国颇具影响的画家、建筑师，他就是从这些画作得到启发，从而使英国园林设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真正高潮的开始是在1749年，那是王致诚描写圆明园的书信《中国皇帝游宫写照》，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发表以后的事了。
黄埔
这是帆船时代各国商船驻碇黄埔水面的悠然景象，每年六七月间，满载货品或白银的各国商船纷纷随风而至，到十一二月，当信风吹起时，又装载着丝、茶、瓷器等中国货品随风而返。从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明郑政权而开放海禁以来，一直到《条约》形成后确立五口通商为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庞大帝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里曾经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湾，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专限广州一口贸易，进一步明确广州的垄断地位以后。
尽管在一口通商的垄断体制下，来华外商必须遵行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限制，并且支付名目繁多的各种规费礼金，但是，在英国下院的一次对华贸易审查会上，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和容易。既然有暴利可图，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诸多不便或者还可以忍受，唯独日益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让各国商人束手无策。而源源流入的大量白银则逐渐升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这相对降低了外商的投资回报率。
为了加大对华进口以平衡逆差，这些远来的商船无不竭尽心力地在全世界各地搜罗各种可能在中国市场上创造需求的商品，但是，就像乾隆要马嘎尔尼转告英王乔治三世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事实上，商品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那个进出口贸易全盘由十三行垄断的时代，外商无权参与国内销售。他们的销售和采购均需通过十三行，甚至报关、完税……日常生活，都由十三行代理。现在，除非打破垄断，否则，除了作为通货的白银，没有任何商品可以在中国创造销售。
在这幅铜版画上，一名外国人也许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坐在岸边的草地上和两位气定神闲的老人聊些什么。从他的手势来看，又像是在展示什么，反正我们听不见，也看不清。旁边站着的那个人，看起来倒像是个通事，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当作当时的首席通事老汤姆——宽和通事馆总通事蔡懋。
看见江心小岛上的那座塔了吗？那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琶洲砥柱，建于明万历年间，与画面左侧的赤岗塔遥相对应，成为这座繁忙口岸的引水航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画面，是广州外销画的畅销题材，许多中外画家都曾经在这里驻足写生，他们的作品也被反复临摹。英国人乔治·钱纳利一直被认为是澳门画家，为了远远地躲开他的妻子，他在 1825年来到澳门，直到他去世前的近三十年间，经常往来澳门、广州两地作画。他说：“世界其他地方都比不上黄埔，在那里可以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船只所形成的景观……每艘船都整齐排列，期待茶叶的来临。每样东西都因循着一个系统，整齐而富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