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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言：“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本来孔子周游列国，其初心是欲行其道于天下。可到了陈国竟可哀到绝粮，方知其仁义之道终不被人接受。于是，道不行而有思归之叹。想起家乡鲁国的门人志大而略于事，文彩都斐然可观，便欲回故里成就后学，以传道于世。“斐”即文貌；“成章”，朱熹说：“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狂”即狂士，朱熹说：“狂士志意高远。”又说：“志极高而行不掩。”孔子曾说，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中道之人而教之，那也一定要教志意高远和有所不为者。志意高远者率性行而不掩；有所不为者是知其未及(至善)而守有余(不做坏事)。
一生“贞于孔阜”的汤显祖其人格理想即成就“狂斐”之“章”。他说：“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怜，成其狂斐。”这里所说的“人各有章”的“章”，并不仅仅指文章成就，而是指人生都应当有自己的大文章，即可以皈依的人生境界，可以衡定人生价值的终极尺度，可以自作主宰的人格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显祖说“人各有章”，即每一个人的人生境界、终极尺度和人格精神都是不一样的。要言之，每一个生命体其生存方式、角色意识、价值担当都不会是一致的。这里所突出的仍是人必须要生成“确定的人格”，即“特殊的人格”，因为这既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限度”，也是确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最高限度”。当“朝右慕其才，将征为吏部郎”时，汤显祖却断然“上书辞免”①，其目的就是以明“掩门自贞”、“永割攀缘”的志意，成就自作主宰的“确定的人格”和“狂斐”之章。
汤显祖的这个要求确证具有“确定的人格”的愿望，其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虽然自孔子始就提出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除了善、恶意义上的道德区分之外，一般人也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更有孔子希望与之同行的中庸、中道、中行之人，和退而求其次的狂简、狷介之人。但事实上，统治者的意志是不允许有“确定的人格”存在的。从历史上看，也只有那些没有任何人格、个性的奴性之人才有片刻喘息之机，苟且得以生存。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是剪除具有“确定的人格”的抑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在明中叶以前的重农抑商，重礼轻技。“商”和“技”都需要特别的才智、机巧和心胸方能胜任，这是非有或狂或狷之“确定的人格”之人所能担当的。而正是这“确定的人格”才会有独立的思考，而独立的思考又会有异端的出现，而异端又肯定是与统治者所隆之礼、所重之礼相冲突的，并且会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剪除异端(如对李贽)的关键乃是压抑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者(如对苏轼、汤显祖)。而任何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者又总是以其所择定、承担的价值体系、生存方式为其基点的。所以，统治者变化多端的高压政策，归根到底是利用儒家提出的“发乎情，而又止乎礼义”的看法，让人们有限的“情”(“情”总是千变万化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必须最终以“礼”，即统治者制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道德来加以约束、压抑。正因为此，汤显祖提出要成就他“人各有章”的“确定的个性”，就具有对统治者以礼节情、以理(礼)杀人策略的巨大挑战性，真正具有人性解放的伟大人文启蒙意义。因为任何人性的解放，首先是个性的解放，而个性解放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成、呈现“确定的个性”，即“特殊的人格”。只有“确定的个性”、“特殊的人格”，才是真正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自觉自由发展的向人性的真正回归，才是真正黑格尔意义上的在最高的精神境界上回复到人自身。
汤显祖的“确定的个性”，即他自己所希望的成就“狂斐”的“特殊的人格”。而“狂斐”的具体内含就在“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汤显祖将其视之为他“斐然成章”的人生之大“章”。
偃仰
“偃仰”即起伏不定，这是本于“狂”者之态。有大志向者往往有大举动，或超凡脱俗，或大俗大雅。汤显祖的好友屠隆就曾说汤显祖是“夫君操大雅”②。汤显祖也说：“古来才子多娇纵”③ “娇纵”与“大雅”似相反对，但恰恰反映了有大志向之人的“偃仰”之姿：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他们有极强的自我控制和“慎独”能力。静能“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动能“闲策蹇驴”，探名山大川。亦动亦静，亦起亦伏，两不相碍。万历十三年(1585)，朝廷在全国选官。曾任临川县知县，是汤显祖中举考试官的现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司汝霖(即“明公”)，早就对汤显祖的才学人品极为推重，给汤显祖一封信：“第一通政府，而吾为之怂恿，则北铨省可望。”④司汝霖希望汤显祖能与执政申时行修好，他再从中斡旋，那么，北京吏部六品郎中的官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汤显祖在给《与司吏部》的信中以“断不司北者有五”婉拒了在常人看来极好的擢迁机会，而且位置如此重要。
从表面上看，汤显祖所叙的“断不司北者有五”的五种原因都是向自己的老师“不自疏外，宿意得陈”，即很真切。但汤显祖的真正苦心却在，不能因一时的功名私愿，而丧失人最宝贵的“精气”和人格。他必须呵护人借以安身立命的“精气”，使其不致迷失得以安顿精神的“垠宅”、家园。所以，与其入京都受制于人，不若留陪都自在消停。有一方属于自己的乐土，岂不优哉游哉，其乐融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根于生命健全、精气厚载的至思，汤显祖才会在南京七八年的七品闲差任上“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⑤甚至将神乐观的道书大都批点摘录完。⑥而在“朝夕与古人居”，与古人灵气贯通，“干载如对”之余，更“乐留都山川”，常骑驴，“探雨花木末、乌榜燕矶、莫愁秦淮、平陂长干之胜”，并“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令纸贵”。⑦
澹淡
“澹淡”者即澹泊明志，不追求名利。不追求名利，并非不要名利，关键是看什么名利。赵用贤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汤显祖在观政北京礼部期间曾与赵用贤，以及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主要人物的魏允贞、李三才、丁此吕等都有很深的交谊。赵用贤曾任翰林检讨，后因谏议张居正父死不奔丧，被梃杖除名。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在一片讨伐张的氛围中，他成了反张功臣，复故官，进右赞善。他性刚、负气傲物，又多次议论内阁大臣是非得失，遭首辅申时行、辅臣许国忌恨，力诋阴斥他为“自负不世之节”的“小人”，说他是“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⑧赵用贤因此抗辩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后来东林党之起，正肇端于这次“党论之兴”。汤显祖却对赵用贤负气而去很不以为然，曾劝赵，这样挟傲而去“不益正言之名”。如果都这样“耿耿以去，谁不可以去也”⑨?
汤显祖在忧国忧民上同赵用贤完全一致，在人格特征上二人同样是性刚(狂)，负气傲物，有耿介之质。但汤显祖并不希望赵用贤“挟傲而去”、“耿耿以去”，因为赵用贤是当时包括汤显祖在内的少壮改革弊政派所“争向之，物望皆属”⑩的领袖人物。赵用贤过去反张居正，并不仅仅是反张居正本人，而是反弊政。现在张居正一死，朝中守旧派抬头，弊政更甚，正需要像赵用贤这样天下所望之臣与守旧势力抗衡。汤显祖很希望赵用贤利用自己是首辅申时行的门生，又是同乡和亲戚关系，“转一和雅之相”(申时行当时被“号为和雅”)。如果连你赵用贤这么有利的既是贤才又是亲戚之人也不能让首辅申时行在改革弊政上有所作为，你赵用贤又如何向根本没有这么好条件改革弊政之人“谈天下事乎”!11所以，汤显祖紧接着又给赵用贤一书信进一步申明，“君子去国(离开朝廷)，不可不成名”，只要“君子爱人以德”，12这大德大善大美之名就一定要成就。即便你去国，也要有益于“正言之名”。不是仅仅“挟傲而去”、“耿耿以去”，而是要让朝野尽知，并不是“自负不世之节”、“党同伐异，罔上行私”，而是出以公心、民心，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对弊政的愤恨。所以去国，是对朝廷弊政改革失望，不与守旧势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以正视听，将弊政暴露于天下，让守旧派不能为所欲为。而成就这样的大名，正是成大利，既利国利民，亦利己。
诚然，汤显祖对赵用贤寄予革除弊政的希望只能是幻想。这一年汤氏刚出仕不久，虽非负气来到留都南京任闲差，但他也已意识到弊政积重难返。“涉世始知愁宦拙，过江真作苦情多。”13这话里就已多少有些薄于宦情，淡泊功名之意。
历落
“历落”者，真气也。真气者，真人负意气者也。李贽喜谈真人、假人。他是从童心失否而言。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4李贽的“真人”是“绝假纯真”之人，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即“童心”之人。这“童心”一失，“真人”亦失。那么“童心”是怎么失去的呢?李贽认为，初始“有闻见从耳目而入”，然后又“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闻见、道理入主其内心，童心便失。那么闻见、道理又从何而来呢?李贽认为：“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即多读书正是假人之为假人所从出：“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15
汤显祖虽心仪李贽，常寻其吐属美箭，但与李贽同为“难动者精奇”之人，他对真人假人与李贽有不同的看法。汤显祖说：
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南都偶与一二君名人而假者，持平理而论天下大事，其二人裁伺得仆半语，便推衍传说，几为仆大戾(li，罪过)。彼假人者，果足与言天下事与哉!……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16
李贽的“真人”因读书识义理而成为“假人”，即是说，李贽的“真人”是不读书识义理才能成就的。因为只有不读书识义理才能保证“最初一念之本心”，而这“最初一念之本心”，才是“绝假纯真”的。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未经读书识义理而保存下来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虽然具有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的“绝假纯真”性，但却是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童心”。而没有思考力的“真人”，必然是没有价值承诺，因而也是不具有自作主宰的“确定的个性”之人。即是说，李贽的“童心”、“真人”，是并未确立“特殊的人格”的“假人”。
汤显祖正是在“确定的个性”这个意义上来谈“真人”、“假入”的。正是因为“假人”没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矢志不渝的执著肯认，因而这种“假人”永远没有一种自己所坚信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思维能力的软弱，思维方式的混乱(没有一以贯之之道)，必然使其生存方式是寄生型的，依附型的，奴隶型的。所以，“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苦”何?“真人得意”往往是吾道一以贯之而豁然贯通，由此而“得意”；而“假人”根本不可能进入“真人”豁然贯通、得大道之至境，但又要揣摸“真人”“得意”之所在，以便附和之，表现出心领神会之态，以“以相得意”而让“真人”不致轻视自己。这岂不“苦”哉!
而“真人失意”往往也是恃才傲物、耿介率真所致。“假人”本是愚人、俗人、小人，自然无法体验“真人失意”之真情实感。但却又要以愚人、俗人、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得意”，庆幸“真人”失意不顺，“真人”也不过类同自己，愚人、俗人、小人一个，而内心深处明明又知道这不过是自我欺骗、自我安慰。这岂不更“苦”哉!
作为思想者的汤显祖，经常遇到这种没有灵魂的“假人”。他们说起来似有思想，却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靠着依附于、寄生于真才实学者，眼剽耳窃，以附庸风雅、假撑门面。甚至不惜曲解所忌恨，而又羡慕的俊杰英才的意思，让他们几临大祸。而这些“假人”则从中看“真人”翻船，好不自得。所以，汤显祖愤愤地说：“彼假人者，果足与言天下事与哉”!
而这些“假人”又往往以“名人”或有“气节”之人与你结交。结交的目的不外是狐假虎威，以壮行色。或借“真人”的一篇序文为其所谓“著作”扬名，或据“真人”的一首诗为其脸上贴金。这种满含笑脸、看似虔诚地生生占有、掠夺“真人”的时间、精力、生命、智慧的小人之举，让汤显祖深恶痛绝。所以汤显祖说：“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这真是至理箴言!
真之难得，真之遭人忌羡，所以，汤显祖认为，对于真人来说，就要善于“遵时养晦，以存其真”。汤显祖36岁从朝中礼部任上自请去留都南京，49岁又从遂昌知县任上向吏部告长假还乡，正是他非常理智地自作主宰，实践他“遵时养晦，以存其真”的诺言，真正守护了耿介率真的人格之质。所以，汤显祖到了晚年，以“真龙”、“钜蛇”自喻，说他作为“不佞愚鄙历落之士”，“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真人天际”之高峰体验。“真龙何待假龙以生云雨，钜蛇或负小蛇以示神奇。岂大雅之故然，乃高明之作用。”18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前后，临去世前，汤显祖仍以“真品”明志，曰：“人自有真品，世自有公论。”19
汤显祖一生都以“真人”、“真龙”、“真品”自励、自喻，并以其耿介率真历落之质实践之，的确“世自有公论”。他“目空尘寰，胸苞法象，探索赜隐，读人间未见之书，穷极高深，垂身后不朽之业。帮能贞教靡倦，畅如百昌之鼓惠风；乐善无私，沛若百川之归巨海。……行可质天地鬼神……文能安人民社稷……万钟不入其心，三旌宁易其介”。20所以说，“行可质天地鬼神”、“文能安人民社稷”的汤显祖，说“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这绝非自誉之辞，而是天地可鉴的。
隐映
所谓“隐映”者，出入、进退也。万历十一年(1583年)，汤显祖以礼部会试第65名，殿试以第三甲第210名赐同进士出身。他的房考官是翰林检讨沈自。按惯例，这年五月要在二三甲新进士中选拔若干名为庶吉士。庶吉士可以和第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名进士同在翰林院阅读宫廷藏书，以作为高级官吏的候选人。庶吉士要由本房考官推荐。汤显祖的房考官沈自比汤还年轻(汤这一年34岁)，看上去“心神迫清”。五月馆试，各房考官已各举其门士。翰林编修冯梦祯问同僚沈自：“子门中，固无愈(胜过)汤生者耶?”意说在你门下没有超过汤显祖的吧。沈自承认没有，但又说可惜汤显祖“骨相凉薄”，不如徐邓生，邓生将来可能拜相。其意很明白，不能推荐汤显祖为庶吉士。
汤显祖闻此言，不以为惊，也不以为恨，反说：“服师人鉴。分以一县自隐，得少进为郎，便足，无敢更攀师门，重累知已。”一次宴会上，沈自喟然对汤显祖说：“以子之才，齿至而获一第，何也?凡人有心，进退而己，然观吾子之色，若进若退，当何处心耶?”意即以你汤显祖的才能，为何直到34岁才考取进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大凡人之想法，要么进，要么退，要么入世，要么出世。但看你的行色，却是若进若退，这又是什么用心呢?汤显祖听此，“卒卒谢起，作《酬心赋》答之”。
为何是“酬心”呢?这是因为汤显祖觉得沈师对他的人格有准确的评鉴，正酬其心。沈师或许受首辅张四维和大学士申时行之意，有意不录汤显祖为庶吉士，因为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申时行的两个儿子用懋、用嘉与汤显祖同举进士，张、申也曾想罗致汤显祖为其子入选庶吉士张目，并对汤显祖“啖以馆选”，可汤显祖“复不应”。21这自然让张四维和申时行不快。但汤显祖婉拒相国网络并非这一次，先已两次不受许以魏甲状元，婉拒权倾一时的张居正。所以，沈自从一般人之常情来说，深感大惑不解。的确，“凡人有心，进退而已”。进作进的打算，退作退的考虑，哪有在进退之间徘徊不定的呢?既一连五次上京师春试，可知有入世之意。但为何有捷径可进，入世高远，又为何连连“复不应”，大有出世之态、退隐之意呢?
其实，“若进若退”恰恰就是汤显祖的耿介率真之质，恰恰就是汤显祖的狂斐之章。沈师只是看到汤显祖“骨相凉薄”(汤一生身体虚弱，颜面清矍、瘦削)所隐含的“若进若退”生命气象，并不深知汤显祖在“木强”(汤自喻)的形态里，其进退之意，在于是否增生“柔曼之骨”。“柔曼之骨”即媚骨。有此媚骨，必“媚人”、“媚官”。22汤显祖一生都是傲骨铮铮，最恨“妇人状”的媚骨之人。有此媚骨之“进”，不若“木强”之“退”。包括对自己的房考官沈自，汤显祖也决不以“柔曼之骨”乞求而得一可能拜相国大官的庶吉士之名。只要能“分一县自隐，得少进为郎，便足，无敢更攀师门，重累知己”。一个知县，正七品官，这是举进士之人所授的最低官阶了。所以，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有所作为而已。师已自闭其门，也无须“更攀”，不然真是“重累”房师，也有“媚骨”之嫌。
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或作于汤显祖辞官家居之后的《酬心赋》，其赋后汤显祖写了两句话：“予官止郎吏，沈师邓生久逝矣。”被沈师认为是“骨相凉薄”的汤显祖，正按其“少进为郎”之自许“官止郎吏”，而沈师所认为“可大拜”(相国)者邓生，却早已“久逝矣”。这或许有点讽刺意味，但这恰恰说明汤显祖“隐映”进退之生命存在方式，是成就其人格，同时也是成全其生命之大计，这就是汤显祖说的：“窃窕兮顺紫灵之气，依栖兮保玄仗之年。”唯“顺”才能“保”。而“顺”即顺其天命之性，顺其耿介率真之质，顺其偃仰澹淡历落隐映之人格，由此而成其狂斐之章。
本来，汤显祖就是“少多奇厄，凤慕玄同。抉目英雄之记，销心文学之”的“挺奇质”之人，在诗韵琴声之中，“不问人间之占”(沉迷于诗赋所创之灵境)，“忘情家世之封”(汤氏家族为殷汤之后，殷灭，周成王册命微子启为末国国君，以领殷商后裔。“册命”即“封”)。可在他十三四岁时，就被包括江西省提学使何镗大人在内的人都“见异”，所谓“大人有言，吾子可仕”。23于是，他再不能顺其性命之情，虽“少有亢壮不阿之气”，也“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北京春试)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24可这个世界恰恰就骇怕真气、真人、真龙，所谓“世率骇于真龙，士或惊其累鸷”。所以，即便你“自谓可以擢殿堂之雅步，起金碧之深思”，25即便你“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26但由于你无“柔曼之骨”，不愿步趋俗市，“不能消此真气”，所以，你永远是“骨相凉薄”，对于你而言，“今之世卒卒不可得行”。27
这就是“天损所余，人苦不足”。如果要想不“定君躁于流品，落宾名于世筌”，即因被世俗功名所惑，而气节丧尽、人格扭曲，那么就应取“所余”，舍“不足”。即便“乍勉身而就列”，也应“即回情而舍旃(毡，喻浮华)”。28与其以其“柔曼之骨”而昏以“进”，不若以其傲骨嶙峋而醒于“退”。“进”而昏于“进”，岂非“若进”；“退”而醒于“退”，不也“若退”。而无论进退隐映，终不应以消此真气、真性为代价。这就是汤显祖所说的“非凡世人所能慕用”的“高致”：“进足以兴，退足以容。”29
汤显祖同年进士来三聘任官多年，有二品之俸，以“吏事清严见重”。他说：“意本不家于官，所以久此，亦欲有所致。而不可，则取一岁俸，日食百钱，劣可十年而尽，过更图之。儿子辈无与吾事也。”来三聘不仅是希望为官“有所致”，就是退而守之，也要有所致，不然活十年已足。“无所致”，仅仅为儿孙活着也无益。他时常摩挲元人《九歌图》细甚，进入湘君神异世界，又诵吟诗篇而起曰：“不死，期汤生于华岭之上耳。”汤显祖听其言，颇不为异。来三聘最终陶醉于山川之至境而辞官，大吏慰留，却不动其心意。汤显祖以为其“有所致”，其致甚高，但“非凡世人所能慕用也”。30
为何其“高致”“非凡世人所能慕用”呢?因为凡世人所以集资生之具，在于富贵。但时有所不可致，道有所不可期。凡世人得到富贵，仅仅在享乐富贵，而得不到富贵，则忧忧戚戚，进退维谷，无所安顿，苟延余生。而英贤所以极至死之节，则在成其大道。道虽有所不可期，但道终不远人，远人非道。悟道之“通人妙士，委时顺道，屈申(伸)其情。乐则行，忧则违，确乎其不可拔者，进退之象也”。进并不以为喜，退并不以为忧，这就是“进退之象也”。其实质并不在进退隐映本身，而在无论进、无论退，都以成就其“高致”为旨。进亦高致，退亦高致，便无所谓进退。而其若进若退之气象则是凡世人难以理喻的，因为英贤之人已超越了俗世的进退隐映之情。人生无论何时空、何情境，都应成就至死之节，都应呼唤生命之趣，都应完善人格之美。也即，人不仅仅只有现世的进退成败图景，人更应有超越现世功利的精神家园图景。人之一生，只在进退成败有限世界转悠，那么，失去富贵，一无所有，拥有富贵，亦一无所有，岂不悲哉!所以汤显祖说：“夫人才闷闷然无所可，至(tà颓放貌)尔去官，复少异趣，枯腊而已者，予何取焉!”31“人才闷闷无所可”即“无所致”，那就成了仅仅握着权力之印章的“腐儒”、专制机器，将活生生的生命逼仄到极为狭窄的有限空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丰富性、诗意性，也即失去了人的生趣、情趣、异趣，将人生片面化、刻板化、腐儒化，这岂不可哀!如此进无以致、无以兴，退无以致、亦无以容，为官、去官，枯腊而逝，有何足取焉?
而“高致”在“存有涯于自己，掷无尽于人寰”。32生命之于个人永远是有涯有限的，但对具有“高致”气象者，无论荣也辱也、进也退也、隐也映也，总是能“委时顺道，屈伸其情”，总不被荣辱、进退、隐映所障，总有自己独立地感知世界、开拓新境界的“异趣”，在有限的时空里，将自己的生命熔为一段诗情画意的历史奇观，让后世或为你嗟，或为你叹，或无尽诠释其独异生命现象，或永远珍留于审美历史长卷中。这种既生于现世，又超越于现世，“掷无尽于人寰”的不朽人生，岂是凡世人所能慕用哉!
汤显祖的人格理想是“斐然成章”，而“人各有章”。对汤显祖而言，“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乃其“狂斐”之章。有此“狂斐”率真之章，便能“酬耿介”而志悦，“何历落而多怀”。33
王国维说：“义仍(汤显祖)应举时，拒江陵(张居正)之招，甘于沈滞。登第后，又抗疏(上《论辅臣科臣疏》，震撼朝野，贬谪徐闻)，劾申时行。不肯讲学，又不附和王(世贞)、李(攀龙)。在明之文人中，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34而有此“狂斐”率真之章，必是特立独行之士!
注释：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
②《赠汤义仍进士》，《白榆集》。
③《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
④⑤⑦邹迪光：《汤义仍先生传》。
⑥《寄傅太常》。
⑧《明史·赵用贤传》，卷二二九。
⑨⑩11《答赵赞善》。
12《再答赵赞善》。
13、《江上逢龙使君话沅辰事有叹》。
14、15、《焚书》，卷三，《童心说》。
16、17、《答王宇泰太史》。
18、《复门人蓝翰卿》。
19、《寄汤霍林》。
20、邓怀魁：《遂昌相圃汤侯生祠记》，雍正《处州府志》，卷十七。
21、《罪惟录》，《汤显相传》。
22、《复刘群伯》。
23、25、28、《酬心赋》。
24、26、27、《答余中宇先生》。
29、汤显祖：《徐子弼先生传》。
30、31、32、33、《高致赋》。
34、《录曲余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一生“贞于孔阜”的汤显祖其人格理想即成就“狂斐”之“章”。他说：“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怜，成其狂斐。”这里所说的“人各有章”的“章”，并不仅仅指文章成就，而是指人生都应当有自己的大文章，即可以皈依的人生境界，可以衡定人生价值的终极尺度，可以自作主宰的人格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显祖说“人各有章”，即每一个人的人生境界、终极尺度和人格精神都是不一样的。要言之，每一个生命体其生存方式、角色意识、价值担当都不会是一致的。这里所突出的仍是人必须要生成“确定的人格”，即“特殊的人格”，因为这既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限度”，也是确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最高限度”。当“朝右慕其才，将征为吏部郎”时，汤显祖却断然“上书辞免”①，其目的就是以明“掩门自贞”、“永割攀缘”的志意，成就自作主宰的“确定的人格”和“狂斐”之章。
汤显祖的这个要求确证具有“确定的人格”的愿望，其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虽然自孔子始就提出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除了善、恶意义上的道德区分之外，一般人也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更有孔子希望与之同行的中庸、中道、中行之人，和退而求其次的狂简、狷介之人。但事实上，统治者的意志是不允许有“确定的人格”存在的。从历史上看，也只有那些没有任何人格、个性的奴性之人才有片刻喘息之机，苟且得以生存。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是剪除具有“确定的人格”的抑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在明中叶以前的重农抑商，重礼轻技。“商”和“技”都需要特别的才智、机巧和心胸方能胜任，这是非有或狂或狷之“确定的人格”之人所能担当的。而正是这“确定的人格”才会有独立的思考，而独立的思考又会有异端的出现，而异端又肯定是与统治者所隆之礼、所重之礼相冲突的，并且会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剪除异端(如对李贽)的关键乃是压抑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者(如对苏轼、汤显祖)。而任何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者又总是以其所择定、承担的价值体系、生存方式为其基点的。所以，统治者变化多端的高压政策，归根到底是利用儒家提出的“发乎情，而又止乎礼义”的看法，让人们有限的“情”(“情”总是千变万化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必须最终以“礼”，即统治者制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道德来加以约束、压抑。正因为此，汤显祖提出要成就他“人各有章”的“确定的个性”，就具有对统治者以礼节情、以理(礼)杀人策略的巨大挑战性，真正具有人性解放的伟大人文启蒙意义。因为任何人性的解放，首先是个性的解放，而个性解放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成、呈现“确定的个性”，即“特殊的人格”。只有“确定的个性”、“特殊的人格”，才是真正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自觉自由发展的向人性的真正回归，才是真正黑格尔意义上的在最高的精神境界上回复到人自身。
汤显祖的“确定的个性”，即他自己所希望的成就“狂斐”的“特殊的人格”。而“狂斐”的具体内含就在“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汤显祖将其视之为他“斐然成章”的人生之大“章”。
偃仰
“偃仰”即起伏不定，这是本于“狂”者之态。有大志向者往往有大举动，或超凡脱俗，或大俗大雅。汤显祖的好友屠隆就曾说汤显祖是“夫君操大雅”②。汤显祖也说：“古来才子多娇纵”③ “娇纵”与“大雅”似相反对，但恰恰反映了有大志向之人的“偃仰”之姿：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他们有极强的自我控制和“慎独”能力。静能“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动能“闲策蹇驴”，探名山大川。亦动亦静，亦起亦伏，两不相碍。万历十三年(1585)，朝廷在全国选官。曾任临川县知县，是汤显祖中举考试官的现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司汝霖(即“明公”)，早就对汤显祖的才学人品极为推重，给汤显祖一封信：“第一通政府，而吾为之怂恿，则北铨省可望。”④司汝霖希望汤显祖能与执政申时行修好，他再从中斡旋，那么，北京吏部六品郎中的官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汤显祖在给《与司吏部》的信中以“断不司北者有五”婉拒了在常人看来极好的擢迁机会，而且位置如此重要。
从表面上看，汤显祖所叙的“断不司北者有五”的五种原因都是向自己的老师“不自疏外，宿意得陈”，即很真切。但汤显祖的真正苦心却在，不能因一时的功名私愿，而丧失人最宝贵的“精气”和人格。他必须呵护人借以安身立命的“精气”，使其不致迷失得以安顿精神的“垠宅”、家园。所以，与其入京都受制于人，不若留陪都自在消停。有一方属于自己的乐土，岂不优哉游哉，其乐融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根于生命健全、精气厚载的至思，汤显祖才会在南京七八年的七品闲差任上“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⑤甚至将神乐观的道书大都批点摘录完。⑥而在“朝夕与古人居”，与古人灵气贯通，“干载如对”之余，更“乐留都山川”，常骑驴，“探雨花木末、乌榜燕矶、莫愁秦淮、平陂长干之胜”，并“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令纸贵”。⑦
澹淡
“澹淡”者即澹泊明志，不追求名利。不追求名利，并非不要名利，关键是看什么名利。赵用贤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汤显祖在观政北京礼部期间曾与赵用贤，以及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主要人物的魏允贞、李三才、丁此吕等都有很深的交谊。赵用贤曾任翰林检讨，后因谏议张居正父死不奔丧，被梃杖除名。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在一片讨伐张的氛围中，他成了反张功臣，复故官，进右赞善。他性刚、负气傲物，又多次议论内阁大臣是非得失，遭首辅申时行、辅臣许国忌恨，力诋阴斥他为“自负不世之节”的“小人”，说他是“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⑧赵用贤因此抗辩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后来东林党之起，正肇端于这次“党论之兴”。汤显祖却对赵用贤负气而去很不以为然，曾劝赵，这样挟傲而去“不益正言之名”。如果都这样“耿耿以去，谁不可以去也”⑨?
汤显祖在忧国忧民上同赵用贤完全一致，在人格特征上二人同样是性刚(狂)，负气傲物，有耿介之质。但汤显祖并不希望赵用贤“挟傲而去”、“耿耿以去”，因为赵用贤是当时包括汤显祖在内的少壮改革弊政派所“争向之，物望皆属”⑩的领袖人物。赵用贤过去反张居正，并不仅仅是反张居正本人，而是反弊政。现在张居正一死，朝中守旧派抬头，弊政更甚，正需要像赵用贤这样天下所望之臣与守旧势力抗衡。汤显祖很希望赵用贤利用自己是首辅申时行的门生，又是同乡和亲戚关系，“转一和雅之相”(申时行当时被“号为和雅”)。如果连你赵用贤这么有利的既是贤才又是亲戚之人也不能让首辅申时行在改革弊政上有所作为，你赵用贤又如何向根本没有这么好条件改革弊政之人“谈天下事乎”!11所以，汤显祖紧接着又给赵用贤一书信进一步申明，“君子去国(离开朝廷)，不可不成名”，只要“君子爱人以德”，12这大德大善大美之名就一定要成就。即便你去国，也要有益于“正言之名”。不是仅仅“挟傲而去”、“耿耿以去”，而是要让朝野尽知，并不是“自负不世之节”、“党同伐异，罔上行私”，而是出以公心、民心，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对弊政的愤恨。所以去国，是对朝廷弊政改革失望，不与守旧势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以正视听，将弊政暴露于天下，让守旧派不能为所欲为。而成就这样的大名，正是成大利，既利国利民，亦利己。
诚然，汤显祖对赵用贤寄予革除弊政的希望只能是幻想。这一年汤氏刚出仕不久，虽非负气来到留都南京任闲差，但他也已意识到弊政积重难返。“涉世始知愁宦拙，过江真作苦情多。”13这话里就已多少有些薄于宦情，淡泊功名之意。
历落
“历落”者，真气也。真气者，真人负意气者也。李贽喜谈真人、假人。他是从童心失否而言。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4李贽的“真人”是“绝假纯真”之人，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即“童心”之人。这“童心”一失，“真人”亦失。那么“童心”是怎么失去的呢?李贽认为，初始“有闻见从耳目而入”，然后又“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闻见、道理入主其内心，童心便失。那么闻见、道理又从何而来呢?李贽认为：“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即多读书正是假人之为假人所从出：“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15
汤显祖虽心仪李贽，常寻其吐属美箭，但与李贽同为“难动者精奇”之人，他对真人假人与李贽有不同的看法。汤显祖说：
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南都偶与一二君名人而假者，持平理而论天下大事，其二人裁伺得仆半语，便推衍传说，几为仆大戾(li，罪过)。彼假人者，果足与言天下事与哉!……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16
李贽的“真人”因读书识义理而成为“假人”，即是说，李贽的“真人”是不读书识义理才能成就的。因为只有不读书识义理才能保证“最初一念之本心”，而这“最初一念之本心”，才是“绝假纯真”的。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未经读书识义理而保存下来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虽然具有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的“绝假纯真”性，但却是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童心”。而没有思考力的“真人”，必然是没有价值承诺，因而也是不具有自作主宰的“确定的个性”之人。即是说，李贽的“童心”、“真人”，是并未确立“特殊的人格”的“假人”。
汤显祖正是在“确定的个性”这个意义上来谈“真人”、“假入”的。正是因为“假人”没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矢志不渝的执著肯认，因而这种“假人”永远没有一种自己所坚信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思维能力的软弱，思维方式的混乱(没有一以贯之之道)，必然使其生存方式是寄生型的，依附型的，奴隶型的。所以，“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苦”何?“真人得意”往往是吾道一以贯之而豁然贯通，由此而“得意”；而“假人”根本不可能进入“真人”豁然贯通、得大道之至境，但又要揣摸“真人”“得意”之所在，以便附和之，表现出心领神会之态，以“以相得意”而让“真人”不致轻视自己。这岂不“苦”哉!
而“真人失意”往往也是恃才傲物、耿介率真所致。“假人”本是愚人、俗人、小人，自然无法体验“真人失意”之真情实感。但却又要以愚人、俗人、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得意”，庆幸“真人”失意不顺，“真人”也不过类同自己，愚人、俗人、小人一个，而内心深处明明又知道这不过是自我欺骗、自我安慰。这岂不更“苦”哉!
作为思想者的汤显祖，经常遇到这种没有灵魂的“假人”。他们说起来似有思想，却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靠着依附于、寄生于真才实学者，眼剽耳窃，以附庸风雅、假撑门面。甚至不惜曲解所忌恨，而又羡慕的俊杰英才的意思，让他们几临大祸。而这些“假人”则从中看“真人”翻船，好不自得。所以，汤显祖愤愤地说：“彼假人者，果足与言天下事与哉”!
而这些“假人”又往往以“名人”或有“气节”之人与你结交。结交的目的不外是狐假虎威，以壮行色。或借“真人”的一篇序文为其所谓“著作”扬名，或据“真人”的一首诗为其脸上贴金。这种满含笑脸、看似虔诚地生生占有、掠夺“真人”的时间、精力、生命、智慧的小人之举，让汤显祖深恶痛绝。所以汤显祖说：“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这真是至理箴言!
真之难得，真之遭人忌羡，所以，汤显祖认为，对于真人来说，就要善于“遵时养晦，以存其真”。汤显祖36岁从朝中礼部任上自请去留都南京，49岁又从遂昌知县任上向吏部告长假还乡，正是他非常理智地自作主宰，实践他“遵时养晦，以存其真”的诺言，真正守护了耿介率真的人格之质。所以，汤显祖到了晚年，以“真龙”、“钜蛇”自喻，说他作为“不佞愚鄙历落之士”，“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真人天际”之高峰体验。“真龙何待假龙以生云雨，钜蛇或负小蛇以示神奇。岂大雅之故然，乃高明之作用。”18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前后，临去世前，汤显祖仍以“真品”明志，曰：“人自有真品，世自有公论。”19
汤显祖一生都以“真人”、“真龙”、“真品”自励、自喻，并以其耿介率真历落之质实践之，的确“世自有公论”。他“目空尘寰，胸苞法象，探索赜隐，读人间未见之书，穷极高深，垂身后不朽之业。帮能贞教靡倦，畅如百昌之鼓惠风；乐善无私，沛若百川之归巨海。……行可质天地鬼神……文能安人民社稷……万钟不入其心，三旌宁易其介”。20所以说，“行可质天地鬼神”、“文能安人民社稷”的汤显祖，说“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这绝非自誉之辞，而是天地可鉴的。
隐映
所谓“隐映”者，出入、进退也。万历十一年(1583年)，汤显祖以礼部会试第65名，殿试以第三甲第210名赐同进士出身。他的房考官是翰林检讨沈自。按惯例，这年五月要在二三甲新进士中选拔若干名为庶吉士。庶吉士可以和第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名进士同在翰林院阅读宫廷藏书，以作为高级官吏的候选人。庶吉士要由本房考官推荐。汤显祖的房考官沈自比汤还年轻(汤这一年34岁)，看上去“心神迫清”。五月馆试，各房考官已各举其门士。翰林编修冯梦祯问同僚沈自：“子门中，固无愈(胜过)汤生者耶?”意说在你门下没有超过汤显祖的吧。沈自承认没有，但又说可惜汤显祖“骨相凉薄”，不如徐邓生，邓生将来可能拜相。其意很明白，不能推荐汤显祖为庶吉士。
汤显祖闻此言，不以为惊，也不以为恨，反说：“服师人鉴。分以一县自隐，得少进为郎，便足，无敢更攀师门，重累知已。”一次宴会上，沈自喟然对汤显祖说：“以子之才，齿至而获一第，何也?凡人有心，进退而己，然观吾子之色，若进若退，当何处心耶?”意即以你汤显祖的才能，为何直到34岁才考取进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大凡人之想法，要么进，要么退，要么入世，要么出世。但看你的行色，却是若进若退，这又是什么用心呢?汤显祖听此，“卒卒谢起，作《酬心赋》答之”。
为何是“酬心”呢?这是因为汤显祖觉得沈师对他的人格有准确的评鉴，正酬其心。沈师或许受首辅张四维和大学士申时行之意，有意不录汤显祖为庶吉士，因为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申时行的两个儿子用懋、用嘉与汤显祖同举进士，张、申也曾想罗致汤显祖为其子入选庶吉士张目，并对汤显祖“啖以馆选”，可汤显祖“复不应”。21这自然让张四维和申时行不快。但汤显祖婉拒相国网络并非这一次，先已两次不受许以魏甲状元，婉拒权倾一时的张居正。所以，沈自从一般人之常情来说，深感大惑不解。的确，“凡人有心，进退而已”。进作进的打算，退作退的考虑，哪有在进退之间徘徊不定的呢?既一连五次上京师春试，可知有入世之意。但为何有捷径可进，入世高远，又为何连连“复不应”，大有出世之态、退隐之意呢?
其实，“若进若退”恰恰就是汤显祖的耿介率真之质，恰恰就是汤显祖的狂斐之章。沈师只是看到汤显祖“骨相凉薄”(汤一生身体虚弱，颜面清矍、瘦削)所隐含的“若进若退”生命气象，并不深知汤显祖在“木强”(汤自喻)的形态里，其进退之意，在于是否增生“柔曼之骨”。“柔曼之骨”即媚骨。有此媚骨，必“媚人”、“媚官”。22汤显祖一生都是傲骨铮铮，最恨“妇人状”的媚骨之人。有此媚骨之“进”，不若“木强”之“退”。包括对自己的房考官沈自，汤显祖也决不以“柔曼之骨”乞求而得一可能拜相国大官的庶吉士之名。只要能“分一县自隐，得少进为郎，便足，无敢更攀师门，重累知己”。一个知县，正七品官，这是举进士之人所授的最低官阶了。所以，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有所作为而已。师已自闭其门，也无须“更攀”，不然真是“重累”房师，也有“媚骨”之嫌。
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或作于汤显祖辞官家居之后的《酬心赋》，其赋后汤显祖写了两句话：“予官止郎吏，沈师邓生久逝矣。”被沈师认为是“骨相凉薄”的汤显祖，正按其“少进为郎”之自许“官止郎吏”，而沈师所认为“可大拜”(相国)者邓生，却早已“久逝矣”。这或许有点讽刺意味，但这恰恰说明汤显祖“隐映”进退之生命存在方式，是成就其人格，同时也是成全其生命之大计，这就是汤显祖说的：“窃窕兮顺紫灵之气，依栖兮保玄仗之年。”唯“顺”才能“保”。而“顺”即顺其天命之性，顺其耿介率真之质，顺其偃仰澹淡历落隐映之人格，由此而成其狂斐之章。
本来，汤显祖就是“少多奇厄，凤慕玄同。抉目英雄之记，销心文学之”的“挺奇质”之人，在诗韵琴声之中，“不问人间之占”(沉迷于诗赋所创之灵境)，“忘情家世之封”(汤氏家族为殷汤之后，殷灭，周成王册命微子启为末国国君，以领殷商后裔。“册命”即“封”)。可在他十三四岁时，就被包括江西省提学使何镗大人在内的人都“见异”，所谓“大人有言，吾子可仕”。23于是，他再不能顺其性命之情，虽“少有亢壮不阿之气”，也“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北京春试)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24可这个世界恰恰就骇怕真气、真人、真龙，所谓“世率骇于真龙，士或惊其累鸷”。所以，即便你“自谓可以擢殿堂之雅步，起金碧之深思”，25即便你“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26但由于你无“柔曼之骨”，不愿步趋俗市，“不能消此真气”，所以，你永远是“骨相凉薄”，对于你而言，“今之世卒卒不可得行”。27
这就是“天损所余，人苦不足”。如果要想不“定君躁于流品，落宾名于世筌”，即因被世俗功名所惑，而气节丧尽、人格扭曲，那么就应取“所余”，舍“不足”。即便“乍勉身而就列”，也应“即回情而舍旃(毡，喻浮华)”。28与其以其“柔曼之骨”而昏以“进”，不若以其傲骨嶙峋而醒于“退”。“进”而昏于“进”，岂非“若进”；“退”而醒于“退”，不也“若退”。而无论进退隐映，终不应以消此真气、真性为代价。这就是汤显祖所说的“非凡世人所能慕用”的“高致”：“进足以兴，退足以容。”29
汤显祖同年进士来三聘任官多年，有二品之俸，以“吏事清严见重”。他说：“意本不家于官，所以久此，亦欲有所致。而不可，则取一岁俸，日食百钱，劣可十年而尽，过更图之。儿子辈无与吾事也。”来三聘不仅是希望为官“有所致”，就是退而守之，也要有所致，不然活十年已足。“无所致”，仅仅为儿孙活着也无益。他时常摩挲元人《九歌图》细甚，进入湘君神异世界，又诵吟诗篇而起曰：“不死，期汤生于华岭之上耳。”汤显祖听其言，颇不为异。来三聘最终陶醉于山川之至境而辞官，大吏慰留，却不动其心意。汤显祖以为其“有所致”，其致甚高，但“非凡世人所能慕用也”。30
为何其“高致”“非凡世人所能慕用”呢?因为凡世人所以集资生之具，在于富贵。但时有所不可致，道有所不可期。凡世人得到富贵，仅仅在享乐富贵，而得不到富贵，则忧忧戚戚，进退维谷，无所安顿，苟延余生。而英贤所以极至死之节，则在成其大道。道虽有所不可期，但道终不远人，远人非道。悟道之“通人妙士，委时顺道，屈申(伸)其情。乐则行，忧则违，确乎其不可拔者，进退之象也”。进并不以为喜，退并不以为忧，这就是“进退之象也”。其实质并不在进退隐映本身，而在无论进、无论退，都以成就其“高致”为旨。进亦高致，退亦高致，便无所谓进退。而其若进若退之气象则是凡世人难以理喻的，因为英贤之人已超越了俗世的进退隐映之情。人生无论何时空、何情境，都应成就至死之节，都应呼唤生命之趣，都应完善人格之美。也即，人不仅仅只有现世的进退成败图景，人更应有超越现世功利的精神家园图景。人之一生，只在进退成败有限世界转悠，那么，失去富贵，一无所有，拥有富贵，亦一无所有，岂不悲哉!所以汤显祖说：“夫人才闷闷然无所可，至(tà颓放貌)尔去官，复少异趣，枯腊而已者，予何取焉!”31“人才闷闷无所可”即“无所致”，那就成了仅仅握着权力之印章的“腐儒”、专制机器，将活生生的生命逼仄到极为狭窄的有限空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丰富性、诗意性，也即失去了人的生趣、情趣、异趣，将人生片面化、刻板化、腐儒化，这岂不可哀!如此进无以致、无以兴，退无以致、亦无以容，为官、去官，枯腊而逝，有何足取焉?
而“高致”在“存有涯于自己，掷无尽于人寰”。32生命之于个人永远是有涯有限的，但对具有“高致”气象者，无论荣也辱也、进也退也、隐也映也，总是能“委时顺道，屈伸其情”，总不被荣辱、进退、隐映所障，总有自己独立地感知世界、开拓新境界的“异趣”，在有限的时空里，将自己的生命熔为一段诗情画意的历史奇观，让后世或为你嗟，或为你叹，或无尽诠释其独异生命现象，或永远珍留于审美历史长卷中。这种既生于现世，又超越于现世，“掷无尽于人寰”的不朽人生，岂是凡世人所能慕用哉!
汤显祖的人格理想是“斐然成章”，而“人各有章”。对汤显祖而言，“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乃其“狂斐”之章。有此“狂斐”率真之章，便能“酬耿介”而志悦，“何历落而多怀”。33
王国维说：“义仍(汤显祖)应举时，拒江陵(张居正)之招，甘于沈滞。登第后，又抗疏(上《论辅臣科臣疏》，震撼朝野，贬谪徐闻)，劾申时行。不肯讲学，又不附和王(世贞)、李(攀龙)。在明之文人中，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34而有此“狂斐”率真之章，必是特立独行之士!
注释：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
②《赠汤义仍进士》，《白榆集》。
③《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
④⑤⑦邹迪光：《汤义仍先生传》。
⑥《寄傅太常》。
⑧《明史·赵用贤传》，卷二二九。
⑨⑩11《答赵赞善》。
12《再答赵赞善》。
13、《江上逢龙使君话沅辰事有叹》。
14、15、《焚书》，卷三，《童心说》。
16、17、《答王宇泰太史》。
18、《复门人蓝翰卿》。
19、《寄汤霍林》。
20、邓怀魁：《遂昌相圃汤侯生祠记》，雍正《处州府志》，卷十七。
21、《罪惟录》，《汤显相传》。
22、《复刘群伯》。
23、25、28、《酬心赋》。
24、26、27、《答余中宇先生》。
29、汤显祖：《徐子弼先生传》。
30、31、32、33、《高致赋》。
34、《录曲余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