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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树理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脍炙人口，作者凭借对生活独特的体验，在小说中表达着自己的深厚情感。本文主要通过几种叙述方式来分析赵树理的小说，即作者“怎样讲故事”、“让读者怎样听故事”、“怎样组合故事本身”，并且通过小说中蕴含的强烈的乡村气息，一步步揭示作者内心的价值取向，从而达到与读者完全的互动状态。
【关键词】：赵树理；叙述；视角
一、“第二个作者”，上帝的“我”
赵树理小说在叙述视角上大多采用传统意义上“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在这样的第三人称里，是谁在讲述故事呢？很多人觉得第一人称的“我”就是作者，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如果是这样，那以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小说就没有叙述者了吗？事实不是这样，赵树理的小说很少出现以第一人称“我”进入小说，即第一人称很少充当小说中的角色。但是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往往在小说中隐藏着第二个自己，这个叙述者就像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观察着小说人物的一言一行，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对于所有的角色有绝对的支配权利。法国学者热奈特把这种叙述视角称为“零聚焦叙述”。“零聚焦”指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它的特点是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小说中交代了所有，包括故事的发展，人物的行为活动和人物内心的感受等等。赵树理的《登记》这样开头：“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篇小说，作者用了说书体的形式，在给读者讲述这个故事，但是这里的“我”并不是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它仅仅是个第三者，“我”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但是却不能把它同作者等同起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很强烈的感觉，“我”好像就是作者，因为“我”说话的口吻很符合这个农民出身的作者， 这是因为作者的身份让他在无形中让读者觉得故事的体验者经历者就是他，但是文学本身就是“假定的真实”。作者在小说中重新塑造了一个“自己”，他可以带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倾向去向读者讲述这个故事。但是即使赵树理的小说叙述者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进一步地思考，这个可以“无所不为”的“我”却没有到处发表议论，即使他发掘了很多人物内心的活动，但是在对待某些事的态度方面，他却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对某某事件，某某人的做法进行评价。在“叙述者>人物”的基本模式中，他使用的是“客观全方位叙述角”，“不直接介入动作，不到处发议论，对人物事件保持相对客观的态度，已交代性叙述为主”。在小说中，很多人物如迂腐的张木匠，封建自私的民事主任，他们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只是用第三者“我”的口叙述了他们的事情，没有看到“我”的感性和评论性的东西。“叙述者是冷峻的，严肃的批判家、政治家，从幕后走到前台；隐蔽的叙述者，“我”不露面，不充当角色，在客观地介绍环境，叙述情节，站在幕后”。但是在赵树理的这篇小说中，叙述者是走到前台却没有批评，不隐蔽却在客观地叙述。原因是什么？仔细想想，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他是行得通的，因为他是农民作家，很多话他不需要用文字表现出来，他只要把事实摆在那，老百姓就看得懂，是与非大家都看得明白，因为他对话的对象就是底层的农民。
二、与“隐含的读者”的对话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性很强，具体表现为与农民有很强的互动，赵树理说过：“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赵树理的作品就是写给百姓的，农民读者就是他的接受者。“他反对“图解”政策，反对把文艺变成布置党的具体工作的廉价的宣传品”。《登记》中多次出现了叙述者和读者明显的相互对话，如“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要说我不在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等等，这些通俗的语言，把叙述者和读者不知不觉放在一个交谈的情境中，可以很快地吸引读者的目光，并且让读者对下文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小说通过语言符号来唤起读者的心理认识和对事件的思考，语言是一种简单却又可以变化多端的写作工具，作者怎样写，用什么方式组合语言对人物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赵树理很擅长用外号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諸葛”、“三仙姑”的形象刻画得十分到位，《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不仅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还是对当时社会生活水平的真实含蓄的写照，这是“本体造型”的一种手段。这种直觉的感受描写，让作品更加贴近现实，反映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自然让农民读者有了更加亲切的感受，增加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读者也更加信任作者。无形中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作者想要创造的“隐含的读者”的目的也可以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声音，已经有了忠实相知的听众，还会担心“作者的声音”没有读者聆听吗？
三、叙述结构中的文化意义
叙述内容怎样存在，以怎样的组合方式存在就是叙述结构。叙事作品是一种话语系统，它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在《登记》中，作者将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罗汉钱”、“眼力”、“不准登记”和“谁该检讨”。利用这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串联这篇小说，“罗汉钱引出张小娥的悲剧婚姻，然而女儿艾艾凭借自己的眼力看中了小晚，村里的民事主任却不给登记结婚，艾艾找到区里讨回了说法，区上把艾艾的自由婚姻作为模范，最后村民事主任和阻碍艾艾婚姻的王助理做检讨。”小说的表层结构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因、发展和结局。赵树理倡导文艺的大众化，他主张文艺要有倾向性，要“配合”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通过表层结构，小说结尾政府对艾艾自由婚恋的支持和赞扬，就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叙述的表层结构，揭示的是作者为主流政治服务的倾向。但是更加深入地分析作品，我们挖掘到的是：罗汉钱代表着艾艾母亲的婚姻悲剧，是上一代妇女奴性的反映，而“眼力”代表着新时代女性的觉醒和对自由权利的争取，是对妇女解放的歌颂。从村民事所的不登记到区上领导的赞扬，反映的是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官僚形式的作风。这符合了赵树理坚定的民间立场，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上，始终把农民作为坚实的写作题材，希望用笔让更多的农民觉醒。传统文化下愚昧与落后根植在很多百姓心中，作者用笔深刻地剖析，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新时期的新福利，渴望人民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这是叙述深层结构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赵树理的叙述方式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作品忠实读者，所以经久不衰。
參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50.
[2]王克俭.小说创作隐形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23.
[3]刘世剑.小说概论[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10.
[4]李世德.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9.
【关键词】：赵树理；叙述；视角
一、“第二个作者”，上帝的“我”
赵树理小说在叙述视角上大多采用传统意义上“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在这样的第三人称里，是谁在讲述故事呢？很多人觉得第一人称的“我”就是作者，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如果是这样，那以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小说就没有叙述者了吗？事实不是这样，赵树理的小说很少出现以第一人称“我”进入小说，即第一人称很少充当小说中的角色。但是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往往在小说中隐藏着第二个自己，这个叙述者就像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观察着小说人物的一言一行，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对于所有的角色有绝对的支配权利。法国学者热奈特把这种叙述视角称为“零聚焦叙述”。“零聚焦”指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它的特点是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小说中交代了所有，包括故事的发展，人物的行为活动和人物内心的感受等等。赵树理的《登记》这样开头：“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篇小说，作者用了说书体的形式，在给读者讲述这个故事，但是这里的“我”并不是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它仅仅是个第三者，“我”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但是却不能把它同作者等同起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很强烈的感觉，“我”好像就是作者，因为“我”说话的口吻很符合这个农民出身的作者， 这是因为作者的身份让他在无形中让读者觉得故事的体验者经历者就是他，但是文学本身就是“假定的真实”。作者在小说中重新塑造了一个“自己”，他可以带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倾向去向读者讲述这个故事。但是即使赵树理的小说叙述者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进一步地思考，这个可以“无所不为”的“我”却没有到处发表议论，即使他发掘了很多人物内心的活动，但是在对待某些事的态度方面，他却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对某某事件，某某人的做法进行评价。在“叙述者>人物”的基本模式中，他使用的是“客观全方位叙述角”，“不直接介入动作，不到处发议论，对人物事件保持相对客观的态度，已交代性叙述为主”。在小说中，很多人物如迂腐的张木匠，封建自私的民事主任，他们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只是用第三者“我”的口叙述了他们的事情，没有看到“我”的感性和评论性的东西。“叙述者是冷峻的，严肃的批判家、政治家，从幕后走到前台；隐蔽的叙述者，“我”不露面，不充当角色，在客观地介绍环境，叙述情节，站在幕后”。但是在赵树理的这篇小说中，叙述者是走到前台却没有批评，不隐蔽却在客观地叙述。原因是什么？仔细想想，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他是行得通的，因为他是农民作家，很多话他不需要用文字表现出来，他只要把事实摆在那，老百姓就看得懂，是与非大家都看得明白，因为他对话的对象就是底层的农民。
二、与“隐含的读者”的对话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性很强，具体表现为与农民有很强的互动，赵树理说过：“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赵树理的作品就是写给百姓的，农民读者就是他的接受者。“他反对“图解”政策，反对把文艺变成布置党的具体工作的廉价的宣传品”。《登记》中多次出现了叙述者和读者明显的相互对话，如“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要说我不在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等等，这些通俗的语言，把叙述者和读者不知不觉放在一个交谈的情境中，可以很快地吸引读者的目光，并且让读者对下文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小说通过语言符号来唤起读者的心理认识和对事件的思考，语言是一种简单却又可以变化多端的写作工具，作者怎样写，用什么方式组合语言对人物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赵树理很擅长用外号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諸葛”、“三仙姑”的形象刻画得十分到位，《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不仅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还是对当时社会生活水平的真实含蓄的写照，这是“本体造型”的一种手段。这种直觉的感受描写，让作品更加贴近现实，反映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自然让农民读者有了更加亲切的感受，增加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读者也更加信任作者。无形中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作者想要创造的“隐含的读者”的目的也可以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声音，已经有了忠实相知的听众，还会担心“作者的声音”没有读者聆听吗？
三、叙述结构中的文化意义
叙述内容怎样存在，以怎样的组合方式存在就是叙述结构。叙事作品是一种话语系统，它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在《登记》中，作者将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罗汉钱”、“眼力”、“不准登记”和“谁该检讨”。利用这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串联这篇小说，“罗汉钱引出张小娥的悲剧婚姻，然而女儿艾艾凭借自己的眼力看中了小晚，村里的民事主任却不给登记结婚，艾艾找到区里讨回了说法，区上把艾艾的自由婚姻作为模范，最后村民事主任和阻碍艾艾婚姻的王助理做检讨。”小说的表层结构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因、发展和结局。赵树理倡导文艺的大众化，他主张文艺要有倾向性，要“配合”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通过表层结构，小说结尾政府对艾艾自由婚恋的支持和赞扬，就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叙述的表层结构，揭示的是作者为主流政治服务的倾向。但是更加深入地分析作品，我们挖掘到的是：罗汉钱代表着艾艾母亲的婚姻悲剧，是上一代妇女奴性的反映，而“眼力”代表着新时代女性的觉醒和对自由权利的争取，是对妇女解放的歌颂。从村民事所的不登记到区上领导的赞扬，反映的是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官僚形式的作风。这符合了赵树理坚定的民间立场，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上，始终把农民作为坚实的写作题材，希望用笔让更多的农民觉醒。传统文化下愚昧与落后根植在很多百姓心中，作者用笔深刻地剖析，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新时期的新福利，渴望人民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这是叙述深层结构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赵树理的叙述方式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作品忠实读者，所以经久不衰。
參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50.
[2]王克俭.小说创作隐形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23.
[3]刘世剑.小说概论[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10.
[4]李世德.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9.